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社会科学自诞生以来，便对人类经济社会关系问题充满浓厚的研究兴趣，从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从韦伯开创的古典经济社会学到新经济社会学、从波兰尼开创的经济人类学到新制度社会学，形成了异彩纷呈的理论流派。这些珍贵的知识财富，已铸造成了一座巨大的理论大厦，为人们理解和解读经济行为与社会关系、经济行动与社会形态、社会文化传统与经济行为主体的关系提供了多维视角。然而，这些理论如何形成，它们的共性或差异性在哪里？这些共性或差异性后面蕴含着什么样的知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基础？不同理论流派论战的焦点表现在哪些方面？重建新的范式传统何以可能？对这些问题的思索引导我们从学术范式层面，反思经济社会关系理论存在的根基、各种理论形成的前提及其内在张力。具体言之，在对人类经济社会关系研究中，社会科学界主要形成了两种比较成熟的范式，即形式主义范式和实质主义范式。两种范式之间的争论持续了100多年，论战涉及古典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经济社会学、经济人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

这场论战中，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很多著名社会科学家都卷入其中，对整个社会科学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些学者关注的领域既涉及微观的个体行为与集体行动的关系、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个体行动的意义，又涉及对初民社会、农业社会中农民经济社会行为与象征理性关系的探讨；既有对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与转型经济的资源配置关系、权力与利益关系的分析，又有对现代社会中人们经济社会行动逻辑的探究。在这些研究领域中，由于这两种范式在价值取向、价值信念、方法论原则等结构性要素上存在明显分歧，形成了理论命题和对经验世界的判断的根本对立，引发了激烈的范式论战和范式重建现象。

社会科学范式呈现的是一种学术研究的集群现象，涉及的是为某个社会科学家共同体所遵循的一组由价值取向、方法论原则、范例与理论硬核、研究视角等结构性要素组成的环环相扣的知识连续体。这些结构性要素相互链接，共同制约着一群社会科学家观察人类经验世界的基本立场。亦即，在同一范式主导下从事社会科学相关领域研究的人，必将分享共有的价值信念、知识论、理论命题和概念系统，遵循相同的方法论假设。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科学范式是各种社会理论生成的前提，更是范式重建的基础。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任何新的知识和理论的生成都是在前人基础上完成的。离开了前人的积累和探索，各种理论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对学术链条和知识之链的系统研究，不仅能使人们理解理论之间的亲缘关系和新旧知识的交替过程，更重要的是让人们明了不同理论观点论战背后所隐藏的知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语境，为新的知识和范式的形成奠定坚实基础。任何理论论战都以范式论战为前提，并最终上升至范式论战层面。因此，从范式论战的层面来把握理论论战的实质和意义，对于澄清各种理论观点的误区，把握不同理论自身的缺陷和适用性，理解各种理论存在的根基和社会文化语境，重建新的理论范式，填补经济社会理论研究的空白，推进本土社会科学范式的重建，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前人研究情况评析及研究问题的提出

一百多年来，社会科学对人类经济社会关系的研究已经从政治经济学逐渐拓展到了经济社会学、经济人类学和制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这些分支学科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关系这一研究主线，进行了学科内部、跨学科、跨专业的理论对话和论战。如果说理论之树长青，那么，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范式的论战则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两种范式之间的百年论战为社会科学积累了丰厚的理论知识和财富。也正是因为如此，经济社会关系中的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的百年论战受到了社会科学家的广泛关注。这些社会科学家试图弄清两者进行论战的前提、本质和意义，把握两者在基本理论观点、方法论原则、知识论前提和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差异。归结起来，当前学术界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关注经济社会思想中的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的论战。

首先，很多学者从知识论与价值取向层面，切入对两种范式问题的研究。如韦伯关于经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的研究；波兰尼等对经济的形式与实质含义、对个人主义的质疑及对集体主义的强调；波普尔、哈耶克、福山等关于个人主义战胜集体主义、市场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论战，关于知识客观性与相对性、知识有限性与自发性的探求，关于对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信守及其思想渊源的追寻；沃勒斯坦、布罗代尔等关于知识的不确定性与相对性、多样性与特殊性、时间性与空间性，关于集体主义超越个人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战胜自由资本主义的论战；施特劳斯对社会科学研究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关于知识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等问题的分析；亚历山大、柯林斯等关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形式意志论与实质意志论、普遍性与特殊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等问题的探讨；萨林斯对实践理性、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批判及对象征理性、集体主义和知识多元主义的信仰；汪晖、许宝强等对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市场主义与资本主义等的批判，对两种范式的知识论与价值论的系统分析、反思和提炼；黄宗智、斯科特、汤普森等对农业经济研究中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理性小农”、“发展型小农”的价值批判，对“生计小农”“道德小农”“内卷型小农”及集体主义的信守；苏国勋、李猛、侯钧生、田耕、科卡等对韦伯经济社会思想中的价值观与知识论、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的研究；陈庆德等从经济人类学视野对两种范式的知识论的系统分析；等等。这些学者关于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的知识论和价值论的研究，为我们进一步系统认识这两种范式的文化与价值基础、把握两种范式的基本特征和知识论前提，无疑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素材。

其次，很多学者从方法论层面，对经济社会关系中的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传统进行了深入探究。如布洛克、M. R. Somers、萨拉尼、倪志伟等对实质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波兰尼经济社会思想中的方法论整体主义的探究；李丹（Danie Little）从社会本体论视角，对农民经济行为研究中的形式主义与形式主义学派关于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进行的分析和建构；科尔曼对韦伯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批判及法人行动者系统行为的内部分析框架的提出；布迪厄对方法论整体主义与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批判及实践范式和关系主义分析路径的提出；怀特、格兰诺维特、林南、边燕杰等关于过度社会化与低度社会化、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的批判及方法论关系主义研究视角的阐释；王宁、汪浩瀚、周业勤等对经济社会研究中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分析；等等。上述关于方法论问题的讨论，使我们看到了经济社会理论论战背后的方法论基础，同时为进一步把握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范式论战中涉及的深层次问题，明确两者论战涉及的方法论背景提供了清晰的分析框架。

最后，国内外学界聚焦于经济社会关系研究中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理论观点的论战，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如波兰尼、萨林斯等对形式主义经济学的全面论战与批判；萨拉尼、科尔奈、华尔德等关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调节”与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的“官僚调节”、硬预算约束与软预算约束、市场经济与“命令经济”的比较制度分析，关于社会主义“短缺经济”与投资饥渴、社会主义工厂制度中的权威主义与资源分配关系、社会主义体制转型中的精英循环分析；很多农民学家如舒尔茨、波普金、王国斌、彭慕兰、汤普森、黄宗智、斯科特、恰亚诺夫、李丹、郭于华、王露璐等关于农业经济行为中的家户生存经济与营利经济、道义小农与理性小农、生存小农与牟利小农、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内卷型小农”与“发展型小农”的论战；倪志伟、Greta R. Krippner关于新经济社会学中的嵌入性观念的批判与制度性嵌入观念的提出；中国台湾和大陆社会科学家如叶启政、黄光国、杨国枢、杨美惠、金耀基、翟学伟等关于中国人的行动逻辑，中国人的自我与心理，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人情关系、脸面观与西方社会科学中盛行的理性、自我，社会资本，关系网络的比较与论战及其对本土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倡导；符平关于波兰尼与格兰诺维特关于嵌入性问题的比较，刘拥华关于诺斯和波兰尼对市场社会还是社会性市场的论辩，刘世定关于嵌入性与关系合同的讨论；埃文斯、John Lie对波兰尼嵌入性的深入分析，布若威关于葛兰西，以及波兰尼关于市民社会观念的讨论；等等。这些学者关于两种范式理论观点的分析，为我们认识和把握两者在对经验事实认识上的差异、关注焦点和理论立场的不同，为我们系统分析两种范式的理论原则提供了理论与思想线索。

笔者认为，当前学术界关于经济社会关系中实质主义范式与形式主义范式在知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和理论硬核等层面的分析，为我们把握两种范式的百年演化历程提供了基本的历史线索，使我们看到了两者从非经验世界到经验世界的根本分歧和差异。然而，上述学者在对两种范式进行讨论时，要么将范式论战等同于价值观或知识论的争辩，要么将它们等同于方法论的论战，要么将其等同于某几位学者之间理论观点的争论，从而出现了对经济社会关系理论范式论战认识的碎片化和片面化现象。实际上，由一群社会科学家所信守的社会科学范式是由一组相互关联的结构性要素即知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和理论硬核等所构成的完整的知识连续体。在认识这些要素时，应当将它们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来看待，而不是将某个要素从知识整体性中抽离或拆分开来认识，否则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造成知识的碎片化现象。将社会科学范式论战等同于某种价值观或方法论、等同于某种理论观点的争论，显然无从彰显社会科学范式作为一种知识连续体的学术品格。经济社会关系中的两种范式之间的论战涉及整个知识连续体中各种结构性要素的联动，而非仅是某个要素的争论。

同时，经济社会关系中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的论战涉及多个学科之间的复杂对话，是一种跨学科、跨专业的学术生命现象，而当前的研究要么将自己封闭在经济社会学或经济人类学中，要么将自己局限在政治经济学内。这显然无从体现两种范式论战的开放性和复杂性、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和知识的共享性。此外，中国学者关于本土社会科学范式的讨论，由于过度拒斥西方丰富的理论范式传统，曲解范式作为知识连续体的特征，出现了将范式重建等同于拒斥西方理论，将某种方法论、价值观或理论观点的差异等同于范式重建的现象。尤为重要的是，当前学界对范式重建缺乏系统认识，缺乏较为明确的理论态度和立场，始终在形式论或实质论之间摇摆，没有从根本上超越两种范式的认知局限。因此，在经济社会关系的研究中，站在什么样的理论立场，如何破除人为设置的学科屏障，如何从多学科视角对两种范式进行充分研究和讨论，如何从知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和理论硬核等层面实现经济社会理论范式的重建，是当前学术研究应当给予高度重视和思考的难题。

总之，笔者认为，从实践原则出发，采用跨学科的学术眼光，将范式论战视为知识连续体的整体性连动，从知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和理论硬核等层面对经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的百年论战进行系统研究和关注，不仅能克服知识碎片化和片面化的现象，突破学科之间的界限和壁垒，更重要的是能够呈现两种范式论战的全景图像、本质特征和局限，并最终为超越形式论与实战论的范式局限，实现实践范式在知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和理论硬核等层面的重建提供重要的理论和经验平台。

二 本书主要内容

笔者试图从多学科视野出发，重点关注政治经济学、经济社会学、经济人类学以及制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在对人类经济社会关系进行探究时所形成的两种基本范式即形式主义范式与实质主义范式近百年来在知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和理论硬核等结构性层面的论战。在此基础上，笔者从形式与实质的内在张力及其范式困境、实践原则对形式论与实质论的超越、实践原则与实践范式等层面，探索实践范式重建的可能性。最后从“范式自觉”的学术立场出发，探索本土社会科学范式重建的前提和基础。笔者将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研究。

首先，笔者关注了政治经济学中的形式主义传统及其局限。古典政治经济学率先从知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和理论硬核等层面，开创了形式主义范式传统，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则是对这一传统的延续和展开。在对人类的经济社会关系进行分析时，政治经济学强调人类行为的普遍性，主张用经济理性来囊括人们经济社会关系的本质和共性。个人主义是政治经济学所遵循的基本价值信念。它强调从理性个体出发，将个人自由和理性行动视为解释一切经济社会关系的主要依据。方法论个体主义是政治经济学一以贯之的原则。他们关注的是个人的私利、权利和自由，将经济理性和理性个体视为理解一切经济社会关系的出发点。

其次，笔者讨论了从古典经济社会学到新经济社会学中存在的形式主义传统。从韦伯开创的古典社会行动理论到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社会学、从格兰诺维特开创的社会网络理论到以普特南、林南等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理论，这些学者一以贯之的主线，便是将个人主义的价值承诺蕴涵于其理论分析之中，从个体理性与行为出发，展开对人类经济行为与社会关系的探讨。他们坚持以个人利益和社会关系为中心的分析取向，认为个人的经济行为是一种指向他人并在社会互动中谋求利益的社会行为。这种利益不仅包括物质利益，还包括精神利益。个体的行动不仅是工具理性行动，还可能是价值理性行动，甚至两者兼而有之。从经济社会学中，可以清晰地发现浓厚的个人主义传统、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经济社会行动的理性基础的学术思想演化轨迹。

再次，笔者特别探究了经济社会关系视域中的实质主义对形式主义的批判与重构。实质主义范式从价值信念、方法论原则和理论硬核三个层面完成了对形式主义范式的批判和超越，即用集体主义取代个人主义，用方法论整体主义取代方法论个体主义，用社会市场取代市场社会，用生存理性、文化理性取代经济理性、实践理性。为彻底摆脱形式主义阴影，超越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线，实质主义者力图跳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系的狭隘空间，将视野转向部落民族社会、中亚和南亚的传统农业社会、亚非拉地区欠发达社会，转向对东欧、中欧和东亚经典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体制与转型经济的经验世界中。通过这种跨区域、跨社会形态、跨社会体制、跨时空的区域与历史比较分析，这些学者重建了经济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实现了对形式主义的超越和替代，建立了完备的理论研究范式。

最后，笔者重点探讨了实践原则对形式论与实质论的超越及其实践范式的建构。重建经济社会关系视域中的范式传统，既要重视和反思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的知识传统，关注两者之间的互构关系，又要超越两者的范式局限，摆脱形式与实质面临的范式困境。这两种范式对人类经济社会关系的认识都存在片面性，仅从不同层面把握住了人类经济社会关系的某些方面。经济社会关系视域中的范式重建，应信守实践原则，直接面向社会经验实在，深入体验和领悟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经济社会交往的实践逻辑、实践过程、实践机制和实践技术，展现人们之间“总体性”的经济社会关系本质。社会科学视野中的实践原则及其展开方式——如马克思关于劳动与生产实践的阐释，莫斯关于社会交往实践中的礼物经济的分析，常人方法学关于日常生活中基于互为主体性的社会交往方式的研究，哈贝马斯关于日常交往实践中的交往理性分析，布迪厄关于场域、惯习、资本、经济场、象征场等问题的探究，中国人经济社会行动中人情、关系、脸面的多元嵌套逻辑，均说明了实践原则超越形式论与实质论的可行性和必然性。应当在实践原则基础上重建实践范式，而知识论二重性、复合型集体主义价值取向、方法论总体主义原则、总体性社会事实等，成为重建实践范式的主要结构性要素。本土社会科学范式的重建，应在立足实践，立足本土经验实在的基础上，对西方理论范式和本土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进行系统认识和反思。这就要求我们具备“范式自觉”的理论素养，在范式自觉的基础上，实现“理论自觉”和范式重建。

三 研究思路和方法

笔者的整体思路是：对社会科学的理论内涵及学术品格、对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的知识论与基本特征进行探讨，进而分析政治经济学、经济社会学和经济人类学等学科领域在价值信念、方法论原则和理论硬核等层面的论战；从实践原则立场，探索实践原则超越了形式论与实质论，重建实践范式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从范式自觉层面，探求本土社会科学范式重建的路径。笔者将主要使用多学科比较研究法、理论树谱系分析法、知识连续体分析法和典型范例法展开研究。

多学科比较分析法强调将人类经济社会行为置于多学科的视野中进行考察，从政治经济学、经济人类学、经济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视野中呈现经济社会行动的多重逻辑。在此基础上，将不同学科领域置于同一理论平台即范式论战的层面进行对话，进而从多个层面、多种视角把握人类经济社会行为的本质及社会科学重构的可能性。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的范式论战涉及多学科领域的交叉对话，因此采用多学科比较分析法将能克服单一学科的局限，更好地呈现这场学术论战的实质和意义。

理论树谱系分析法使我们找到同一范式主导下的各种理论流派之间一脉相承的历史联系，再现它们之间承前启后、相互补充、互为前提的链接关系。具体说，我们可以将形式主义范式主导下的经济学理论之间的联系视为一棵理论树。这棵知识之树的主干是斯密。后来的学者正是以斯密这棵树干为核心，逐渐演化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知识传统。形式主义范式主导下的经济社会学研究中，韦伯是该范式的理论树干，他所关注的领域成为后来的社会网络论、社会资本论、文化价值论、场域结构论等各种理论知识和方法论的基础。同时，形式主义经济学和形式主义社会学之间分享着很多核心命题，具有相同的理论渊源，因此她们犹如两棵孪生姊妹树，同根同源，形影相随。故而，我们将这两个学科所创造的知识传统都归为形式主义范式。同样，在实质主义范式主导下的各种理论传统中，波兰尼是这棵理论树的树干，他不仅开创了实质主义的分析范式，而且留下了实质嵌入、再分配、社会转型、能动社会等核心概念，奠定了实质论分析的知识基础。

知识连续体分析法将范式论战视为从非经验实践到经验世界中涉及价值取向、方法论和理论硬核等要素层面的整体性运动，将范式论战视为一个连动的知识连续体。这种研究方法不仅有助于克服以往研究中涉及的知识的碎片化和片面化现象，而且能使我们全面把握社会科学范式论战中作为知识连续体的学术品质及范式重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具体说，笔者将经济社会关系视域中的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范式论战视为彼此相对的知识连续体，并从知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和理论硬核等多个层面呈现这场论战的百年历程及其本质。

最后，我们还将采用典型范例分析法对涉及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范式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及其经典著作进行深入讨论，以便更深刻、更深入地把握两种范式之间的理论张力、理论内核和理论本质。在看待社会科学范式论战的学术生命现象时，笔者强调“点”和“面”的有机结合，既强调范式研究中“面”的统一性和知识的连续性，又突出范式论战中“点”的重要性和代表性。笔者不力求面面俱到，而是强调对范式论战中主要领军人物和学术流派进行深度分析，是有重点的学术研究。我们将从知识论、价值取向、方法论和理论硬核等层面对在范式论战中的开创者（如斯密、韦伯、波兰尼、恰亚诺夫、科尔奈、怀特等）、传承者（如哈耶克、科尔曼、萨林斯、斯科特、格兰诺维特、林南等）的主要学术思想进行深入研究，以把握两种范式论战的本质和学术生命的延续过程。这种方法不仅能使我们体悟到范式论战中学术生命的鲜活性和时代性，还能领悟到一种“主体性”的参与意识和一种感同身受的时空经历。

四 作为知识连续体的社会科学范式

当前学界对待社会科学范式问题时，将其作为一个不加分析的概念运用，将社会科学范式论战等同于某种价值观或方法论、等同于某种理论观点的争论，这显然无从彰显社会科学范式作为一种知识连续体的学术品格。在本书中，笔者将社会科学范式论战视为知识连续体的整体性联动，从价值信念、方法论原则和理论硬核等层面对社会科学范式进行系统研究，以克服当前学界对社会科学范式认知的碎片化和片面化现象。同时，对社会科学范式的学术品格的认识，不仅能使人们理解理论之间的亲缘关系和新旧知识的交替过程，把握社会科学的理论逻辑和理论之树的脉络，重要的是让人们明了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范式论战背后所隐藏的价值论和方法论语境，为新的知识和理论的形成奠定坚实基础。

正确认识和理解社会科学的范式内涵是展开范式论战与范式重建问题研究的前提。社会科学范式论战涉及的是整个知识连续体的联动而不仅仅是对某个结构性要素的争论。因此，在深入讨论经济社会关系视域中的百年范式论战之前，我们将对社会科学范式的内涵和学术品格进行界定和澄清。

库恩对范式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曾从两个层面界定范式的内涵。一方面，范式“指谓着一个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一个范式支配的首先是一群研究者。另一方面，“范式是共有的范例”，亦即作为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他们分享着共有的理论和知识规则。其中，一个科学共同体的信念和研究共识是形成某种理论范式的基础。由一群学者信守的理论范式犹如“一株演化树……一条线自树干直至树梢尖端，沿树向上决不折转回头，循此可找出一连串有亲缘关系的理论”。依据库恩的观点，范式是科学发现的逻辑，它与科学共同体密切相关，囊括了共同体成员围绕特定学科或研究领域建立起来的共同信念、共同取向和共同的研究范围。库恩将各种理论范式之间的转换称为科学革命。这种范式转换始于科学实践中的意外发现和反常现象，这种现象无法被已有范式所解释，使之陷入危机中，并引发科学革命。当范式发生变化后，解答问题的方式和正当性标准都将会发生重大变化。科学家将采用不同的视角，怀着不同的期望和信念来面对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范式之间是一种竞争与选择的关系，存在着不可通约性，它们之间的裂痕是难以弥合的。库恩所描述的理论范式的转化可以用图1-1加以表述。

库恩关于范式问题的讨论，受到了一些著名科学史学家的质疑，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拉卡托斯。拉卡托斯指出，描述重大科学成就的单位不是某个孤立的理论假说，而是相互连续的理论系列即研究纲领。每个研究纲领都由一组被科学家群体所接受的“硬核”、保护该硬核不遭受反驳的巨大的辅助假说“保护带”、方法论原则即“正面启发法”与“反面启发法”等结构性要素所构成。其科学研究纲领的基本结构可以用图1-2加以展示。

硬核是研究纲领的基础，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知识，它不会被轻易改变，因而是坚韧的。一旦硬核遭到反驳和否定，整个研究纲领便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保护带是建立在经验事实之上的假说和命题的集合，它由很多辅助假说所构成，其功能是保护硬核，将经验反驳的矛头从硬核引向自身。反面启发法又称为消极性诱导，这是一种方法论上的禁止性规定，它禁止我们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硬核。正面启发法又被称为积极性诱导，它限定问题，草拟辅助假说保护带的建立，预见反常并成功地将其转化为例证。它由提示及暗示构成。这些提示和暗示是科学家事先想好的研究方向、问题、方针和步骤，本质上是一种积极性的规定，能使科学家建立复杂的模型或结构来形塑和模拟现实，而不被大量的反常和实际的反例所困惑，因为“在有力的研究纲领内进行研究的科学家合理地选择哪些问题，是由纲领的正面启发法决定的，而不是由心理上使人发愁的反常决定的”。正面启发法允许新的变体存在，并由此引发了理论科学的相对自主性。

拉卡托斯指出，如果一个研究纲领比它的竞争对手包含更多的真理内容，这个纲领就取代了其竞争纲领。科学研究纲领之间不是库恩所说的竞争和取代的关系，各种范式是可以共融和并存的，理论范式之间的关系是多元而开放的。应当将科学理解为研究纲领的战场而不是单个理论的战场，只有这样才能说明科学的连续性、理论的坚韧性，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独断的合理性，“如果我们大部分科学知识的范例都是像 ‘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样的孤立理论，互无联系，不是置身于重大的研究纲领中，那么我们对科学增长的理解便寥寥无几”。成熟的科学是由研究纲领构成的，在研究纲领内，不仅预见了新颖事实，而且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还预测了新颖的辅助理论。

拉卡托斯和库恩的理论立场都是建立在对自然科学特别是天体物理学的分析之上的。人类社会之间的联系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多态性使得社会科学所形成的理论范式同自然科学的理论范式相比，其表现形态更为复杂。在从自然科学所形成的范式或研究纲领向社会科学范式的转化中，应当对他们的思想进行合理借鉴、修正和整合，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科学范式的基本命题。具体说，社会科学范式的基本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之间不是竞争和取代的关系，范式之间是可以包容和共存的。社会科学本身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理论之间的争论本身就是推动经验研究最强有力的动力之一。其次，社会科学知识既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又具有一定的相对自主性。这些理论知识既来自于现实的社会经验世界，又深深地打上了社会科学家的烙印。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各种社会建构”。社会科学家总是带着一定的理论预设、一定的价值判断和想象力去观察世界，“分析者的价值取向、偏好、假设等不可避免地进入分析过程中”，从而使所形成的理论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主观与客观、个体性与社会性相结合的特征。再次，社会科学家的行为是一种集体行为，具有公共性的品质。社会科学知识的增长“不是孤立的对社会的思考，它是人类集体的创造”。将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视为一种群体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必将引导我们去探究科学知识的发现逻辑及理论思想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最后，社会科学范式本身是一组由价值论、方法论、知识论和理论硬核等结构要素构成的知识连续体。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瑞泽尔指出的：“范式是存在于某一研究共同体中关于研究问题的基本意向……范式是某一研究领域中一个群体所获得的最广泛共识的基本单位……它能够将存在于某一学科领域中的范例、理论、方法和工具进行归纳、定义，并将这些要素联系起来。”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将社会科学范式的内涵理解为社会科学范式是一个由社会科学家共同体信守的环环相扣的知识连续体。在这个知识连续体中，包含了从非经验世界到经验世界的一束由价值取向、方法论原则、范例与理论硬核、研究视角等形成的结构性要素。这些结构性要素相互链接，共同制约着一群社会科学家认识人类经验世界的基本立场。我们可以用图1-3来展示社会科学范式的基本内涵。

图1-3首先表明，社会科学本身是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充满价值争论的知识形式。每个社会科学家就经验世界和社会现象所提出的问题取决于其兴趣的指向，并最终取决于其价值信念，“正是价值观念和兴趣指向决定了社会科学的全部概念框架”。在进入经验世界的研究领域中，社会科学家必然会将自己的价值信念隐藏于其理论表述与经验描述中，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这个世界。因此，在看待社会科学的范式问题时，社会科学家群体的价值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元素。而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成为社会科学中两种主要的价值取向，它们构成了社会科学理论的思想基础。亚历山大分别称其为形式意志论与实质意志论。持个人主义观点的学者主张社会行动是基于个人相互关系基础而形成的，社会运作依赖于个体行为，个体可以自由地追逐自己设定的旨趣，个体的自由和自主成为理论分析的起点。因此，个人主义者强调将“个人看作目的”，指出“人不仅仅是一块肉——一个肉体。人还有更多的东西，有神圣的闪光和理性；以及对真理、仁慈、人道的热爱，对美和善的热爱。这就是使人生活有价值之所在”。在研究路径上，这些社会科学家的出发点是个体行为，并从个体出发逐步推演到集体行动乃至宏观的社会体系。集体主义者则强调社会群体、社会规范与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制约，主张个体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行为，必然受制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与社会关系的制约，他们往往从群体与社会层面来理解个体行为，强调个体行为是一种社会化与制度化的过程。

学理上，社会科学家所持有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价值信念同现实政治生活中人们追求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价值信仰是两种具有明确区别的概念。前者系指研究者观察和认识经验世界的基本立场和认知态度。学术研究中，个人主义中的“个人”往往是系统化、抽象化和形式化的“理性个体”，是社会科学家按照一定的理论模式建构起来的“理念人”。这些个体不是经验世界中的真实个人，而是社会科学家所建构并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人”。同样，集体主义中的“集体”也是研究者抽象化和系统化的产物，他们所表述的“社群”“社会”“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等同真实的人类社会现实本身也存在巨大差异，是后者理想化、抽象化的产物。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强调的是人们所信仰的一种价值追求，并由此决定他们的行为选择和生活方式。因此，从学术上说，学者所持有的价值信念与国家及其社会生活中人们信守的价值观念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

第二，在社会科学范式中，方法论原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理论要素，它直接决定了社会科学家思考和看待问题的方式。信守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研究者往往从理性个体出发，依据个体行动的目的、意义和主观心理来解释个体行为及群体、社会的关系，主张“一切社会关系，尤其是社会制度的运行，应当永远被理解为产生于人类个体的决策、行动和态度等”。亦即，“每个人以及他们的态度、期望、关系等情况来建立和分析我们的社会学模式——这个设定可以称为方法论个人主义”。从这种个人主义立场看，个体成为社会的真正实体，成为社会科学分析的基本单元。社会不能脱离个人而存在。社会现象被还原为个体以及个体之间的互动。在个人主义眼里，个人成为一个超越历史的、不变的、离散的、自主的个人，社会是这种个人的自由的组合体，社会现象只能通过个人行动来解释，而个体行动则无须通过社会来解释。而信守方法论整体主义的社会科学家群体往往会从群体、组织、社会与制度的层面，来思考和认识个体行为。它认为，社会整体不仅是其构成元素即个体的总和，更重要的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比这个总和具有更多的属性，即社会的结构属性。这种结构属性既不是来源于个体本身，也不是个体的属性所能解释的。社会整体、社会制度或宏观社会现象具有一种超越个体的属性。方法论整体观强调，社会整体是不同于个体集合的真实存在，虽然社会不能脱离个体而存在，但社会也不能还原为个体。社会不但不能还原为个体，相反，这种社会结构成为决定和制约个体行为的重要力量。研究社会现象的出发点和立场不应该是个人，而应该是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等宏观的社会现象。亦即，个人现象只能在社会结构中才能得到理解，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是个体行为的决定性力量。因此，从严格的方法论整体主义意义上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犹如树和叶的关系。树叶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成长和飘落，但树枝和树干则日积月累地滋养着树叶的形状和分布。在这个意义上，个人行动就像随风移动的树叶。

第三，尤为重要的是，一定的价值信念是方法论存在的思想前提和哲学基础。一般而言，有什么样的价值信念，就会有什么的方法论假设。方法论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论战，实际上隐藏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即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争论，因此，方法论和价值观本身具有很强的亲和性。故而，在社会科学范式的连续体中，我们将方法论放置在范例与理论硬核之前，以便更好地彰显方法论和价值信念之间的亲缘关系。

第四，范例与理论硬核是构成某种社会科学范式的基本要素。这一基本要素是一群社会科学家长期思考和凝炼的结果，是区别于其他范式的关键要素。在范式系统中，理论原则与概念体系则是理论硬核的表述方式。不同范式之间的论战，往往针对不同的理论原则和命题展开。正是在这种思想交锋中，社会科学的知识得以积淀，同一范式主导下的理论之树得以成长。因此，在认识社会科学的范式时，范例与理论硬核是极为关键的要素，它们成为学术思想与理论汇聚的焦点，成为学术争论的中心。

第五，学者在不同的知识形态、价值信念和方法论原则下，往往会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对经验事实展开研究。信守个体主义方法论的社会科学家，更习惯于对人的行为建立某些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模型，强调理性计算和定量研究方法的重要性。而信守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学者，往往习惯于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典型个案与拓展个案研究方法、历史与区域比较等研究方法展开研究，强调定性研究的重要性。当然，这种比较只是相对的，在社会科学研究经验中，研究方法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和交叉性，这正是社会科学范式相对开放和包容的体现。

最终，社会科学将面对经验事实，并对人类社会关系与行为作出解释。从现实的社会经验世界中发现新颖的社会事实并对其作出解释，成为社会科学的理论着落点。社会科学范式之间的争论必须立足于人类真实的社会生活经验，面向新颖的经验事实。若是缺失了经验事实的支撑，不同范式的论战往往会蜕变为一种抽象的逻辑思辨，很难真正增进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和对人类社会经验的理解。因此，面向真实的经验世界，成为社会科学范式论战的知识之本，成为社会科学知识增长的理论之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施特劳斯指出，社会科学是关于人类生活的知识，它“必须建立在对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经验到的或 ‘常识’所了解的社会实在的分析之上”。

正是在这一知识连续体中，我们发现了社会科学范式中各种要素的内在联系，洞悉了社会科学的群体性与知识积累的理论特征。“学术生活首要的是冲突和分歧”，不同范式之间的争论和论战是社会科学知识的常态，成为学术生活的能量来源。社会科学的进步，“不是孤立的努力的结果，而是思想的自由竞争的结果”。社会科学范式的内涵和外延远比人们想象的更为复杂和丰富，它本身是由某个特定领域中的社会科学家群体所分享的知识连续体，是该群体在知识形态、价值信念、方法论原则、理论硬核等方面的共同约定。这些理论要素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本身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是无从单独抽离出来加以认识的。社会科学范式知识的形成是社会科学家共同体进行长期思考、修正、扩展和论战的结果，是他们长期累积的产物。不同范式之间的论战涉及整个范式连续体中的各种结构性要素，既有知识形态的辩论、价值观和方法论的争论，也有范例与理论命题的争论。换句话说，任何理论论战都必将以范式论战为前提，并最终上升至范式论战层面。各种理论的论战不仅涉及学术观点和命题的争论，其中还隐藏着不同范式在方法论和价值论等方面存在的重大分歧。总之，在论及社会科学的范式问题时，一定要追溯各种理论之间的亲缘关系，把握不同理论论战的本体论意义，理解社会科学范式的学术品格。

五 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范式的知识论特征

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理论传统的背后，蕴含着两种范式所涉及的知识论特征的差异。所谓知识论特征，系指从这些结构性要素的亲和性和社会经验事实中呈现的共有信念和研究共识，是一种“意会知识”, “一套科学习惯”。从某种程度上，理论范式的基本特征能再现范式论战的共性或差异性。正是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范式所存在的知识论的差异，才决定了他们在认识论、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分歧。两者之间的所有争论，都建立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对立的二元知识形态之上。

追求普遍性是形式主义范式的基本特征。在认识人的经济社会关系时，形式主义者进行高度抽象和提炼，将“实际的社会过程、经济过程或政治过程抽离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多样的历史关系”，用简单、抽象的方式去说明复杂、具体的经济关系，认为人们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普遍的、超越时空限制的行为模式。他们将追求普遍的知识形态作为其理论诉求，而不顾这种普遍性距离真实的人类行为究竟有多远。普遍性诉求的目标是生产非语境化的观念，“这些观念被认为具有独立于任何地点和任何具体地将他们运用于实际的人的真实性和意义”。如在对个体的经济社会行动进行解释时，韦伯尽管主张社会科学要面向个体的经验世界，接近真实的人类生活，但当他将经验实在置于纯粹的形式——逻辑的概念体系即理想类型之中，试图通过“可能性认识现实性”时，经验实在已经脱离它本来的面目，远离了“真实”。因为理想类型仅仅是研究者的一种主观建构，仅仅是经验实在构成的形式要件。

而形式分析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和理性选择逻辑，便是这种普遍性知识形式的典型形式。由于市场中的交易行为涉及参与者之间手段—目的选择关系，因此它为形式分析提供了重要舞台。在市场经济中，个人可以依照自己的愿望和需求做出选择，这将导致各种要素之间的配置与流动。所有产品和服务，都可以在市场上买卖。因此，“利息是使用货币的价格，它形成了那些货款提供者的收入；地租是使用土地的价格，它提供了土地提供者的收入；工资是使用劳动力的价格，它形成了劳动力出卖者的收入。”形式主义者指出，市场是交换的场所；市场与交换并存，经济生活可以被还原为所有体现在市场中的交换行为。于是，“交换被表述为经济关系，市场被描述为经济制度。市场的定义在逻辑上源于这样一个前提：所有交换均可视为市场交换”。这种交换不仅体现在现代的经济贸易关系里，还再现于部落社会、农业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甚至家庭生育、亲情关系、邻里关系，都受到市场自发调节机制的制约。在形式主义视野中，诸如家庭关系中的伦理型经济、国家与社会中盛行的再分配经济、邻里和朋友之间的互惠性交换，都被视为次要的社会交换方式。正是这一过程，使基于理性选择基础上的经济行为获得了一种普遍性属性。

形式主义者所建构的“经济理性人”，是一个脱离文化传统、社会形态，从时间和空间中抽离出来的具有普遍性特征的理念人。在其视野中，文化传统、政治体制等仅仅是一个次要变量，是“个人在追求他们自身的最大化利益的理性活动中积淀成的”产物。不论是现代社会中的资本家和商人、农业社会中的农民，还是处于各类初民社会中的部落民族，都被赋予了工具理性的属性。在市场交易中，这些人是独立的个体，其交易行为是一种追求短期效益和利益最大化的“非人格化交易，独立于群体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限制”。在看待人的行为动机时，形式主义者一般不会去关注这些人来自哪里，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和文化传统中，受制于什么样的政治生态和国家体制的限制。如，以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关系网络理论，虽然强调社会关系对于个体经济社会行动的意义，但其理论出发点依然是个人，是理性个体。尽管他强调个人经济行为嵌入具体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但这种关系嵌入体现的是一种形式嵌入，服从于个体理性的调整。关系网络的存在是为个体的经济社会行动服务的，是个人追逐私欲的工具。社会网络不仅未取代市场机制，反而被市场所俘虏。

因此，形式主义者对普遍性的强调往往想象多于真实，逻辑推论重于经验事实。追求普遍性的特点是抽象，强调的核心是形式。当其将普遍性视为人类社会的真实存在时，呈现的仅仅是人们理解事物的共性方式。这种追求知识普遍性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强烈的价值倾向，“体现了特定的意识形态”。这便是他们以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行为方式为模板，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来看待和理解非西方世界中普遍存在的经济社会行为。这正如萨林斯所言，“形式主义经济学的体现，就是认为土著人中也存在资本主义的物质追求，其在西方表现为意识形态，在非西方则表现为民族中心主义”。形式主义追求普遍性时，不自觉地陷入了欧洲中心主义论调。

最后，普遍性意味着追求科学性和客观性。形式主义者认为，“以普遍规律的形式人类通过理性可以达到真理和确定性”，亦即，“从经验现实的描述开始，人们可以归纳出抽象法则的公式，超越时空的真理”。形式主义者往往模仿社会物理学的研究路径，将个体经济社会行为客观化和物化，认为人的行为犹如原子，能够加以量化和清晰化，可以按照科学理性的逻辑进行研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形式主义往往将“客观性和理性等而视之。”他们假设：在研究主题和方法方面，社会科学应当仿照自然科学，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获得对人类社会的认识。这样，在经济分析的形式主义视野中，“关于科学知识的分析就必须有一个说明的逻辑，也就是说，分析两组断言之间的关系：一组陈述进行说明，一组陈述描述被说明的现象”。这便是其所坚持的演绎——推理法则。这种法则通过将人类行为类型化、客观化，对研究对象进行因果性说明，从而形成新理论观点，并将这些知识视为科学理性知识，用于解释任何独立于时空背景的人类行为。故而，他们假定有一个普遍的人类本性存在，“这个前提允许我们设定人类/社会行为的法律，一旦设立便是普遍的、可认知的。这一点就允许我们可通过更新关于社会实在较为复杂的观点来接受牛顿的科学模型”。通向普遍化精确之路是量化和类型化，这是寻找与定理相联系的一个必然步骤。因此，对数据的寻求，特别是复杂数据的寻求，成为形式主义经验研究的基础。

与形式主义相对，实质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强调特殊性。实质主义者指出，社会科学的最终发展不是简单化，而是对复杂性的解释，“社会现实实际上并不具有普遍性”，人类社会在本质上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必然意味着人类经济社会行为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这不仅体现在交往方式上，还反映在经济社会交往方式背后所隐含的文化体系、社会形态和制度关系的逻辑中。亦即，社会形态、文化价值、社会制度制约着人们的经济社会关系。因此，经济分析的实质主义范式，源于人类对其所生存的环境及其群体关系的理解。它强调，经济活动“不仅是生理的，而且也是精神的，这首要的是因为它是社会的”。它进一步指出，人的经济社会行为，是嵌入在社会之中的，只有从整体上考察人类社会，深入到不同社会各自的深层结构中去，才能洞见经济的本源，再现“人—社会—经济的系统关联，从而揭示经济活动背后的真正本质”。实质主义者彰显经济行为的社会特征，强调经济行为总是嵌入在政治制度、法律、日常生活和文化习俗内部的活动。即使在同一种社会形态和制度背景下，人们也会依据交往对象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经济交往方式。这意味着人类经济行为的多样性。

如果说经济分析的形式主义源于逻辑推论，实质主义分析则源于真实的社会生活经验。多样性和差异性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常态。这种性质必然规定着实质分析强调社会现象的特殊性，强调“可能的东西比实在的东西更丰富”。实质主义者指出，市场经济仅是人们经济社会关系中的一种整合方式而已。建立于共同体中以义务为基础、以对称组中的关联点之间的运动为特征而形成的互惠经济，以满足家庭成员之间的需要和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家计经济，以存在一个分配中心、并以支付和返还为特征的再分配经济，都是人类社会中重要的社会经济交往方式。

实质主义者指出，人类经济行为具有多样性，是嵌入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经济关系本身是“象征理性”和制度实践的产物。实际上，即便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其运作模式也并非完全按照市场逻辑进行，日常生活中人们之间的互惠关系、大资本家之间的经济垄断行为，均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关系中的常态。法国著名社会史学家布罗代尔在对资本主义进行长时段和比较历史的分析后指出，资本主义犹如一栋三层小屋，由三层结构构成，即处于底层的日常生活世界、处于中层的市场和处于顶层的资本主义。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人们的经济关系主要表现为自给自足的家计经济和邻里与社区之间的互惠性交往，这种交换的本质并非是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是为了维系和扩展人们之间的情感和纽带，因此经济关系是嵌入于社会共同体之中的。在市场中，人们的经济行为表现为自由竞争，这种经济关系往往是基于利益和理性的考虑。而在顶层，经济关系则表现为垄断经济，即对资源、对各种商品和价格的垄断和掠夺。他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垄断，因而是反市场的。

最后，时间和空间是实质分析的两个重要变量，是特殊性知识形态的重要体现。实质分析在强调经济社会关系的特殊性时，突出了时间和空间对于理解人们经济行为的意义。实质主义者指出，任何经济社会关系都是发生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和社会空间中的现象，不同的历史时段、不同的区域环境和社会空间，必然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方式，经济行为总是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社会形态的产物。正是通过对时间和空间的强调，我们看到了经济行为的动态关系。时间和空间往往是同时出现的现象，每一个时间都有一个空间，因此，沃勒斯坦将它们合称为“时空间（TimeSpace）”。布罗代尔指出，“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同时，应当将任何社会实在归结为他所占有的空间。因此，在研究经济社会关系时，不但“要思考时间和空间的关系”，而且要“思考地域和空间的关系”。因为，空间的模式是至少能部分地解释社会实在的地图，“它们对各种社会现象和各种时间运动都有真正的规范价值”。在实质主义者看来，现实生活中的事件犹如尘埃，转瞬即逝，只有将这些事件纳入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分析中，才能获得社会现实的意义。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构成了经济社会关系研究范式的基本特征。这种二元对立的知识形态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中普遍的知识形式，体现了实践理性与象征理性、科学主义与建构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对立。在对人类经济社会关系进行解释与建构过程时，普遍性与特殊性呈现于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范式论战的各个层面。无论是在社会科学家共同体所信守的价值信念、方法论原则中，还是在基本的理论原则和核心命题上，我们均能深刻地感受到范式论战中所蕴含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知识形式及其对人们思维结构的意义。

笔者主要关注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在价值信念、方法论原则和理论硬核方面的论战。正如我们在论述作为知识连续体的社会科学范式时所强调的，某个理论范式中的结构要素之间是紧密相连、相互渗透、互为因果的，不可能把某个结构性要素从整个结构丛中孤立出来加以认识，它们犹如从母体中分娩出来的连体婴儿，是根本无从分离的。在对经济社会关系的研究和认识中，两种范式在价值信念与方法论上的论战必然涉及基本的理论立场和核心命题方面。我们甚至可以从不同范式的理论命题中呈现其价值信念与方法论特征。在同一范式中，价值信念决定着学者们看待和认识经验世界的态度和视野，决定着他们的方法论原则和假定。理论硬核既是价值信念在经验世界中的凝炼和反映，也是支撑价值信念的基石。因此，在谈及两种范式的论战时，我们将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将它们作为一束结构性要素来加以认识。限于学科背景和知识的局限，笔者主要关注古典政治经济学、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经济社会学、新经济社会学、经济人类学、制度社会学等主要学科领域中，涉及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中关于价值信念、方法论和理论硬核的论战，并重点阐释这些学科领域的主要代表人物在这些结构性要素中的基本观点及分歧。在此基础上，笔者还将从实践原则出发，探求社会科学范式重建的可能及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