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本书从经济增长、外资、外贸等多个方面对消费与投资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重点研究了最优消费和投资问题，包括最优消费率和投资率、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同时对消费率和投资率的国家间差别进行了分析，并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深入讨论，得到了一系列的理论成果、方法和政策建议。

一 关键成果

（1）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系统论证了最优消费率和投资率的存在性、计算方法和中国的最优消费率与投资率。

（2）系统分析了影响消费与投资的诸因素，指出了不同因素对消费率与投资率的作用，从而揭示了对消费率和投资率进行调控的可行路线。

（3）论述了中国长期低消费率、高投资率的成因，并指出了其中的关键问题和症结，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和一致性的政策建议。

二 主要结论

（1）最优消费率和投资率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它们的最优性无论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考虑，还是从个体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都存在。

从总产出的方面看，消费、投资和产出增长三者相互制约，因此必然存在最优的消费率和投资率与产出增长相匹配。

从均衡的角度看，由于存在最优的经济增长路径，而这一路径对投资率和消费率具有明确的要求，因此，最优消费率和投资率都是存在的。

从消费和投资的个体行为看，由于效用最大化原理普遍适用，而消费和投资均具有效用递减特征，因此，客观上消费和投资也必然存在一个最优的比例。

（2）国家间的消费率和投资率不具有直接的可比性，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由于它们的生产方式、技术水平、文化观念、资源禀赋、人口素质、政治体制以及社会状况存在差异，造成最优消费率和投资率的值不同。

不同的国家有可能具有不同的生产结构，那么消费率就完全有可能不同。另外，不同的消费观念也必然造成消费率的不同。以上两方面的原因是造成收入水平相近国家的消费率显著不同的主要原因。

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具有显著不同的生产结构，比如，如果第一部类所占的比例大，那么消费率就会较低，反之，如果第二部类所占的比例大，那么消费率就会较高。再有，如果不同时期人们的消费观念不同，那么即便是生产结构没有发生变化，也会导致消费率的显著改变。

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开始时具有大致相同的消费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消费率可能呈现明显的不同，这主要由两种因素引起：一是这些国家的生产结构发生了不同的变化；二是这些国家居民的消费观念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3）最优消费率和投资率由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率共同决定。其表达式为：

这两个结论在理论上与黄金律法则（Golden Rule）保持一致。

（4）利用有效的生产函数，能够具体计算最优消费率和投资率，其中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在生产函数形式不确定的情况下，尽管可以论证最优消费率和最优投资率的存在性，但是无法获得具体的计算公式，因此只能停留在一般定性论证的层次。由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具有经济学含义明了、直观的特征，我们采用该生产函数，进行适当处理，利用统计数据验证了最优消费率和投资率的可计算性。

（5）在两部门模型下，中国的最优消费率和投资率的理论值分别是80.6%和19.4%。如果考虑预防性储蓄的影响，则可以适当调整消费率和投资率的预期值。

这是第一次从理论出发直接计算出的中国最优消费率和投资率，因此有力地回答了最优消费率和投资率是否存在的争议问题，并且提出了可计量的最优消费率和投资率方法，这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结论。

（6）外资对中国投资率影响不显著，即外资不是导致中国投资率升高的原因。

（7）外贸对中国的投资率具有正效应，因此外贸是导致投资率升高的一个原因。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逐渐形成了对外贸的依赖性，消费品出口占比过高，不利于国内消费率的提高。

（8）投资体制是影响中国消费率与投资率的重要因素，在高度计划时期，政府的目标决定了投资率和消费率的高低；市场条件下尽管投资主体多元化，资本形成的过程复杂化，但是在我国当前的投资体制中，政府仍可通过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手段对投资产生强有力的作用，因此政府能够在调整消费与投资关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当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关系出现明显的不合理时，政府应该采取可行的措施加以调控。

（9）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的目标有直接关系，理论上，在给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因此经济增长的目标越高，投资率越高。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的历史一再证明，每当追求过高的增长率都引起消费率的下降和投资率的上升。因此应该制订合理的经济增长目标，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改善。

（10）贫富差距与平均消费倾向的关系难以通过直接的因果检验方式检测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贫富差距对消费率和投资率没有影响，其产生影响的渠道之一是价格效应。

贫富差距造成富有人群对稀缺资源的过度投资，并刺激投机心理，加剧稀缺资源的稀缺性，带动价格上涨，随着这些资源的价格上涨，普通人群的有效需求下降，为了获得这些资源不得不节制消费，结果储蓄增加，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升高。

（11）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过高对消费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同时扭曲投资结构，产生错误价格导向，妨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房价不断攀升的形势，不仅造成普通居民居住困难，被迫储蓄，导致消费压抑，而且导致富有人群过度投资地产，追求财富升值，导致投机蔓延。尤其这一形势还加剧了两极分化的趋势。因此，应该采取适当措施对房价的过度上涨加以控制。

（12）中小企业融资难与总体上投资过剩同时存在，不利于投资效率的提高和扩大就业、降低投资率，因此应该在投资体制方面采取更加具体的措施，以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推进公平竞争，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适当的条件和环境，促其健康发展。

（13）现实条件下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我国的消费率的合理区间为61%～65%，投资率的合理区间为35%～40%。现实的消费率和投资率合理区间分别低于和高于其理论值。

（14）造成当前我国消费率低和投资率高的关键因素是投资体制、房价和收入分配。

投资体制一直是对投资率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在当前转型阶段，投资体制采取了市场化取向，这是正确的方向，但是不应因此而卸下了政府的责任，尤其是在整体环境和法制基础尚不健全的条件下，政府更要在保护和增进社会整体福利上发挥积极作用。

房价是导致我国居民增加储蓄减少消费的突出原因，这对消费率的提高和社会整体福利的改善均不利，政府有能力而且应该进行适当的调控。

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所占份额持续下降对投资和消费产生显著影响，不利于社会整体福利的提高，妨碍社会的和谐稳定，应该采取适当措施加以抑制。

（15）在当前我国面临诸多“两难”问题的背景下，不仅要保持政策方向的一致性，还要兼顾对各种风险的防范，因此，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策略选择和操作上应特别注意方向和力度的匹配。

三 政策建议

宏观政策的总原则应该强调公平、公正和效率，尤其需要注意，这里所说的效率指站在社会整体福利和长远发展角度而言的效率，而不是指从其他侧面或某个局部上看的效率。在这样的总原则指导下，提高对关键环节和具有全局性影响的方面的调控水平和效果。

（1）通过推进公平竞争与高效的资本市场的建设，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促进投资体制的根本性转变，为理顺日趋复杂的经济关系创造基础性制度条件。

（2）通过税收、公租房建设等法制手段，建立抑制房价过快、过高上涨的长效机制，同时兼达保护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双重目标。

（3）以法制的形式强化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在有效控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同时，强化按劳分配意识，促进劳动供给增加，保证企业对劳动的需求，促进就业。

（4）吸收过剩的资金，用于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兼达增加社会福利和降低财政投资副作用的效果。

（5）财政和货币政策宜向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和提高市场效率的方向倾斜，从而兼顾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两方面的目标。

（6）通过启动国内消费，理顺消费和投资的关系，促进总供求的结构优化，适当降低对出口的依赖，兼顾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