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藏地处我国西南边疆，自元代被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以来，历代中央王朝和政府均十分重视对西藏的管辖和治理，尤其是清政府形成了一整套管理西藏事务的体系。但是至清末时，随着清王朝的日益衰败，英国对西藏发动了侵略战争，将西藏裹挟进近代西方殖民体系之中。在此历史背景下，清王朝在全国推行新政改革，并意图强化对西藏等边疆地区的治理，实现边疆与内地的政治一体化。然而，在此过程中，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却逐渐疏离。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西藏地方将清中央驻藏大臣、驻军以及汉人尽数逐出西藏，致使形成了西藏地方与中央隔离的严重局面。西藏地方与中央的政治关系首次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这种局面仍未改变。南京国民政府曾经制定了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力图消除这种隔离局面，恢复中央对藏原有的政治统属关系。但是，经过20余年的努力，国民政府除维持住了对藏主权之外，对藏治权的施行与清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本书分以下部分：

绪论阐述了本研究的选题意义，介绍了本研究的资料情况，并对学术界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简单的回顾和总结，最后叙述了本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第一章叙述了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对西藏事务的处理。内容包括民国政府对西藏变乱的因应及为“规复旧制”所进行的努力；本部分还阐述了民国政府的治藏政策，包括确定西藏在中华民国内的法律地位，成立专门的中央机构——蒙藏事务局和蒙藏院，专司蒙藏事务。

第二章主要介绍国民政府处理边疆问题的基本政策，叙述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内容包括：根本大法确定西藏的地位，沿袭和修订清代治边法律；在西藏谋求推行训政和地方自治，培养西藏的训政人才，追求民族平等等。

第三章至第六章，以时间为序，分四个阶段阐述了国民政府治藏政策的实施情况。

在第三章，本书阐述了国民政府成立了辖理西藏等边疆事务的中央机构——蒙藏委员会。该机构制定了训政时期的施政纲领，并积极筹备西藏会议；国民政府撤销了前代中央政府所设的驻藏办事长官，并积极派员赴藏联络和宣慰，沟通汉藏感情，并促成西藏在内地设立办事处，使得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

第四章重点论述了抗战前国民政府治藏政策实施的曲折过程。康藏纠纷的发生终结了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改善关系的进程。在处理康藏纠纷事务的过程中，国民政府基本上奉行着和平调解的策略。在此期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国民政府派遣黄慕松入藏册封和致祭，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双方关系。为进一步解决西藏问题，国民政府确定了以有限武力护送九世班禅和平返藏的政策，意图借助班禅返藏，实现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有效控制和治理。但是由于英国支持下的西藏地方政府反对仪仗队入藏，而造成班禅返藏功败垂成。

第五章探讨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藏治权的部分恢复与政策的调整。国民政府派遣吴忠信入藏，主持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认定和坐床，在较大程度上恢复了对藏治权，并在藏设立了正式的中央机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但好景不长，达札摄政后开始背离亲善中央的政策，阻修中印公路，擅设“外交局”，酿成西藏地方与中央对峙的僵持局面。此种形势促使双方调整政策，局势得到缓和；为巩固边疆和维护国家的统一，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提出了民族“一源论”的主张，表现出国民政府对西藏等边疆政策的新思路。

第六章重点探讨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治藏政策的实施情况。战后，国民政府拟赋予西藏“高度自治”，将之纳入战后中国的宪政轨道，但最终无果而终。在此期间，国民政府处理热振事件的表现凸显其政策的失当与无奈，对其治藏全局产生深远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驱汉事件”发生。“驱汉事件”标志着国民政府西藏政策实践的终结。

第七章至第九章为本书的专题部分，分别从国民政府对藏宗教政策、经济贸易政策、教育政策等方面，横向考察了国民政府治藏政策的实施情况。

第七章论述了国民政府治藏宗教政策。本章阐述了国民政府对藏传佛教的管理政策，考察了在维持政教合一制还是实施政教分离问题上，国民政府在政策层面上进行的诸多考量；论述了国民政府熬茶布施政策的实施状况。此外，本章还从汉僧事务的视角分析了国民政府鼓励汉藏宗教文化交流，促进汉藏感情，消除隔阂的政策。

第八章叙述了国民政府对西藏的经济贸易政策。本章介绍了经济贸易政策实施的背景，叙述了国民政府在改善双方经贸联系所做的种种努力，并以“康茶筹藏”为例叙述了政策的落实情况。

第九章主要论述了国民政府的西藏教育政策。本章考察了国民政府的边疆教育政策在西藏的实施情况，着重探讨了国立拉萨小学的创办及演变状况，并对国民政府治藏教育政策的实践情况进行了反思。

第十章为本研究的结语部分。本章对国民政府时期的西藏政策及其实施情况进行总结和反思。在总体肯定国民政府治藏政策实施效果的基础上，认为此政策具有较为浓厚的传统治边政策的印迹，进而指出国民政府缺乏“自主治藏政策”；并分析了国民政府治藏政策难以落实的主要因素，以及政策实践机制和治边人才方面存在的诸多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