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之间：结合中国经济问题的进一步分析

发达国家日趋完善的激励和保障制度，为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水平会出现系统性下降。但是，正如事实所表现的那样，“二战”后普遍发生于发达国家的强劲增长，在将产业结构彻底重塑之后，最终把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推向成熟。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由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结构性减速”导致的人均GDP增长率减速才引人注目。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减速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发生劳动生产率增长减速的国家，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将会减缓。尤其是在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低速增长的过渡中，这种减速可能导致一系列问题。首先，若这种减速不是短期波动，而是作为系统性或长期趋势存在，那么，长期中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降低，将为福利主义国家社会保障系统的安全运行带来系统性冲击。其次，国民收入增长减速可能为人力资本投资、研发投资、资本设备投资等带来一系列阻碍，并迫使经济政策进行调整。但是这种观点也为经济周期分析提供了一个有益启示：经济周期的产生或许与劳动生产率的“结构性加速”或“结构性减速”存在某种形式的联系。限于篇幅和本书目的，这些问题将在其他研究中予以关注。

至此，有关方法和问题可以纳入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持续30多年的快速增长；其间，农村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转移，对于促进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作用巨大。同时，人口红利机会的出现，为30多年的经济扩张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采用前文类似的分解方法，如图2-7所示，1979～2010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持续提高仍是人均GDP增长的重要促进要素。考虑到本章强调的经济增长“结构性加速”或“结构性减速”问题，我们该如何看待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

1．中国增长阶段的国际比较

我们先来看一个比较。表2-5是基于Mitchell数据库和Maddison数据库给出的一个数据比较，Maddison数据库提供的最近年份的中国GDP数据是2008年。简单的计算显示，2008年中国人均GDP水平大约相当于美国1925年、加拿大1941年、日本1966年的人均GDP水平；换句话说，中国现阶段的经济水平，大约相当于美国20世纪20年代中期、加拿大20世纪40年代初期、日本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水平。

美国20世纪20年代正经历被称为“浮华年代”的空前繁荣，加拿大的20世纪40年代和日本的20世纪60年代也正经历经济“结构性加速”。同时，中国的2008年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加速进程中的一站。

有意思的是，表2-5提供了相应发展阶段上GDP份额和就业份额的对比。从GDP份额看，中国与日本的情景相近，第二产业40%以上的增加值份额，成为维持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基础。但是，从就业份额看，中国第三产业发展明显滞后，这个观察与其他研究者的观察基本相同。但是，若把中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与“结构性加速”和“结构性减速”联系起来，我们将会产生其他认识：与美国、加拿大比较起来，日本在相对短的时间里推动和完成了产业结构的“服务化”，因此也产生了更令人瞩目的“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的转换。我们推测，1990年以来日本诸多增长与宏观问题，皆根源于此。同样的，在产业结构迅速服务化的进程中，中国如果采取“狂飙突进”的方式，那么“结构效应”的巨大负向冲击就是可以预见的（可回顾我们的数据实验）。而且，中国城市化推进速度越快，“结构性效应”的负向冲击就会越大。

2．认识中国长期增长问题的立足点

我们可以把认识中国长期增长（当然，也包括短期波动）问题的方法进一步提炼为：立足于“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之间。相关的一系列研究试图寻找一个恰当的角度阐释中国经济问题，并给予长期经济政策调整一个理论说明。如张平等（2011）文献中涉及的“城市化关键时期”，即城市化率超过50%以后至城市化成熟，是一个思维角度。但是，我们认为，若立足于“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来对未来经济增长趋势进行表述，将会更有启发性。

3．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立足于“结构性减速”分析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会很有趣。近年来，关于中国未来增长的一个悲观预期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我们认为，“中等收入陷阱”若要发生，需要满足的关键条件是：在收入处于中等水平时，经济结构过早地趋于服务化。也就是说，在中等收入水平时期，经济的“结构性减速”也随之发生，进而从根本上阻碍了国民收入的持续快速提高。因此，“中等收入陷阱”存在与否，可以基于中国未来产业结构及生产率变动状况进行模拟。限于篇幅及本书目的，这里不做深入探讨。

4．国民福利与“结构性减速”

在长期中，中国社会经济面临的最大压力将是“结构性减速”与国民福利提高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和完善的困难。随着产业结构的持续演进和服务化，有两个相互叠加的效应值得关注：一是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的需求，这种需求将会对未来投资产生压力；二是“结构性减速”对收入增长将施加压力，进而影响需求的增长。如果中国不具有抵消“结构性减速”的足够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速，那么在这些效应的叠加下，未来增长将面临不乐观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