第一章 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在河南省产生的社会背景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医疗卫生状况

我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早在远古时期，我国人民就开始了治病防病的经验和知识的积累。经过历代发展，从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起，到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以及后来的许多医学名著，不但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而且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明代李时珍的52卷巨著《本草纲目》传播中外，成为世界医学史上的一颗明珠。

进入近代以来，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我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和制约。

一 新中国成立前全国医疗卫生状况

新中国成立前的旧中国，经济凋敝，社会医疗卫生保健严重不足和恶劣，人民健康状况十分低下。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中国历届政府腐败无能，战争不断，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同时，由于卫生条件极差，各种传染病广泛流行，人民群众还要受到各种疾病的折磨，贫病交加，死亡率很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和劳动条件、生活条件日益下降。由此，中国人被西方国家称为“东亚病夫”。

卫生事业落后，医学教育发展缓慢，医学科学研究成就屈指可数，巫医到处危害人民，假劣药品充斥市场，“黄金有价药无价”，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由于受到西医药的排挤，中医中药濒于消灭。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全国农村卫生机构数量少、质量差且设备简陋，农村卫生虽有开端，但仅是星星点点不成体系。1934年（民国23年），卫生署颁布的《县卫生行政方案》，虽有县设卫生院、区设卫生所、较大的农村设卫生分所、每村设卫生员的一套体制规定，但实际上在当时环境下未能也难能实现。据1947年统计，“全国只有县医院1437所，每所医院平均只有10余张病床”。设施十分简陋，医疗卫生的设备甚少。相比较而言，广大农村更显得落后，其药品的品种和数量供应严重不足。

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国广大农村严重缺医少药。1949年，“在2100多个县里，只有1300个平均10张床的县医院，而且大部分集中在县城，县以下的广大农村基本处于空白”。而且医疗技术水平也很差，只能进行一般常见病的治疗，能做下腹部手术的寥寥无几。尽管如此，这些十分有限的医疗资源大部分集中在城市和沿海地区，广大乡村处于缺医少药的局面，基本上没有医疗卫生设施，只有个别地方零星设有药店和个体医生在就诊。当时，“全国农村平均每千人口中只有0.05张病床，也就是说平均每二万人口才有一张病床。农民每年占用的卫生经费只有几分钱”。

由于卫生条件极差，各种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等在我国城乡非常猖獗和流行，严重危害人民的健康与生命。

鼠疫的流行历史十分久远。我国鼠疫从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前，几乎每年在全国各地常有流行。据不完整的历史记载，1949年之前的半个世纪，多次的鼠疫暴发流行至少造成百万人死亡，仅1910～1920年东北和华北三次大范围的鼠疫暴发流行就有十五六万人死亡。

天花是中国严重流行的疾病。在旧中国，由于未能普遍进行牛痘接种，天花流行非常猖獗，几乎年年发生，每隔几年就大流行一次。从下表中可见天花历年流行情况：

霍乱是我国常见的流行病之一。自1820年至新中国成立前霍乱暴发流行不下百次之多，先是东南沿海，后沿长江、珠江流域上溯至各个城市。20世纪30年代，更沿水陆交通线传至华中、西南、西北及北方一些地区。据不完全统计，1938～1945年，霍乱流行数字如下表：

新中国成立前，结核病的防治工作没有普遍展开，只有在上海、天津等地少数人进行肺部X线检查和卡介苗接种，人群的患病率以及死亡率比较高。一些地方的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城市结核病患病率为3%～9%，死亡率为250/10万，居当时死因的首位”。

寄生虫病在我国分布广泛，其中危害最大的有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钩虫病和黑热病，被称为五大寄生虫病。以血吸虫病为例，流行于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云南、上海12个省市的346个县（市），钉螺面积约150多亿平方米。据新中国成立初调查资料显示，“我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34个县（市）约l亿人口的地区流行血吸虫病，病人有1000多万人”。这种疾病对病人的身体健康损害很大，有的人因此丧失劳动能力。流行严重的地区，甚至田园荒芜，人死户绝。新中国成立前，疟疾患者“全国每年至少有3000万人”。钩虫病流行于江、淮流域的15个省、市，“感染率有的地区高达80%以上，估计全国钩虫感染者有1亿1千万人”。黑热病是流行于我国长江以北广大农村地区病死率极高的寄生虫病。据1950年统计，“全国的患病率高达3500/百万。到1965年，全国的患病率已经降到2/百万”。马来丝虫、班氏丝虫流行于南方、北方各省，危害也很大。

地方病比较著名的有甲状腺肿、克山病、大骨节病等。甲状腺肿遍及除沿海地区的内陆各地；克山病、大骨节病仅东北地区都分别有150万～200万人。

根据调查，梅毒等一些性病在新中国成立前肆虐，“梅毒患病率在一些大城市为4.50%～10.10%，农村为0.85%～3.80%，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竟高达21.10%～48.00%”。其他传染病、寄生虫病、地方病则根本无法统计。

新中国成立前，各种疾病的盛行曾经迫使统治者不得不采取防治措施。尽管一些有识之士不断艰苦努力，也取得一些成绩和进步，但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时期，卫生经费短缺，一切卫生防疫事业缺乏全国性的规划和有效的措施，公共卫生人才与机构缺乏，根本无法开展广泛的公共卫生与传染病防治工作，疾病防治处于无控制的状态。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缺医少药、疾病流行，使广大人民群众不断遭受大量的患病而死亡，其命运是极其悲惨的。新中国成立前，“我国人口死亡率约25‰～30‰。其中有41.1%死于可以预防和控制的疾病”。妇女和儿童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谈不上妇幼卫生与保健。据有关文献记载，新中国成立前，在旧法接生等因素的作用下，“全国每年有20余万妇女和100多万新生儿被夺去生命，婴儿死亡率在200‰左右”。各种传染病的流行此起彼落，终年不断，各地的地方性疾病更谈不到预防与治疗，广大农民群众贫病交加，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健康状况很差。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农村几乎村村都有掩埋死亡儿童的“乱葬岗”。

我国很多地方地区的人口死亡率很高，新中国成立前“我国人口出生率约35‰，死亡率约25‰”。由于人口的死亡率很高，居民的平均期望寿命很短。“当时我国农民的平均期望寿命是男性34.85岁，女性34.65岁，比同期美国人的平均期望寿命落后150年。”是当时世界上寿命最短的国家之一。

二 新中国成立前河南省的医疗卫生状况

河南省医学发展的历史十分悠久。在商代，已用汤液治疗疾病。对疾病的认识，从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可以看出，已开始按人体的不同部位、主要特征和生理功能失常进行分类。有关“疾年”的记载，说明当时已认识到疾病的流行性。周代，医学开始分科，在都城洛阳宫廷中已有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之设。秦汉时期，河南中医各科专业的发展，已由实践向理论方面深化。对药物开始按性能、功效不同进行分类。东汉初年，在洛阳问世的中国最早的一部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将所收录的365种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为中国药物学最原始的分类方法。在疾病诊断上，南阳人张仲景在其所著的《伤寒杂病论》中，已概述了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法，总结出了辨证论治理论，为后世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被后世尊为“医圣”。同期，在药物剂型上使用了汤剂、丸剂、散剂、阴道栓剂等。两晋和南北朝时期，对疾病的认识已发现了疾病传染。隋唐时期，医学交流广泛，天竺和西域的医方书10余种同时传入河南地区，丰富了专业内容。北宋是河南省医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医学分科渐细，京都开封的翰林医官院中的医官已分为大方脉科、风科、口齿兼咽喉科、金疮兼书禁科、针灸科、疮肿兼折疡科、产科、眼科等9科，民间也出现了诊治各种专科疾病的药铺。这一时期的《圣济总录》论述了运气与所生疾病的关系，宋廷曾多年发布“运历”预测该年所主运气，易生病症及治法，对预防医学有了初步的认识。《太平圣惠方》中详细记述了“传尸”传染病（痨瘵）的临床表现、传染途径和治疗等。洛阳郭雍提出了对天花、水痘、麻疹、斑疹伤寒和风疹的鉴别理论。药物学也取得了卓越成绩，宋廷多次组织人员重修本草，增加了品种数量，改变了分类方法，曾先后出版了《开宝新详定本草》《嘉祐补注神农本草经》等。药物炮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如水飞、纸煨、面煨、烧存性、煅、煎、蒸、火焙、酒炒、醋炒等，并发现了酒制可以助活血，醋制可以增加收敛等作用。中药制剂也有较大的发展，宋熙宁九年（1076），太医局设置熟药所，创制糊丸、水泛丸以及化学药丸等，特别是阳炼法制作“秋石（尿甾体性激素）”，成功地应用了皂甙沉淀甾体这一特异反应，创造了世界制药史上的光辉业绩。金元时期，医学分科进一步发展，临床科目已发展到13科，当时在全国影响较大的金元四大家之一张从正，精通“内”“难”之理，娴熟医术之道，擅长“汗、吐、下”三法，治病以驱邪为主，用药偏于寒凉，疗效显著。襄城人滑寿对《难经》的注释辨证较准，考证翔实，多有己见，并对脉诊有颇多独到见解。明清时期，河南医学专业继续发展。明朝朱等在开封编著的《普济方》，载方6.1万余个，是中国现存最大的一部方书，涉及方脉总论、运气、诸疾、妇人、婴人、针灸、本草百余门。明朝杞县人李中立著《本草原始》，对植物名称和实物进行了考证。清末固始人吴其濬著述的《植物名实图考》，是中国第一部较大的区域性植物志，为药物学分类提供了宝贵资料，还纠正了以往对某些植物药的错误论述。夏邑人杨濬在《伤寒瘟疫条辨》中采集诸家学说，辨析了伤寒、温病、瘟疫之异，并创造了升降散等名方。

唐贞观九年（635）波斯景教传入洛阳，除传教外，还有医治疾病活动，西方医药开始传入河南。鸦片战争后，西方现代医学大量传入。1914年，袁世凯曾主张废止中医；1929年国民政府曾颁布“废除中医案”。由于民国政府推行压制中医的政策，河南省的中医优势难以发挥。但是中医中药人员仍运用自己的专业技术为人们防病治病。

进入近代以来，河南省天灾人祸不断，内忧外患频仍，河南省的医疗卫生事业走向衰落。新中国成立前，河南省城乡环境卫生状况极差，卫生设施极端缺乏。河南省的医学教育基础极为薄弱，“只有一所医学院，到建国前，只毕业学生300多人；没有一所完整的中级卫生学校”。卫生人员极其缺乏，据1949年统计，“全省只有卫生人员900多人，而且多集中于城市；另有开业中医和半农半医约两万人”。当时全省有4000多万人口，经济落后，健康状况恶劣，缺医少药，过着贫病交加的悲惨生活。

民国时期的20～30年代初，河南省的综合医院仅有开封福音医院、新乡惠民医院、商丘圣保罗医院、郑州华美医院等几家教会医院，这些医院初步设有内科、外科等科别，诊疗项目单一，医疗技术水平低下，建制不全，科别不分，医疗器械简陋，医疗技术甚低。同期，全省各地的综合医院多数亦为教会医院，中医发展也十分落后。“1946年6月，全省有中医个体行医者2679人，经河南省卫生处核准登记开业的仅154人。”省内虽有部分医院开设专科病床，设立专科诊所如牙科、眼科等，但全省却未建立一家正式的公立专科医院。至20世纪40年代，在国民党统治区，河南全省官办和教会办的医院仅有20余所，且大多数集中在城镇。

民国时期，传染病在河南省流行猖獗，人口丧亡严重。1934～1936年，汤阴县天花大流行，全县499个大小村庄均有不同程度的发生。1937～1938年，天花在新乡市区流行。1939～1946年，全省共发生天花6181例，各地均有波及，其中1940年发病208例，1942年发病3229例，死亡196人，1943年发病1003例。1946年夏季全省65个县共发生疟疾、霍乱、黑热病等7000余例。“其中商丘县仅7月就发生霍乱270例，有65例死亡。”1948年，登封县有流行性乙型脑炎（简称乙脑）病历的报告，当年发生34例，死亡33例。民国时期，河南省已有白喉发病情况的记载，1935年，“白喉发病率曾达32.92/10万人”。1935年，河南因伤寒死亡5578人；1946年，河南省伤寒病有199万例，占当年全国伤寒病例总数的43.17%；病死99例，占全国伤寒病死数的7.80%。

对于各种传染病，国民政府曾在河南省的一些地方采取防治措施，但疫病终未控制。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各种传染病仍严重威胁人们的健康与生命，其死亡率在所有疾病死亡中居首。

河南省的地方病达10种以上，主要有地方性甲状腺肿、地方性氟中毒、大骨节病、克山病、克汀病等，全省各地均有不同程度的流行。“历史上各种地方病患者曾高达600万人，病区受害人口3500多万。”在国内属重病区省份之一。

河南省寄生虫病主要有黑热病、疟疾、丝虫病等。1918年，信阳地区大雨成灾，疟疾病暴发并广泛流行；1948年，沁阳、博爱等县发生疟疾66万多例，有的村庄90%以上居民发病。

新中国成立前，河南人民的卫生健康状况十分低下。1946年，河南省曾进行儿童健康的检查，在483名被检查的儿童中，“营养不良者146名，患皮肤病者156名，患耳病者162名，患鼻病者122名，患口病者110名，心脏欠佳者94名，生殖器不正常者78名，脾肿者90名，身体发育不正常者102名”。新中国成立前，在河南省人民群众的劳动保护、常见病的查治方面无人问津，广大劳动人民缺医少药，疾病得不到及时的防治。“全省人口死亡率达24.4‰，婴儿死亡率达300‰。人口平均寿命仅3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