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1920年代之科学主义的风潮

美国社会学社（ASS）于1905年由美国经济学会独立出来，以芝加哥大学已有的《美国社会学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AJS）为机关杂志。后来，因芝大社会学系独大，许多非芝大系统的学者群起反对（特别是中西部兴起的社会学系），先于1935年另创《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ASR），继而在1963年把学会改名为美国社会学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SA），改以ASR为机关杂志（Oberschall, 1972:241）。原本ASS成员颇多来自改革团体，1930年代时，这些团体大量退出，ASS终成为以学术界为主的专属团体。芝大与哥大独大的局面从此以后也逐渐改观。

在从事社会改革与解决社会问题之“实用”传统的驱使下，当美国社会由以农业为本转为以工业为主的形态时，乡村面临了巨大的冲击，众多问题滋生。事实上，社会学界里专注于乡村研究的所谓乡村社会学家（rural sociologists），一向基本上是以关心现实问题为导向的，特别是中西部州立的一些所谓“土地赠予”（land-grant）型大学（如威斯康星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密苏里大学、爱荷华州立大学、堪萨斯州立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等等）中的社会学者。在这样特殊的时代氛围下，乡村社会学家们有着相当明显的自我期许，渴求有自我认同的组织，自是可以预见。于是，他们先在1936年创立《乡村社会学》（Rural Sociology）期刊，而于次年成立独立的团体——乡村社会学社（Rural Sociological Society）。

1920年代到1930年代是美国社会科学史上一段重要的时间，整个研究走向量化与反规范性论述的“科学”的方向，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且，在这段时间里，学院甚为仰赖诸多财团法人支持与赞助。其中Rockefeller的“社会与宗教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Religious Research, ISRR）与“社会科学研究评议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等基金会最为重要，乃小型、经验取向之研究的重要经济来源，Robert Park即曾是决定补助款之核发的最主要人物。

回顾发展历史，在这段时间里，整个研究所以走向量化与反规范性论述的“科学”方向，大致可以归纳出两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其一，诚如前面一再陈述的，一开始，美国社会学即以“实用”——社会改革为本。其二，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结束之前，整个美国社会科学界已深受自然科学影响，特别是在Watson（1925）之行为主义（Behaviorism）的催化下，统计方法取得主导地位，代表人物如曾任教于明尼苏达大学、康奈尔大学、杜兰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与华盛顿大学等大学的Bernard、芝加哥大学的Ogburn与明尼苏达大学的Chapin，而在整个1920年代，芝大系统可以说是独领风骚（参看Bulmer, 1981）。其间，量化阵营的内部虽有斗争，但是，至1930年代，量化研究很明显取得了主导地位，各种研究工具也顺势发展出来（譬如Bogardus之社会距离量表[Social Distance Scale]）。再者，在强调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为前提的社会动机驱使下，1920年代到1930年代的社会学家，除了重视现实问题的“量化”研究之外，亦强调撰写教科书与社会学知识的系统化。譬如，前面提及之Ogburn等人替美国政府从事研究而写就的《最新社会趋势》报告（1933），以及他与Nimkoff合写的《社会学》（Sociology）教科书（1940），就是最好的例子。

再者，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关“鼓吹者/客观性”的争论转为“学术自由/专业限制”之间的争议，社会学家的道德责任问题受到重视（Turner, 2014:29-30）。在1928—1936年间，崛起的Ogburn等量化统计派，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老一代趋向“鼓吹”者，如Ellwood。这是导致社会学界分裂，反芝大独大者于1936年另起炉灶创办《美国社会学评论》（ASR）的重要因素。其中，最为典型的争论莫过于Ogburn针对Lynd-MacIver的论争。在1929年美国社会学学社（ASS）会长的致辞中，Ogburn指陈社会学作为一种科学，兴趣并不在于把世界创造成一种可以有较好生活的地方，而是运用量化技术使得新知识有点滴式的累积，并可以让社会学与社会哲学分家，成就具严谨科学性的社会学（Ogburn, 1930）。隔年，哥大的MacIver继任美国社会学学社会长，他则以《社会学是自然科学吗？》（Is sociology a natural science? ）一文予以反驳（MacIver,1931）。到了1939年，Lynd写文章批判Ogburn之力主社会学“只是收集资料，且甚至反对进行解释”这样的主张，认为知识有其自身的价值，社会学家不应，也不可能保持完全的价值中立。尤其是，社会学家不应只是一味地配合当权者与主流民意，毫无批判地接受美国社会的既有建制与其运作形式，而是应当负起社会责任（Lynd,1939；同时参看Oberschall, 1972:243-244; Smith,1994:123）。在此必须强调的是，MacIver与Lynd并非完全反对量化技术与经验研究本身，而是对社会学家的社会角色有着与Ogburn不同的看法而已。整个争论并没有从此结束，Lundberg于1947年再次撰文反驳MacIver与Lynd，认为社会学家的任务只限于客观事实的陈述，至于如何运用，则留给大众进行民主的讨论（引自Turner, 2014:30,36-37）。然而，这样的争论并没有因此削弱量化派的气势，过去累积而体现在既有学院建制中的制度性能量，再加上外在（特别是欧陆）思想潮流的冲击，以及即将来临的种种现实需要（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等等因素的催化，量化研究的势力不减反增，终成为美国社会学的主流学风，且似乎练就了一身“金刚不坏”的武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