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代东吁王朝的北侵与“花马礼”的起源

明初平定云南以后，在元代的基础上，陆续在西南部边境设立了麓川宣慰司（以今云南瑞丽、陇川一带为中心）、木邦宣慰司（今缅甸掸邦西北部）、孟养宣慰司（今缅甸钦敦江流域一带）、缅甸宣慰司（今缅甸中部地区）、大古剌宣慰司（缅甸白古地区）、底兀拉宣慰司（即东吁，在今缅甸锡当河一带）、底撒马宣慰司（约在今缅甸丹那沙林地区）、八百大甸宣慰司（今泰国清迈一带）、老挝宣慰司（今老挝一带）和车里宣慰司（今云南西双版纳）、孟艮御夷府（今缅甸景栋一带）、孟定御夷府（今云南之耿马、孟连一带）以及南甸（今云南梁河县）、干崖（今云南盈江县）、茶山、里麻（均在今腾冲北面的缅甸克钦邦一带）等土司。通过这些土司，明王朝建立了包括今天缅甸大部分地区、泰国和老挝北部地区的统治。

但是，明王朝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并不稳固。明正统年间（1436～1449），麓川酋长思任发纵兵侵南甸等地，“三年六月……乙亥，都督方政、佥事张荣同征南将军黔国公沐晟、右都督沐昂，讨麓川叛蛮思任发”。后来，明王朝又任命兵部尚书王骥等率大军讨伐，“倾国家之力，集数镇之兵而先后十年之久”，才平定了麓川的叛乱。明王朝废麓川宣慰司，改置陇川宣抚司，与南甸、干崖合称“三宣”，而同前车里、缅甸等九宣慰司，合称“三宣九慰”，稳定了西南边疆。但是，紧接着“土木之变”的发生，英宗北狩，北方边患成为明王朝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对西南边疆的关注，势必有所下降。

明嘉靖十年（1531），莽瑞体继位为东吁（即《明史》之底兀拉宣慰司）国王，开始四处征战。他首先将兵锋指向了下缅甸的白古等地，然后又进攻阿拉干、土瓦，1544年，在阿瓦的缅甸国王联合了孟养、孟密、孟乃、锡箔等掸族土司，进攻卑谬，被东吁王朝的军队击败，东吁王朝基本统一了今天缅甸的中部和南部地区，但是北部的掸族地区诸土司还处在明王朝的统治之下。1551年莽瑞体死，莽应龙即位，继承了莽瑞体的政策，继续向外扩张，除了进攻暹罗等地外，还将矛头指向了明王朝统治下的掸族土司。面对东吁王朝的扩张，明王朝有所防范，在云南地方军政长官向朝廷汇报后，就“申饬汉土官军特加防御……一面传谕老挝、木邦、陇川、干崖、南甸土官土舍人等，不许阳顺阴迷，交通结纳，自相仇害”。

但是，得到当时葡萄牙殖民者支持的东吁王朝，“地广兵强，善使伏狼机火器”，连年攻扰北面的掸族地区。从嘉靖三十五年（1556）开始，莽应龙陆续攻破了孟密、孟养，东破老挝、八百，并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进兵车里，迫使当时的车里宣慰使召温勐称臣，并将召温勐带往征暹罗，结果召温勐死于勐叭（今缅泰边境）。

哈威《缅甸史》记载：“（莽）应龙于1556～1559年间，经三次战役，克掸邦孟养、孟拱、孟密、孟班、沙伽、鲁肃、洋箔、蛮莫、戛里与曼尼坡等……1562年，更循太平（Taping）与龙川（Shweli）（亦译瑞丽）两江，袭云南境内之九掸卑（Koshanpye即九掸国）。”所谓的九掸卑，应即永昌边境地区的勐卯、陇川、芒市等土司地区的通称。

此时的明王朝，已经十分腐败，沿边派驻太监对各地进行残酷的搜刮，在边疆危机的关头，地方官吏对木邦宣慰司的承袭还多方刁难，结果“官府只惜一张纸，打失地方两千里”，在隆庆年间，缅北最大的掸族土司木邦倒向了东吁王朝，并助其北侵，接着，爱国的陇川土司多士宁被其记室汉人岳凤所杀，岳凤“受缅伪命，代士宁为宣抚。”到万历初年，木邦、曼暮、干崖、陇川诸地都被缅甸东吁王朝所控制，已经直接威胁到明王朝在西南的边防重镇和汉族聚居区永昌、顺宁和腾越，影响到了明王朝整个边疆防御体系，明王朝西南边疆的危机到了顶点。

万历九年（1581）莽应里继为王，万历十年，莽应里裹胁岳凤等大举内犯，“焚掠施甸，寇顺宁。凤子囊乌领众六万突至孟淋寨……又破盏达……且窥腾冲、永昌、大理、蒙化、景东、镇沅诸郡”。云南腹地暴露在了缅甸的兵锋之下，天下震动，明王朝不得不抽调大军分屯各地，于万历十一年任刘为腾越游击、邓子龙为永昌参将，各率精兵五千赴援，并征调土司的兵马助征。

邓子龙先率军在施甸姚关大破缅军，接着刘军至腾越，军威大振，岳凤至军前降，“复率兵进缅，缅将先遁，留少兵陇川，攻之，凤子囊乌亦降。乃携凤父子往攻蛮莫，乘胜掩击”注。缅军大败，刘于万历十二年（1584）召集孟养、木邦、孟密、陇川诸土司，“歃血剖符，定纵连横，合营进讨”注1。应该说，刘、邓子龙的出兵，收复了一些被缅甸东吁王朝侵占的土司，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西南边防。

注 《明史·刘传》卷247。

注1（明）刘：《平麓川露布》，见《云南史料丛刊》第4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但是，缅甸东吁王朝的势力并没有大的削弱，紧接着明王朝在北部和东北的边患日甚一日，明朝的国力已经无法允许其在西南大规模用兵。因此，在万历中后期，缅甸继续推行其北进政策，和明王朝反复争夺。

万历二十四年，云南巡抚陈用宾设八关，“筑平麓城于猛卯，大兴屯田”，加强边防，但后继乏力，缅甸还是陆续夺孟密、孟养、木邦等地。后来缅甸又连年和暹罗争战，国势开始衰落，到万历末年，明王朝和缅甸的边界基本稳定下来。

即使这样，缅甸王朝对中国境内的土司还时有侵扰，如天启七年，缅大掠车里土司之境，使车里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恢复过来。到清顺治四年（1647），时云南还在南明政权的统治之下，芒市土司“（刀）廷臣父子惨被缅兵掠入缅瓦，后蒙西院行文缅酋，廷臣（在缅病故）之子国璋才得以放回芒市”。

从明一代中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边疆问题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出，明初承元之绪，在今天缅甸的广大地区建立了很多的土司，实行羁縻统治，并在正统年间针对麓川宣慰司的叛乱几次调集大军讨伐，巩固了对西南边疆的统治。但是，由于明王朝北方的边患日烈，其力量被迫集中到了北方。加之政治腐败，边吏横暴，也引起土司的反感。结果从16世纪中期缅甸的东吁王朝兴起，统一了中缅甸和下缅甸，并不断向北进犯，明王朝虽然几次反击，但投入的力量不足，终不能尽复明初的旧疆。明初的三宣九慰，只有车里宣慰司和南甸、干崖、陇川三个宣抚司还保留在中国境内，如林超民教授所说：“云南西南边疆已大大向后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所谓的“花马礼”的问题。

刀永明根据各家译本相互参校，认为缅甸入侵车里，是在公元1563年，即明嘉靖四十二年。车里一带对缅的“花马礼”应始于此时。另据《明实录》等记载，“万历十二年（1584）三月己丑……兵部覆：‘刘世曾言：耿马贼罕虔附莽有年，弄兵无忌。'”“万历十四年三月癸卯……兵部题：‘云南抚镇官刘世曾等题称：莽酋僭号摆古，并吞诸夷，顷占天威，一旦恢复。惟是老挝、八百、孟艮、孟琏犹怀观望。内孟琏长官司原系属夷，颁有印信，岁输差发，后因莽酋猖獗，遂尔外附。今护印土舍刀派真悔过归顺，进象乞降称贡。'”孟定土司也有类似的情况。可见，缅甸当时的北侵，引起了明王朝控制不力的中缅边境南段的车里，中段的孟连、耿马等地土司的动摇。虽然明王朝和后来的清王朝又恢复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但“花马礼”此时在某些土司地区遗留了下来。

“花马礼”的内容，所谓花，即是花银，马，即是马匹，也就是每年给缅甸王朝送一定数量的以银和马匹为代表的礼物。这既见于傣文史料，也见于零星的中文史料。《泐史》中有明末车里各土司给缅甸王朝致送花色繁多的礼物的记载，这大概不是常例。孟连给缅甸的贡礼，则是“每户‘哈曼’”, “哈曼”即是五缅钱银子，合中国二两，但成色不足，可参考。

除了送礼外，缅甸王朝还给这些土司加委官爵，如车里土司承袭后，都会遣使至缅京向缅王汇报，缅王一般也会委以一定的官爵，如有的版本的《泐史》称缅王封车里土司召应勐（约1569～1578年在位）为“左底纳戛拉玛哈宰雅巴瓦腊布瓦玛拉扎”（巴利语，最高爵位之一），后来缅甸国王委给车里土司的官爵一般被称为“缅方宣慰使”。孟连土司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孟连应袭土司刀派功称“缘孟连始祖罕把法系缅甸国王第十子，每遇故替，必将缅国所赐象只及金银镶刀盒等物交还，复赐新物”。但在《孟连宣抚使》中则找不到孟连土司是缅王之后的说法，大概也是孟连土司对接受缅王封号的一种托词。

在东吁王朝覆灭期间，给缅甸王室的“花马礼”曾一度废止。具体时间，从现在的材料来看，乾隆十三年（1748）缅王还以整欠和孟勇夷人互斗，行文给车里土司刀绍文，“令赴猛勇和解，”而总督张允随的态度是：“该土司禀臣请示。臣以车里系内地土司，未便令其前往缅甸。为息事起见，亦未可竟置不理，酌令转委土弁代往。”可见此时车里还和缅甸东吁王朝有联系。“花马礼”的停止，应迟至乾隆十七年（1752）东吁王朝覆灭时。

从上述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随着缅甸东吁王朝初期向北扩张，明王朝对边疆的控制力下降，导致了中国边疆部分土司不得不给东吁王朝进贡的问题。这种“花马礼”的存在，充分说明了边疆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王朝控制的实际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