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从五大坐标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

李捷[1]

今年，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尽管斯人早已离我们远去，但是伟人的音容笑貌依旧在人眼前。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新中国的创建立下的丰功伟绩，为成功开辟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作出的杰出贡献，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的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永远彪炳史册。历史是人民写的，而不是站在人民对立面的少数人写的。公道自在人心。尽管各种“非毛化”的言论不绝于耳，各种污蔑毛泽东的谣言在流传，但是这些都不能抹杀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也不能撼动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丰功伟绩。

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伟大贡献，可以从以下五大坐标来审视。

一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坐标来审视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恰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面临新挑战、新机遇的时代。在这以前，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并且产生了金融寡头和产业托拉斯的时代，是列宁解决了时代特征、主要矛盾以及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以及在帝国主义国家四面包围之中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创立了列宁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从学说变为了活生生的实践。

而在毛泽东所处的时代，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和反抗。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争夺殖民地、相互瓜分势力范围的斗争，最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另一方面是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新觉醒，孕育着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由于时代变迁，这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解放运动，已不再必然地同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相联系，而是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同盟军。列宁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形成了由他执笔的共产国际《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如何紧紧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纳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体系，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逐步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一成功，为广大民族独立国家树立了榜样，也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成功实践，并且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的这一探索，并非一帆风顺，遭遇了党内把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条化的严重阻碍。因而，毛泽东的探索过程，既是实事求是、依靠群众实践、独立自主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也是从各种思想僵化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不但以其一系列独创性的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认知。这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关键在于运用、关键在于实践的思想。实践出真知。邓小平说过：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回答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家时说过：我们所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

二是马克思主义要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从1930年5月写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开始，就强调要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的道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他在1956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又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思想不但影响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而且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都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更是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正如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所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

三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另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还强调，要用发展的眼光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论断也要放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上述新认识，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反复得到的，由此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活的灵魂，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因此而言，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辟者，也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中三个活的灵魂的奠基人。

二 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坐标来审视

毛泽东时代是科学社会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发展极其重要的一环。在以下几个方面，毛泽东的探索都是前无古人的。

一是成功解决了一个东方农业大国如何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避免资本主义前途而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在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毛泽东冒了巨大的政治风险。首先遇到的就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应当放在中心城市还是放在广大农村。毛泽东是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败以后，才走上了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特殊道路的。接着就遇到了中国革命扎根在农村，建立党组织、建立红色政权、建立人民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的问题。这就发生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是把党降低到农民意识的水准上，还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农民意识而使其提高到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水平之上，这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思想建党”的实质。这件事是经过了从红四军七大前后到九大最终形成“古田会议决议案”才得以实现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将这一决议案的最主要的部分命名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由此形成了建党纲领和建军纲领。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总结出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精心培育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优良作风，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解放战争革命与反革命两大营垒的决战时刻，毛泽东还总结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土地革命总路线，系统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文化纲领，为新中国的诞生绘制了完整的蓝图。

二是成功解决了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如何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而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问题。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时候，毛泽东面临着两大历史传统：一个传统来自苏联。苏联进入社会主义是采取“一举进入”的方式，对于工业是一举实现国有化，对于农业是一举实行土地国有化，消灭富农经济，普遍建立集体农庄。这种实践，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中国共产党人影响极大。另一个传统来自中国自身。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完全有可能通过“不流血的革命”来实现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的。然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没有“不流血的革命”的先例。封建王朝的更替，要么是通过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来实现，要么是通过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等暴力方式来实现。近代以来，就连极其温和的戊戌变法，也不能不以谭嗣同等血染刑场的方式而告失败。如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能不能以最低限度的避免社会震荡、避免社会生产力的破坏的方式取得成功？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实际上，也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其结果，这条道路最终走通了。正如毛泽东在1956年1月指出的：“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3]

三是对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其成功为最终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其失误也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毛泽东探索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本质来说，也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此之前，整个世界上的现代化道路无外乎两种类型。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尽管就其具体内容也是千差万别，但总起来说是同一种类型。另一种是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成为苏联打败德国法西斯的强大物质基础。但是，这条道路也有其严重的弊端，特别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直接满足人民生活的轻工业生产也长期不能过关。可以说，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社会主义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一根本目的。毛泽东看到了这些问题，因此着力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道路。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专门有一部分是探讨“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的。他认为，在我国这样一个大农业国里，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他还特别强调，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遗憾的是，后来的历史发展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思路来办，而是走了曲折艰难的道路。但是，就提出这一思想本身来说，已经是前无古人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创新上有三大突破：一是突破社会主义无矛盾、无冲突的思想框框，形成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二是突破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重轻农为序的思想框框，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以农轻重为序、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两条腿走路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三是突破社会主义阵营必须以苏联为中心的思想框框，形成独立自主地搞建设、独立自主地搞国防、独立自主地搞尖端技术、独立自主地搞外交、独立自主地进行道路探索的思想。

总之，毛泽东是推动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成功实践的第一人。

三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的坐标来审视

毛泽东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也是20世纪推动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大变化的三位伟人之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理想和追求。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中华民族的无数仁人志士付出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和牺牲，也出现了站在时代前列推动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大变化的三位伟人。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站在时代前列，高扬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旗帜，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率先发出“振兴中华”的呐喊，希望推动中华民族摆脱封建专制统治和外国列强侵略，推动中国跟上世界发展进步的步伐、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他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

然而，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孙中山先生未竟的事业，毛泽东将其继承下来，并且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革命道路。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同时也是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影响深远的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和事业，经过北伐、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的巨大历史进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启了新纪元，谱写了新篇章。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并且从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取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这是中国亘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也是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胜利。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为我们党和人民军队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新中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

当然，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也出现过严重失误。一个是发动“大跃进”，犯了超越社会发展阶段、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错误；另一个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犯了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背离经济建设中心的错误。尽管毛泽东的动机是要更好更快地推进现代化建设，是要确保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但是由于主观严重脱离实际，结果事与愿违。彻底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带领中国人民走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康庄大道的历史重任，就落在了邓小平肩上。

邓小平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一方面，他亲自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全面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避免了中国重蹈苏联全盘否定自己历史的覆辙；另一方面，他又继续毛泽东开始的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事业。经过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接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显示出蓬勃生机和活力，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梦为全世界所瞩目。

四 从中华文明发展的坐标来审视

可以说，毛泽东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集大成者，也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系统整理中华文明的第一人，解决了中华文明发展在近代以来面临的困境问题：既要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又要使中华文化的文化基因得以保留和传承。

自从1840年中国国门洞开，各种西方思潮接踵而至，中国传统思想武库又无法为中国变法图强或革命自强提供有力的思想武器之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就一直在苦苦寻找救国图存的思想。从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到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再到辛亥革命创建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一切救国方案都试过了，都没有成功。只有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形势才为之一变。先是由五四运动给予封建腐朽文化以致命的打击，继而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掀开了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新篇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革命史上最为彻底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浪潮。

在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同样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批判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成功之路，使得古老的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通过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获得了新生。这一点，康有为、梁启超没有实现，孙中山同样未能实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旗手们没有实现，只有毛泽东实现了。正如毛泽东所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4]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讲这番话的同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千古命题。可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居于何等重要的地位。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以其独具一格的诗词艺术和书法艺术，将古老的诗词书法这种表现形式同丰富的时代内涵高度融合为一体，为世人树立了“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典范。

五 从世界文明发展的坐标来审视

毛泽东的许多探索，具有广泛的国际性。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激励着广大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国家走独立解放之后自主发展道路，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冲破美苏冷战格局的束缚和阻碍形成不可阻挡的大趋势，作出了突出贡献。毛泽东身处于旧殖民体系解体，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成为世界发展不可抗拒的潮流的时代。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年代，毛泽东始终对亚非拉美国家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给予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在新中国国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仍然对亚非拉美的穷朋友们伸出无私的援助之手，使得中国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享有极高的威望。正因为如此，当中国高举起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旗帜时，很快就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找到了战略支持，并且在它们的积极支持下，促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71年重新恢复了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不仅如此，中国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走出来，成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件事，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格局，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围绕200海里经济权和石油生产国定价权而开展的捍卫发展中国家经济权益的斗争，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蓬勃发展起来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斗争进一步发展为争取和捍卫经济发展权的斗争，促使整个世界朝着和平发展的方向进步。正是在这样孕育着深刻变动的国际背景下，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从而在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以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为支撑、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战略理论。这是毛泽东对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所作的巨大贡献。与此同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平等性的追求，尽管其中存在某些历史的局限，其积极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也曾经对世界社会主义思潮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平等性的追求，不但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奋斗目标有着积极作用，而且对整个世界思潮中赢得独立、捍卫主权、争取平等的理念广泛传播、深入人心起了极大的推动与示范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说毛泽东是为世界和平进步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伟大人物的理由。迄今为止，国际上为了构建一个更加平等、更加公正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远没有结束，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也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国际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