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对前往中国的特使们面授机宜时，喜欢援引美国政治活动家史密斯的一段话：“让我把他们都请进同一个房间，坐上舒适的椅子，他们可以把脚伸出来搁在桌子上，喝杯啤酒，抽支雪茄烟。然后我让他们的头碰在一起，这样我们什么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了。”
1
历史，有时候是一夜写成的。
1944年6月4日，德国空军气象站向驻法国的德军元帅、海峡防区司令隆美尔报告说，由于气候恶劣，估计半月之内美英盟军不会有任何进攻行动。
6月5日，英吉利海峡果然狂风大作，浊浪排空。德国空军已不能对英国南部海岸港口进行空中侦察，而德国海军索性撤回了海峡中就要被巨浪吞噬的巡逻舰艇。
于是，这天夜晚，海峡防区司令部里便有了一场灯红酒绿的盛宴。宴会由隆美尔的参谋长斯派达尔将军主持。因为隆美尔本人不在场。不在场的原因是他要赶到巴黎以便翌日好给他的娇妻露西买一双鞋，然后飞返德国。
宴会在6月6日凌晨1点35分散席。
酒酣耳热的德国人谁也没有注意到窗外突然出现的风平浪静、月明星稀。
然而，代替狂风呼号的却是阵阵震耳欲聋的电话铃声：德国第七军报告说，科唐坦半岛东海岸发现有伞兵降落；
第十五军报告说，在卡昂以东到德奥维一带，几乎被降落的伞兵占领；
顷刻间，雷达屏幕上显示出编队飞行的大批轰炸机，蝙蝠似的黑压压一片，而且距离法国本土愈来愈近了……
是的，世界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两栖登陆正横跨英吉利海峡滚滚而来。这次行动的代号叫“霸王”，指挥官是盟军西北欧远征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
这天凌晨，茫茫夜色中，满载着3个伞兵师的美国第8航空队和英国皇家空军的运输机从英国20个机场起飞，神不知鬼不觉地陆续空降着陆在法国诺曼底海岸后边的要塞；
黎明时分，盟军飞机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5千多吨炸弹投向勒阿弗尔和瑟堡之间的10个德军堡垒。紧接着，盟军各类飞机同时出击，目标直指德军海岸和内陆炮兵阵地；
太阳升起后，随着盟军战舰猛烈轰击沿海德军阵地，美军主力部队开始在奥马哈和犹他滩头强行登陆……
这天，从凌晨开始，身披蓝色海军斗篷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一直守在白宫地图室里。这位年迈力衰而且由于下肢瘫痪不得不坐在轮椅上的三军总司令，是特意从平日办公的华盛顿以北66英里的马里兰群山中一所名叫“香格里拉”的别墅赶到这里来的。
当晚10点46分，他接到艾森豪威尔将军关于“霸王”行动的最后一个报告：
将近10个师的美军部队连同坦克，大炮均已上岸，英国和加拿大军队也源源而来，扩大着盟军对德国守军的绝对优势。当然，战斗在继续着。号称“沙漠之狐”的隆美尔早在海滩的通道上布满了钢铁路障，不少地方还埋设了地雷，增加着混凝土炮位。但是，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隆美尔没有做到，那就是他没有能够说服希特勒把装甲师配置到现在可以对盟军立即发起反攻的据点上。下午3时，从梦中惊醒的希特勒虽十万火急地派出两个装甲师增援诺曼底，然而大势已去了。
罗斯福放下话筒的时候，打了一个哈欠。
他感到一种经过长途跋涉的疲惫，又感到一种登上顶峰的欣喜。
两年了。两年的运筹帷幄，两年的秣马厉兵。回答德黑兰盟军会议上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元帅斯大林议而未决的有关美英军队将于何时何地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的，便是这1万多架飞机，6000多艘战舰，连同盟军200多万人马，终于在今天把奠定德军西线基础的“大西洋壁垒”化成的那座废墟！
其间，令罗斯福惴惴不安的是，“霸王”行动没有能够瞒过希特勒的眼睛。这位纳粹头子一直坚信盟军登陆会在诺曼底而不会在大多数德军将领坚信的接近巴黎的地区发生，从而早在去年底，德国就在荷兰、比利时以及法国境内集结了多于盟军整整两倍的兵力。
但，情况很快改变了。
德国人收到的情报表明，英国本土正集结着一支由巴顿将军指挥的单独的部队，以便从加来的通道穿过海峡发动进攻。而盟军轰炸机对前往加来的通道的轰炸，比之今日对诺曼底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在真正的进攻前夕，德军从海岸雷达上看到的，也确乎有盟军的一支舰队正从第厄普向东驶去。
德国人不会知道，使他们上当的不是罗斯福，而是罗斯福的总统特别助理哈里·霍普金斯。霍普金斯为英国本土上的部队设计了坦克和卡车的假模型；德军雷达上看见的那支舰队，不过是按照霍普金斯的想法从盟军飞机上撒下来的锡箔纸……
罗斯福沉浸在疲惫与欣喜的困扰中，解脱出来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立即给他从来没有像今晚这样想念着的霍普金斯打电话。
霍普金斯仍躺在梅奥医院的病床上。
四个月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向马绍尔群岛发起进攻那天，他伏在病床上给在海军陆战队当兵的18岁的儿子斯蒂芬写了一封信“你可以想象，最近这几天我多么想念你。然而我希望一切都过得很好。我相信一定是这样。日本人是绝对经受不了我们在马绍尔给予他们的打击的……”
这封信却没有寄出，霍普金斯在医院动了大手术后，便准备到硫磺泉去长期休养了。可是，就在他乘火车去佛罗里达的途中，突然收到罗斯福拍来的一封电报：“我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告知你，斯蒂芬在夸贾林的战斗中不幸牺牲了。我们至今除了知道为他举行了海葬外别无详情可以奉告。他的母亲也已得到通知。我坚信一俟我们得悉详情，我将比以往更加为他感到骄傲。”
面黄肌瘦的霍普金斯愈发力不可支了。他不得不重新回到梅奥医院。
罗斯福今天晚上的电话，则意在用英吉利海峡的风暴去席卷霍普金斯留在马绍尔群岛上的记忆的愁云，让他不仅为儿子的牺牲感到骄傲，而且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
霍普金斯的声音却是平淡的，好像他应该做的事情只做了一半，而另一半，才是他值得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与罗斯福交谈的东西。
“总统先生，随着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人们将如醉如痴地注视着美英军队势如破竹直捣巴黎和布鲁塞尔，并以同样满意的心情注视着对日本的进攻，包括收复关岛和重返菲律宾。那么，除此而外，以你作为美国总统和三军总司令的眼光，你的目标又是什么呢？”
“中国。当然是中国。”罗斯福几乎不加思索地说，“亲爱的哈里，我可以这样告诉你，在亚洲太平洋的战争地理中，中国永远是我最重要的图标，尤其是在日本人打算收缩兵力，固守中国沿海，以支持其本土决战，从而使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大大提高的今天。”
“是的，总统先生，你的目标并没有找错。但是你看见的只是中国的外壳而不是内脏。或者说只是中国的地理而不是天气。天气对于我们，你难道能够说不是最重要的吗——”
霍普金斯语带双关地说：
“盟军今日诺曼底登陆，靠的是天气。而我们对于天气的研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就开始并获得成果了。诚如你知道的那样，美国气象局以绝密的方式将各大洋四十年的历史天气进行分类，编成卡片，预报员利用这套卡片，几分钟内就能找到类似目前情况的历史资料。”
“可是中国呢？尽管去年底的开罗会议上，总统先生已经用十分亲近的口气谈论这个遥远的国家，建议正式将其承认为盟军的四大国之一，然而我应该说，中国对于我们至今还是一个谜。至今美国国内少说有两种对华政策在互争短长的现实，难道不正是阻挡我们前进的又一个‘大西洋壁垒’么？”
罗斯福欲言又止，霍普金斯的话今晚听起来虽然有些使人扫兴，但是他不能不承认，在中国问题上他正面临着进退维谷的窘境。
被称为第一流中国问题专家的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官史迪威将军及其在美国驻华使馆的支持者们，力求强迫中国内部实行根本的政治和军事改革。他们主张对延安共产党人采取开放政策，希望抵制英国人利用美国的战时援助来支撑其正在衰落的对亚洲的绝对统治权的努力。同时认为，苏联人在欧洲和亚洲为了求得国内更加安全，也许会损害邻国的利益而尽力扩张俄国的边界。为了限制英国和苏联的这些做法，华盛顿必须认清并寻求它自身的利益。
目的自然是完全相同的，罗斯福和白宫里的一些人却坚持着相反的态度。至少在罗斯福看来，对重庆国民党政权的支持仍是他对华政策的象征和实质，而国民党政权对日本作战的胜利则被当作保证中国在将来成为他理想的远东警察所不可缺少的因素。
然而，这个不可缺少的因素随着国民党军队的大溃退显得愈发薄弱与苍白了。
罗斯福早些时候接到的来自中国战区的报告说，日本在中国东南部突如其来猛烈地发动了一次被称为“一号作战行动”的大进攻，驻防在这里的国民党军队根本不是日军的对手，几天之内，便开始了横跨几个省份的仓皇溃逃。有一段时间，甚至看来重庆都可能受到威胁，而使事态更加恶化的是，日军已经窜犯到了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前沿机场所在的多数地区……
“那么，哈里，你能够帮我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么？”罗斯福对着话筒，依然笑容可掬地说，“就像往日那样，使一切困难，哪怕是我本人可能出现的动摇，也不足以妨碍它的实现。”
一阵剧烈的咳嗽之后，话筒里传来霍普金斯迫不及待的声音：
“总统先生，恕我直言，我们在对华政策上一开始就犯了一个判断性错误。这个错误的典型说法正如同太平洋战争爆发两天以后，《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写到的：‘我们有像中国那样忠诚的盟友，它有着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中国在它困难的时刻，我们没有置之不顾——中国依靠其吃苦耐劳、足智多谋的人民，将十倍地报偿我们以前给它的援助。有了这些盟友，我们就会找到太平洋战略的钥匙……’”
罗斯福耸耸肩，打断对方的话说：
“朋友，你是想告诉我，日本闪电般空袭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实际上就打破了美国能够继续利用中国在军事上代表其对抗日本的可能性。由此你想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中关系的悲剧：同盟已经结成，但正在进行两种不同的战争——美国希望利用中国的人力抗击日本，而国民党政权却想利用美国的金钱与武器去赢得国内的最高权力。是这样的吗？”
“不仅如此——”
霍普金斯语气坚定地说：
“美中关系的悲剧还在于国民党政权已经欺骗了我们，可是我们至今没有丢掉幻想。老实说，在大多数美国人的心目中，中国仍旧是个抽象的概念，是个基本上乱糟糟的并不重要的国家。然而，与之相反的，有些所谓的审慎观点，诸如中国在战后世界的地位如何重要啦，它作为遏制苏联在亚洲的扩张主义的缓冲力量又能起多大作用啦，却来自白宫，来自华盛顿……”
“不，来自魁北克！霍普金斯先生。”罗斯福猛力挥动手臂，语带揶揄地说：
“你方才列举出来的东西，均出自我在加拿大魁北克会议上与丘吉尔的对话。我是反驳他的。因为在谈到中国对战争的贡献时，他认为中国做得太少。诚然，中国战场政治和军事上的令人不快的现实，此时正被我们种种委婉的说法所掩盖。但是，你应当知道，我宁肯接受任何一个荒谬的说法，也不愿接受英国人即便是伟大的结论！”
霍普金斯非但没有感到尴尬，反而如同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战机：
“那么，史迪威将军的说法呢？总统先生，难道你会因为他不够委婉的说法而不认为他是个顶刮刮的美国人！”
罗斯福被霍普金斯语言的子弹打哑了。使这位美国总统感到疼痛的，却是日本人在用子弹和大炮对他说话。
“一号作战行动”挑战性的实施，对于日益卷入中国战场的罗斯福来说，无疑同时承受着深刻的刺激与威胁。一方面，他并不奢望对日本最后发动的空中和地面的攻势会来自中国；另一方面，他却坚信中国对于美国的报偿将是一个巨大的战后市场。就是说，中国仍然是他寻找中的太平洋战略的钥匙，而他面临的，不过是这把钥匙的需要摆脱的阴影。
“史迪威将军的策略也许是对的。”
罗斯福喃喃自语道：
“为了防止中国内战——从而减少共产党胜利和苏联干涉的双重危险——我们应当谋求一种把重庆和延安都控制在手里的办法。如果这种办法意味着一个最后的机会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去探索一下中国内部危机的核心问题，从而检查一下我们在策略而不是在政策上所面临的挫折呢？”
霍普金斯接过话题，连连点头道：
“是的，总统先生。史迪威将军和驻华使馆的外事官员们早就主张白宫必须派一个代表团到延安去，借此看看美国是否可能摆脱原来那种不实际地片面依靠国民党的局面。老实说，美中关系直到今天我们都是被动的。正是由于蒋介石长期坚持不让史迪威将军去整顿国民党军队，这支军队根本不是日本人的对手。所以，派一个代表团去延安，还可以吓唬吓唬蒋介石，逼迫他与史迪威将军‘合作’乃至充分合作……”
“蒋介石不是白痴，尽管史迪威将军背地里对他的称呼是小笨蛋——”
罗斯福冷笑道：
“你读过他去年才写成的《中国之命运》吗？你认为以下便是一位打算把军队交给美国人的领袖所说的话吗：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了中国国民党，那就没有了中国。简单地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如果中国国民党的革命，今日不幸而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也就无所寄托……”
霍普金斯皱着眉头问：
“总统先生是否在说，蒋介石会以他执政的地位拒绝我们要求他准许一个代表团去延安的建议？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
“复杂问题的解决方式通常是简单的。”罗斯福不无自得地说，“在派人去延安之前，我要立即派人去重庆！顺便说一句，派往延安的不要叫什么代表团，叫观察组就行了；反之，派去重庆的人应在美国国内享有很高的地位和声望，使他成为一个理想的人选，以便把我们希望让美国人去延安的意见告诉蒋介石。”
“人选确定了吗？”
“副总统华莱士先生。”
2
6月18日，华莱士飞抵重庆。
这位昔时的依阿华州玉米种植场场主，自然是怀揣着丰收的希望与喜悦前往太平洋彼岸那块肥沃的土地的。
但是，也许只有他才知道，在其耕耘之中，罗斯福绞尽了多少脑汁，洒下了多少汗水。是的，季节不饶人，距离参加第四任总统竞选和遴选副总统候选人的时间已经逼近。
罗斯福是喜欢华莱士的，而且肯定可以推动民主党内再次提他的名。但，罗斯福却不愿与党内的保守派对立从而影响华菜士甚至包括自己的得票。因为在保守派看来，华莱士不过是个激进的“野人”。倘若不在中国做点适合保守派胃口的支持国民党政权的事情然后赶快回来，那是会妨碍华莱士纠集政治力量以支持其再次被提名的。
因为如此，行前罗斯福特别嘱咐华莱士，为了免得使蒋介石受窘，不要去拜访中国共产党人或史迪威将军，有什么事情需要商量的话，去找找受宠于蒋介石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将军就行了。
然而，作为一种新的尝试，或者是听从了霍普金斯劝告的结果，罗斯福也要华莱士把拉铁摩尔和文森特当作顾问带去重庆。拉铁摩尔精通中文，但与文森特一样，在美国都是以同情史迪威和批评蒋介石著称的。
罗斯福要华莱士走钢丝。
华莱士也力求保持身体平衡。
而他的第一个动作，便可看成他的美好愿望的象征：飞机途中在新疆逗留的时候，华莱士对这里盛产的哈密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原本打算捎上几个到重庆，好在这火炉般的城市解解口渴的，然而他蓦然产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随机运它个几十筐走，以作为他对国民政府的见面礼。
华莱士这样做了。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轻轻咬着那粉黄透红的瓜瓤时也甜迷迷地笑了。
而且根据这位富有想象力的夫人的建议，华莱士与蒋介石会谈的时候，会议桌上要摆几盘切好了的哈密瓜，以便为会谈烘托出一种甘甜凉爽的气氛。
然而，长江南岸的黄山别墅老草房客厅里，这种气氛尚未出现之前，便被弥漫在会议桌上的硝烟味道代替了。
伴随着会谈开始。
“副总统先生，我本来要去白市驿机场迎接你，并尽早与你会谈的。”身着戎装的蒋介石神色严峻地说，“但是，就在你到达重庆那天，日军攻陷了我们的长沙，威胁着湘潭、萍乡以及衡山诸地，就连陈纳德将军的衡阳机场，也遭到日军来自地面的猛烈攻击！”
华莱士惊目圆睁，可是瞬间便眯合成一条缝了。赶得早不如赶得巧，谁能够说他不正赶上了会谈的好时机呢？
他耸耸肩膀，若无其事地道：
“胜败乃兵家常事，委员长先生。况且我们知道，进攻湖南，是日军一号作战行动的主体部分，他们已经为此投入了整整8个师团的兵力。至于中国军队方面，我想，只要能够找到失利的原因，继而进行必要的调整，那就一定能够转败为胜的。”
蒋介石不会听不懂华莱士的话。
“调整”，几乎成了美国人要他改善与延安关系的代名词而眼下这两个字所包括的内容，则无疑是要他调开胡宗南的部队，撤除对陕北的封锁，使中共的第18集团军出兵晋、豫以策应平汉路的对日作战。
于是，如同被马蜂刺了一般，蒋介石额头的青筋骤然凸了起来：
“失利的原因嘛，副总统先生，我们已经找到了。美国报刊最近多有批评国民党的文章，说我们的军队效能如何低落云云。那么，什么又是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呢？我看只有一句话，那就是美国政府并没有按照‘租借法案’向中国政府提供足够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你大概是知道的，前不久我致函罗斯福总统，提出了急需10亿美元贷款的要求，可是他给我回信说，‘根据已经得到的效果看来，给中国这笔贷款是说不出理由的’。哼，什么说不出理由？是他没有理由可说！”
华莱士却被蒋介石的话搞糊涂了。
据白宫所知，国民党利用美国1942年的贷款尚不到一半既没有用于抗日前线，又没有遏制通货膨胀，唯一的去处便是通过维持美元与法币之间人为的低汇率来牟取暴利。难怪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把蒋介石的要求说成是敲诈勒索，甚至当着罗斯福的面大喊大叫，“连一个镍币也不打算再借给蒋介石了，让这个骗子去跳长江吧！”
因为如此，华莱士访华的使命之一，便是与蒋介石商谈如何修改中美货币的不切实际的兑换率问题。罗斯福交待过华莱士，摩根索曾经建议美国在黑市上兑换货币以支付它自身在中国的开支。如果有必要，干脆就把这个带有威胁性质的信息送交给重庆。
现在倒好，蒋介石伸出来的手还没有缩回去，美国人举起来的拳头就对准了他的心窝，倘若这位委员长疼痛难忍，或以中国退出战争为警告，或以停止帮助在中国修建美军轰炸机基地相威胁，那么，去跳长江的恐怕就不是蒋介石而是华莱士了……
想到这里，副总统才算明白过来。
他明白了一个对于他来说至关重要的道理，那就是哈密瓜不是美元。但他仍然需要装哈密瓜的那几十个筐子，以便把别的即或带点儿苦涩的东西送给蒋介石。
“委员长先生，据我所知，在提供物资和贷款两件事情上，罗斯福总统所依凭的理由是完全相同的。”华莱士淡然一笑道：“关于前者，诚如你知道的那样，今年初由于中国远征军在云南按兵不动，所以总统下令停止供应这支部队的部分物资。而四月份，一俟这支部队进入北缅，渡过怒江，总统不仅下令恢复供应物资，而且补足了过去扣除下来的全部东西。这就是说，美国‘租借法案’的原则是保证盟国之作战，而不是保证盟国囤积物资以供将来之用的……”
“好了、好了！副总统先生，看来你是来和我商谈生意买卖的。既然如此，美国方面要我做些什么事情，你就说出来听听吧——”蒋介石涨红着脸，目光却是绿色的：“不过，请你注意，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和你商谈，唯有调开胡宗南部队一事，我们没有商谈的余地。十几年来的国共纷争，其过程之复杂与深奥，不是外人所能体会得到的。而国民政府分兵防共，造成其他战区兵力不足，也是不得已的事情。所以在这一点上，还希望得到美国方面的理解才是。”
“至少我本人是理解的，委员长先生。”华莱士耐着性子，欲擒故纵地说，“因此，我无须谈及胡宗南部队或者其他任何一支中国军队，我必须与你商谈的，是中缅印战区司令部管辖的美国军队的事情。什么事情呢？那就是根据罗斯福总统的建议，从这支军队派个军事观察组去延安看看。此项若能得到你的支持，总统和我都将感到不胜荣幸之至！”
稍有沉默，蒋介石霍然起身，恼羞成怒道：
“你们在逼迫我！你们逼迫我把中国远征军开往缅甸，我同意了。因为中国军队牵制了缅甸的日军，减轻了美国军队进攻太平洋的压力；你们现在又逼迫我让美军观察组去延安，我不会同意的。因为我不知道这样做的结果究竟会给你们美国人带来什么好处……”
言毕，蒋介石拂袖而去。
从黄山别墅老草房出来，华莱士一直萎垂着蓬乱的脑袋悬落在额前的那一绺头发，恰像是他的种植场里被炎炎烈日烤蔫了的玉米苞须。
回到下榻的市区两浮支路军政部招待所，而且只有在尾随进屋的两个顾问面前，华莱士才把头抬了起来：
“这个蒋介石，简直就是俄国被布尔什维克推翻了的克伦斯基！他差不多宁愿败在日本人手里，也不愿看着中国旧制度的垮台。哼，他凭什么拒绝美军观察组去延安？下次会谈时我要当面告诉他，美军观察组什么时候去延安，美国副总统就什么时候离开重庆。”
“对于蒋介石的拒绝，我想几乎没有什么观察家会感到惊异。委员长先生没有必要接受罗斯福总统的这个建议，因为他曾经顺利地拒绝过美国人的一切政治要求。”
在黄山别墅老草房里一言未发的文森特这时对着华莱士笑了笑：
“还是让我们从军事意义上提出问题吧。譬如说延安方面更接近日军，从那里可以更快更准确地获取日军情报。我们还将在延安建立气象站，以收集美国空军所需要的气象资料，这便是美军观察组派去延安的全部目的。”
华莱士病急乱投医地点点头：
“那么，我们去找找陈纳德将军怎么样？问题最好由他提出来，让他以见证人的身份告诉蒋介石，这次衡阳机场第十四航空队被突然袭击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美国空军无法搞到他们需要从延安搞到的东西。”
然而，当华莱士把目光对着拉铁摩尔的时候，在黄山别墅老草房里这位口齿伶俐的翻译却摇摇头，语意踟躇地说：
“中国有一句颇富哲理的话：解铃还须系铃人。谁是系铃人呢？不会是陈纳德将军。这位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司令也许愿意为白宫辩护，但，蒋介石对他发生兴趣的重要原因还在于用他来对付史迪威将军。也就是说，即便首先提出派美军观察组去延安的不是史迪威将军，而且不管我们愿不愿意，这位可怜的美国人都将成为我们与蒋介石第二次会谈的替罪羊，那代替哈密瓜呈献在会议桌上的供品……”
华莱士与文森特面面相觑，再也没有说出话来。
第二次会谈六天以后举行。
依然在黄山别墅，会谈地点却改在一间取名叫做新草房的西式客厅。
“这几天休息得怎么样？”蒋介石漫不经心地寒暄道，“驻华美军司令部距离你们的住地不远，为什么不去见见史迪威将军？”
华莱士小心翼翼地回答说：
“休息得好极了。承蒙委员长先生专门派来宋子文先生陪伴我们，既品尝到了精美绝伦的中国菜肴，又观赏到了绚丽奇特的山城夜景。至于史迪威将军那里，因为我们此行的公务与他没有关系，私下也没有什么交往，所以就没有必要见面了。”
蒋介石微微一愣，脸上倏然浮现出几丝难得的笑容：
“嗯嗯，副总统先生，我欣赏你的这种作风。同样是美国人。可是史迪威将军的作风就不是这个样子的。两年前他来重庆就职，我在德安里官邸与他见面，板凳还没有坐热呢，他就向我说明他来华有六个职务：其一是美国总统的代表，其二是驻华美军司令官，其三是驻华空军司令官，其四是对华租借物资监理官，其五是滇缅路监理官，其六是中国战区参谋长。这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要强调他是美国总统的代表而藐视中国战区参谋长这一职务？没有别的解释，他一开始就想骑在我这个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脖子上拉屎拉尿！”
华莱士眼见蒋介石的脸色就要阴沉下来，禁不住赶快劝慰道：
“委员长先生，史迪威将军的这种做法和想法都是美利坚的耻辱，他使我们的总统、军队和国家在中国丢尽了脸。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史迪威将军的所作所为已经引起白宫的警惕。就在前不久，罗斯福总统甚至向人问起这位将军的神经是否正常哩。”
“他的神经倒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他对中国战区所有军队必须拥有指挥权的欲望！”蒋介石面露愠色，咬牙切齿地道：“譬如说美国军队，去年成立起来的空军第十四航空队，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意见，本来是直属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指挥的，结果史迪威将军为了牵制陈纳德将军和我，乃向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建议并且居然得到批准，硬是把这个航空队归属到他的驻华美国空军司令部去了！再譬如说中国军队，一方面，史迪威将军为了反攻缅甸，占用了国军大量精锐部队，其主要目的又是为英国保护印度，对于中国国内战事则置之不理；另一方面，史迪威将军明明晓得延安的第18集团军不听军委会的命令，却以租借物资之权力，要挟不通过与美国政府签订了双边协议的国民政府而直接装备共产党的部队！嗯嗯，这些情况你们都知道吗？”
华莱士频频点头，诺诺连声：
“知道，知道。19世纪60年代有个叫做戈登的英国雇佣军人，他在中国帮助过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军造反。我看史迪威将军连戈登都不如，他犯了一个时代的错误……”
“知道就好！”得寸进尺的蒋介石打断华莱士的话，他不再满足于对方的含糊其词了，“副总统先生，鉴于史迪威将写强行干涉中国内政，我已对他失掉信心，故而现在正式请求美国政府将他调回去。当然，我很清楚，罗斯福总统对于盟国军事之处理，多依据其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意见。史迪威将军之所以这样桀骜不驯，正是由于他得到了他的老上司马歇尔的支持。因此，如果罗斯福总统不便答应我的请求，则请他派一位老成持重的高级代表来华，经常住在重庆，以便约束史迪威将军的专横，增进同盟国之友好合作。”
华莱士眨眨眼睛，顺水推舟道：
“诚如委员长先生所说，史迪威将军确实不宜在中国战区继续供职。不管别人的意见怎么样，反正我回国后立即面陈罗斯福总统酌予更调，此事请你放心！”
“那么我也请你放心，副总统先生！”蒋介石话题一转，言不由衷地说：“上次提到的关于美军观察组去延安的事情，我看就根据你们的意见去办。嗯嗯，观察组人员名单拟出来了吧，组长是哪一个？”
华莱士激动得站起身来，他估计到了蒋介石最终会同意派出观察组，但是没有估计到蒋介石会不加限制地同意了这件事。于是，他惊呼般地回答说：
“包瑞德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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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桂林美军司令部情报处供职的包瑞德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和其他八名美国军官，会在7月22日中午，由国民党陪都重庆登上有史以来第一架飞往共产党首府延安的美国C-47型军用客机。
而且，驻重庆的中缅印战区司令部里，由他率领的这个观察组有一个非正式的名称：迪克西使团。迪克西，那是美国对其南北战争时期南部反叛各州的称呼。至少在美国人看来，延安也是对重庆的反叛，也像当年的迪克西那样，具有一种神秘而庄严的吸引力。
所以，直到这架美国军用客机在延河滩上平整出来的机场危险着陆——左轮陷进一座旧坟，螺旋桨与地面相撞，驾驶舱的铝壳上露出一个大洞——包瑞德似乎才从梦幻的境界中苏醒过来，拍了拍只受了点儿擦伤的飞行员的肩膀，倍加幸运地笑了。
他的笑容赢得了前往机场迎接他们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敬意。
午饭桌上，周恩来特意站起来，向包瑞德敬了一杯对于延安来说最好的绍兴酒：
“组长先生，一位英雄负了伤。我认为你的飞行员是一位英雄。另一位英雄却没有负伤，这就是你自己。毛主席要我向你转达，他对你的安全到达表示慰问！”
包瑞德双手接过酒杯，一饮而尽。
尽管他并不喜欢这种用粮食酿制的传统的中国酒，喝下去以后，只觉得心里咚咚乱跳。但是，这倒没有影响他作为观察组组长那敏锐而且敏感的目光。
面前就是共产党领袖们的“官邸”，那一个个凹进陡峭山坡的窑洞。窗户上糊的是白纸而没有比白纸更挡风的玻璃。窑洞的地板是用灰砖铺成的，砖块之间被粘连的黄泥巴夯得结结实实。而室内摆设，更使人想起古希腊斯巴达人的军营：一张粗糙的桌子，两把简易的木凳，至于必不可少的床，则是把一块木板放在两个木马上……
包瑞德仍觉得心里咚咚乱跳。
这次不是中国酒。是中国两个城市——重庆与延安——他所看到的截然相反的一切给他带来的刺激。“富贵流于逸乐，贫贱不慑饥寒”，这是年轻时他在北京学中文学过的句子，但，直到年过半百的今天，他似乎才窥探到了其间的秘密。
包瑞德为秘密而来。他的衣袋中，正揣着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给他的备忘录。
其中包括：共产党军队的作战行动；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序列；共产党官员的全部名单；共产党对战争所能作出的贡献以及潜在的能力的估计；援助共产党军队，以增强他们战斗力的价值最有效的方法。
而这一切，现在都和包瑞德要寻找他心目中的英雄的愿望连在了一起。尤其想见到的，便是那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现代斯巴达人”的领袖。
“副主席先生，我能够尽早拜会毛泽东先生吗？”
“当然。你可以在想见到他的任何时候见到他；至于地点，你可以在他的办公室，他的卧房，甚至在人人都可以参加的周末舞会上……”
包瑞德愣怔住了。他在不久以后发往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的报告中惊喜而自豪地写到：我们已经来到一个不同的地方，正在会见与其他地方不同的人。
毛泽东的不同之处，如果说包瑞德起先为对方演讲时瞬息万变的手势所吸引，那么，三个多月后的一天，随着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的到来，他终于被对方会谈中坚若磐石的意志所征服。
“美国自然无意干涉中国内政。我从华盛顿飞抵重庆，再飞抵延安，只是打算做那些可能有助于最后打败日本人的事情。”
身着考究的军服、佩戴各色勋表因而越发显示出军人风度的赫尔利笑眯眯地望着毛泽东：
“我本人深信，委员长先生和你——主席先生，都是渴望实现祖国统一与和平的真诚的爱国志士。如果说中国的问题值得协议的话，那么主席先生，我向你保证，我将站在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中间。”
说完，仿佛是对承诺的兑现，赫尔利把一份英文打印的文件递到毛泽东手里。
毛泽东也笑了，眼睛却望着包瑞德：
“上校，请你翻译出来给我听听，看看中间道路走不走得通顺。”
包瑞德从毛泽东手里接过文件，用纯正的北京口音念道：
“《协议的基础》：第一，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为了尽快打败日本，重建中国，将为统一全国武装力量而一道工作。第二，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将遵循并执行中央政府及中央政府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各项命令。第三，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将拥护孙中山关于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各项原则，双方将奉行旨在促进政府民主进程之进步和发展的各项政策。第四，中国将只有一个国家政府和一支军队。共产党部队的所有官兵经中央政府改编后，将依其军阶获得与国家军队相同的薪水和津贴；所有部队在分配枪支弹药和军需品方面，将享受相同的待遇。第五，中国政府承认并将使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党派合法化。中国的一切政党均将被赋予合法的地位。”
包瑞德话音未落，毛泽东的笑容已经消失了。这时，他的眼睛才对着赫尔利：
“将军，请问这五条代表了何人的思想？”赫尔利微微一愣，依然咧嘴笑道：
“自然是我本人的思想。不过，这是我们大家制订出来的。我觉得，这些条款应该是公正的，因为它们并不是可取亦可弃的建议，而是建立在开诚布公基础上的需要共同遵守的纲领。”
毛泽东追问道：
“你刚才说的制订这些条款的‘我们大家’包不包括蒋介石呢？”
“委员长先生是同意这些条款的。”赫尔利支支吾吾地说，“我这次来延安的唯一目的，便是期待着这些条款也能得到主席先生的同意。”
毛泽东彬彬有礼地挖苦道：
“将军，看来你已经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你应该吩咐蒋介石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应该再对他进行扶植和姑息。根据我们的经验，蒋介石基本上是个匪徒，既顽固又狡诈。在懂得这个事实之前，你们是不好跟他打交道的……”
包瑞德虽然把毛泽东的话毫无保留地翻译给了赫尔利，但是他觉得，就延安自身的利益而论，这位共产党领袖同样已经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会谈一开始就如此激烈地攻击蒋介石，至少在他看来，完全有可能造成赫尔利甚至美国政府对整个共产主义事业的偏见。
殊不料毛泽东越说声音越大了：
“另一个事实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国必须有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为此而改组政府就是必须的。可是国民党顽固地拒绝与共产党达成协议，狡诈地反对中国人民的联合。如果说蒋介石有什么决心的话，推迟政府改组直至击败日本以后，这就是蒋介石的决心所在！我敢打赌，要是这种事情竟然发生了的话，必将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最终崩溃！”
包瑞德翻译的语调是平缓的，但是赫尔利的眉头早已竖起来了：
“主席先生，恕我直言，你的关于委员长先生和国民党政府的言论，使我听上去似乎觉得是中国之敌的声音，或者说似乎是希望见到中国自我分裂的局面继续下去者的声音。”
毛泽东稍有思忖，淡然一笑道：
“将军，看来你已经犯了第二个错误。我刚才关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说法，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以及孙中山夫人早就说过了，难道你认为他们都是中国的敌人么？”
“嗯，错误、错误，那就是我错误地理解了主席先生言论的主旨。”赫尔利不失敏捷地频频点头道，“我心里很明白，当主席先生在延安机场为我举行如此隆重的欢迎仪式时，我就知道你是真诚希望争取中国内部和平以便继续有效打击日本的……”
包瑞德一边翻译，一边忍俊不禁了。
由于延安方面没有收到来自重庆的有关赫尔利到来的任何通报，包瑞德直到飞机降落、舱门打开方才认出这位在纽约见过的前陆军部长。“让他等一等，我去找毛主席。”周恩来这样告诉包瑞德，然后匆匆而去。
不一会，毛泽东和周恩来坐着那辆延安唯一的卡车赶来了。紧跟在车后的，是召自机场附近军营权当作仪仗队的一连士兵。赫尔利检阅了他们并向其指挥官答礼之后，竟心血来潮地伸直身子，挺起胸膛，发出马斯科格印第安人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厮杀呐喊。
包瑞德被赫尔利全然出乎意料的举止惊呆了。看着毛泽东不屑一顾的目光，他想替美国政坛上这位稀奇古怪的人物解释一下，然而未待开口，毛泽东已经脆生生地吐出来两个字：小丑！
现在，他又看见了毛泽东的这种目光。可是赫尔利接着说：
“同样地，委员长先生打算在全国军事委员会这个中国全部武装部队的指挥机构里给中共一个席位，我也把它看作是国民党希望与共产党达成协议的证明。这样的话，我想，至少能够让你们的一条腿迈进大门之内了吧。”
毛泽东迅速反驳道：
“如果一个人的双手被反绑着，那么他的一条腿迈进了大门也是没有意义的。将军，我尊重你作为国共两党调停人所负有的某种责任，但正因为如此，难道你能接受这种无济于事的结果吗？”
“无济于事？”赫尔利煞有介事地把眼睛睁得如同惊鸟，而后眯眼笑道：“恰恰相反吧。只要你们接受了全国军事委员会里的这个席位，你们就将得到所有的军事报告，就将知道政府的全部行动，就将处在影响政府决策的地位上，从而以此作为扩大你们的重要性的起点。主席先生，你对这样的结果难道还有什么怀疑吗？”
“怀不怀疑你去问问冯玉祥和李济深两位将军好了——”毛泽东皱着眉头站起身，不乏厌倦地说：“他们都是全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可是蒋介石这个委员长不仅对他们封锁了一切消息，而且连他们自身的自由都受到了限制。你说我像他们那样被人关在笼子里好呢，还是像现在这样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好呢？”
毛泽东边说边走，但是他那肥大的袖口被慌忙起身的赫尔利拉住了：
“主席先生，如果你认为委员长先生邀请你参加联合政府的条款不够公平，那么使你乐意参加的条件又是什么呢？”
“你让我和我的同事们考虑一下，明天再告诉你。”毛泽东回过头，不卑不亢地说，“总之我们是乐意与国民党就种种分歧举行谈判的，因为我们承认，蒋介石虽然有着如此之多的短处，但他总还没有跟日本人讲和，为此我们非常感谢他。”
包瑞德却从内心深处感谢毛泽东。是的，这位“现代斯巴达人”领袖的袖口是肥大的，胸口是宽阔的，这就为迪克西使团的使命创造了令人喜悦的前景。当然，对于赫尔利来说，他的喜悦也许已经在重庆得到了，那么，当他离开延安的时候命中注定地只能带回痛苦么？
包瑞德静静地等待着。
翌日上午，在同一个窑洞，借着窗外斜射进来的美丽而明亮的秋日的阳光，包瑞德终于从毛泽东手里接过了另一份文件：《共产党五点建议》。
翻译给赫尔利之前，他默默地念了一遍：“第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为了尽快击败日本、重建中国，将为统一全中国的武装力量而共同工作；”
“第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将改组成为包括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团体的代表在内的全国联合政府。将颁布并实施一项新的对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事务进行民主改革的政策。同时，全国军事委员会也将改组成为包括全部抗日军队的代表在内的全国联合军事委员会；”
“第三，全国联合政府将拥护孙中山关于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各项政策。全国联合政府将奉行促进进步与民主的，倡导正义的，允许信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的，保证向政府请愿上诉、人身不受侵犯、迁徙自由等权利的各项政策。全国联合政府还将奉行使避免恐怖和匮乏的自由权利得以生效的政策；”
“第四，全体抗日军队将遵循并执行全国联合政府及全国联合政府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将得到政府和军委会的承认。将公平分配得自国外的军用物资；”
“第五，中华全国联合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性。”
今日之五条较之昨日之五条，文字和内容都有程度不同的改动。包瑞德认为，这些改动是公正的，公正得可以让赫尔利完全接受。
果然，赫尔利听毕包瑞德的翻译，虽然不断眨巴眼睛，连连敲打额头，但是最终喜形于色地笑了：
“主席先生，你和我在这些条款上签字吧。我认为这是适宜的，它表明我们经过考虑认可了这些条款的合理性。”
于是，一块权当书桌的石板上，毛泽东在两份文本的末页签了字。不过，他没有笑。他指着末页那块特意留出来的空白对赫尔利说：“将军，剩下的事情，就是请你去劝导另一个人在上面签字了。”
“当然。我将迅速返渝面见委员长先生。”
4
蒋介石正手搭凉棚等待着赫尔利。
伫立在曾家岩德安里官邸那幢小楼的窗前，凝望着枇杷山上郁郁葱葱的树荫，他仿佛觉得有一只幸运的神鸟降落到了自己的双肩。
当然，9月6日，当史迪威专程由密支那前线赶去新德里，然后有说有笑地把赫尔利接来重庆的时候，蒋介石对这位总统特使来华的目的是持怀疑态度的。
因为有消息说，罗斯福对赫尔利的使命指定为促使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确立有效的和谐的关系，以便于史迪威行使对全中国军队的指挥权。而且有消息说，赫尔利在两浮支路军政部招待所下榻不到两分钟，就拍着桌子对史迪威说，“我这次来，得狠狠教训一下蒋介石，你既然点了火，我就要火上加油！”结果史迪威反而劝导赫尔利，“来硬的不行。你索性来个醋里加油吧——这种美味的法国调料大概是罗斯福总统端给蒋介石的最后一道晚餐啦！”
但是，事隔一日，在德安里官邸，在小楼会客厅，赫尔利却用相反的面孔确乎让蒋介石美滋滋地饱餐了一顿。
那天，刚进会客厅，赫尔利便高举双手，拥抱般地迎上前去：
“委员长先生，开罗一别，你可真让我想念死啦。难道这能够怪我么？你要知道，你在抗日战争中所建立起来的丰功伟绩，已经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与钦佩！”
蒋介石握了握赫尔利的手，表情木然地靠上沙发，然后心不在焉地说：
“我要知道的，只是罗斯福总统有什么话带给我没有？如果有，请你现在告诉我。”
“总统的话是对我说的。当然，作为他的特使，我有义务也有权力向委员长先生交底。”
赫尔利弯下身腰，压低嗓门道：
“总统说了，派我这次来华的主要任务，就是援助中国早日战胜日本，维护中国国民政府的巩固地位，拥护委员长先生是中国人民的领袖！”
说到“领袖”二字时，赫尔利突然站直了，声音提高了，而且神经质地把右臂举起来。
蒋介石如果说开先还吃惊地望着赫尔利，那么稍过片刻，他便恍若铁屑被磁铁死死吸引一般，猛地离开沙发，把对方的手捏得紧了又紧：
“将军，你来得太及时啦！我们欢迎你，我们非常欢迎你！嗯嗯，中国人对朋友从来都是欢迎的。只要够朋友，只要他在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们，我们就不会忘记他。‘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
“我相信你的话，委员长先生。”赫尔利受宠若惊之余，不觉讨好卖乖起来，“可是我们美国人的品质就要因人而异了。关于这点，我不想多说。反正谁够朋友，谁不够朋友，相信中国人心里是明白的……”
赫尔利不想多说，蒋介石却愿意多想。
德安里官邸那幢小楼的窗前，此时正弥漫着浓浓大雾。可是太阳刚刚升顶，枇杷山便恢复了先前郁郁葱葱的景致。
望着这瞬息万变的风云，想着那暴风骤雨的一刻，蒋介石不觉在心底笑了。
几乎被赫尔利出卖了的史迪威。终于找到了一个报复蒋介石的机会。那就是正当第二次魁北克会议在加拿大召开，正当罗斯福就太平洋战争向丘吉尔提出中国方面的保证的时候，史迪威给马歇尔拍了一封引起会场哗然的电报。
电报不但说明关于解决指挥权和华南危机的问题没有什么进展，而且提出了蒋介石将有意破坏缅甸反攻的可能性。当然，电报里还顺便说了一件事，那就是蒋介石在分化美国人方面，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
现在轮到丘吉尔说话了：
“总统先生，我曾要求你不要过问印度的事情，其交换条件是我不过问中国的事情。可是按照目前的情况看，我又怎么能够做到这点呢。老实说，假如中国军队在北缅的作战不与我们配合，我们以空降部队和海军两栖部队夺取仰光的‘杜拉可拉’行动就会落空。而世人嘲笑的是谁呢？不是我们，是你，是你那形同废纸的关于中国方面的保证！”
雪茄烟在丘吉尔的嘴角上吱吱地燃烧着，在那团红光的映照下，罗斯福的脸色愈发显得惨白了。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这位美国总统蓦地从轮椅扶手上举起拳头，对着身旁的马歇尔，斩钉截铁地说：
“去，立即以我的名义起草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文，向他发出最后通牒！”
电文的措词显然是严厉的，但是罗斯福未作任何改动就签署了——
蒋介石阁下：
读过有关中国局势的最新报告后，我和我的参谋长们深信在最近的将来，你就要面临我曾一直担忧的灾难。阁下统率的远征军入缅作战，对缅北战事益处莫大，但如不及时补充兵员，或相反撤回他们，我们将失去滇缅公路开放的可能，并危及飞越驼峰的空中航线。对此，你必须准备承受后果并承担个人责任。
在近几个月中，我一再要求你采取果断措施，以防止这场日益临近的灾难。至今你还没有委派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全部军队，但我们却已经面临损失华东南大片重要地区、并可能遭到失败的后果。
我们在太平洋上的越岛争夺战进军的速度是迅速的，如你不立即采取行动，对中国来说将为时太晚。
我确信，为了防止日本人达到他们在中国的目的，当前你唯一能做的是立即增援在萨尔温江那面的中国部队，并要他们发动攻势，同时立即授予史迪威将军指挥你全部军队的权力，并不加限制。我现在要求你采取的行动将有利于我们作出决定，即保证并增加对华援助。我非常坦白地说明我的想法，因为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装明白，如果再拖延下去，你们和我们为挽救中国所作出的一切努力都会前功尽弃。
罗斯福 1944年9月18日
马歇尔把这份电文拍给了史迪威。在给史迪威的另一份电报里，马歇尔要求他将“最后通牒”亲手递给蒋介石，并且在递交后四十八小时内回电魁北克。
这，无疑是史迪威此生最乐意做的事！拿着这份盼望已久的电报，他仿佛拿着早已磨好的利斧，迫不及待地直奔黄山别墅去了。这天正是周末，蒋介石有在黄山度周末的习惯。
别墅门外的石阶上，史迪威却碰见了赫尔利。“缅北战事出现了什么紧急情况吗？”赫尔利略显惊讶地问。因为他知道史迪威不在蒋介石今日邀请之列。
史迪威冷冷一笑，没有作答，只是把手中的电报递给赫尔利。
赫尔利过目之后，不觉大惊失色：“不，不要马上送给委员长先生！请你答应我……”
“我无权搁置总统的电报。”史迪威一把将电报从赫尔利手上抓过来，疾步前走。
赫尔利慌忙跟在史迪威后面，边走边说：
“你听我讲！委员长先生到底是一个国家的领袖，而且他已经放弃调回卫立煌部队的计划，又决定调胡宗南的六个师南下增援。一切都在按照你的意思办，甚至你的指挥权限也正在商量之中，你不能逼人太甚呀……”
赫尔利话音未落，史迪威已经跨进客厅了。是的，赫尔利不过是夏日的蝉，在这个秋风扫落叶的当儿，他只有噤口，唯一让他感兴趣的，便是听听蒋介石能够说些什么。
蒋介石什么也没有说。
电报由参军朱世明宣读以后，蒋介石反倒把头抬起来。而且，当他发现史迪威的目光仍停留在自己脸上的时候，他也把目光对准了史迪威。就这样，两对绿光相持着，相撞着，似乎非到撞出一团火花才会有结果。
结果却是史迪威先收回目光，并且低下头：
“我的办公桌上还堆着好些文件等我批阅，如果委员长没有什么指示，我就回去了。”
史迪威回到上清寺，当即复电魁北克，把递交电报的经过告诉了马歇尔。
蒋介石回到德安里，则给正在美国的夫人宋美龄拍去一封电报，“予因罗斯福总统对于中国有竭诚援助之德，故平日对罗斯福总统之主张无不尊重，但此次之事涉及立国主义、国家主义与人格，不能迁就；否则纵使盟国作战胜利而我国格已失，虽胜犹败，现对罗斯福电决置不复，业以备忘录致赫尔利代表使其代达。”
电报末尾，蒋介石咬牙切齿地写道：
“中国局势决不至崩溃，吾人自力更生比受人束缚为愈，予已下最大决心，如有人前来说情，应严正拒绝，并请从速撤换史迪威。”
而赫尔利呢？他不仅在黄山别墅为蒋介石秘密起草了一份历数史迪威种种罪状的备忘录，而且回到两浮支路，又单独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
“我的意见是，如果你在这场争论中维护史迪威，你将失去蒋介石，并且你还会连同失去中国……如果我们让中国崩溃，如果我们不能让中国军队继续参战，那么，即使天堂里所有的天使都将发誓说我们支持史迪威是对的，这也改变不了历史的结论……”
这封信显然动摇了罗斯福。
“失去中国”，对于赫尔利来说，也许是他提出的一个狡猾阴险的问题。可是对于罗斯福来说，这正好是他断然不能接受的现实。如果美国公众对中美合作感到失望，那么对他就要参加的蝉联四届总统的大选会产生什么影响，他是完全知道的。
罗斯福再也坐不住了，从魁北克返回华盛顿不久，他便给蒋介石拍去一封电报，以打破双方的沉寂。当然，考虑到参谋长联席会议难以通过调走史迪威的动议，他在电报里的方案基本上是折中的。
方案一方面同意接受蒋介石的建议，解除史迪威的中国战区参谋长职务，并保证不让其插手有关租借法案物资方面的事务。另一方面，罗斯福仍把中国远征军训练事务交给史迪威管理，用他在电报里的话说，“史迪威如果调离缅甸战场，其结果之严重，恐将为阁下始料所不及。”
蒋介石接到罗斯福这封电报的时候，心里笑了。当然，仅只微笑而已，开怀大笑要等到他把史迪威赶回老家之后。为了这一天，他叫他的外交部长宋子文火速拟好电文，权作给罗斯福的第一次正式回电。
罗斯福总统阁下：
10月6日接读尊电，无任感慨！阁下所提关于中国全线军队或缅甸与云南局部军队，由予委任美国将领统率指挥以及其各种建议，予固无不乐于接受，但其人选务须能与中国恳诚合作，而得予之信任者，此为必不可少之条件。
9月25日之备忘录中予未详述，史迪威将军显已缺乏上述必要之条件，故予不能再授伊以统率指挥之权此点望阁下谅解。
自予立场而言，受予指挥之将领必须得予之信任，及能与予合作，故予之主张前后一致，未尝改变。予今一本初衷，仍请阁下调回史迪威将军，另派胜此重任之将领来华代替，予深知阁下必能推行此旨，无所阻碍，因阁下与予之主张，固完全一致。
阁下对华之友谊及援助之热忱，予尤为感激，但予对国家负有非常之责任，不能明知故犯，将对于国家重大之职责，委诸不堪胜任之将领。
予因情况迫切，不得不作此呼吁，予已与赫尔利特使详商，因电文简单，故又托其将未尽之意作必要之补充，鉴于战局重要，盼阁下早日决定。
蒋介石 1944年10月9日
十天以后，罗斯福决定召回史迪威，并将美军中缅印战区划分为中国战区和印缅战区。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由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参谋长魏德迈兼任，印缅战区美军总司令由索尔登担任。至于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则让蒋介石在魏德迈和另一位美国将领帕兹当中挑选。
蒋介石终于开怀大笑起来。
就在史迪威离开重庆的那天晚上，蒋介石带着鲜花、茶叶、哈密瓜连同精制的点心到招待所去看望赫尔利，以酬谢他在国民党与华盛顿的交道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么与延安的交道呢？此间德安里官邸已经准备好了更为丰盛的礼品，蒋介石等待着赫尔利的归来，等待着国共两党即将开始的重庆谈判中，赫尔利能带给他一个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