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大都市服务经济的发展模式和路径

（一）大都市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模式

从经济功能上看，大都市是一种综合功能的区域，而不是单纯的生产城市或消费城市，需要发挥区域性商务中心的作用，并利用其要素集聚能力和辐射能力维持自身的持续发展。经济单位或区域经济可以通过自给自足维持生存和发展，但大都市这样的经济区域只有与外部发生大规模的资源、信息、产品交换才能生存和发展，同时也带动了与其联系区域的经济发展。因此，保持其经济开放性至关重要。

作为经济区域的大都市，除了产业上表现的经济功能外，还有人口集聚功能，正是人口的不断流动，才使得城市的人口异质性得以保持。人口的密集性奠定了服务业在大都市中的重要地位，人口的异质性则意味着城市经济中的信息交流在频繁接触中呈几何级数增加，对经济中的创新和发明产生了强大的激励，为都市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不竭的源泉。满足巨大人口集聚和人口流动所需的服务业及其水平，既是大都市发展面临的挑战，也是其发展面临的机会。大都市人口集聚带来的就业问题，也给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布局和调整带来相应的要求。

大都市的资源特征和经济性质，决定了服务业的重要性。第一，大都市根据经济自身规律呈现的产业空间分布，大致是从大都市中心城区的高端商务服务业、生活服务业，向都市内圈的一般生产服务，再向都市外圈的精密加工制造业、一般加工业层层扩散，从而，服务业是大都市的主导和主体产业，也是都市经济的支撑性产业。第二，大都市是人口集聚和流动非常显著的经济区域，因此会产生城市交通、居住、治安、教育、医疗、日常生活等方面的问题，这些服务业中很多行业属于公共类服务，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按照经济学原理，具有正外部性的物品或服务，自由市场提供的最优数量会低于社会需要的最优数量，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适当干预。第三，与人口集聚和流动相关的还有促进就业的问题。根据不同门类服务业就业弹性差别，采取相应的产业政策，维持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的较低水平是可能的。传统服务业门类具有较强的就业吸纳能力，制造业能够吸纳不同层次的就业人群，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可以吸纳高端的就业人群。因此在发展服务业中需要考虑在现代服务业、传统服务业、制造业等之间的协调安排。第四，大都市经济是高度分工的系统，这种分工系统的网络需要服务业作为黏合剂维持其功能的发挥。生产经营活动方面，无论是加工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本身，其专业化分工已经不是产品（或服务）分工，而是产品（或服务）内分工，即表现为零部件、加工环节以致工艺过程的分工。这种分工系统离开发达的服务业，其功能便无法维持。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和相关的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大都市的服务业结构有高端化的趋势。一是某些原有的传统服务业经过新技术、新管理理念的改进，或者注入新的服务内容而得到提升，如物流、金融、房地产、商业等。二是伴随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发展而兴起了许多新兴服务业，如信息服务、技术服务、研发设计、租赁、商务服务等。三是生产服务业与现代技术广泛结合，如研发设计、销售和技术服务、专业建筑装饰等。这里我们将这些高端服务业提供的服务统称为“商务服务”。

高端服务业提供的商务服务主要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知识密集性和人力资本密集性。从服务产出看，现代服务业为客户提供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使用等服务；从服务提供手段看，现代服务业的要素偏向是密集使用技能型劳动力，即现代服务业从业人员大都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专业知识基础和技术、管理等核心能力。二是新兴性。即在时间上是现代兴起的或从过去演变而来的。例如，计算机服务业和软件业也是新兴的；以电子商务和第三方集中配送为基础的物流服务业也是传统商业、运输业与网络、供应链等生产和管理技术相结合而衍生出来的，反映了服务业性质的根本转变。三是高增加值性。即现代服务业在生产和传递过程中科技含量高，不仅可以使服务过程产生知识的增值，而且可以产生服务的规模效应和各种服务相互融合的聚集效应，引起服务的大幅度增值。四是网络性。即现代服务业是在高度分工基础上经营的，既包括生产环节的分工，也包括空间上的分工，服务活动的连通可以错综复杂，形成不同性质的网络。

高端服务业是在工业化发达的基础上、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以提供技术性、知识性和公共性服务为主。因此，虽然各国产业发展各有特色，但作为目前世界主要大都市的产业主体，其发展模式都遵循了大致相似的路径。

1．大都市成长为高端服务业基地的路径

大都市均遵循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基本成长路径，在成为现代工业基地或者为工业提供运输、集散和服务的基地之后，基于雄厚的工业基础和发达的技术体系，逐渐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在服务经济阶段成为高端服务业基地，成为区域乃至全国的技术研发和制度创新的来源地。

同时，不同的大都市依据各自的区位、资源、历史、产业等方面的特点，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高端服务业支撑体系和市场环境。例如，“二战”前，纽约凭借其有利的地理条件、腹地条件以及轮班制航运制度的确定，通过促进港口贸易业的发展，而成为了连接欧美贸易市场的桥头堡和美国东北部地区最发达的城市。“二战”后，通过建设公立大学、改善劳动力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生产服务业、复兴传统制造业等战略举措，完成了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娱乐业成为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先导。到20世纪90年代，民族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包容性发挥了巨大作用，纽约成了全球先进的生产要素集聚地，技术与制度的创新中心，并逐渐由“文化之都”向“世界城市”转变，多元文化成为缔造世界纽约的核心要素。再比如，长期以来，伦敦凭借其世界工业革命先驱的优越历史条件，以及相应的在全球贸易、金融等方面的优势，而成为英国乃至全世界的资源集聚中心。它依托其庞大的国际市场，在全球化过程中通过金融资本的经营，引导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逐渐实现了从制造之都向金融之都的转型。转型过程中，伦敦集聚了大量高端人才与企业总部，成了世界创意产业的集聚地，刺激了服务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升级。再看东京，东京的快速增长开始于20世纪初日本工业革命的推进过程，随着城市化的展开，区域和全国的资本、人口以及企业集团（财阀）的中央管理功能向东京集中，同时相应的各类服务业逐渐发展。“二战”后，凭借全球广阔的大型工业产品市场需求，以及东京城市群的培育，东京的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均逐步高端化，成为亚洲以及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经济中心之一。

2．大都市作为高端服务业基地的辐射能力

大都市的发展均依托具有区域辐射能力的经济区，经济区内部各节点的协调发展是发展初期实现快速增长的引擎；集聚和辐射是其后发展和演进的重要机制，也是保障其持续、稳定、高效发展的基础。正是在这种协调、集聚和辐射的过程中，服务业在规模、结构和层次上不断发展和升级，最终形成以高端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例如，纽约大都市区是以曼哈顿岛为中心，逐渐向外扩展，形成纽约城市经济圈。具体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核心圈，主要是曼哈顿地区，是大都市圈的核心部分，总面积约58平方公里；二是纽约市区，即围绕曼哈顿所组成的城市化区域，总面积约800平方公里；三是纽约大都市区，是由纽约城市区和周边经济相联系区域构成的范围，总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纽约大都市的圈内中心城市凭借其资本和产业优势，在产业升级和调整过程中始终发挥着先导性的创新作用，发达的服务业为周边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资本、物流以及其他各种服务支持。通过不同区域的产业协调，既增强了中心城区的实力地位，细致的分工也使得周边区域获得了发展的机遇。波士顿集中了高科技产业、教育、医疗服务、建筑和运输等服务业；费城的地理位置优越，港口发展带动整个交通运输业的扩展，成为纽约大都市圈的交通枢纽。华盛顿作为全美政治中心，不仅在美国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全球经济中也具有重要影响，各种国际组织的总部、跨国公司总部以及金融机构云集于此。巴尔的摩利用与华盛顿特区接近的优势，在国防工业以及其他相关制造业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正是通过种种不同区域的产业分工，各城市优势互补，为产业调整和优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在细分产业的层次上，纽约大都市圈也形成了合理的分工。例如，在港口发展方面，纽约大都市圈内有纽约港、费城港、巴尔的摩港和波士顿港等，纽约港重点发展集装箱运输；费城港主要从事近海货运；巴尔的摩港则是矿石、煤炭和谷物的转运港；波士顿港以转运地方产品为主，同时兼有渔港性质。这些港口通过有序分工，形成了一个协调合作的港口群。值得注意的是，纽约大都市区的这种产业结构和服务业内部结构，虽有引导型设计的作用，但主要是通过市场的作用实现的，纽约城市规划开始于1929年，由非官方和非营利组织“纽约区域规划协会”编制，后来进行过三次较大的调整，这种引导设计和市场作用的配合，在大都市发展中值得研究和借鉴。

3．大都市高端服务业的微观基础

大都市的发展基于企业和其他微观单位的竞争能力。大都市的空间仅仅提供了经济活动的舞台，舞台上具有活力的演员才是经济活动的主体，这些演员就是产业各异、规模不同、组织结构千差万别、管理风格各具特色的企业和其他微观组织，它们的竞争、合作和交易构成了大都市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特别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这些企业主要是以跨国公司为主，跨国公司通过垂直一体化的国际分工，将企业的服务性职能定位在大都市的公司总部，而将经营价值链的制造环节或其他环节，综合考虑这些环节的要素密集度，以及不同地区的要素禀赋，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使得大都市的服务业不仅在与其周边区域的产业协调基础上发展，更是在世界范围的产业协调基础上运转。

特别重要的是，一方面，大都市以跨国公司为基础的服务业发展，并没有形成对中小创新型企业发展的抑制，更多的时候，大量的小型创新企业似乎成为大都市实现资源优化整合的中坚力量，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我们猜想，这可能与服务业不同于制造业的产业性质有关，也与知识经济社会的要素特性有关。另一方面，大量规模不同的企业与大量规模不同的非营利单位并存、合作，最典型的就是企业与大学、科研单位的合作，形式多种多样，既有大学自身适应市场将科研成果市场化的情况，也有企业建立自己的实验室进行研发和科研的情况，还有政府组织资助、参与研发和科研服务的情况。这意味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一套复杂的组织系统运行作用的结果，这些组织有的追求利润，有的虽是私营但不以盈利为目的，有的是纯粹的公益组织。这种组织系统中的各类组织，并非简单的互替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就是说公益和非营利性组织并非为应对“市场失灵”而出现，企业也并非为了解决公共部门失灵而产生，它们具有各自的功能，相互之间功能互补。

（二）国际大都市发展高端服务业的经验：以商务服务为例

纽约、伦敦、东京、香港、新加坡等，都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是世界经济、贸易、金融活动的中心，服务业高度发达，对世界经济有相当的影响力，集中了较多的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国际经济与政治组织，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控制和影响全球或区域性的经济活动，具有很高的办事效率。接下来，我们试图通过对这些国际大都市产业结构调整和商务发展规律的研究，获取可为上海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的某些启示。

20世纪50年代以前，纽约、伦敦、东京、香港、新加坡均依靠其港口优势，发展国际贸易，同时以第二产业中的轻工业为主。直到20世纪40、50年代，第二产业开始繁荣，无论是在就业人数还是在销售额方面，均显示出明显优势。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这些城市的制造业产值和就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中消费性服务业的部分行业经过一定增长之后也开始下降，以金融业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开始表现出迅速增长的势头。70年代中期至今，制造业和消费性服务业的产值和就业比重持续下降，生产性服务业的产值和就业比重在服务业中占有绝对优势。

伴随产业结构调整而来的是商务形式的发展。纽约、伦敦、东京、香港、新加坡的服务业在70年代后期迅速发展，制造业寻求走向高端技术、高附加值之路。在对外贸易上，服务贸易发展超过货物贸易，以金融、商务服务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得到长足发展，跨国企业纷纷投资，这种便利的金融服务环境，促进了这些大都市的产业结构转型。这里侧重分析这些城市商务发展的特点和在服务贸易上的优势。

1．纽约

这里的纽约是指“纽约市”，包括所辖的曼哈顿岛、布朗克斯、布鲁克林、昆士区和斯坦腾岛，在地理位置和人口方面与上海有很多相似之处。

（1）制造业的衰落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兴起。作为国际大都市之一，纽约是美国最大的金融中心、商业文化中心，自17世纪以来，以曼哈顿为代表的纽约州商贸便相当发达，这使得大量的资本集聚于此，后来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制造业的发展更是达到高峰，以食品加工、皮革、印刷等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为主。19世纪中期，纽约的制造业得到稳定的发展，此时的美国也完成了工业化。“二战”结束后，全美国开始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浪潮，传统的制造业逐渐衰退，尤其是在20世纪70、80年代，这种衰退的程度更为剧烈，纽约亦如此。

由图1-1可以看出，60年之前，制造业产值占纽约GDP的比重明显大于服务业，之后一直下降，直到70、80年代服务业比重开始超过制造业，金融行业的比重远远超过了制造业，逐渐成为纽约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从制造业就业情况来看，如图1-2所示，1950年制造业就业人数为103.9万人，1960年，制造业就业人数为94.5万人，以后逐年减少，2000年为24.3万人，与1950年相比下降了76.6%。同时，1966～1991年，制衣业雇工减少了64%，纸业、皮革、初级金属制品和食品等行业经历了70%以上的萎缩。据统计，1969～1977年，制造业工作岗位减少了30万个。《财富》杂志所列的美国最大的500家工业公司中，1965年有128家总部驻在纽约，1975年减为90家，1988年仅有48家，这显示了制造业发展前景的黯淡。

与制造业情况相反，20世纪70年代，服务业在纽约的集聚程度和产值迅速增长，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纽约的生产性服务业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国际化指向明显，国际化程度高；二是金融服务业的集群发展。首先，服务业就业人数比重持续上升，如图1-2所示，1950～2000年，就业人数每十年的增加量分别为9.9万、17.9万、10.7万、25.6万、30.8万，从1950年的50.8万人增加到2001年的146.5万人。其次，得益于纽约都市圈各城市间功能的集聚与配合，以金融业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得到迅速发展，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和大型跨国企业云集在纽约，相互间频繁的商业联系共同推动了这个行业的壮大。70年代后期，纽约经济发展关键就在于其生产服务业，据美国学者德雷南（M. Drennan）统计，1989年，纽约市总产值中生产服务业产值比重为40.8%，而以制造业为主体的产品生产与运输部门产值比重仅为23%。1997年，纽约市的金融保险业收益高达1488.5亿美元，为整个纽约制造业增加值的10倍以上。70、80年代，作为国际商务中心、金融中心、公司总部中心、信息中心的纽约，集聚了全球市场最先进、最完备的生产服务业，高度的集聚性、便捷性和现代性，保持了它在快速发展的全球经济中的神经中枢地位，并由于生产服务业的推进，经济再度扩张与繁荣。90年代，美国政府推出“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方向，随之以知识密集为特点的信息产业成为美国的支柱产业，主要包括职业电脑服务、资料处理与网络服务、电子信息服务等，在联邦政府和和纽约州政府的大力推进下，知识和技术不断创新与发展，信息产业成为纽约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产业。

（2）纽约的商务发展。从纽约的产业结构转型可以看到，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保险业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传统的制造业已经远远落后。同时，信息、房地产、租赁和专业技术服务等部门的发展势头也较为强劲，对GDP的贡献率很大。在对外贸易方面，美国曾长期是世界上货物、服务贸易出口顺差的国家，自70年代以来，货物贸易开始出现逆差，并一直持续，相同的情况也出现在纽约，且在2006～2008年出现最大的逆差。与货物贸易相反，纽约的服务贸易却一直顺差，有些年份可以有效地抵消货物贸易的逆差。并且，服务贸易的发展潜力相当大，纽约服务出口的主要对象是英国、日本、加拿大以及欧盟。服务贸易的结构具有阶段性的特征：20世纪80年代，纽约传统服务贸易如运输、旅游、政府服务等在逐渐下降，专利、金融等资本、知识密集型的新兴服务业增长显著。90年代以来，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最为迅速。

如图1-3所示，纽约服务贸易的主要部门都在上升，其中其他服务的增加值和上升趋势较为明显，其他服务包括金融保险、专利版权、计算机信息及通信等，运输业、旅游业出口额在80年代之后增长速度放缓。

从图1-4可以进一步看出其他服务出口贸易的发展趋势。80年代以来，商业服务、金融保险和专利版权保持直线上升趋势。同样，服务业进口中，金融保险、其他商业服务等增加较快，运输、旅游增加较慢。

纽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信息中心、通信中心、媒体中心和时尚中心，在外资流动方面，跨国投资和并购是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1995年，按销售收入排列的世界最大的500家公司中，美国共有153家，其中22家总部设在纽约，显然这里是世界最大的投资资本来源地。出于促进就业的考虑，州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如减税、低息贷款等，积极鼓励外来投资，加上纽约自身雄厚的人力资本、技术实力和良好的投资环境，使世界许多金融、证券机构在此驻足。2000年，纽约州累计外商直接投资额约520亿美元，次于加州和得州，居全国50个州第三位。国外投资主要来自日本、德国和英国，2002年，在州内建立的外商独资企业为8332家，吸收雇员46万人。

2．伦敦

伦敦是西欧的商业、金融、创意之都，也是全球领先的金融、法律和专业服务中心。伦敦位于英格兰东南部的平原上，跨泰晤士河，距离泰晤士河入海口88公里。伦敦行政区划分为伦敦城和32个市区，伦敦城外的12个市区称为内伦敦，其他20个市区称为外伦敦。伦敦城、内伦敦、外伦敦构成大伦敦市即本文所研究的伦敦。其商务中心主要是伦敦城与内伦敦地区。在当代众多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中，只有伦敦经历了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四次长波，历经工业化进程的各个阶段。

（1）历史老城的产业结构自然转换进程。伦敦产业结构调整的时间、阶段，与纽约大致相同。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起源国的商业中心，伦敦通过工业革命，建立起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为主的轻工业，20世纪20、30年代，发展了一批新兴工业，包括汽车、钢铁、飞机等，并逐渐发展到以重化工业为中心。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制造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和技术的落后，大量工厂倒闭或迁出市区，经济一度萧条的伦敦开始了产业结构调整之路。60年代，伦敦的制造业开始衰退，产值和比重持续下降，消费性服务业中部分行业迅速增长。70年代后期至今，由于不断创新的社会文化氛围的推动，金融服务业不断创新，伦敦生产性服务业的产值和比重超过消费性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在稳定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中功不可没。

与纽约不同的是，伦敦重化工业阶段相对较长，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也较为严重，这与伦敦产业调整过程的特点有关，即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基本上遵循市场调整的原则，政府干预很少。在整个结构转型中，伦敦最大的亮点就是金融服务的集聚效应和国际金融、经济中心地位的维持。作为全球最大的保险中心、最大的欧洲美元市场、全球金融中心，伦敦获得如此多的成就，主要归功于伦敦城市圈的集群效应。伦敦地区周围聚集了许多高新技术产业，这些产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相当大，同时继承伦敦之前商业中心的优势，金融业不断创新，金融服务业的功能不断扩展，内部服务发展的动力不断加强。1989年，伦敦市总产值中生产性服务业产值比重为40.8%，如图1-5所示，自90年代开始，制造业占总增加额的比重持续下降，金融业虽有几次起伏但比重一直高于制造业，尤其在2002年以后，金融业所占比重远远高于同期的批发零售和制造业。

（2）伦敦的商务发展。伦敦是目前对英国经济贡献最大的地区，其中，租赁、房地产、商务服务对伦敦产值净增加量贡献最大，如图1-6所示，1995～2007年，房地产、租赁、商务活动的经济增加值上升31.5倍，金融中介次之。

近年来，伦敦的进出口贸易处于逆差，其主要进出口地区可分为欧盟内部国家及欧盟外的国家，德国和美国是其主要的贸易伙伴。机械器具及零件、矿物燃料、电机和电气产品、车辆及其零附件是伦敦对外出口的前四大类商品。2007年以来，货物贸易的逆差在增大，这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机电、轻工业上的比较优势，使伦敦在这些行业中失去了竞争力。但是，作为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相当发达的城市，伦敦在低碳技术、金融服务、新材料和创意产品等方面具备较强的出口优势，如图1-7所示，从1985年左右开始，金融业作为出口的后起之秀，出口额上升迅猛，直逼其他商务贸易（租赁、专业、技术服务）的出口额。传统的运输、旅游贸易近年来增长较为平稳。

伦敦是世界领先的国际贸易保险和再保险市场，诸如劳埃德保险社等世界排名前20位的保险和再保险公司均活跃于伦敦，其市场份额约为20%，领先于日本、美国和德国。伦敦金融城是全球第二大金融服务供应商，在贸易和航运服务方面排名第一，其商业银行是航运金融的主要供应商，其中12家商业银行向航运业提供了约18%的全球性贷款。银行还提供多种配套服务。此外，伦敦还是全球领先的国际法律服务中心。

伦敦是欧洲首选的商业城市，2007年第18次被评为最具有方便市场准入机制的城市，相比欧洲的其他国家，英国对外资所有权的限制最少，税收优惠政策、具有亲和力的投资环境，使伦敦成为外商投资的理想之地，2006年，其外来投资占整个欧洲外国投资的7%以上。同时，作为全球的品牌中心和金融中心，1/3的世界顶级企业在伦敦设立了总部，世界上各大银行和金融机构均在伦敦设有大型营业场所。

3．东京

在当今的国际大都市中，东京的城市功能最为齐全，被认为是“纽约+华盛顿+硅谷+底特律”型的世界大都市。其产业结构变化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初级工业化、重化工业化、高加工化和知识技术高度密集化。

（1）工业起步晚，服务业追赶快。19世纪90年代，东京进入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主要由轻工业推动，当时轻工业占整个工业的比重高达70%以上。如图1-8所示，20世纪50至60年代，东京工业得到恢复并进入重化工业的初级阶段，第一产业比重显著下降，第二产业比重稳居第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东京进入了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二产业比重达到顶峰。80年代后，东京开始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第三产业比重远远超过第二产业。

与伦敦和纽约相比，东京的工业起步阶段晚，然而后发优势使其缩短了工业化的阶段，重化工业阶段持续了大约15年，并迅速跨越重化工业的后期阶段，率先进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化阶段。从图1-9所示的就业比重看，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一直下滑，从1965年的40%下降到2000年的20%，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2000年占总就业人数的72%左右。根据日本学者村田喜代治的估计，1955年工业就业人数大约为76.47万，1965年为140.45万人，随后便持续下降，1990年，大致下降到1955年的水平，2000年则只有55.56万人，从业人员数量的变化可以看出东京的工业部门在60、70年代经历高峰之后就一直在衰落。

与其他国际中心城市一样，经历了制造业衰落，随之而来的是东京服务业的发达，不同的是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政府起了很大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地方政府在“技术立国”政策的推动下，以新能源、信息、航空航天、新材料、生物工程等知识密集型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所以，东京工业比重下降的同时，由于某些部门凭借其产业技术含量较高的集聚效应，工业部门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变化。1993年，东京制造业产值仅占日本全国的6.6%，但却集中了日本50%以上的航空发动机、出版、图片制版等行业的产值。批发业和金融保险业是东京服务业的典型代表，与零售业的分散相比，日本的批发业相当集中，在从业人员、销售数额上占有很大的优势。

（2）东京的商务发展。东京的主导产业包括汽车制造、电子设备、造船、钢铁等，其中富士重工、日产化学工业、东京电子等公司均落户在此，东京围绕这些产业进行国内外贸易。20世纪80年代以后，东京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以金融业为代表的服务业迅猛发展，工业地位虽有所下降，但东京仍是日本的工业中心，制造业仍是东京最主要的经济部门，其中，服务业占东京GDP份额的73%，制造业份额为25.6%。

东京曾奉行日本传统的“贸易立国”即“出口立国”政策，奖出限入，但由于对原料过度的国际依赖，后将政策转为“技术立国”。目前，东京的出口产品不再是轻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是附加值极高又极具竞争力的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以机械类和运输机械类（电器机械、半导体等的电子产品、航空机类）为主，钢铁、玻璃等次之。图1-10显示了2008年东京出口额的结构，可以看出，机械制品出口额最大，占出口总额的37.9%，电机电器设备类制品占出口总额的22.2%。

近年来，随着不少企业向海外转移和进行海外投资，东京在贸易结构方面发生了变化，一直进口较少的制成品，进口猛增。如图1-11所示，2008年，东京进口产品数额中，机械类制品的进口达到了1021.6亿美元，居进口产品之首，服装制衣等杂制品、化学制品的进口数量也较大。

由商品进出口结构可以看出，“进出口制成品”将成为东京今后的主要贸易结构，近年来，日本与东亚地区的贸易往来有超越欧美之势，东京的制造业也会加快生产线的海外转移，东京将成为日本乃至世界服务贸易比较发达的城市。2000年来金融、保险、版权服务贸易出口有较大幅度增加，缩小了服务贸易的逆差。

“二战”以后，东京凭借都市圈的发展潜力和影响力、优越的投资环境，以及政府的大力扶持，吸引了许多跨国公司前来投资设厂，1993年，全球500家最大的工业公司中，日本拥有135家，这些公司的总部高度集中于东京，达到89家。1995年，按销售收入排列的世界最大的500家公司中，日本共有141家，其中93家总部设在东京。如表1-2所示，到1999年，世界500强企业在东京设立总部的数目超过了纽约与伦敦。这些均表明作为后起之秀的东京，将依赖其国际贸易、金融、商务中日益重要的地位，确定其世界中心城市的地位。

4．香港

香港的面积仅1029平方公里，但却凭借其极佳的地理位置以及良好的天然深水港、太平洋地区海空要道、北依中国大陆等优越条件，成为了世界航运中心和经济、贸易、金融的集聚地。对于上海来讲，走在前面的香港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1）产业结构调整。香港产业结构的变化与上述三个城市的总体趋向是一致的，只是具体转型时间有些差别。香港产业结构调整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中期转口贸易向轻工业的转变，60年代中期～70年代后期制造业进一步由“出口型”转为“制造型”, 80年代产业结构出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90年代至今制造业绝对规模萎缩和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业的迅猛发展。

香港因其特殊的区位特点和自由开放政策而使20世纪50年代的转口贸易发展迅速。随后，香港开始发展纺织、成衣、玩具等劳动密集型的本地制造业，服装、电机与电气制造业逐渐成为优势产业，使香港经济顺利完成了由“转口型”向“出口加工型”的转变。

60年代中期开始，香港制造业的增长速度放缓，占GDP比重维持在30%左右，就业人数仍在持续上升，支柱产业的优势部门范围有所扩大，主要有服装、电机与电器制造、家具制造、机械制造、纸制品业等，70年代后期，香港制造业结构完成了另一次转型，即由“出口型”转为“制造型”。

80年代开始，制造业的就业人数继续增长，1985年达到85万的峰值（见图1-12）之后开始下降。到90年代初，不论是产值比重还是就业人数都开始下降，优势产业转向技术含量较高的部门，如机械制造业、印刷制造业等，产业结构出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愈加明显，越来越多的就业人员从事批发、零售、餐饮业等服务业，其次是生产性服务业，如金融保险、商务服务等，而传统服务，如交通、仓储从业人员虽有上升但总量不大（见图1-12），这意味着香港产业结构又进入一个转型期。

90年代初开始，香港制造业绝对规模开始萎缩并出现负增长，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迅猛发展。如图1-13所示，1998年制造业对GDP贡献率仅为6%，金融保险业比重为24.6%。同期，转口贸易也大幅上升，其中一半以上来自中国内地。1998年之后，制造业的优势基本消失，服务业在离岸贸易推动下，其出口比重超过制造业，成为优势部门，在与内地经济互动和全球化推动下，香港经济的外贸依存度进一步提高，本地产品出口、转口贸易、离岸贸易的发展，使得与贸易相关的服务业、金融服务业等的出口，远远超过制造业。

（2）香港商务服务业的发展。如图1-14所示，目前，香港经济的四个主要行业是金融服务、旅游、贸易及物流、专业服务及其他工商业支援服务。从1996～2007年的增加值来看，贸易及物流一直居首位，其次是金融服务业。进出口贸易是增加值最大的部门，这归功于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

目前，服务贸易已经成为香港的主导产业，由图1-15可以看出，1980～2010年，除部分年份出现小额顺差外，香港的货物贸易基本上均呈现逆差的态势，且有增大趋势。而香港的服务贸易却保持着稳定的顺差态势，并且顺差额呈现增大趋势。

近年来，香港服务贸易发展平稳，出口势头保持持续上升（见图1-16）。2011年，香港服务贸易出口居全球第十一位，香港已形成以旅游、运输、商贸服务及其他贸易相关服务、金融与保险服务、各类专业服务五大类为主导的服务贸易格局，其中商务服务最发达。从图1-17可以看出，运输服务一直在服务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但运输服务输出占总出口额的比例出现下降趋势。另外，统计数据显示，随着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近年来香港的金融服务业发展比较迅速，其输出额不断增加。

近年来，香港的贸易方式也处在转型期，主要是由本地产品出口转向转口贸易、由转口贸易转向离岸贸易。尽管进出口贸易一直是香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但香港制造业的北移以及中国大陆出口的大部分物品由香港中转，使得转口贸易增长迅速。2001年，香港转口贸易额相当于GDP的10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迅猛增长。离岸贸易是指香港从事的无须经过本港的对外贸易活动，与转口贸易的主要区别是货物是从货源地直接运往目的地，长期以来香港政府把它作为服务出口进行统计，最近才正式统计为离岸贸易。1997年，香港离岸贸易总额相当于转口贸易总额的84%, 2000年，离岸贸易增加值为1.4万亿港元，开始超过当年的转口贸易额，离岸贸易成为香港新的经济增长点。2010年香港从离岸贸易赚取的收入为2335亿元，较2009年上升了18.7%。其中，从“商贸服务”赚取的毛利为2033亿元；而从“与离岸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赚取的佣金为301亿元。就香港的服务输出而言，与离岸贸易有关的服务是纳入服务输出的一个主要服务组别“商贸服务及其他与贸易相关的服务”内的。与离岸贸易有关的服务输出占2010年“商贸服务及其他与贸易相关的服务”输出总额的95.7%，占香港服务输出总额的28.3%。

据世界投资报告统计，2009年香港吸引外来直接投资484亿美元，排在美国、中国内地和法国之后，位居世界第四，超过了英国、德国等西方经济体。就历年接受外来直接投资的香港企业集团的经济活动来看，从事投资控股、地产及各项相关产业的香港企业吸纳了2001年底总存量的55.2%，批发、零售及进出口贸易也是主要接受外来直接投资的行业，占总额的12.4%。

5．新加坡

1959年以来，新加坡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一个以转口贸易为基础的畸形结构转变为一个以制造工业为中心，商业贸易、金融旅游、国际服务业等全面发展的多元化经济结构。2011年的生产总值高达2598.24美元，较2010年增长了14%，新加坡作为东南亚的金融中心和自由贸易中心，经济保持着高速的增长。

（1）新加坡产业结构的调整。新加坡政府比较重视本地制造业的作用，坚持制造业和服务业并重的政策，拥有比重较大、竞争力很强的制造业。从20世纪70年代起，新加坡就开始发展高附加值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和高科技产业，进而发展到信息产业等知识密集型经济，以出口消费电子、信息技术产品及药品为主。电子电器、炼油、船舶修造是制造业的三大支柱。新加坡是世界第三大炼油基地和石化产品供应中心。新加坡的制造业基本属于高附加值的先进科技产业，拥有不少具有强劲国际竞争力的尖端科技产品，被称作高新产业制造中心和技术服务中心。20世纪90年代依然是以制造业为主，由制造业拉动着服务业的发展。直到21世纪初，新加坡服务业迅速发展，批发与零售业、商务服务业、交通与通信业、金融服务业的比重大幅增加，已经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据了相当的主导地位。现在，新加坡已经成功地完成了从一个制造业为主的国际大都市向以服务业为主的国际大都市的转型，确立了其亚洲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的地位。

（2）新加坡政府支持服务业发展的经验和做法。自19世纪60年代起，新加坡开始大力兴建集装箱专用泊位和码头，推进自由港建设，并大力发展班轮航线，国际集装箱管理和调配、空港联运、船舶换装和修造，建设国际船舶燃料供应中心，充分发挥其在金融、网络信息基础设施、高技术和商务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完善物流产业链。80年代中期，新加坡经济遭受了严重衰退，新加坡政府提出了重点发展国际金融、国际通信和国际服务贸易的产业战略调整新方向，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其服务业的发展，包括以下几方面。

①享受新兴产业的优惠待遇。规定服务业可与制造业同等享受新兴产业的各种优惠待遇，凡固定资产投资在200万新元以上的服务业企业，或营业额在100万新元以上的咨询服务、技术指导服务等企业，所得税可减半，并规定对服务贸易出口收益只征收10%的所得税。②大力吸引外资。在吸引外资进入服务业方面，政府给予了许多优惠政策。例如，给外国跨国公司在新加坡设立区域性营运总厂提供优惠，只征收10%的公司所得税，且为期10年，并对这类公司的分配股利免征所得税。

新加坡政府通过提供税务优惠，鼓励外国金融机构在新设立机构和提供高成长和高附加值的金融服务包括：a．对金融运营总部的奖励，即对金融机构向新加坡以外的相关机构或公司提供总部服务所获得的收益，或通过金融运作所获得的收益，按10%收税；对部分提供高附加值的服务收益，可按5%收税。b．对金融财务中心的奖励，该政策鼓励跨国公司以新加坡为基地从事金融财务管理活动。对跨国公司向相关的公司提供金融财务服务所取得的收益按10%收税；免除跨国公司向外国银行或相关公司支付贷款利息时的预扣税。c．对在新加坡进行的离岸金融业务的收入免征所得税。

为吸引国际重要的船主将运营基地设在新加坡，将新加坡建设成为国际海运中心，新加坡政府向符合条件的航运公司提供以下优惠：a．该类航运公司所拥有的船只（无论是否在新加坡注册）运营所得收益均可豁免所得税，免税期为10年。b．该类航运公司从附属公司、子公司等处获得的分红可免税。

新加坡政府向符合条件的贸易商颁发“全球贸易商地位”，拥有此地位的贸易商可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企业所得税率为5%或10%，远低于正常22%的公司所得税率。全球贸易商计划是新加坡政府为鼓励国际贸易大公司将新加坡作为贸易基地的一项措施。要求公司必须是在相关领域或相关商品的知名国际贸易商，并使用新加坡作为中枢进行区域或全球离岸贸易业务。

在新加坡从事研发的企业（主要是外商投资企业）可享受以下优惠：其从国外获得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或利息可免税，免税期为5年，但免税的收益至少应有20%作为进一步研发的费用，且研发所形成的知识产权应为本地公司拥有和管理。

通过一系列调整措施，新加坡服务业大为发展，国际性、区域性的服务中心迅速增多，外国银行在新的离岸金融业务大为扩展，旅游业也日益兴旺。

从新加坡2010年FDI产业分布中可以看出，其吸引的外资已经从制造业转向了服务行业，其中在金融保险业所吸引的资金占比达到了44%，制造业的占比已经退居第二位，其他的服务业如批发零售业和运输仓储业已经占了相当的比例。总的来看，服务业已经成为新加坡吸引外资最多的产业，说明新加坡目前的服务业已经相比制造业更具有竞争力，能够获得更多的回报。

（3）新加坡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作为东南亚最大的港口中心，新加坡的集装箱年吞吐量居世界第二，对外贸易一直是其重要的经济推动力，新加坡的贸易依存度多年都保持在200%以上。随着新加坡产业结构的调整，其对外贸易的结构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虽然仍是以货物贸易为主，但服务贸易发展迅速。服务贸易在新加坡GDP中的比例在1/3左右，服务贸易领域中传统的有交通和旅游服务，90年代末新蓬勃发展起来的有贸易相关（Traderelated）服务、金融与保险服务、商务服务和技术服务四大领域。新加坡服务业上的转型，也推动了新加坡服务贸易的发展。

由图1-20可以看出，21世纪以来，新加坡的服务贸易依存度有了很大的提升，已经从2000年的62.2%达到了2010年的91.8%，但是这种增长在2005年后趋于平稳，基本维持在了90%左右，而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中，新加坡的服务贸易不跌反涨。

新加坡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比例的变化更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的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比例水平，随着新加坡服务业的发展，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比例有了巨大的增长，从图1-21可以看出，21世纪初，这种比重仍然维持在0.2左右，而到2010年这个比例已经达到了0.3，提高了50%之多。

综上所述，进入21世纪之后，新加坡服务贸易的发展才真正开始腾飞，并以惊人的速度在发展，这种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发生在贸易结构上的变化在慢慢显著，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新加坡已经从依靠传统的制造业贸易转向了服务业的进出口贸易。

（4）新加坡服务贸易的内部结构。80年代，新加坡的服务贸易总额非常微小，但是总体来看，仍然是以出口为主，说明新加坡一直以来在服务贸易的出口上都保持了一定的优势，是出口导向型的城市。随着全球服务业的发展，新加坡服务贸易也得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但是在2000年左右，新加坡的服务贸易进口一度占上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加坡的服务贸易当时处于真正的起步阶段，通过进口先进的服务技术来改善自己的服务产业，通过提高出口的生产能力扭转服务贸易逆差。而之后的几年，新加坡的服务贸易逆差已经明显得到了扭转，并且出口的差额优势越来越明显，2010年新加坡服务贸易的出口总额已经达到了1300亿美元，走在了世界服务贸易的前列（见图1-22）。

新加坡服务贸易出口具体的产业结构可以从图1-23看出，其他商业服务占据了最大的出口比例，高达39%，其他商业服务包含了各类咨询、法律、教育等服务。就主要的行业而言，运输服务所占比例最大，达到29%，作为东南亚的航运中心和交通枢纽，运输服务的出口仍然对新加坡的服务贸易起着支柱作用。而作为新加坡传统的对外服务贸易出口项目的旅游服务占据第二位，旅游服务中大部分消费者依然来自东南亚，随着中国人均购买力的提高，以及其与日韩关系的发展，旅游服务的提升具有一定的潜力。作为服务价值链中重要的一环，金融和保险一类的金融业类服务也在新加坡的服务贸易出口中占了一定的比例，金融服务出口达到11%，保险的服务出口也达到2%，体现了新加坡作为东南亚金融中心的地位。

总体而言，服务产业目前已经成为了新加坡的经济支柱产业，而服务贸易在新加坡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凸显。新加坡传统的优势服务产业仍然占据了新加坡服务贸易的大部分，推动着新加坡服务贸易的发展。

（三）经验借鉴

上海是中国内地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政府也将其定位为将来的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与国际金融中心。通过表1-3中三次产业的比重比较可以得出，上海离国际中心城市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2010年，上海的第三产业比重为57.3%，纽约、伦敦、东京却在20世纪时就已经达到较高比例。

通过对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均是先由工业化转向消费性服务业，再转向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从发展过程比较，大致可以说，上海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需要重视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通过科技率先发展推动增长方式的加速转变，同时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

第一，纽约的产业调整和商务发展，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联系在一起，通过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提高产品的附加值。目前，以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新材料等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快速发展，纽约对知识、信息的依赖也在上升。上海要在将来发展为国际大都市，必须重视服务业领域内的研发，尽管目前通信、金融保险、房地产、教育和科学研究占上海服务产业的大部分，但仍需要在信息网络方面加大研发投入，加强科技优势。

第二，上海要成为国际航运中心，需要借鉴伦敦发展的经验。伦敦是英国也是国际的航运中心，航运一直是伦敦的传统支柱部门，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伦敦的航运量出现衰退，但伦敦航运服务业特别发达，船舶注册、航运交易、海事保险、航运咨询等现代航运服务，使伦敦牢牢占据了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借助于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服务优势，伦敦控制了全球船舶融资市场的18%、散货租赁业务的40%、油轮租赁业务的50%，以及船舶保险业务的23%，甚至全球67%的船东保赔协会的保费基本也大都集中在伦敦。

上海在航运交易、金融、口岸通关等方面规模较低，尤其在航运服务业上与伦敦的差距更明显。因此，上海在建设航运中心过程中应继续完善港口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环境等软环境的建设，利用区位优势，推出优惠政策吸引国际船公司到上海落户。

第三，香港是世界上著名的自由港，20世纪以来的贸易转型给香港经济带来了扩张效应，转口贸易和离岸贸易也成为香港经济的增长点。上海是中国内地的港口，对外贸易也构成其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与香港有很多相似之处，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

香港传统贸易在90年代开始下降，近年来转口贸易、离岸贸易对香港经济贡献率逐渐上升，2000年离岸贸易总量超过转口贸易，其重要程度在逐渐显现，香港正在从一个转口贸易中心转为一个多种贸易方式的贸易中心。

当前上海的贸易和投资重心仍是制造业，今后无论发展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都要提升国际竞争力，从低附加值的传统贸易向商贸服务、技术领域拓展，如果上海可以借鉴香港的离岸贸易，使得其服务范围辐射全国，上海作为中国内地最重要开放口岸的地位才能真正得以体现。

第四，这几个中心城市的兴起，尤其是纽约、伦敦、东京的发展离不开与周围城市互补的集群效应，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国东海岸城市群、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城市群、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城市群，即使香港也是以大陆珠三角地区为依附。城市群内部现代服务业对城市间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上海可以依托长三角，建设中国的城市群，以上海为中心城市吸引更多外资，带动周边地区产业的发展与调整，同时上海应大力发展金融、专业服务业，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加大对科研教育的投入。

第五，在四个中心城市中，纽约、伦敦、香港不论是产业结构调整，还是商务发展，政府干预都较少，只有东京发展过程中政府发挥了较大作用。政府推出的产业结构调整救助政策成功扶持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东京在金融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也吸引企业迁入东京享受这种金融的便利。

上海与东京在金融的监管、创新和规模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对此上海市政府在尊重市场调节的同时，可以适当采取相关政策手段，如通过颁布具体法律法规、提供优惠条件等措施吸引外商进入，为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创造必要的环境条件。在结构调整时期保持经济的稳定，避免大的波动。在资金投入上有针对性，发达国家和较发达及发展中国家均把科技摆在国家发展的首位，因此，上海市政府也可以加强对高技术产业和教育事业的投资，促进人才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