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是道路，而非著作”

“如果存在有多重含义，那么，哪一种含义是它的主导的基本含义呢？什么叫做存在？”通过考察海德格尔追寻此问题的思想历程，我们发现有两大板块贯穿在他一生的追寻中，这两大板块相互拱卫与辉映：一是“基础存在学”（现象学的解释学）；一是“存在历史”学。基础存在学告诉我们，只有人类此在才会提出存在问题，而人类此在的生存本身就先行领会着存在的意义，因此，基础存在学的建构就是以人类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为核心，在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中，海德格尔阐明了理解存在的先验视域——时间性。而“存在历史”学告诉我们，形而上学作为存在的历史，也是存在之遗忘状态的历史，准确地说，是存在之弃让的历史。存在的多种样式就表达在哲学史上哲学家们——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的哲学思想中。在对存在历史即形而上学史的“解构”中，海德格尔描述了存在的本质发生（敞开的同时发生着隐匿）——存在真理。“基础存在学”与“存在历史”学这两大板块相互支撑拱卫、相互辉映，海德格尔所建构的基础存在学是从“解构”传统形而上学中生发出来的，而且也只有在与传统形而上学抗争（Auseinandersetzung）的语境中，才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在海德格尔思想中，这两大板块就组建了一种“不破不立”的关系。

可见，海德格尔的思想运作就是由“立”和“破”两股力量推动的。海德格尔欲“立”的是：存在问题是哲学的基础问题，且是唯一的问题，由于他并不满意于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故试图重新提出存在问题——他试图把握住存在的基础含义，而存在的其他含义都是从这个基础含义中衍生出来的。因此“立”的力量推动着海德格尔寻找一个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回答。但是，为了寻找新的答案，建立新的概念、范畴，就必须表明以往哲学史上的一系列回答的“偏失”，而且新的回答也是从历史上一系列“偏执性”回答中生发出来的。因此，“破”的力量并不是摧毁的力量，而是“澄清”“解析”“溯源”的力量，这股力量不但扫清了障碍，更重要的是为“立”准备了场地，指明了方向。

“破”与“立”互为前提，相互应答，共同组建了海德格尔与传统形而上学抗争（Auseinandersetzung）的哲学新图景。“破”与“立”两股力量的发动与所呈现出的态势首先就体现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书写结构上；其次这种“破”与“立”的互动就运作在海德格尔追问存在问题的终生探索中。从作品的角度来说，如果说《存在与时间》的核心力量是“立”的话——构建基础存在学，那么《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的核心力量则是“破”——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现象学解释，澄清康德想说而没有说的真实意图——目的仍然是立。但正如我们看到的，如果不能领会海德格尔解构传统形而上学历史的意图，我们是无法理解《存在与时间》的；同样，如果我们不能从海德格尔建构他自己的基础存在学的立场出发，也是无法准确把握海德格尔在《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中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所谓的现象学解释。

历史一再地证明：打破一个旧世界易，建设一个新世界难。这一历史性真理不仅常常体现在政治、经济运动中，当然也会体现在思想运动中，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道路亦是如此。对我们这些海德格尔的读者而言，海德格尔的“破”清楚明了、成果斐然；但他的“立”则晦涩难解、暗流涌动。为此，我们采取避重就轻、先易后难的策略，简单概括海德格尔“破”与“立”两个方面的思想成果。

1．破的方面

首先，作为“澄清”，海德格尔认为，以往的形而上学在追问存在问题时，并没有追问到存在本身，问题的深度充其量只是追问到存在者之为存在者这一层次，没有将存在者与存在区分开来，因此“遗忘”了存在，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史就是“存在之遗忘状态”的历史。

其次，作为“解析”，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形而上学史作为存在的历史，其基本特征是“存在-神-逻辑学机制”。

最后，作为“溯源”，海德格尔返回到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思想家那里，通过解析前苏格拉底思想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以及阿那克西曼德的残篇，认为在早期希腊人那里，“存在”还没有被名词化，仍然是动词，动词不定式（zu sein, to be），被以时间性的动态方式描述为一个非基础性的术语——涌现。这种对存在的原始经验经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思想以及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理智加工，被固化为认识对象，一种“永恒的在场状态”，这种“在场的形而上学”将全面地塑造存在的历史。

2．立的方面

首先，比较明确的一点是，为了更本源地追问存在问题，海德格尔建构了基础存在学。基础存在学不是存在学的基础，而是为存在学做准备，开辟道路。因此，海德格尔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仅仅是为正确地追问存在问题开辟道路，赢得视域。

其次，对“存在是什么”的问题，海德格尔明确的回答是我们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只有人先行领会并追问这个问题，由此确立了此-在作为存在之守护者的地位。

最后，对存在的意义、存在作为真理、“本然”的追问，构成了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

在“立”的方面，半部《存在与时间》已足以让海德格尔成为20世纪西方哲学史上的一颗明星，更何况在这股力量的推动下，海德格尔一生著作等身，很多作品都影响广泛，但响亮的名声并不等于海德格尔已经为我们找到了唯一的答案。回到“存在是什么”的问题上来，他能够留给我们的只是一条自己追寻存在问题的思想道路，而问题作为问题仍然需要处身于新时代的我们接着追问下去。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的目标是要阐明时间性是理解存在的视域，而对时间性作为理解存在的视域的阐明必须建立在对人类生存（此在）的时间性的解释基础之上。他说：“只有把时间状态的问题讲解清楚，才可能为存在的意义问题提供具体而微的答复。因为只有着眼于时间才能把捉存在，所以，存在问题的答案不可能摆在一个独立的盲目的命题里面。”海德格尔的这段话带给我们两个重要的消息：（1）存在问题的答案只能以时间性为视野去找，尤其是要从此在的时间性出发去追寻。（2）命题、判断、逻辑法则对我们寻找“存在是什么”没有任何帮助。具体而微的答案并没有给提供出来，只是指明了寻找答案的方向，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以及接下来的作品中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答案吗？他说：“按照这个答案的最本己的意义，这个答案为具体的存在学研究提供了指示——在业经开放的视野内，以探索性的发问去开始具体的存在学研究，这也就是这个答案所提供的一切。”也就是说，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回答就在于指明我们如何开始我们的存在学探索。怀着满腔的希望，得到的关于存在问题的答案只是教导我们如何正确地提出存在问题，这对我们这些准备追随海德格尔足迹探索存在问题答案的读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好在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的落笔之时告诉我们，“须得寻找一条道路并走上这条道路去照明存在学的基础问题。”可见《存在与时间》只是通向这条道路的准备，或者说，只是这条道路的起点。在这里，海德格尔指出，我们只有走上这条道路，才能断定这条路是不是唯一的路乃至是不是正确的路，而且他还暗示我们，《存在与时间》所指明的道路是我们能够正确提出存在问题以及能够引导我们以正确的方式进行存在学研究的道路。

至此，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海德格尔的话，阐明问题本身是进行哲学研究的第一步。只要我们学会正确地提出存在问题，我们就有希望寻找到答案。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已经澄清了关于存在问题的种种误解，重新提出了存在之一般意义的问题，在接下来的探索与追问中，我们期盼着答案的揭晓。

但迎接我们的恐怕只有当头棒喝。在《存在与时间》以后的一系列作品中，海德格尔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我们完全不能为存在问题提供一个答案。比如，在《泰然让之》（1959）中，他暗示，真正的沉思需要泰然让之，“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只需等待”。早在1935年夏季学期的讲座上，海德格尔就阐明了相似的观点，在哲学沉思的语境中，《存在与时间》不是指一本书，而是指指派给我们的任务。他说：“真正的任务是我们不知的那个东西，是我们若对之有真知，即对之作为任务而知，那就始终只有以追问的方式去知的那个东西。”这里提到的“追问的方式”是指我们前文提到的以正确的方式提出问题，还是有别的什么意蕴？他进一步解释说：“能够追问的意思是说：能够等待，甚至等待一辈子。”可见，沉思在后期海德格尔这里仿佛就是一种特殊的追问，即对存在问题的追问，不过这种追问被他等同于一种特殊的等待。因此，我们推测，在后期海德格尔这里，存在问题已不再是一个我们应该努力用概念把握并必须回答的问题，而是一个我们应该学会正确地提问并且能够从容应对的问题，这里的从容就是等待、静默。引用海德格尔《技术追问》中的话就是“追问就是思之虔诚”。难道海德格尔重新提出存在问题的目的，已不再是找出存在的主导含义，其他含义都是从这个基础含义衍生出来的，而是意图引导他的读者走向一种正确的追问态度？这种态度还是他早期坚持的现象学态度吗？

为什么不是去努力回答存在问题，而是要等待呢？是不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我们以往的每一次回答不但没有抓住问题本身，反而一再地陷入我们亲手挖掘并精心雕琢的概念范畴的陷阱中呢？之所以在每一次回答中，存在问题都从容溜走，海德格尔说，这都是因为我们还不能理解“存在问题”。在《〈形而上学是什么？〉导言》（1949年）中，他说，哲学共同体以一种梦游般的自我-确信忽视了存在问题，这不是由于他的书写不清楚或读者的粗心大意而导致的对《存在与时间》的误解造成的，对存在问题的漠不关心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被存在遗弃了。到了1969年，已是80岁高龄的海德格尔依然没有改变看法，在唯一的一次电视采访中，他再一次警示说，存在问题依然没有被领悟。而原因是存在藏匿了自身，它从我们的时代退隐了。

也许有人会忍不住指责海德格尔的狂妄。他认为，他所提出的存在问题竟然没有人可以领悟，俨然是一个尼采第二。考虑到海德格尔对当代哲学的巨大影响，我们还是要像对待尼采一样，采取谦虚谨慎的态度是必要的。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海德格尔所说的我们对存在问题的忽视或者说存在之遗忘状态是由于存在的自我藏匿或退隐？这种论调显然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对存在问题的理解。因此，我们要达成的目标就不再是执著于希望海德格尔给我们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现成答案，而是首先要理解“海德格尔”这个名字所代表的一种追问道路。借用海德格尔在《尼采》中所说的开场白“我们用这个思想家的名字作为标题，以代表其思想的事实”。

海德格尔所努力做的，就是要把思想带上一条道路。他说：“为思想开启一条小路，以便这种思想在存在之真理中专门思索存在本身——这乃是一个目标，《存在与时间》所尝试的思想就在走向这个目标的‘途中’。”一言以蔽之，海德格尔思想的秘密就在于他试图以希腊精神重新开启并接续由形而上学所承载的存在思想之道统。

现在，我们就准备沿着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按照他给我们建立的“路标”的指示，开始我们的旅程，一边考察海德格尔的追问轨迹，一边领略海德格尔为形而上学重新划定边界的意图。

本书的主题纲目如下。

第二章 形而上学是什么。

在这一章，我们将讨论海德格尔形而上学问题的起点，海德格尔存在问题的提出，其起点有三：一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这本著作中为形而上学设置了多个起点，亦给第一哲学下了多个定义：（1）在卷一第一、第二章中，他说，我们正在寻求的科学是一门“智慧的科学”，是一门探讨“第一原则和原因”的科学。（2）在卷四第一章中，他说，有一门研究“存在作为存在”的科学。（3）在卷六第一章中，他说，先于物理学和数学的第一哲学是神学。这些起点作为形而上学的内在结构规定着整个形而上学史，海德格尔后来将其总结为“存在-神-逻辑学机制”。二是布伦塔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首先是通过布伦塔诺对海德格尔开始产生影响，布伦塔诺把亚里士多德的存在学归结为实体论，认为在存在的四种含义中，第一实体是最基本的含义，而海德格尔并不认同布伦塔诺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解读，而是提出真存在，即真理意义上的存在才是存在最基本的含义。三是海德格尔存在问题提问方式的引路人——胡塞尔，胡塞尔的现象学为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准备了现象学的方法以及追问存在问题必须具备的现象学的彻底精神，因此，海德格尔的存在学又可以称为现象学。最后，我们将分三节具体探讨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学以及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

第三章 形而上学之克服。

在这一章，我们将详细考察海德格尔给予传统形而上学的判词——“存在-神-逻辑学机制”。纵观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史，海德格尔认为，在存在问题上，有两个基本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它一方面问：存在者一般地作为存在者是什么？在哲学史进程中，在这个问题领域内的考察是在“存在学”这个名目下进行的。而另一方面，“什么是存在者？”这个问题也追问：何者是以及如何是最高存在者意义上的存在者？这就是对神性的东西和上帝的追问。这个问题的领域是神学。因此，海德格尔主张，所有的形而上学家都在思考相同的东西——为存在者建基。而以往的形而上学史本质上也就是存在之遗忘状态的历史，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提出了克服形而上学的任务，纵观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克服，可以看出，他经历了克服作为“解构”、克服作为一个“暂时性的概念”以及作为“经受”三个阶段，在克服形而上学的道路上，海德格尔不断地施行返回的步伐——回到希腊早期思想家那里去。他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解释和敞开“存在”的特殊道路，而这条道路在海德格尔看来就是“返回”，回到思想的起点。他主张，思想要实施“返回的步伐”，回到早期希腊思想的源头，回到思想的第一个开端那里去思存在之原始的意义。在回行中，海德格尔发现了尼采，他说，尼采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需要解释的是，向存在思想源头的返回，并不是海德格尔思想的目的，思想的这种返回姿态正预示着未来。

同为形而上学之克服，海德格尔的克服是拯救性恢复，而逻辑经验主义的克服是消除和驱逐，放在20世纪哲学“语言转向”大背景下考察海德格尔与卡尔纳普之辨，我们发现他们虽同持现象主义的立场，秉承还原态度，但海德格尔的现象主义属于形而上学的现象主义，将还原进行到底，还原到存在本身；而卡尔纳普的现象主义属于认识论的现象主义，只把认识还原到感觉经验、观察句子上，这是他们的分歧所在。正是这一分歧导致卡尔纳普所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走向了技术分析之路，而海德格尔所代表的欧洲大陆哲学走向了沉思与解释之路。

第四章 思想的另一个开端。

海德格尔认为，在存在历史的舞台上，各种不同形态的形而上学的交替出现，共同演绎了形而上学蜕变的轨迹；根据他的分析，我们把存在历史划分为四个基本阶段：（1）前苏格拉底；（2）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期；（3）中世纪；（4）近现代（笛卡尔-康德-尼采）。形而上学最终在尼采的为意志的意志中走向完成。形而上学的完成和终结同时也预示了作为存在历史的“非形而上学思想”之开端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规定了我们思想的任务，通过克服形而上学，开启出思想的“另一开端”，就成为海德格尔“转向”之后运思的目标。首先海德格尔试图寻找一种能够表达非形而上学存在之思的非形而上学的语言，亦即“道说”的可能性；然后则是运用这种非形而上学的语言揭示出当代欧洲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以及指明现代科技的绝对统治内在地蕴含着巨大的危险，从而为迎接思想的另一开端的到来开辟道路。

海德格尔的《哲学献辞（从本然而来）》是这一章重点关注的文本，我们将详细考察海德格尔在这本思想文集中所设置的几个关节点，从而尝试着去领略海德格尔所谓的“真正的思”以及存有的本现，即“本然”。我们将发现，海德格尔在这一时期有一个漂亮的转身，这个转身并不是指海德格尔思想的“转向”，海德格尔思想的“转向”应该从存在真理本身来理解，转向的并不是海德格尔，而是存在的历史。这个漂亮的转身是指海德格尔向语言的转身，存在与语言的本质关系在这里被确立起来。

第五章 寂静的知识。

海德格尔的主要目标就是重新提出存在问题，重新赢获存在的原初经验。这首先就意味着他在追问的途中不能再继续使用传统形而上学的语言来表达存在的原初经验，于是他提出要用存在作为深渊、无根基或去-基础来取代把存在解释为根据、世界为思想着的主体之对象的传统解释。这并不只是概念上的放弃与改变，海德格尔指出，重要的是，为了理解存在的无根基性，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勇气跃入陌生之中——这一过程将涉及惊愕与预感的经验。只有以这样一种方式，他说，我们才可以进入“本然”的真理中。因此，全部沉思必须关注语言之神秘，海德格尔认为，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说（Die Sprache spricht）。人说，只是由于人应和语言。他主张，真正的沉思不是说，而是首先学会聆听，聆听存在的召唤，思想的发生是对存在召唤的应和。因此，存有的本质发生是最神秘的事件，而对存在的言辞也只能是静默。由于海德格尔深受德国神秘主义大师埃克哈特的影响，他把存有的本然事件等同于灵魂迎接神的降临。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把他在追问存在是什么的途中所揭示的“真理”称为寂静的知识。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作为一种寂静的知识集中体现在他的“最后之神”的沉思中。在这一章的最后，我们将尝试着去理解海德格尔的“最后之神”。

第六章 海德格尔的遗产。

海德格尔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所思所问所行影响了一个时代，而且还将继续指引着我们对当前所面临的许多现实问题的思考。为了后来者，海德格尔自己首先必须获得救赎。在这一章，我们首先讨论海德格尔的救赎问题，毫无疑问，海德格尔的思想是对存在的拯救，但在实践上，海德格尔拿什么来拯救自己呢？20世纪30年代他曾一度相信纳粹运动具有拯救西方文明的“内在真理和伟大”的可能性，并一度追随之，随后他发现完全弄错了，尽管战后深陷困顿，他仍然在不断深思造成西方当代命运的形而上学与技术的本性——虚无主义，并寻求拯救的途径，然而对他自己，他却没有任何话要说。他不说，别人自然有话要说，接下来，列维纳斯、德里达纷纷发言，继续从事着对存在的拯救，更是对海德格尔的拯救。列维纳斯认为，西方传统哲学就是一种存在学，“他者”作为一种存在，从没有获得它自身的异质性，尤其是自笛卡尔以来，主体性哲学将“他者”沦为认识对象而直接抹杀了“他者”应有的尊严。虽然海德格尔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克服意味着对主体性哲学的抛弃，但由于他关注的仍然是存在问题，在他那里，依然没有他者的地位。为此，列维纳斯提出了“他者的伦理学”对海德格尔进行纠偏。而德里达则显得激进和革命得多，他对在场形而上学，即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可谓是有秋风扫落叶之势，当然，海德格尔作为他所认定的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也成为他解构的对象。不可否认，德里达的“痕迹”“延异”概念的提出，对“本原”形而上学来说，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挑战。因为痕迹既不在场也不缺席，它先于任何形而上学的概念，延异作为差异化运动，所有概念都从这种差异化运动中呈现，因此，“本原”就生成于持续的差异化运动即“延异”之中。

追随着海德格尔的足迹而行，当整个形而上学历史的画卷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的时候，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每一个形而上学家不仅仅属于形而上学史，而且更属于形而上学本身，他们在属于他们的那个时代里构成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形而上学。因此，围绕着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而展开的这次书写，就是对形而上学主导问题和基础问题的一次考察；而围绕着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之思所涉及的每一个哲学家的学说，就不再是一个自足的理论体系，而是被看作古老哲学问题的一个个发问环节；同样，每一个哲学家对问题的展开不仅仅是作为分析解释的对象，而且将被看作是当下推动形而上学演进的力量。为此，我们将与海德格尔一起来追问：“存在是什么？”

在追问之前，在结束我们的导论之际，就我们的题目交代几句。思想总是时代的思想，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科学昌明、技术全面统治的时代，因此，哲学终结、形而上学退隐、诸神逃遁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思想的总特征。在这个语境中，海德格尔说，尼采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而随后德里达说，海德格尔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而我们只承认海德格尔是一个形而上学家，但不是最后一个，实际上没有最后。

断言海德格尔是一个形而上学家，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讲的，也就是说他的思想是属于形而上学道统的，但不是说他的存在思想属于传统形而上学，实际上，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关于存在的真理问题的思想既非一种存在学，亦非一种第一哲学，它与任何一种第一哲学都不相干，它也不反对任何一种第一哲学。只是纯粹的“是”并非一个谓词，但它却使一切谓述成为可能，因而它是超范畴的，是无法言说的，存在于存在者之外，什么都不是，海德格尔与哲学史上的思想家对话，依托于形而上学之体来追寻存在的踪迹，尽管他一直在努力地寻找一种非形而上学的语言来表达存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为了应对存在之不可言说的表达之困境，依然强行将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真理的思想称为海德格尔的存在学，只是这种表达必须保有清晰的形而上学的边界意识。另外，形而上学作为人的自然禀赋，既不会被取消，也不会被“解构”，更不会被遗忘，只能在形而上学自身发展史上不断地被克服、被经受。正如海德格尔/荷尔德林所言，20世纪是诸神逃遁的时代，是形而上学被抛弃的时代。但我们坚信，21世纪的人类最终会重新想起自己的形而上学，当自然科学的语言已经贫乏到不可能描述它自身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时候，人类在自我超越的途中，所能依傍的也就只有形而上学了。到那时，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追问，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之思，也许就会彰显它的力量。而海德格尔的存在之问，并没有彻底解决存在问题，从而最终敲定存在的基础含义，充其量他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追问存在问题的思想姿态。如果说海德格尔意欲借存在之问确实要解决/回答一个问题的话，那他所要解决的问题毋宁是在哲学终结之后，思想的任务是什么的问题。海德格尔说：“思的任务就应该是：放弃以往的思想，而去规定思的事情。”而根据海德格尔终其一生的追问，思的事情实际上就是他所主张的如何正确地提出存在问题。如何正确地追问存在问题就成为形而上学的新主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海德格尔重新规定了形而上学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