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长期增长过程的“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

第一节 引言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二战”后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普遍加速，至20世纪70年代之后经济增长的普遍减速，这个时期尤其值得关注。这一段时期见证了资本主义国家百年增长潜力的最剧烈的释放，并最终把工业化国家推入城市化成熟期。

本章立足于Mitchell（1998, 2007）和Maddison（2006）的历史统计数据库，对百余年来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路径进行描述，并对引致增长轨迹重大变化的经济因素进行分析，进而尝试说明以下事实：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减速，与生产率增长的减速密切相关，而生产率的减速是由产业结构服务化这种系统性因素造成的。为此，本章提出了长期增长过程中“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的观点。

我们之所以强调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正经历发达国家几十年前经历的工业化、城市化的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所引致的“结构性加速”，成就了30多年的经济高增长奇迹，但是，随着工业化向城市化递进，产业结构发生由第二次产业向第三次产业的演化，“结构性减速”将会发生。值得关注的是，处于“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之间的中国经济，如果经济政策应对不当，诸多问题将因必然的“结构性减速”而凸显。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经济的诸多问题，可以作为“结构性加速”向“结构性减速”过渡的鲜明例子（或许我们的这种结构性观点，也可以很好地解释拉美国家高增长之后的徘徊不前）。

本章“结构性减速”观点的提出和明晰，是基于丰富的数据资料和一些作者的有益见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有不少文献尝试着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问题进行解释，但是，从长期角度看，我们更倾向于Maddison的看法及类似的解释。Maddison（1989）认为，1973年以来，OECD及其他国家经济减速的原因有三个：（1）石油价格飙升和固定汇率机制崩溃，导致政府和私人部门进行调整（如这个时期政策目标和理论依据与凯恩斯政策大幅偏离，充分就业不再是政策目标；抑制通胀、减少赤字和经济增长成为目标）。（2）过度谨慎的政策实践，妨碍了经济潜力的充分发挥。（3）劳动生产率增长减速。劳动生产率增长减速，一是受部门机构变化的影响，发达国家战后重建加速了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的流出，这种“一劳永逸”（once for all）的因素，压缩了生产率持续高速增长的空间；二是随着欧洲和日本资本存量的现代化以及向技术前沿的日益接近，追赶的收益逐渐减少，投资回报日益减少。Maddison对经济增长减速的第三个解释，在Bjork（1999）的文献中得到回应。Bjork（1999）运用美国百年历史数据，对包括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在内的重要长期因素的作用进行了详细说明，给人印象深刻的一个结论是：日趋成熟的美国经济，不可能重现昔日高增长的辉煌。

从某种意义上讲，本章“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之观点，本质上是对一些作者前期工作的进一步解释。张平、刘霞辉（2007）提出了发达国家长期增长（人均GDP水平）的S型路径，并对S型轨迹上不同阶段的特征及可能发生的问题给出了解读。在本章中，人均GDP水平的S型路径，被更为直观的人均GDP增长率“钟形曲线”代替，因此，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结构性加速”和“结构性减速”阶段被更加直观地标定。而且，我们把“结构性”赋予通常被认为是数量型的成长曲线，使其具有了更加明确的经济理论含义。

本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是数据库应用的详细说明；第三节是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主要是把历史上重要的生产率因素析出；第四节通过一个数据实验，对发达国家“结构性减速”问题给出定量和定性分析；第五节立足于“结构性减速”观点，给出中国未来增长最重要的几个问题的简要说明；第六节是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