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斜倚在桂园的窗前，突然发现在一片片深黑色的屋瓦之上，正盘旋着一群白颜色的鸽子。于是，第一个伸出头去的张澜，禁不住仰天长叹道，“这个情景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蕴藏着一种希望，一种期待，连同一种现实生活中的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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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倚在桂园楼上房间的窗前，俯首之时，他竟被眼帘底下的景致吸引住了：一片片吊脚楼，现在看不见支撑着它们的楠竹与木桩，能够看见的，却是一片片深黑色的屋瓦。屋瓦之上，正盘旋着一群白颜色的鸽子，那平展开来的翅膀，显然由于颜色的强烈反差的缘故，连羽毛上的纹路，都是明晰可辨的。
“快来看呀！你们都快来看呀！”毛泽东招呼着沙发上的张澜、沈钧儒和黄炎培，“这简直是一幅构思奇特的版画哩！”
张澜第一个伸出头去：
“果然、果然。我在重庆生活了这么多年，今天也是头次看到如此美好的情景！哦哦，这个情景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蕴藏着一种希望，一种期待，连同一种现实生活中的哲理……”
“是呀、是呀，金秋时节，天色原本是蓝的，云彩原本是白的。”沈钧儒踮起双脚，凝视着鸽子下面的屋瓦道，“可是重庆这个地方，黑暗似乎笼罩了一切，吞噬了一切，而唯有那笼罩与吞噬不了的，才能够像鸽子这样，在通往光明与理想的征途中，展翅飞翔。”
黄炎培手扶窗棂，突然想起了什么：
“新近见《新华日报》载，润之先生偕恩来、若飞先生访柳亚子先生于沙坪坝寓所时，分别为其邻居卢子才之子题词曰，‘为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民主团结、和平建国’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独立、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柳亚子先生写在这些题词后面的那首七绝，‘兰玉庭阶第一枝，英雄崇拜复何疑。已看三杰留鸿爪，更遣髯翁补小诗’，我想，恐怕便是今天我们有目共睹的这幅版画的真正意境了。”
毛泽东摇摇头。
直到那群鸽子慢慢飞出了“画框”，他才缓缓地回过身来，不无惆怅地对黄炎培道：
“任之先生，你都看到了吧，和平、民主、团结，不过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及的影子。刚才，我向诸位介绍了国共两党谈判的情况，至少对于我来说，是没有什么回天之力的。所以，今天把大家请来，还望能够得到诸位先生的进一步的指教才是。”
“有些问题，诚如润之先生介绍的那样，我认为大体上有了眉目。当然，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究竟能否得到承认，人民自由权利究竟能否得到保障，以及政治会议究竟何时召开，这都需要我们拭目以待。”黄炎培想了想道，“我认为最关键的，还在于解决区的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国民党愈是极尽诬蔑，愈是诡称‘根本与国家政令军令之统一背道而驰’你们就愈是要在谈判桌上当仁不让，反击到底！”
张澜回到先前的座位上，不紧不慢地道：“任之先生是抓住了要害问题的。何以见得呢？我有过这方面的经历：‘五·四’以后，为了摆脱北洋军阀的血腥统治，使人民能够得一点点起码的自由，我曾经和吴玉章先生在川北推行过地方自治。事情最后没有搞成，但是，政权和军权对于人民的重要性，我算是从内心深处感觉到了——”
张澜抬起头，眼睁睁地望着毛泽东：
“国民党丧尽天良，鱼肉百姓，比北洋军阀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当今之下，全中国的人民都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因为如此，你们当坚持的，就一定要坚持，只有坚持到底，才好为中国保存一些干净的土地！”
毛泽东连连点头道：
“张表老，你尽管放心好了。对于重庆谈判目前出现的情况，我们是估计到了的。‘针锋相对，寸土不让’正是我们为着对付这种情况而制定的方针。现在的问题在于，在坚持这个方针的前提下，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以打破谈判桌上的僵局？”
“润之先生——”
沈钧儒转过身来，依然靠在窗台上：
“要打破谈判桌上的僵局，依我之见，必须改变延续至今的谈判方式，即双方关起门来的谈判方式。这在谈判伊始，也许还可以接受，但是十天半月下来，国民党方面仍然守口如瓶，滴水不漏，那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疑惑与警惕了。有鉴于此，我意已经谈拢了的，就应当把它们公开出来，让大家都知道，免得蒋介石今后不认账……”
“蒋介石有不认账的习惯。”毛泽东朝沈钧儒笑了笑，“所以呀，从内心讲，我是双手赞成你的意见的。只不过，谈判之初，我们答应了国民党方面的要求，就是说谈判未有结果之前，双方均不得公开谈判的内容。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只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了。”
张澜对毛泽东的说法早有所料，于是，他捋捋胡须，不慌不忙地说：
“润之先生有所不便的话，可否由我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呢？通过这样的方式，把那些问题摊开在全国人民的面前，也好受到全国人民的监督和推动呀！”
毛泽东略感意外，未置可否。
黄炎培却笑道：
“张表老不做不说，这封公开信想必已经拟定，而且抄眷一清，此时此刻，正静静地躺在你的长衫子里头哩！”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张澜见毛泽东仍在沉思之中禁不住连连摆手道，“我姑妄言之，兄等姑妄听之好啦……”
沈钧儒用了激将法：
“张表老今天怎么啦？公开信既然是写给国共双方的，莫非你一定要先让委员长‘御阅’，而后再让润之先生过目不成！”
张澜这才将手伸进长衫，把题为《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的几面蝇头小楷，亲自递到了毛泽东的手中——
介公主席/润之先生 勋鉴：
国共团结问题，关系整个国家民族前途甚大。自润之先生来渝，双方商谈已逾十日，不惟国人倾耳静待好音，即盟邦友好，亦莫不期待中国内部问题有一圆满适当之解决。中国民主同盟在最近四年间曾不断以民主、团结号召国人。对于如何消弭内争一点，更本其一贯主张，随时有所贡献。窃意目前为国家团结统一之绝好时机，国家一切问题应乘此时机求彻底之解决，更应求全盘之解决。惟其如此，则今日商谈内容，似应随时公诸国人，既能收集思广益之效，更可得国人共商国是之实。
目前商谈之中心问题，不外政治与军事。政治必须彻底民主，此为国人一致之要求。纵国共双方存有若干特殊问题，不妨事先商议，但所作成之解决方案，必须不与国人之公意相违。如团结仅有空名，统一徒具形式，则于根绝内争一点，窃恐贡献无多。吾人虽获事前参与，事后必须保留批评之自由。此应请诸公留意者一。
目前军事问题，积极须着眼于国防，确保国家之自由、独立；消极须着眼于化除畛域，保障国家之和平建设。以言国防，须陆、海、空三方面并重，更须植根于科学与工业。吾国海、空军之建设尚未着手，陆军装备尤至窳陋。天相中国，强敌克摧，此正国人加强警觉之时，决不应以伟胜而稍萌骄矜之念。今日全国兵力，合各方计之，当不少于三百师。如能操用全盘统筹之编遣计划，以目前养三百师之物力，移用于极少数量之常备军，而此种常备军，绝对超越党派关系，绝对遵守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忠于国家之原则，则不惟中国陆军可渐进于现代化，且于实力亦可远驾三百师而上之。一旦元气渐复，国库见充，且可进一步规划海、空军之建设，期以二十年，然后所谓现代化国防始能庶几有望。如仍欲维持旧日之观念，谓兵贵多而不贵精，则纵令多所保留，除从事内争以外，试问更有何用？
且经过此次世界大战，举世疮痍，人心思治。吾国对于国防虽不可忽，但遭受外国侵略之危机，实已大大减轻。不作根本之计，而多养无用之兵，以今日凋残之民力，窃期以为不可也！如谓“民主必恃武力始能保障”，则民主之为民主，岂不令人寒心？如谓“统一必赖武力始能维持”，则统一之为统一，岂不令人气短？此应请诸公留意者二。
凡上所陈，以公等谋国之忠，当早已计及。以正值双方商谈之际，又事关国家、民族之前途，故不敢缄默不言，直率贡其一得。中国民主同盟为团结各方之新兴政团；公等即以此诚，作为一部分国人之公意，用资参考，或于问题之解决，亦不无裨益也。专此敬颂
勋安
张澜
毛泽东抬起头，望着张澜飘逸的胡须，饱满的天庭，尤其是那对直面人生的目光清亮的眼睛，禁不住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老成谋国，老成谋国呵！张表老，也许只有我才知道，你这封公开信，对于恃强权以凌弱、拥重兵以暴寡的国民党法西斯行径，给予了多么尖锐的指责，而对于以最终扑灭法西斯的暴政，奴役与侵略，在全中国全人类面前展开了和平发展前途的共产主义运动，又给予了多么有力的支持。老实说，在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的道路上，虽然国难重重，遍地荆棘，但是，我从来没像今天这样自信，我们可以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
张澜前虑尽消，喜出望外：
“有润之先生这番话，我那三更灯火便没有白点，五更鸡也便没有白叫了！哦，既然叫做公开信，还得借助新闻媒介，公开发表才是。明日我即将此信分送给重庆的《新民报》，和成都的《华西晚报》，这是事先已经跟两家报馆商量好了的……”
“张表老，你为什么事先不跟我商量呢？”毛泽东忽然着急起来，“……我是说，这封信我不同意你公开发表！”
“为什么？”张澜大吃一惊。毛泽东郑重其事地道：
“不为别的，为只为你的人身安全，为只为你这样民主的大树不能倒！你想想看，这封信着重谈到的，正是国共谈判桌上最为敏感的政权与军队的问题，此信一旦公开，无疑如像天上掉下来的巴掌，不偏不倚地打在了蒋介石的脸上，而他一旦破了脸皮，那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呀！”
张澜这才平静下来：
“润之先生多虑了。这封信里所谈到的问题，和我去年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提案《加强实行民主的以求全国团结而共济时艰》，其精神是完全相同的。你若不相信，我不妨把提案里头的句子背出来听听：‘甲要一党专政，因而训练党军，以图巩固其政权，即不能禁乙之训练党军，与之对抗。故必须实行民主不以国家政权垄断于一党’……”
“好了，好了，你张表老就是长了十个脑袋，也早被蒋介石砍光了！”
黄炎培转而面向毛泽东：
“润之先生，我意还是让这封信公开发表为好。特别是你在重庆的时候，蒋介石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对张表老下手的。再说，国共谈判当中，尽力斡旋，相机行事，原本就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责任和义务。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还将作出进一步的努力，包括和国民党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毛泽东缓慢地点了点头，刚想对几位先生再说点什么的时候，楼梯上传来了他所熟悉的稳健的脚步声。
望着房门口，周恩来那倒竖的浓眉，那紧咬的牙关，以及那微微颤动的嘴唇，他一下子站起身来：
“出了什么事情么？恩来同志。”周恩来神色严峻地道：
“主席，各位先生，刚刚收到的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拍来的紧急电报说，今日凌晨三点十五分，国民党军队向上党地区中共军队发动了全面进攻。阎锡山先后指挥其国民党第二战区所辖之六十六师、六十八师、二纵队、六纵队、七纵队以及暂编三十七师、暂编四十六师、暂编四十九师，攻入襄垣、屯留一带，企图侵占我整个晋东南地区……”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什么话也没有说。唯一的反应便是坐回沙发，恢复了先前缓慢的情态：缓慢地从衣袋里掏出香烟缓慢地划燃火柴，然后凝望着窗外的天空，那静静的云，微微的风，大口大口地吞云吐雾起来。
沈钧儒有些急了：
“恩来先生，那暂编的几个师，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部队呵？”
“这些部队原来就在山西境内。”周恩来解释道，“只不过他们是日军，是伪军，他们投降了国民党，国民党就命令他们把枪口对准我们的解放区……”
张澜一拳击在茶几上：“这个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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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脸色原本是枯黄的。自从向山西的阎锡山秘密下达了重庆的谈判桌上所需要的作战命令以后，那膨胀的血管便交织成了满脸的杀气，于是，脖子红了，额头红了，就连笑逐颜开的时候，眼睛里也网满了血丝。
这至少是陈诚和张群共同的感觉。此时，他们分别坐在德安里官邸客厅那个固定的座位的两侧，正目光定定地望着蒋介石。
蒋介石寒暄之余，书归正传地道：
“今日把你们两位请来，我想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特殊在什么地方呢？嗯嗯，陈部长是负责上党战役的军事长官，张主席是进行重庆谈判的首席代表，有道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也，那么，如何‘张’得起来，又如何‘弛’得下去，这就是你们两位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了。怎么样，请陈部长先谈谈自己的想法好吗！”
陈诚察言观色，早就有了万无一失的话题：
“委员长文韬武略，恩威并用，首先在方针大计上就是英明而果断的，因此，我可以这样说，八月下旬，阎锡山部在占领太原和同蒲路沿线城镇后，又攻克襄垣、潞城，并在暂编各部的配合下一举拿下被共军包围的长治、长子、壶关、屯留诸城不过是给了前来重庆的毛泽东一个下马威而已；九月初——”身着戎装的陈诚挺了挺胸膛：“共军乘我不备，虽袭取了襄垣与潞城，但是，作为对共军的全面反击，眼目之下，委员长已令阎锡山派主力第十九军楔入上党地区。与此同时，胡宗南部、孙连仲部、李品仙部，正分头沿同蒲、平汉、津浦三条铁路，全力向北推进，所以，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给端坐在谈判桌前的毛泽东当头一棒的话，这就是已经打响的第二阶段的上党战役啦！”
殊不料蒋介石并不满意陈诚的说法。在他的印象中，陈诚之所以被称作“常败将军”，就是因为这种战前的承诺太多太多。他的脸色倏然一沉，那腥红的血丝里面，也忽地射出一束绿光来：
“陈部长，我怎么觉得你今天有点儿所问非所答呢！嗯嗯，我是说，前不久的潞城之战，共军只用了五分钟就登上城头，而我们的军队呢？有许多将士甚至来不及知道自己是怎样当了俘虏的！这就是说，我们只要在军事上稍有行动，共军在作战中便会全力打出，用毛泽东信誓旦旦的话来讲，‘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事既如此，请问你究竟有什么把握，能够在上党之役中稳操胜券呢？”
陈诚自信明白了蒋介石的意思。唯其自信，他才有勇气在回答蒋介石之前，打了一个响亮的饱嗝：
“报告委员长！第十九军一万七千余众，正在加紧修筑白晋铁路长治至沁阳段。他们的兵力配备完全是遵照你的‘以长治为中心’的战略思想布置的，即三个步兵师主力加一个山炮营及暂编一部约一万余人，驻守长治；一个挺进纵队及暂编一部约两千余人，扼守长子；一个挺进纵队的主力及暂编一部约一千余人，防守屯留。襄垣、潞城、壶关虽然均以暂编部队守备，但兵力大都在千人左右，且有城墙和日军修筑的坚固工事为依托……”
“工事的坚固是一回事，军事长官的指挥又是另一回事——”蒋介石阴冷的目光虽有所缓和，然而仍旧打断了陈诚的话，煞有介事地道：“嗯嗯，你刚才提到的沁阳这个地方，倒使我想起一件有必要告诉你的事情来，那是十五年前的四月间，诚如你知道的那样，阎锡山和冯玉祥结成联盟，发动了讨伐我的中原大会战。平心而论，阎锡山还是有点儿谋略的，所以他向冯玉祥面授机宜，预定在豫、晋交界处的沁阳会师，以求一举聚歼驻防在河南的我们的军队。但是——”蒋介石冷飕飕地笑道：“冯玉祥的参谋长在拟制命令的时候，却误将‘沁阳’定成了‘泌阳’而河南南部偏偏就有泌阳这地方，只不过与沁阳足足相隔好几百里地！如此一来嘛，嘿嘿，冯玉祥的部队在泌阳手搭凉棚，望眼欲穿；阎锡山的部队则在沁阳捶胸跺脚，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而那好几百里的中间地带，便是我们的军队跃马扬鞭、分进合击的绝好战场了！”
陈诚转动着眼珠，忽地拍了拍挺起的胸膛道：“委员长放心！我们的军队不会是杂牌部队那样的衣架饭袋。恰恰相反战斗力甚至不如昔时杂牌部队的，正是现在窥探着上党地区的共产党的军队！据我所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多年来全部分遣，进行游击战争。马上集结起来，进行大规模运动战，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更不要说他们每团不过千人，每人不过几发子弹，整个部队除了六门山炮而外，剩下的就是大刀长矛啦……”
蒋介石却摇摇头，没声好气地道：
“陈部长，你怎么把我们对共军第三次围剿的教训搞忘了？那时，共军的兵力是三万，我们的兵力是三十万，至于装备之悬殊，恐怕更是远远超过了一比十的程度。而战略方面呢？有鉴于共军在我们对其进行第一次、第二次围剿之后，既未得到任何整补，也来不及制定什么作战方案，所以我当即以总司令的名义，在南昌发出了进军命令：趁共军绕道千里回到赣南之际，我军长驱直入，分进合击，不给对方以喘息之机，务求一举全歼！……”
陈诚愣愣地听着，思潮却把他带进那个炎热而烦闷的七月间去了。
是的，七月之初，国民党“进剿军”兵分三路，中路何应钦，右路陈铭枢，左路朱绍良，水陆并进，浩浩荡荡，在不可一世的飞行大队的助威下，气焰万丈地扑向了赣南。而且，七月上旬左路军便占领了赣南东北方向的南丰；右路军进驻了西北方向的吉安；中路军攻下广昌不久，陈诚又率部占领了红军主要据点宁都。到了七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已占据了东南与西南战线，对红军总部所在的兴国，最终完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包围圈。
当然，对于陈诚来说，那个包围圈里头的情景，他是事后才知道得这样清楚的。
红军总部的茅草房里，气氛却是出奇的宁静与从容。挂在墙上的军用地图，蓝色箭头从四面八方射向兴国弹丸之地，可是地图前面，红军将领们正托着腮帮，专心致志地倾听着毛泽东谈笑风生的话语。
“我方才读给大家听的，便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淝水之战。”毛泽东合上了手中的那本《资治通鉴》，“那么，根据相同的道理，我们能否来一个‘磨盘战术’呢？这就是说，让我们大胆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牵引着敌人团团转，然后趁其晕头转向之际，卸磨杀驴，打它个迅雷不及掩耳的歼灭战！”
当下，毛泽东便指挥红军从兴国出发，由万安方面绕向北边的富田。等到陈诚率部往北追赶的时候，红军主力却悄然回到了兴国西南二十公里处的高兴圩。
翌晚，毛泽东瞅准了蒋鼎文师和蒋光鼐、蔡廷锴军之间的四十里宽的空隙地带，挥戈东指，穿插前行，转至莲塘之际，于第三天突然包围和袭击了上官云相师，继而在第四天将郝梦龄师一举击垮。然后急奔三天直赶到黄陂。驻扎在黄陂的毛炳文师刚听说共军已经转回兴国，没想到两三万红军突然杀到了他们的面前，一时惊慌失措，败退溃散而不可收拾。
这样，七月下旬，红军竟三战皆捷，缴枪逾万，把深入赣南的国民党主力部队完全置于了无用之地。
想到这里，陈诚直板板的身腰开始佝偻了。当他诚惶诚恐地抬起头来，才发觉蒋介石的目光，正愣愣地对着天花板，显得那样无可奈何，又那样有气无力：
“……当然，这个教训你应当吸取，我也应当吸取。譬如说，八月之初，我就发出急电，命令各军所有向南、向西之主力部队，皆转旗向东，猛力并进，以密集大包围的态势压向黄陂的红军主力。只要毛泽东稍有转移，趁铁壁合围尚未箍紧，赶紧钻出去，那么，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撞在我的枪口上的。可是，谁又想得到呢？他居然发布了一道让他的军队也大吃一惊的命令：原地休息，睡个好觉，最好三天三夜不醒！”
陈诚这才将脸部紧绷绷的肌肉松弛下来：
“毛泽东能够打仗，此事不假。然而按照我们的外国军事顾问团的说法，‘毛泽东用兵如神’，那就未必当真了。不是么？事后想来，他的胜算，无外乎依据有三：其一，我军来自四面，距黄陂少说得有一两天路程。其二，前来合击，最怕扑空，既要密切呼应不留间隙，又要搜索前进以防目标漏网，所以一天路程不得不用两天来走。其三，毛泽东用兵，向来以走为上，其‘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之口头禅，早已为我所熟知，此番我大兵压境，他却不走，不过是利用了我们的麻痹而已。”
蒋介石正襟危坐，虽不无矜持之色，但，当他重新死死地逼视着陈诚的时候，不知怎么的，目光中反倒流露出几分赞许来：
“陈部长，你总算领悟到我要告诉你的东西了。嗯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当然，不管毛泽东是不是神仙，我还是要提醒你的：这次毛泽东不会跑到山西，去指挥他的上党之役。固然是你难得的福气，然而，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我唯一担心者，便是因为毛泽东此时尚在重庆，从而造成了你的抑或是我们的新的麻痹……”
陈诚点点头，未露声色。可是，他不仅发现了蒋介石是这样地畏惧着毛泽东，而且意识到了其间的缘由。尤其是后者，更是教他顿然处于惴惴不安之中。
端坐在一旁的张群反倒按捺不住了。他看了看陈诚，又瞟了瞟蒋介石，最后连自己也不知道在和谁人说话：“毛泽东不在山西，山西的仗自然好打，这有什么可说的呢！可是，毛泽东在重庆呀，重庆的事情现在麻烦得很呀……”
蒋介石扭过脑袋，皱着眉头问：
“张主席，昨日下午，你们和共产党代表的会谈记录，我已经看了。那里头不是有问有答，进行得顺顺当当的么？”
“怕就怕有问无答——”张群哭丧着脸道：“事情出在昨天晚上。张澜和张申府两人，约请国共双方代表周恩来、王若飞、邵力子和我四人，到民盟总部所在地特园相会。听取双方介绍谈判情况，意图从中进行斡旋。考虑到此两人都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所以我们去了。交谈中，周恩来就中共方面所提十一项的方案逐条介绍，说明已处处让步，并表示‘苟能求全，不惜委屈’……”
蒋介石蓦然打断张群的话：
“我只想知道你们是如何回答的！”
“我，当然还有邵力子，分别阐述了一些政府方面的困难。”张群咬着牙关道，“可是，我们话音未落，张澜就霍然起身，疾言厉色地质问我们，‘重庆在谈；山西在打，这不是贻笑天下吗？阎锡山怎么不给蒋先生留点面子呢？唉唉，公开打电报请共产党来谈判的是蒋先生，背地里发动战争去打共产党的又是蒋先生，试问这个蒋先生就不感到难堪吗……’”
蒋介石显然被张澜的话激怒了，他那血红的眼珠胀鼓鼓地瞪着面前的张群：
“告诉我，你回答没有？如果回答了，那么你究竟是怎么说的？”
张群自讨没趣，却不得不硬着头皮道：“报告委员长，我回答了。我说我们正在全力和共产党代表进行实质性商谈，凡是谈判桌子以外的事情，我们都一概不知。如若阎锡山向解放区进攻一事当真，那也纯属他的个人行动，我们无权代为解释……”
“回答得好，回答得好！”蒋介石忽地转怒为嗔，拍案叫绝道：“有权解释而且解释得一目了然的还是阎锡山。因为他在用大炮发言，用子弹说话。嗯嗯，大炮的声音是宏亮的，子弹的声音是尖厉的，用希特勒的话来说，武力才是无可辩驳的真理！所以呀，国共两党会谈的地点应该在山西，在上党，重庆没有的东西那里有，桌面上得不到的东西，我们尽可在战场上得到之！”
张群咧咧嘴，却又拉长了脸道：
“我自然懂得委员长的意思。虽说如此，可是毛泽东毕竟在重庆呀。老实说，这位共产党领袖的影响是神奇的；他不在山西，可以扫除我们在军事上的障碍，他呆在重庆，便增加了我们在政治上的压力。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害怕毛泽东，他在重庆有什么要紧呢？哼，要紧的是张澜等人越发胆大妄为，而我们只好越发小心谨慎。不然的话，堂堂战时陪都，几个参政员又算得了什么东西？”
蒋介石眯眼笑了，当他的目光慢慢从陈诚佝偻的身腰移到张群那拉长了的脸上的时候，便笑得更加诡谲与阴森了：
“实话实说吧。你们害怕毛泽东，我也害怕毛泽东。重庆只有一个人不害怕毛泽东。他嘛，就是我们的赫尔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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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为什么，赫尔利整整熬了一个通宵，方才写完了向美国国务院呈交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其实，在案头工作方面，他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快手。去年年底，他给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卡特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其篇幅虽然是刚才提到的那个报告的两倍，但时间只花了完成后者的一半。
这似乎与内容有关系。
在私人信件中，赫尔利以滔滔不绝的笔底波澜，描述了史迪威离职和他自己擢升的重要意义。那热情奔放的言辞，那斩钉截铁的保证，仿佛他比蒋介石还要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国民党的事业。对于中国政治冲突的性质，他则懒洋洋地说，共产党人不是问题的所在，他们不过同国民党人一样，是一批与意识形态无关的权力争夺者。于是，他夸下海口道，不到一个月他就可以完成‘在现政府领导下统一中国’的光荣使命。
然而，大半年了，赫尔利的胸膛上既没有增加一枚勋章，肩膀上也没有增加一朵星花。恰恰相反，他在中国的行为和这种行为的性质，使美国舆论界产生了许多令人忧虑的问题。他是不是在没有得到充分授权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先斩后奏？他是否仅仅是一个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的笨蛋，一个最后招致不幸结局的冒充大人物的拙劣丑角？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赫尔利需要对他所面临的挑战进行反击。而写给国务院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便成了他紧紧握在手中的武器。因为至少在他看来，只要在报告中尽量突出谈判双方已经取得的成果，那么不仅表明国共两党是相安无事的，而且表明中美关系也是相安无事的，从而最终达到表明自己简直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化身的目的。
不过，当愿望和现实并不是一码事的时候，做起来就十分困难了。赫尔利咬破笔杆，绞尽脑汁，始得以驻华大使馆的名义，在那份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谈判者同意他们将为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政府、复兴中国及制止内战而合作。双方同意支持作为共和国总统的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他们又同意双方将拥护孙中山的学说，并将合作在中国建立一个强大、民主的政府。共产党同意他们将承认国民党为控制政府的主要政党，并将在从目前的政府形式过渡到民主政权的时期内，与其合作。不少其他问题，包括释放政治犯，人身、言论、出版、信仰、集会与结社等自由，都取得了协议。”
当然，说话得有余地。这不仅能够增强故事的真实性，而且能够暗示出他在其间的艰辛与努力。于是，赫尔利继续写道：
“还有两个重要点，会谈者尚未取得协议，虽然双方对于使协议的取得有可能曾经作出让步。其中一点是共产党主张在某些省内有任命、选择或选举省长之权利，而政府则认为直至制定宪法和建立民主政府之时为止，任命省长和官员的特权应属于共和国总统。”
“另一点双方已达成一种协议，但并未最后同意，此即包括在中国和平时期国家军队内的共产党部队的数量。政府指出目前计划要求一个包括八十至一百个师的和平时期军队，而国民党认为是少数党的共产党却主张大约占和平时期军队半数的权利……”
当这份报告进入总结阶段的时候，赫尔利觉得有必要向国务院展示一种美好的前景。这种前景不仅是属于重庆谈判的，更是属于他本人在中国的发展的：
“谈判人员之间的精神是良好的，中国两大党之间接近问题似乎正在进步中，只要会谈继续，内战的讨论和流言是会消失的。”
“此次会谈的全部成就，在于使国民党和共产党，当几乎所有拥护使中国分裂政策的分子预测要有内战的时期，进行商谈和平时期的合作。会谈将是继续的，毛泽东还留在重庆，蒋委员长许诺毛氏并以他的人格保证毛氏和他的随员的安全。他同意任何时候他们如果不愿意继续会谈，当予毛氏和他的随员以去延安的交通工具……”
既然报告是以大使馆的名义写的，最后这几句话，赫尔利就好说了：
“双方曾对大使的合作与帮助表示深切的感激。他们同意在他们所提议的最后决议中列入一节，对于大使在促成会谈和在谈判过程中以调解者的地位所给予的一般帮助方面对中国的巨大贡献，表示谢意！”
就这样，呈交给国务院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总算在今日上午以密电的方式拍往华盛顿去了，在重庆，作为一种公开的表示，赫尔利则给桂园打了一个电话，邀请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出席他在大使馆内备下的午宴。
少顷，当三位共产党人如约前往，驱车直抵大使馆门前的时候，赫尔利早已迎候在石阶之下，直挺站立如同路旁的电线杆。
他现在弯下腰，亲手为毛泽东拉开车门：
“哈罗！见到你们，总是这样令人高兴。今天嘛正好是谈判休会的日子，所以我特地为你们准备了我的家乡的烤鸡，地地道道的俄克拉荷马风味呢……”
毛泽东微微笑道：
“大使先生的饭，我们是一定要吃的。不过，有道是，饱食不如宽坐。既然我们和国民党方面谈不下去了，何不趁此机会，和你好生叙谈叙谈呢？怎么样，对于我的这个建议，想必不会招致你的反对吧？”
“不反对，不反对。”赫尔利高翘着八字胡须，伸出了他那长长的手臂，“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去客厅吧。各位先生，请！”
赫尔利以他惯用的夸张的手法，摆出了这里的主人架势。刚刚在壁炉侧旁的沙发上落下屁股，他便猛地昂起脑袋，用一种轻佻的煞有介事的语调说：
“方才，当毛泽东先生告诉我，重庆谈判又一次陷入僵局的时候，作为国共两党共同的朋友，老实说，我在良心上顿然承受了一种痛苦的自责。不是么？倘若我能够对上一轮谈判的过程进行研究，倘若我能够对下一轮谈判的内容提供线索，那么，这种谈不下去的局面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唉唉，可以避免的局面，结果偏偏出现了！什么叫做终身遗憾？这就叫做终身遗憾呀……”
毛泽东坐在壁炉另一侧旁的沙发上，望着赫尔利滑稽而拙劣的表演，不觉想起了这位美国将军以总统特使的名义访问延安的时候，那高叫着印第安人战争口号的声音，那全然出乎意料的歇斯底里的举动。
不过，与当时的惊讶和惑然相反，毛泽东现在对付赫尔利的，除了那淡淡的微笑，还有随之而来的轻言细语：
“大使先生，在最后的期望尚未破灭以前，其实是用不着终身遗憾的。按照中国人的说法，亡羊补牢，未为晚矣。这就是说，如果不是能够与否，而是你确实愿意对下一轮谈判的内容提供线索的话，那么，我想，正好周恩来先生在这里，王若飞先生也在这里，我们为什么不把上一轮谈判的过程和盘托出以便你进行研究，从而促使重庆谈判有所进展呢？”
赫尔利的面孔刷地变得通红。为着遮掩尴尬之色，他在仰面大笑之余，竟一巴掌打在沙发扶手上：
“好事情，好事情！既然你们如此地信赖着我，那就让我试试看吧。当然，基于对国共双方利益的深刻的理解，关于上一轮谈判的过程，我只消知道部分议题的商谈情况就行了。譬如说，对于国民大会问题，国民党方面曾经告诉我说，可以新增加的代表名额确实有限，若重新遴选之名额中，除去妇女界与新闻界及其他团体请求增加之名额外，所余者为数极少。不知道这个问题上轮谈判涉及没有？如果涉及了的话，请问中共方面又是什么意见呢？”
赫尔利的目光迫不及待地转移到壁炉对面去了。他看看周恩来，又看看王若飞。然而，回答他的，依然是死死地盯住他的毛泽东：
“上轮谈判涉及了国民大会问题。中共代表提出两点意见。其一，国民大会势须延期召开；其二，国大代表应重选，并要求修改选举法和组织法，以实行民主自由与普选。不过，大使先生，这个问题只是上一轮谈判的五个议题之一。如果说这个问题，以及政治会议问题，施政纲领问题，各党派参加政府问题，双方仅作了一般性的商谈，从而不足以构成中断谈判的威胁的话，那么，上轮谈判的关键问题还在于是否承认解放区。在这个至关重要的实质性的问题上，你难道不愿意听听中共方面的意见么？”
“愿意，当然愿意，我什么时候说过不愿意！”在毛泽东的无法抗拒的目光的逼视下，赫尔利显得烦燥与不安了，“可是国民党方面至今未能接受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的方案，事既如此，关于解放区的问题，你们又能够告诉我些什么呢？”
周恩来现在开始答话了。他双臂平放在沙发扶手上，越发显得徜徉恣肆，挥洒自如：
“是的，大使先生，正因为联合政府的方案不为中央所采纳，而委员长先生又一再指示我等应以革命精诚坦白之精神切实解决问题，所以便在一轮谈判中，直率地提出了有关解放区的几点意见。诚如你知道的那样，这几点意见早已白纸黑字地写进了谈判方案的条款，并无任何字句上的增删，放在此间不必向你赘述了。然而，需要向你并通过你向国民党方面强调的是——”周恩来抬起右臂，稍有晃动，却使得他那不卑不亢的语调顿时落地有声：“现在，在本党控制之下有十九个解放区，政治上已实行减租减息，民选政府。那么，我们对此一事实上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前次，为顾及事实，并本着互相让步之精神提出建议，而张治中先生则谓我等要求数省之主席乃为封建作法，我等实不能同意。虽然如此，吾人为顾及中央政令之一致，在全国其他地区未实行普选以前，不单独实行普选，所以才有了这次切合实际的提案，即主张某些地区已由中共负责者，由中共推荐主席，而其他党派仍可以参加地方政府，彼此合作。如此，则即可促成彼此之团结与国家之统一。”
赫尔利托着腮帮，愣愣地听着。上身全然不动，下面高翘着的二郎腿，却极不耐烦地踢来踢去，仿佛在寻找对方的要害部位似的：
“那么，请问：中共方面的重划省区之议，又将意味着什么呢？要知道，这才是有关解放区能否得到承认的至关重要的实质性问题！”
王若飞说话了。他没有毛泽东的进攻的目光，也没有周恩来的稳健的手势，但他同样是敏锐而机智的。在通常的情况下，他只有按捺住自己内心的冲动，方才能够像此间这样不失时机地启开那厚厚的嘴唇：
“大使先生有所不知，关于解放区问题，并非我方要求政府重划地区或分割省区，而是我方已有此种区划存在，且其所实行的减租减息与民选制度，亦已为当地人民所拥护。有鉴于此，王世杰先生曾主张有功之文武人员，政府也可以任用一点，犹不足以满足人民之期望。所以，我等以为欲解决解放区问题，惟有两种办法：一为普选，请中央承认人民所选举之地方政府；二如中央以为不能有少数省区实行此种特殊之制度，则惟有采取我等现提之办法。尚不知你以为然否？”
赫尔利哧哧地喘着粗气，一时无语。他先盯了王若飞一眼，继而转了转自己的眼珠，最后拉长脖子，声嘶力竭地道：
“国民党方面不是有过建议了吗！在各收复区成立一个人事整理机构，这难道就不能成为解决地区问题的一个办法吗？”
“这个办法既然来自国民党方面而并非大使先生的建议，我们就无须乎在这里讨论什么地区问题了。因为本党重划省区之议，亦已向中央有过提案——”
周恩来不无揶揄地朝赫尔利笑了笑。为着顾全这位外交官的面子，他试图用极为平静的语言，来缓和一下大使馆里的气氛：
“当然，我还是以为我方的办法切合实际。中央如能采纳，自不必形诸文字形式，有一致的协商与决定即可。总之，关于解放区问题，我党在尽量让步，以期依据中央统一之政令，求得问题之解决，以促成两党之合作。”
殊不料赫尔利无言以对之余，竟得寸进尺，恼羞成怒起来：
“不，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至少在我看来，政治是与军事相联系的。一省一区之内，有政治问题，也有军事问题。而军事问题能获解决，则其他问题也必然能获解决……”
赫尔利的吼声突然被毛泽东的笑声打断了。当他圆睁双眼、定睛看时，才发现这位共产党领袖早已笑得东倒西歪，前仰后合。
“你笑什么？”赫尔利问毛泽东。毛泽东依然打着哈哈道：
“我笑你太不了解我们了，大使先生。老实说，如果恫吓可以征服我们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早就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区啦！当然，这兴许不是你的过错。你的过错在于，当委员长先生政治上已陷入被动，甚而至于已经掉入不能自拔的旋涡的时候，你却彻底地拉下了‘居中调停’的假面具，硬要去充当什么救命稻草。须知，你是救不了什么人的。中国人的事情，全靠中国人自己来办！”
赫尔利浑身颤抖着，脸色由红转青，眼圈由青转黑。隔了半晌，他才从牙缝里迸出一股冷飕飕的声音：
“好，好，毛泽东先生，这句话可是你亲口讲出来的！以后若是要追究究竟是何人破坏了重庆谈判的话，请你不要推卸属于自己的责任。至于我的责任嘛，我想，该说的说了，该做的做了，我需要尽快地回国述职了。因此，从明天开始，但凡谈判的事情我一概不管！你们不要来找我，也不要去找委员长先生。谈与不谈，谈这谈那，都请直接和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张群先生联系……”
48
自从有了那天在德安里官邸的谈话，虽说是蒋介石喜怒无常，搞得张群乍暖还寒，但是对于这位国民党的首席谈判代表来说，他毕竟得到了最有用处的暗示。那就是，蒋介石的热情都用到山西的战场上去了，对于重庆那张本来就冷清的桌子，还可以让它愈发冷静下去。
因为如此，连续两天的谈判休会，便成了张群理想的度假日。他去了缙云山，又去了北温泉。秋高气爽，翠竹苍石，仰观云飞，俯瞰峡泻，斜倚在广德寺的楼庭台阁，他禁不住神魂飘逸，摇头晃脑地吟起了白居易当年写在这里的《嘉陵江夜有怀》：
“不明兀暗朦朦月，非暖非寒慢慢风。独卧空床好天气，平明闲事到心中……”
昨晚回到寓所，今晨却被一阵执拗的、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电话是周恩来打来的。这位共产党方面的首席代表，以他特有的平缓而有力的语调说，为了表示不变的和平建国的诚意，中共方面建议下午三时仍在德安时里一〇一号，恢复业已中断的重庆谈判。
张群未置可否。但在放下话筒之后，不得不穿衣起床，洗脸漱口，鸡蛋牛奶下肚之后，再慢吞吞步入书房，伏在案头，用那笔笔到堂的蝇头小楷，恭恭敬敬地给蒋介石写了一纸便函。临近中午时分，方才派人送到德安里官邸去了。
出乎张群意料之外的是，蒋介石竟然很快地打了一个电话过来：
“我说张主席呀，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请示我下午的谈判究竟谈与不谈，我倒要反过来先请教于你：重庆若是不谈，那么山西又如何好打呢？至于怎么谈，你可以把握总体，相机行事嘛。嗯嗯，就这样吧，还得赶紧通知中共方面哩……”
在蒋介石面前，张群永远是被动的。
可是，想到下午这轮由中共方面建议的谈判，他突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那就是谈判的主动权，现在开始牢牢地握在自己手里。于是乎，他决意改变过去那种以众敌寡的战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叶楚伧不必来了，人云亦云、唯唯喏喏的张厉生也不必来了，他仅仅带上了邵力子，便大摇大摆地前往德安里一〇一号去了。
已经端坐在那张长方形桌前的周恩来和王若飞同时站起身，依然按照前几轮谈判之前的礼仪，笑容可掬地与对方握了握手。
张群一屁股坐下来，那神情却是无比傲慢而又无比骄横的：
“今天你们把我们请到这里来，究竟要和我们商谈什么事情呢？”
周恩来毫不迟疑地反问道：“关于重新划分省区问题，不知兄等有无什么方案提出？”
“此事曾向委员长请示。函示日前委员长与毛先生所谈此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张群干咳几声，提高嗓门道，“就是说，在军令政令统一之后，关于省县行政人员，中共可以推荐，中央当本‘用人唯才’之精神，予以任用。而兄等本月三日建议案内关于省区之拟议，与国家政令统一不符，碍难考虑。我等也想不出任何办法，不知兄等意见如何？”
周恩来接过话题道：
“委员长所提示者，仅为一个原则，具体办法如何？范围如何？仍然是可以而且需要商量的。例如遵照委员长之指示，或由下而上，根据民选之结果呈请政府任命，或由中共推荐人员请政府核委，二者似可择一而行。如嫌我方提案太具体，则只须两党协商即可。以山东中共解放区迄今收复的八十余县，均已实行民选县长，治理县政，只等中央承认加委为例，我等以为，中共的办法是切实可行的。”
“山东已有中央任命的省政府！”张群嗡声嗡气地道，“中共所占各县，自然也有了省府委任的县长……”
王若飞当即予以反驳：
“中央虽委有县长，但皆未进入县境。一如过去东北四省主席远离省境，而长驻在重庆那样，这，莫非就是中央要采取的办法么？”
张群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周恩来继续道：
“依照委员长所论，采用我方建议的办法，则山东省府委员、厅长可由中央委派，亦可由地方推荐，使各方面皆可参加。而主席由中共人士担任，负责主持省政，此乃由上而下之办法。如此法不行，则可采用由下而上之办法，实行民选政府，呈请中央任命，可以非常坦诚地说，我方所要求某几省由中共任主席，某几省由中共任副主席，并非一党包办，乃系与各方合作，中央当然可以派人参加，地方贤达亦可参与，不过由中共负主要责任而已。”
张群疾言厉色起来：
“中央政府本着国家政令统一之原则，以任命省市地方行政长官，如须划定何者由中共任主席，何者由中共任副主席，此乃有悖于政令之统一，所以是政府绝不可能接受的！”
王若飞反唇相讥道：
“有悖于政令之统一，是兄等之见解。而我等要求划定省区，乃就既成之事实，协商解决之办法！”
“办法自然是需要协商的。”张群两眼朝上，语气却低了下来，“根据委员长的意见，各省地方用人，应由中央政府依照法令规章办理，即令人事方面的特殊情况，须予照顾，也不能以此作为谈判条件，甚而至于以此来限制政府呀……”
周恩来朝张群笑道：
“岳军兄多虑了！中共方面的建议案，实为国民大会召开以前的过渡办法。在国民大会之后，即可实施宪政，依法办事，人事方面的事情，也可实行全国普选啦！”
“再者——”王若飞补充道：“中央依据政令统一之原则处理各项问题，尽可不必否认地方的现存事实。今日我方提案，规定解放区各省中由中共推荐人员请中央加委，并未有违政令统一之旨。我们所提的办法，乃目前过渡时期之必要办法。吾人以为民主统一之理想，未可一蹴而就，须经过此必要之步骤与过程方能达到……”
张群沉默了一会儿，至少为着自己有话可说，他不得不改变了话题：
“我们再来谈谈军队缩编和军队驻地的问题吧。不管怎么说，这个问题与省区划分也好，与地方政府人选也好，都是有联系的。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等的态度同样十分明确。一言以蔽之，我等期待着将中共方面要求的四十八个师的军队再行缩减。另外，顺便问一句，中共军队所驻扎的地方，是否就是解放区？”
周恩来自然明白这句问话的意思。虽然张群问得含含糊糊，他却需要回答得清清楚楚：
“将来中央军如果缩编，我军自须缩编。而我党之军队，当然驻扎在现在的解放区，不会在其他地方安营扎寨的。”
王若飞更是直言以告：“我方之军队将集中于淮北和黄河以北。至于湖北、广东等地的军队，皆将撤出。”
张群再次陷入哑口无言的窘迫之中。他瞟了邵力子一眼。刚想说点什么的时候，冷不防周恩来点着他们两人的名字道：
“岳军兄、力子兄，我们之间的商谈，断断续续大概已有两个礼拜了，中共方面为谋求问题之解决，让了一步让两步。让了两步让三步。而政府方面呢？政府对于军队缩编事，除了已经提出的原则外，难道就没有任何其他意见了么？”
这次答话的是邵力子。先前一言未发，现在想必是成竹在胸了：
“你们的军队问题，可不可以与善后复员问题合并在一起，从而统筹研讨出妥善的办法来？就是说，现在即依照中央的规定，缩编为十二个师，其他编余人员，可以从事农垦与建设工作，如此，则中央的整军计划，必可加速进行，彻底落实了。”
周恩来摇摇头，淡然一笑道：
“兄等可以落实，吾人却落实不了呀。你们设身处境地想想看，我方一百二十万军队，若要一旦裁减为十二个师，那实在是不可能的，所以军队缩编，必须分期实施。我等盼望在本月之内，双方谈判能将问题解决；解决之后，执行时期至少必须三个月。此三个月之过渡时间，我等如能将军队裁去一半，亦可使国内人心大安矣。果真此点能够作到，则明年即可还都，召开国民大会，施行宽政，编整国军，岂不甚好吗！”
邵力子欲言又止，不再说话。
张群只好继续唱他的独脚戏：
“日本投降之后，委员长邀毛先生来渝，其意在共商大计，解决国事。但商谈内容，在你们所提的办法是事先经过你们党内决定，并在你们来重庆之前就已经公布，而我方事前党内并未有任何讨论，也未准备任何方案与中共谈判。所以上月二十八日毛先生抵渝后，委员长即告毛先生，任何问题皆可坦白提出，尽量发表意见。两周以来，我们会谈亦是尽量听取兄等之意见，研究何者双方可以同意，何者不能同意。但兄等所提军队问题与中央规定相距如此之远，实在无法再谈……”张群恶狠狠地盯着周恩来：“又如解放区问题，我不是不了解你们的意见，但是，中央之主张已不能再有任何变更，故此两者均未获得协议。而且，尚有一事须为兄等告者，我等此次与兄等会商，乃奉委员长之指派，而委员长此次之主张，尚未提经党和政府讨论。委员长须对党与政府负责，吾人不能不体谅其困难，兄等自谓已经让步再三，并声明此乃过渡之办法，然委员长对于各个核心重要问题，确乎均已有过明白表示。对于军队之缩编，收复区行政人员之任用，均已从宽。要贯彻政令之统一，即不能完全承认兄等所谓既成事实，盖中央政府立场而言，凡国境以内不容有两套相反之法令制度同时并行！”
周恩来的目光也死死地盯着张群，面目深邃睿智，从而显得愈发不闪不瞬：
“我们解放区一切行政设施并未脱离三民主义之范围。就制度言，我们并未要求改变中央之制度，而依照中央之规定；就政策言，我方所推行者，都是中央过去所颁布者，其实施情形，可以派员分别考核呈报。所以呀，解放区之法规制度与中央并无不同之处，而在此原则之下，由中共方面推荐人员，请中央加委，同样是并不违背委员长之主张的。”
张群慢慢转动着眼珠，可是，周恩来话音刚落，它们就倏然转到一边去了：
“兄等主张凡中共建立之区域与政权皆须保留人事不得变更，省府主席亦须由中共推荐。换言之，即中共一切制度、人事、组织皆不变动，又须中央承认，而谓与中央法令并无不合之处，此我之所不解者。就制度而言，在实行县制之县固可以实行选举，然省级人员皆须由中央选择委放，但兄等现在之主张，显然欲于中央制度之外，另外规定，以拘束中央之用人，此中央所不能同意者也。”
张群索性连脑袋也转到一边去了。他现在面对的，只是壁头上那幅蒋介石的挂像：
“嗯嗯，至于双方现行之地方制度，大体上无甚差异，不过名称有所不同；所不同者，按照中央法令规定，户长会议，每户只户长一人参加，而你们现在所实行者，一户之内凡及年龄之公民皆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县以上，中央之制度为专员，而中共方面为区主任。区主任可当专员之选者，兄等亦可推荐。总之，在符合中央政令统一的原则下，一切事情都是可以十分默契地求得解决的。”
“但凡解决问题，必须承认事实。”王若飞不失时机地接过话题道“我党现在所提之办法，为由训政进入宪政，由一党专政进入自由普选之必要办法，亦为解决当前现实问题，以避免内战所应采取之必要步骤。政府如能采纳，则边区可以归原省区，政令亦可统一。我以为政府之法令制度并非一成不变，为容纳事实，有时确乎有变化之必要哩……”
周恩来以强调的语气插话说：
“我党对于国民党已作了重大让步，如承认蒋先生之领导地位，承认国民政府之统治权，国民大会代表如不重选，国民党固为第一大党，即令重选，国民党亦能得多数，故国民党前途已获保障，决无动摇。以军队而论，现在国民党有二百六十三个师而中共只要求四十八个师，尚不及六分之一，故军政政权，中共皆承认国民党为中国第一大党。”周恩来稍有停顿：“吾人深知，目前共产党固不能打倒国民党，然国民党亦不能抹煞共产党。我们此次所提的十一项建议，仅为一过渡办法较之八月二十五日我党所发表的六大原则已相差甚远，这是因为毛泽东先生在重庆的缘故，我等随时可以请示让步办法所以会谈容易进行。哦，若飞先生，请你继续讲吧。”
王若飞点点头，几乎对着张群的后背道：
“谈判必须承认对方之地位，尊重对方之意见，始能接近。委员长所提出的办法何以尚不能解决问题，乃因有事实上的困难存在。如不顾此种困难，则即令我等接受，亦行不通的。我中共之军队，乃历史之产物，即要裁减，亦必须采取必要的办法与步骤，且整编之后，亦非永远为中共的军队，将来全国整编军队，仍可以公平合理之原则，整编为国防军。”
“其次，关于地区问题，我党之军队集中于淮北及黄河以北地区，乃是一大让步。现在海南岛、广东、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和京、沪、杭三线之郊区等，都有我党之军队，我们将考虑予以撤出。现我党所提十一项，实充满让步之精神。国民党对中共的忍让求全精神不予顾及，仍坚持只给十二个师的编数，自难求得问题之解决。”
张群猛地掉过头来：
“你们方案提出前，老实说，政府考虑只给几个师，今即允为十二个师，已实为顾及中共之困难，而今兄等提出仍要四十八个师，与政府相距实在太远。有鉴于此，恕我直言，你们可否提出一个新的修正案呢？”
周恩来依然淡淡一笑道：
“政府只准中共军队编为十二个师，目前甚难办到。我方所提方案，乃第一步在国民大会以前，将一百二十万军队裁减为四十八个师，将来随国军之缩编而缩编，自可再为减少。”
“好了，好了，军队缩编之事，今日就谈到这里。”张群皱着眉头，忽地又眨眨眼睛，“兄等如果还愿意谈下去的话，那么，我在想，可否将军队驻地与解放区问题合并讨论拟定具体办法，作一次性解决呢？这就是说，现在兄等所谓解放区将包括淮北及黄河以北地区，则包括的地区未免太广。所以最好按军队数目之多寡以定其驻地之大小，如此则军队问题可以解决，政治问题也可以连带解决了。”
周恩来与王若飞交换了一下眼色：
“岳军先生，你这个建议我们倒可以考虑，如果说毛泽东先生也认为可以考虑的话。”
张群似乎突然来了精神：“那好，那好！今日之下，趁热打铁，我们何不继续谈谈国民大会的问题呢？”
周恩来却摇了摇头：“我方的主张是延期召开重选代表。但政府的困难我方也承认，所以关于这个问题，现在重要的是听听各方面的反映，与此同时，我方盼望政府能够提出更具体的方案来。”
张群只好诺诺连声地道：
“是的，是的，关于国民大会与政治会议问题，我等都已经详加商讨，现在听听各方面的反映，显然是十分必要的。至于军队驻地和解放区问题，请兄等重加考虑，并希转告毛先生可否提出修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