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经验实征取向主导下的美国社会学——1880至2000

第一节 从1970年代以后之美国社会学的发展谈起

一 1970年代的危机

根据Deflem（2013）的说法，从1950年代以来，几乎每隔二十年美国社会学即面临着一次危机。1980年以前的危机，首见于1959年C. Wright Mills以“阔气理论”（Grand theory）揶揄Parsons的理论，而以抽象经验主义（abstract empiricism）批判Lazarsfeld结合Merton的中距理论（theory of middle range）所推展的经验实征研究（Mills, 1959）。与Mills相呼应的，除了更早时Lockwood（1956）主张不能偏废“冲突”作为基本社会形态与Dahrendorf（1958）以“乌托邦”来形容Parsons的理论之外，Wrong（1961）则认为Parsons所提出的是一个过度社会化的（oversocialized）概念架构。当时，在诸多批判之中，最具震撼力的莫过于Gouldner在1970年出版的《西方社会学正来临的危机》（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了。他极力批评以Parsons为首要倡导者的结构功能论与以Goffman为代表的象征互动论，并统称之为福利国家社会学（sociology of welfare-state），认为这基本上是一种安于现状（status quo）的论述，乃典型的学术象牙塔中的产物，不食人间烟火。Gouldner于焉主张社会学应当具有批判精神，称之为反身社会学（reflective sociology）（Gouldner,1970）。

在进一步讨论此一波的反弹之前，让我先以最简扼的语言来为当时的美国主流社会学做个总结性的描绘：长期以来，美国的精英社会学家接受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科学观，并且尊崇自然科学的研究策略为理想“典范”。然而，诚如Turner所指摘的，此一理想“典范”却犹如东施效颦，缺乏明确的实质内容，也不合乎哲学上的“实证主义”。其中，最为关键的莫过于，此一典范不是作为针对假设（hypothesis）予以批判的催促剂，而只是将假设当作获得证照的手段，并想办法使之不受批判（Turner,2014:52-53,101）。Giddens也批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学的主流是以Parsons为首，并结合经验实征研究所形成的正统共识论（theory of orthodox consensus）。它有三个特点：1．崇尚模仿自然科学认知模式的自然主义（实证主义）；2．重视社会因果性；3．采取功能主义的立场（Giddens,1996b:65）。正是这样的结构功能观结合着经验实征研究，构成了1970年代初期狂飙之“知识革命”发生前的美国社会学的主流意识，而这正是本章所要讨论的重点。

无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1968年5月发生在法国巴黎的学生运动是关键的引信。当时，运动瞬间扩散成为几乎是全球性的革命运动。美国的学院自然受到波及，特别是社会学系的师生。随即在1970年代，欧洲（尤其是欧陆的德国与法国）之种种具批判色彩的社会思想（诸如批判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大量输入美国的大学校园。之后，诸如依赖理论、后现代理论、酷儿理论与后殖民理论等紧接而来。

1970年代初期，这些思想对年轻一代的社会学家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可以想象，首先影响到的自然是挑战了以Parsons之结构功能论作为典范的主流社会学的基本假设。对当时的许多社会学系师生来说，Gouldner的书几乎如同“圣经”一般，可以说是学院里进行论述造反的思想依据。因此，倘若说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个激进的时代里，社会学里头的斗争基本上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应当是不为过的。尽管，吊诡而讽刺的是，Daniel Bell早在1960年就宣布意识形态已终结了。

记得当时（1971—1972年），在我个人就读的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校区（University of Missouri at Columbia）的社会学系里，倘若研究生中有人自称是Parsons之结构功能论的信徒，那会是一大笑话，将被人嗤之以鼻的。当然，我们整个学系师生也被卷进“革命”当中，有几个老师还担当着带头的角色。后来，学校当局以“不调薪”之类为手段意图“惩罚”带头的社会学系教授。为此，社会学系的学生一片哗然，挺身抗议，在校内掀起了风波。而这些教授为此还投诉到美国教授协会，协会特地派人来调查，最后校方还是屈服了，不敢“惩罚”，整个事件也就不了了之。

总之，纠集了原有之黑白种族问题的历史情结与方兴未艾的女性主义潮流等的社会运动，这股发生在学院内的批判“革命”力量一时蔚成炙热的势力，烽火所及可以说是遍及美国各大学。仅就社会学界而言，它不只为各个大学的社会学系带来大小不等的冲击，更使美国社会学的最高层建制（即美国社会学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SA]）内部爆发了史无前例的“革命”风潮。1976年，这股反动势力发动其能量，选了当时在主流社会学界并没有什么名气，且任教于一个小学院——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Brooklyn College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的“激进”社会学家Alfred McClung Lee担任学会会长。在会长致辞里，Lee即以“社会学为谁？”为题大力抨击当道之主流社会学的狭义“专业主义”，认为在专业化的外衣下，美国社会学实为一小撮人所把持，除了与既有政治—经济权力挂钩之外，就是内部各种（因方法取向、理论认同、出身血缘等等带来之）“派阀”斗争。他更进一步地把矛头指向当时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James Coleman替美国政府所“承包”的有关黑白合校之教育政策问题的研究，认为美国社会学学会应当对Coleman予以谴责。当时，在芝加哥举行的年会会场外，甚至有人举牌抗议，把纳粹之十字标志与Coleman的名字并排，谴责他为法西斯分子。总之，Lee主张社会学家应当具备有“不满”性格的知识分子风范，至少在自己的领域里进行批判，并寻找具创造性的突破，而不是作为建制支配下温驯的应和者。对Lee来说，作为美国社会学学会会长的首要之务就是改革整个学会的运作，避免学会被少数人操纵，以期让更多人能够分享资源（Lee,1976）。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各种社会学思想与主张蜂拥兴起。这导致在1960年代末期至1970年代初期，社会学一时蔚为显学，学生抢着将其作为主修。短短数年间，截至1972年左右，社会学系扩大招生，以致社会学的教职岗位大增。许多学校（特别是二三流的边陲大学或学院）甚至广招有能力教授诸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批判理论等等之欧洲社会思想的教员，倒是所谓精英大学的社会学系仍然坚守原有之美国本位的学术典范，抗拒着这股来自“民间”的声音。

二 1980年代至2000年代的危机

可惜的是，这个“运动”只是昙花一现，热潮在五六年间消散，随之而来的是经济不景气（以及种种其他因素，如具后现代性之“游戏”生命态度的浮现），学生选择主修的科系转向现实或趋向新潮流，譬如，管理学与传播学即转为热门。加之整体来说，从1972年开始，特别是到了1980年代，美国大学的学生入学率持续下降。以社会学为例，1986年的毕业生人数降到谷底，甚至导致整个学系被撤销（如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大学）。尽管在1986年之后这样的趋势有了改变，主修社会学的学生人数逐渐增加，到了2006年，主修社会学的大学毕业生甚至已接近两万九千人，但与1970年代初的高峰（近三万六千人）相比，尚少了一截（参看Turner, 2014:57）。这样之数量上的起伏，为大学里的社会学带来了制度性的冲击，涉及整个学门能否在大学（或学院）里存活下去的现实问题。有鉴于此，各大学的社会学系普遍地在结构上做了“适当”的调整，以致整个教学内容、研究方向甚至组织结构产生了变化，这即是Deflem（2013）所说的发生在1980年代至2000年代的第二次危机的基本样态。

从1960年代开始，特别是到了1970年代，在大学里，要求机会平等成为了最为热门和烫手的议题，特别表现在性别与种族问题上。除了各个学系被要求招收一定比例的非裔与（或）女性学生之外，各个单位也被要求优先雇用具少数族裔（特别是非裔）身份的教员与（或）女性教员。这使得当时具有博士学位的黑人女性纵然是在职位有限的情形下也很容易找到教职。

单就性别而言，从1966年算起，美国大学社会学系里的女生人数逐年增加。以大学部为例，1966年占60%，到2006年上升为占70%。至于研究生，女性学生人数更是在四十年间增长至男性人数的两倍，以硕士生为例，2008年女性就占了67 %（参看Turner,2014:78-79）。这样的“消费者”结构自然冲击了整个社会学的训练计划（如增加有关性别与族群议题的课程），也影响了社会学系内教员的性别组成——女性教员日益增加。结果，无论就教学还是研究来说，这代表着一半人口之日益增长的需求，自然是冲击了过去以男性为主的结构形态，带来了变化（参看Difuccia, Pelton & Sica,2007）。

总结来说，在这段“艰困”时期里，整个美国的高等教育方针变得相当“实际”，更加强调实用性。对社会学而言，这个招生危机更是招致许多社会学系采取讨好学生的策略，安排具“实用”性的课程，并增聘女性教员，以避免被撤系（因可以“性别歧视”为由让校方或董事会当局有所顾忌）（Turner,2014:64）。Turner即指出，到了1980年代，美国社会学开始形塑专业（expertise）的形象以吸引学生。在整个社会学的领域里，最能展现专业形象的莫过于提供量化统计研究的方法，以彰显社会学的科学实用性。跟着，所谓评量研究（evaluation research）也被强化，并蔚成主流。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社会学家不再重视科学的本质问题，只问现实的可用性。前面所提到的Coleman成为研究教育制度与致力于黑白学生整合带来之跨区就学（schooling）的专家，就常常被当成一个最典型的例子（Turner,2014:53）。

根据Diana与Small的意见，此一趋势之所以形成，乃与社会学缺乏足够的核心领域以发展新知识，以至于无法影响社会科学中的其他领域等因素有关。他们甚至进一步指出，经济学正相反，其理论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影响了社会学的研究，结果是社会学因缺乏认同而影响了招生，研究也因此转向以实际议题与方法为核心而组成团队的跨领域互动（Diana & Small,1992:231-232）。对此，我个人有不同的意见。回顾美国社会学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民间企业、各种社会团体（基金会）与政府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赞助者，因为采取实用的态度为“建制”服务，始终就是学术界的基本任务。在这样的传统之下，与欧洲（特别是德国）社会学的发展传统不同，美国社会学的知识建构，从一开始就没有一套基本的知识论（乃至存有论）架构来支撑，而这正是接下来我们将探索的要点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形塑出来的社会学，自然是难以与经济学愈来愈趋向自然科学，且以具高度“客观”科学性的“数学模式”为基架来经营知识体系的“优势”情形相抗衡的。Halliday即曾论断，与历史学、人类学和经济学之类学科相比，社会学作为一门专业，显得相当脆弱（Halliday,1992:3）。

就在这样之时代背景的催化下，到了1980年代后，特别是为了化解自身面临的招生危机，社会学更加积极地走向了“实用”的路子，呈现出多元典范的专业分化格局（非裔或女性主义即是一种典范）。多元典范的出现带来更多的分支专业领域，这固然开创了更多的概念，但是功能论结合经验实征研究的研究传统依旧是主流，乃精英学系钦定的论述版本。譬如，因果模式的研究策略始终被不舍不弃地使用着，甚至推展到其他领域（参看Woodward,2005,2007; Pearl, 2000; Glymour,1997）。其实，Coser早前即已严厉地批判这种向讲求方法细致化倾斜的发展方向，指责他们不问理论内涵，也缺乏根本性的批判，完全忽略了“科学论述的核心乃在于理论而非方法”这样的基本认识（Coser,1975）。Collins更告诉我们，到了1980年代，美国社会学内部的分工愈来愈细，各自形成半封闭的体系来自我欣赏与评比。他呼应Coser（1975）与Stinchcombe（1984）的意见，指出美国社会学（特别是量化研究）的困境即在于缺乏理论的视野，尽管方法已经是愈来愈细致（如广泛地运用对数—线性模式[log linear model]）。譬如，有关生涯流动的研究基本上还是脱离不了1960年代Blau与Duncan之《美国的职业结构》（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所设定的论述架构（Collins,1986:1341-1342）。假如我们进一步地借用Stinchcombe的说法，那么情形是：发展到1980年代，以抽样调查与量化方法为本、变项因果关系为探讨重点的经验实征研究依旧是美国社会学的主流，构成具有顶级身价的声望体系。甚至，连Parsons那相当抽象化的五组模式变项（pattern variables）也都被“操作化”，以交叉分类的方式用于经验实征研究。在这样的情形下，理论指的不是诸如Weber、Marx、Durkheim或Simmel等的古典形式，而是诸如威斯康星学派（Wisconsin school）所创导之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的数学模式。尤有进之的是，不管分析的技术多么“精进”（如使用因径分析、对数—线性模式或结构方程式等等），与使用其他较为粗糙的方法（如简单的列联表）相比，其实都处理着相同的事（或谓变项），得来的结果也没什么不一样。换句话说，方法的“精进”并无助于厘清事实的真假。结果只是换汤不换药，或许药材看起来是高贵些，但是药效却是一样的（Stinchcombe,1984:51,54）。总之，美国社会学就缺乏像法国Bourdieu（1984）的《秀异》（Distinction）这样在理论上有着超群构思的经验实征研究。Giddens（1974:1）称这样的经验实征研究采取的是模仿自然科学的认知模式，Cassirer（1923）则称之为方法决定论（methodological determinism），而若借用Wolf（2003）的说法，他们的研究对象是“没有历史的人”，因此不需要特别关照历史—文化情境。

Cartrell与Cartrell（2002）以美国两个最具权威性的期刊——《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ASR）与《美国社会学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AJS）及其他重要期刊为对象，抽取在1966—1970年与1986—1990年间所刊登的论文来分析其研究取径的属性。他们发现，宣称实证主义死亡的说法是夸张的，因为从整体上看，采取实证主义立场的研究还是一直位居主流地位，其中使用统计数字的量化研究更是高占六七成，它并没有随时间的迈进而显著减少。同时，即使是理论取向的研究，也多带有实证主义的基本信条（如采用法则性的命题陈述方式、唯名性的定义或操作定义，等等）。不过，Cartrell与Cartrell（2002:653）同意Cole（1992）的说法，一致认为，如此之实证主义的彰显，其实只是以实证主义作为优势图像（dominant image）而已，社会学者实际操作的，则是更趋向实在—建构主义（realism-constructivism）的思维模式。易言之，社会学者体认到社会是被建构的，但是仍受到其对经验世界的所谓“实然”观察的限制，无以充分发挥实在—建构论的“建构”观点。在此，必须附带提到的是，Cartrell与Cartrell发现此种现象也能在英国社会学界看到，只是其风气不若美国那么炽热（按：在英国，持实在主义与建构主义立场者似乎是较具显势）。

于是，在Collins的眼中，1980年代的美国社会学是忧闷、志气消沉的（doldrums），不管是从正面还是反面来说，都在炒“实证主义”的冷饭（Collins,1986:1343）。对此，我个人认为，Collins说的或许是事实，但这是历史条件使然。我的意思是，当1960年代后期左倾激进势力兴起之际，欧洲（特别是欧陆）的种种“新”社会思想确实是被引入进来，但是，这些思想总是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才可能慢慢融入原有的知识体系之内。况且，美国社会学的“实用”传统根深蒂固，早已有了渐渐稳固起来之自己的学术传统（即结构功能论加上经验实征研究），在制度结构上，它始终盘踞在有着优势发言权与主导权的主流大学之中。就此一状况来看，没先破，哪来立呢？因此，在一大段时间内继续炒“实证主义”的冷饭，应当是难以避免的。

问题的更深层根源毋宁在于Collins所说的：“美国社会学不是没有后设理论（metatheory），而是一再重复。”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命运——在结构功能论的支援下，以“实证”为主轴之“实证/非实证”对峙还会继续下去，只因为实证主义的根基实在太牢固了。更重要的是，1960年代末期的激进革命思想——欧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理论（包括随之而来之英国的文化研究等等），确实为美国社会学注入了新的思想元素与论述课题，然而却因当时美国社会的处境（如越战）所衍生的迷茫与彷徨而让整个议题变了味。更特别的是，这些源自欧洲思想传统与历史—文化背景的论述一到美国之后，就立刻被社会学论述中潜藏之强烈的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染上色，并且予以稀释，以致被“美国化”了。

撇开1970年代末期以来之欧陆思想的“移植”问题不论，单就制度层面的结构来看，Turner即借用小派阀（groupuscule）（原指一小群政治活跃分子）这样的概念来形容美国社会学的生态。他指出，长期以来，美国社会学学会以及《美国社会学评论》与《美国社会学刊》两大主要期刊，基本上是操纵在前二十大（尤其是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与威斯康星大学等前五大）社会学系的教授与其系友们的手中，他们彼此进行近亲繁殖，相互拉拔奥援，蔚成垄断集团。再者，诚如上文中已提到之Cartrell与Cartrell指出的，这两大期刊所刊登的论文始终是以量化统计取向的研究成果为重点，所谓纯理论性的文章顶多只是适度地搭配而已，绝大多数的文章更是避免提出深层的基本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情形持续四十多年，几乎没有改变过。显然，位居领导地位的主流社会学家们并没有意识到改变的必要性，既有的概念架构、思维模式与论述形式俨然被视为建构社会学知识的不二法门。然而，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操作方式与认知模式实际上正是使得他们的学问获得正当性的基础，也是奠定他们的论述主导权与学术地位的绝对依据。惯性总是与权威紧密结合在一起，要求已获得权威好处的人自我反省与批判，并且改弦易辙，是不容易的。加以两大期刊的退稿率高，少有不同声音出现，使得可出现的议题范围受限，结果是论述碎片化、阶层化、排他性高、大议题被削除（Turner,2014:60-62）。

Turner更痛心地指出，到20世纪结束时，精英学系中的古典理论研究几乎已成绝响。当此等课程必须教授时，总是以非理论训练出身的人员来担当教授的任务，且重视“可用度”（Turner,2014:64）。于是，过去所谓的主流社会学传统（功能论结合经验实征的变项因果研究，尤其是Merton之中距理论的形式）维持了优势，成为基本典范。整个情形，诚如前面所引述之Collins提及的，不再需要更多的理论性思考了。Smith（1987:10）即说道，如此的主流社会学研究是“无理论的”（a-theoretical，同时参看Sprague,2005）。面对这样的景象，Turner认为，其实，具有党派性（partisanship）与归属认同（commitment）原来并非“事实”的敌人，却是基于理论性之真实进行抽象思考者的敌人。在今天的美国社会学中，此种理论的角色（作者称之为“较大社会学”[larger sociology]）被削弱到极小，理论只是为了使用（for use）而已。以党派性与归属认同为本的理论（如马克思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在ASR-AJS社会学或支持它的知性文化当中是没有位置的，但是，此一文化却可以坦然地与公共议题及其原因探讨“融洽”地相处（如下文将提到的Burawoy）（Turner,2014:117-118）。话说到此，让我再次援引Coser担任美国社会学会会长时在1975年所发表的会长致辞来进一步地为Turner的严厉谴责加注。Coser以当时美国社会学家广泛运用的两种方法作为批判讨论的对象，除了批判持量化研究策略者缺乏理论素养之外，Coser集中火力批判当时代表质性研究路线的俗民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他认为，撇开他们自身在论述上的分歧不说，俗民方法论的追随者自成为一种封闭的“宗派”（sect），他们的研究只在各自形成的小圈子里互相取暖（Coser,1975:696-698）。

此外，Horowitz在1993年的《社会学的解组》（The Decomposition of Sociology）中亦诟病美国社会学过度向经验实征取向倾斜，愈来愈琐细化，缺乏具启发性的理论观点。2001年，Cole以《社会学讲坛》（Sociological Forum）期刊在1994年出版之《社会学到底错在哪里？》（What's Wrong with Sociology? ）专刊，再以八篇文章所出之同名书籍为本来描绘社会学家自己心目中的第二次危机，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除了已经或将于下文中提到的之外，如Davis[2001]）。总结这些论述来说，这次的危机被归咎于1970年代以来社会学之意识形态向左倾斜、社会学研究与理论的碎片琐细化、缺乏知性上的一贯性、研究技术的窒碍与许多研究领域的外溢（如犯罪问题被法学与犯罪学取走、都市研究被都市计划专业取代、人口问题则被专业的人口学家抢走）等等（同时参看Deflem,2013:157-160）。于是，这样的论述导致了一个相当诡异之自我辩护的说辞：许多社会学原有的“市场”被其他领域取代或夺走，而所以如此主要乃因社会学没有自己专有的探讨领域。如此一般以为“要有专属的探讨领域（像经济学一般）才会有市场”的立论，难免有以想当然之专业至上的实用市场逻辑来论定的疑虑，难以有说服力。

总之，在1990年代，不少美国社会学家一致强调社会学界应当停止“内斗”（包括研究方法与理论争议，如量化/质化、宏观/微观、调查/历史与比较法等等），努力在论述范畴上寻找专属的公分母以俾让社会学能够凸显出来（如Horowitz,1993; Lipset,1994; Smith, 1999; Stinchcombe,2001）。譬如，Smith即呼吁应当放弃方法上不断的争议，改从提问（query）出发，他提出五个基本问题：1．想知道什么与为什么；2．观察什么；3．被考察的对象是哪个、有多少；4．现象如何被观察；5．答案如何被确立（Smith,1999:11）。事实上，这样的探问还是无法解决Smith所诟病的“内斗”，因为问题依旧存在，我们依然需要决定使用什么方法、把焦点摆在哪儿等等的问题。但是，真的能够带来转向吗？这是一个有趣的课题。依我个人的看法，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大堆的美国社会学家从来就不重视社会学作为一个学门的知识“本质”以及其可能具有的种种后设命题。譬如，他们就不关心德国社会学传统特别在意之有关自然学科（Naturwissenschaft）与人文学科（Geisteswissenschaft）分际的议题，更遑论认真地探究诸多哲学性的后设问题。以我个人的立场来说，这些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上述美国社会学者所提出的种种归咎说辞，基本上乃在实证主义之思维模式的主导下，一味地以物理学（或乃至经济学）的发展模式为本所做的“内部”性检讨得来的结论，根本触碰不到整个问题的真正核心，尤其是社会学科（不同于自然学科）的知识本质问题。

对此种种，英国社会学家Giddens有些说法甚有见地，值得引述。首先，他认为，纵然社会学确实是没有专属的领域，但这也不是问题的所在，例如，历史学也是一样，并没有特定专属的领域。它与社会学的不同只在于一个是研究社会的“过去”，另一个则是研究“现在”的社会。况且，就整个学门的发展历史来看，社会学是一门一般化的学科，并不需要什么专属的论述领域——对现代性或工业化社会的一般性探索，一向就是社会学的论述“专利”（Giddens,1996a:3）。Giddens继而指出，大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到1960年代，美国社会学曾经主导了世界的社会学，但是，如今这个优势不再，特别是社会学的理论化重心在欧洲，如Bourdieu、Luhmann、Beck与Giddens自己（Giddens很谦虚，没有提到他自己，这是我加上的）。在Giddens眼中，美国社会学所以落到这样的地步，乃因美国社会学过度专业化（over-professionalized），研究群太局限于自己的小天地，对于其他学者的研究缺乏认识，同时，每个人在社会学圈里均被要求认定自己的领域，以求相互认同。Giddens更进一步揶揄美国的社会学系流行着量化强迫症（Quantophrenia），结果是缺乏创造力。再说，与较具共识性的经济学相比，社会学本身确实是分歧而多元的。但是，Giddens认为，这绝不是如许多人所认为的缺点，反而是一种优势，因为这为社会学开拓了更多且更宽广的可能空间。Giddens就认为，相较之下，英国社会学就比较有反思性，一直具有想象力与创造力（Giddens,1996a:4-7）。

三 Burawoy的公共社会化解危机了吗？

1960年代末期之后，美国许多社会学系（包括最顶尖学校的社会学系）的教师确实是陷入了意识形态的分裂，有些人甚至因此离职（Lipset,1994:211-212）。相当程度上，社会学界内部确实陷入彼此对峙，乃至相互排斥与清算的“危机”。激进社会学家把过去（特别是与Parsons之结构功能论牵扯得上，且特别是身处主流大学）的社会学家都归类为保守派来加以挞伐（前面所提到的Lee就是一例）。Shils即批评1960年代末期以来的激进社会学，其实乃来自更早的异化形式，它只不过是强化了早已存在于社会学中的某种传统而已。他以反讥的口吻说道：“社会学有一个趋势，把绝大多数的动机化约为自我膨胀的动机，特别是把所有的信念化约为自欺与他者的自欺。……（社会学家最大的特色是）表现在他们的伦理厌恶（ethical repugnance）上面，对此，他们视之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义”。（Shils,1980:43）

以我个人的意见，Shils这样的诠释可以说是反映了1940年代到1950年代出道之社会学家为自己的立场辩护的一种“反动”心态。譬如，Lipset即自我辩护着，他们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学位进入大学任教的一代，其实甚多怀有社会改革的政治旨趣，而这些人当中甚至多有左倾的实际背景（如Daniel Bell、Rose Coser、Nathan Glazer、William Peterson、Peter Rossi、Phil Selznick等等）。况且，他们后来的作品也都带有左派色彩（当然，这是Lipset自己认定的），在学养上，更是兼具了理论（包括欧洲古典理论）与经验实征研究的训练。他进而指出，甚至连Parsons、Bellah、Merton、Lynd、Lazarsfeld、Homans与Stouffer等人都曾经具有左派的风格或有过抗议建制的事迹（Lipset, 1994:199-202）。我个人认为，Lipset这样的自我辩护说辞有些牵强，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是否具有左倾或激进的色彩，而是在于研究成果所实际展现的思想风格，以及他们所形成的特殊学圈与连属关系是什么样的等等面向上面。Lipset自己也承认，作为研究者，他们这些人还是相信具严谨方法训练的科学取向是必要的。也就是说，他们还是共同信仰着同一个方法论的大传统——实证主义加上实用主义（Lipset,1994:205）。

这些林林总总的历史因素总加在一起，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洗炼，终于在2000年代促成了Burawoy于（主要是）对内（指对社会学的内部本身）的专业（professional）、批判（critical）和政策（policy）社会学之外，特别提出了捍卫以公众（public）为本之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公共社会学（public sociology）主张，且因此蔚成潮流（Burawoy, 2005）。当然，表面上看起来，Burawoy这样的主张正呼应着前面已提及之1970年代带左翼革命色彩的Alfred McClung Lee担任美国社会学学会会长在致辞时所提出的呼吁（Lee, 1976），也与前述Horowitz批评诸多社会学家（如Coleman）与政治权力当道唱和的情形相呼应，并且似乎有化解第二次危机的意思，至少是期待的效益。Deflem即认为，Burawoy之公共社会学主张的出现带来了生机。所以如是说，不只是因为Burawoy的主张获得美国社会学家的普遍支持，更令人瞩目的是，它随即在全世界的社会学界掀起了响应，Burawoy本人即在2010年当选为国际社会学会（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SA）的会长（2010—2014）。在Deflem的眼中，这一切似乎意味着，公共社会学把1970年代以来激进社会学原本带有之“入世”的政治化意涵以“软化”的方式转了型，并且，ASA以制度的方式通过市场机制对社会议题表示意见来予以实践。职是之故，社会学家们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再反对，危机自然也跟着就解除了（Deflem, 2013:160-162）。当然，情形是否如Deflem预期的那么乐观，Burawoy的论述是否被过分抬高了，实有细细斟酌的必要。

论述至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就现实的情形来看，诚如Turner所提示的，今天的美国社会学已走进后常态、后学院，且是顾客导向的科学时代里。就教学而言，最主要的顾客对象是学生；而就研究而言，最大宗的顾客群则是提供研究经费的“业主”，包括政府、基金会、民间团体、企业等等。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学门作为整体之知识展现的古典理念已然失去了踏实的据点，成为碎片化的专业“服务”道具。Turner以为，在如此一般的后常模时代里，这势必将冲击ASR-AJS社会学垄断论述主导权的局面，使其不可能继续存在，但是，其已形塑的知识体系、认知模式与操作程序，却早已脱离了原生母体，成为独立的形体，因此，将依旧继续产生作用，直到有另外的认知典范产生（Turner,2014:119）。

在这样的情形下，对任何理论性的争议与有关社会知识之基本性质的讨论，诚如前面引述Giddens（1996a）之意见所隐含的，美国社会学家只是消费者，而非参与者。于是，美国社会学家尽可以引述一些欧洲的理论，近者如Bourdieu、Latour、Beck、Luhmann、Foucault，乃至Baudrillard或后现代主义等等，远者如Weber、Simmel或Durkheim等等，但却总是走不进他们的理论核心，掌握不了整个论述背后之文化—历史精神的精髓意涵，更是难以沉潜进入绵延不绝之深层的哲学思考当中（参看Turner, 2014:119-120，注1）。相类似的，Collins亦感叹社会学成了被分割成为许多小专业的大杂烩，缺乏内在一贯性（Collins, 1990:311）。Horowitz更是特别提醒我们，这样的情形顶多只发生在美国，而非欧洲。其所以如此，乃因：一、美国社会学一向重视解决实际问题，实用主义色彩浓厚；二、欧洲的科学与民主之间有相互关联的坚实传统，美国则缺乏，因为社会学知识只是一种具社会福利性质的修补道具而已（Horowitz,1993:9-10）。

在结束本节的讨论之前，我要特别援引一位非裔美国社会学家Gordon D. Morgan的看法来彰显美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对社会学发展所带来的可能冲击，这可以说是美国社会学的特殊文化—历史性格，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美国社会学的“例外主义”。这乃是理解美国社会学不能不重视的一个面向。尽管Morgan的批评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但是，就一位非裔知识分子的特殊情怀而言，他的批评实有值得注意的价值，毕竟这是实际存在于美国社会学界里的一个深具社会意义的驱动力。

简言之，Morgan大力批判美国社会学太受欧洲传统的影响，力主应当本土化，说穿了，也就是不能不关照到非裔族群的社会存在状态的文化意义。首先，我要指出的是，极为显然，Morgan这样的评论可以说是美国例外主义思想之一种不折不扣的版本，只是略微变了形而已。对Morgan来说，欧洲的社会思想源自封建社会的体制，重视静态的秩序观，其问题的重心在于阶级与衍生的问题（我认为，单就这一点来说，就极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但是，美国既没有封建体制的历史包袱，也没有悠久的定型传统加身；毋宁说，美国是一个包融多种族的移民社会，体现的基本上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形态，其问题的焦点乃在于机会平等与民主参与（因而，非裔的平等与自由是核心问题）。Morgan即认为，在这样的前提下，美国社会学应有自己的认知架构。他同时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和东部的哈佛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相比较，认为芝加哥大学地处中西部，是向着广袤辽阔的西部发展来看世界，而东部则遥望大西洋彼岸的欧洲，景仰着欧洲的社会学传统，所以，前者是本土的，而后者则是欧洲的（Morgan, 1997:41-43）。容或Morgan的立论有过于粗糙之嫌，值得细思的地方甚多，但是，他提出了社会图像学（sociography）来强调从文化—历史脉络角度对社会学进行知识社会学的探讨，却可以说是有一定的意义，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