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1962年 六十九岁

1月2日 会见印度尼西亚、古巴、巴西、怯尼亚（怯尼亚，今译肯尼亚。）、洪都拉斯的外宾，刘宁一、刘长胜、李颉伯、楚图南（刘长胜，当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会长。李颉伯，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楚图南，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会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等在座。

同日 阅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参考资料》摘登的《美报评苏阿关系》一文，批示：“印发各同志。”文章认为：赫鲁晓夫担心的不是霍查，而是在苏联和其他各国有许多共产党人都认为，斯大林的政策是正确的，而赫鲁晓夫的政策是错误的。最重要的是，共产党中国的毛泽东既不同意赫鲁晓夫的意识形态上的言论也不同意他的具体政策。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都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每一个共产党国家都应该有权决定它们自己的外交和内政的政策，而不是盲目地接受苏联的命令。

1月3日 下午，同周恩来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廖承志、刘宁一在座。毛泽东说：现在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算一个方面，美国算另一个方面，除此以外，都算中间地带。但是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也各不相同：有些国家有殖民地，如英、法、比、荷等国；有些国家取得了真正的独立，如几内亚、阿联（阿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简称。1958年2月由埃及和叙利亚合并组成。1961年9月叙利亚脱离阿联后，阿联单指埃及，1971年9月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马里、加纳；还有一些国家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仍然是附属国。英国和法国是帝国主义，但同美国也有矛盾，可以作为人民的间接同盟者。

1月4日 指示杨尚昆找黄克诚（黄克诚，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错误地打成“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成员。同年8月、9月先后被解除上述职务。）谈谈，希望黄克诚也出去走走。

同日 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精简问题。

1月5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1月6日 阅黄炎培谈“农业六十条”的来信后，复信说：“一月五日惠书收读，甚为感谢！出去调查一番，必有益处。天寒，尚望注意珍摄。敬祝健康！”

1月7日 致信巴西总统古拉特。信中说：去年八月你访问中国期间，一再强调巴西人民维护民族独立的决心，使我印象特别深刻。“在你离开中国以后不久，巴西人民掀起了一场保卫巴西独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巴西内政的斗争。中国人民十分关切地注视这场斗争，并且热烈地祝贺巴西人民所取得的胜利。”信中还对巴西实行尊重别国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外交政策表示赞赏。

1月9日、10日 审阅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稿（通称第一稿或初稿）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这个报告准备由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大会上宣读。十日上午十时，批示田家英并告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报告的前“两部分已经看过一遍，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其他一百多同志，可能也是这样。因此建议：推迟三天做报告。在此三天内（一月十一，十二，十三），扩大工作会议的同志们，先分组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那个问题及别的问题（例如总理报告的二十二大问题）。请考虑一下是否适当？”稍后，同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谈报告稿，说：这个报告的中心（反分散主义）不能变动，必须坚持，报告就不要先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刻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根据大家意见再作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通过后正式作报告。这样，就更能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把革命干成功了，不怕讲缺点，要有信心。报告中，你们把我看成圣人了。这次会议，其他的问题不搞，就是搞报告这一个问题。十日当天，中央办公厅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中央的报告（第一稿）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并通知：“请你们在十一日仔细阅读一天，十二日、十三日两天，组织讨论，提出修改意见。这个报告稿子，还准备再作修改。”

1月9日 阅杨尚昆一月八日报送的经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谴责美国政府反共暴行（美国政府宣布：从1962年2月1日起，美国共产党作为“外国代理人”要进行登记。这实际上是宣布美国共产党为非法。美国共产党表示拒绝登记。）、支持美共正义斗争的声明》稿，批示：“退尚昆办。看过，同意。”这个声明一月十五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写信给李讷（李讷，毛泽东的女儿。当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贺片收到，高兴。你为什么不写封信给我呢？为什么那样吝啬呢？你不爱爸爸了，是不是呢？我希望不是，你是爱我的，只因我对你帮助太少，缺乏长谈，互不交心，所以如此。你给我来封信吧。祝你上进！”

1月11日2月7日 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七千余人。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建国以来十二年特别是最近四年以来的工作经验，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鼓足干劲，做好工作，以确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战胜当前的困难。

1月11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1月12日 读郭沫若对《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的和诗《再赞<三打白骨精>》（这首和诗是郭沫若1962年1月6日在广州写的。全诗是：“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后，复信康生：“八日惠书收到，极高兴。请告郭沫若同志，他的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近作咏梅词（指《卜算子·咏梅》（1961年12月）。）一首，是反修正主义的，寄上请一阅。并请送沫若一阅。外附陆游咏梅词（即陆游《卜算子·咏梅》。）一首。末尾的说明是我作的（指1961年12月27日毛泽东批示内部印发他写的《卜算子·咏梅》时，对陆游原词作的说明：“作者北伐主张失败，皇帝不信任他，卖国分子打击他，自己陷于孤立，感到苍凉寂寞，因作此词。”），我想是这样的。究竟此词何年所作，主题是什么，尚有待于考证。我不过望文生义说几句罢了。请代问郭老好！”

同日 上午，阅杨尚昆一月九日的报告。报告说：“主席：小平同志嘱向你报告两件事：一，在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初稿），共三部分，前两部分已于昨日送上（已同时发工作会议，今天各组即将讨论），第三部分今晨已送出。这个稿子是少奇同志主持修改的，报告也即由少奇同志作。小平同志希望你审阅。二，书记处向常委的报告和几个材料，应如何处理，请示。出席扩大工作会议的同志们，昨天基本上已到京，近几天他们都在参观。”毛泽东批示：“尚昆同志：这两件事都已办了。”

同日 晚上，会见以日本社会党顾问铃木茂三郎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访华团，张奚若（张奚若，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廖承志、刘宁一等在座。毛泽东对访华团团员、研究军事理论的石桥政嗣说：从前德国有两位军事理论家，一位是恩格斯，另一位是克劳塞维茨。克劳塞维茨的书，我在战争中被迫多少研究过一些，不过研究得也很少。《孙子兵法》是中国古典军事学当中比较好的书，比克劳塞维茨的书要早。当日本客人谈到他们非常喜欢毛主席去年为他们书写的鲁迅的一首诗（指1961年10月7日毛泽东为日本朋友书写的鲁迅的诗《无题》。）时，毛泽东说：鲁迅的那首诗是写给中国人民的。如果它对你们有帮助，那就好。这不是我对你们的帮助，是鲁迅对你们的帮助，鲁迅对日本人民是有感情的。

同日 写复信给毛岸青（毛岸青，毛泽东的次子。），信中说：“寄来的信，收到，甚为高兴。你现在住院治疗，望遵医嘱，不要变方法治疗、休息。一切待今年上半年机会成熟时，就会解决的。我好，时有点小毛病，一下子就过去了，勿以为念。”

1月13日 上午，同杨尚昆、田家英谈话，对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进程提出意见，说：可延长会期，对报告稿进行充分的讨论。报告稿经大会讨论定稿之后，直接发给大会，少奇同志在大会做报告时，不念这个报告，只对报告涉及的一些问题，另作发挥和说明。下午，刘少奇、邓小平等在钓鱼台八号楼开会，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意见，对会议进程重新作了安排，会期准备延长至一月二十八日，以小组会议为主讨论报告。

同日 晚上，同王任重谈话。王任重谈了他对这次会议以来听到的和个人想到的一些意见。

1月14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部长会议副主席凯莱齐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刘少奇、李先念、罗瑞卿、叶季壮、方毅、黄镇、李强（叶季壮，当时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兼对外贸易部部长。方毅，当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局长（1964年6月撤销）。1964年6月又任中国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黄镇，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李强，当时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等在座。在谈到国际共运出现的一些问题时，毛泽东说：天是塌不下来的。过去在我国河南有一个小国叫杞国，那里的人就怕天塌下来，杞人忧天，不该怕的他也怕。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1月16日 晚上，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开会，谈修改报告第一稿的问题。鉴于大会对报告第一稿有许多意见，毛泽东提议成立报告起草委员会。他说：委员会可以由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的一些同志参加，在委员会内充分讨论。先谈谈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原报告稿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正确的不能推翻。第二稿拿出去再推翻也不要紧，不过，最好不推翻。当晚，报告起草委员会组成，共二十一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林彪、彭真、李富春、李先念、柯庆施、李井泉、陈伯达、薄一波（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工业交通办公室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1962年10月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陶铸、乌兰夫（乌兰夫，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1965年5月又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刘澜涛、宋任穷、杨尚昆、王任重、胡绳（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1964年夏任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基础上成立的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田家英、吴冷西。从十七日起，起草委员会每天下午开会，由刘少奇主持，对报告第一稿进行讨论和修改。二十四日，改出第二稿。

1月22日 阅田家英一月十日的报告。报告说：主席的军事文选，由编译局组织进行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的翻译，现已基本译完，大约在三月内可以分别出版。为了适合外国读者的需要，我们增加了一些注释。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讲到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条件之一是地区广大，在小国进行游击战争的可能性便很小甚至没有。我们准备在这段文章的后面加一条注释，说明在新的历史情况下，各国人民进行革命战争已经同我国抗日战争所需的条件不完全相同，国家幅员大小，已经不是游击战争能否最后胜利的决定性的条件。这条注文已请康生同志看过，现在请主席审阅。毛泽东批示：“照办。”

1月24日 审阅报告起草委员会改出的报告第二稿，批示：“即送田家英同志：在第一章中有几处作了一些修改。用后退毛。”随后，约刘少奇、邓小平等谈话，说：报告没有看完，赞成这个方向，有的地方作了修改。

1月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基本通过报告的第二稿。报告共三个部分：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关于集中统一；关于党的问题。

1月26日 下午，在钓鱼台十二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大会的安排和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作口头报告的提纲。决定二十七日下午举行全体大会，刘少奇作口头报告。预定会议在一月三十日结束。

1月27日 下午二时，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口头报告，对书面报告作说明和补充。刘少奇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在刘少奇讲话中间，毛泽东多次插话。在刘少奇讲到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包括中央各部门，包括国务院和国务院所属的各部门时，毛泽东说：包括中央一些不恰当的东西。在刘少奇讲到要清理一下最近几年提出的口号时，毛泽东说：中央书记处已经清理了一次，但是还没有清理完毕。《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广播事业局，究竟还说了哪一些对人民不利的话，要清理一下。在刘少奇讲到对中央提出的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的十年奋斗目标，有的同志认为太低了，还应当高一点时，毛泽东说：有一种可能是还达不到。在刘少奇讲到地方企业不是地方所有制的企业，是由地方管理的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各地方应该把这些企业管理好时，毛泽东说：对于地方利益还是要照顾。在刘少奇讲到在一般党员和不脱离生产的干部中间不要进行反对分散主义的斗争时，毛泽东说：不存在分散主义的地方也不要进行斗争。在刘少奇讲到过去有些老实人说老实话吃了亏，而不老实的人却占了便宜时，毛泽东说：总有一天要吃亏的。

1月29日 下午四时，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林彪在大会上讲话，讲关于党的工作和军事工作两个问题。他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这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但我们取得了经验，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更加依靠和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是他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反之，他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事情就要出毛病。林彪还说：我们国内的责任，就是要使我们的国家富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我们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但是我们有足够的条件成为先进的国家、强大的国家，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不但要比已经落后了的老帝国主义英国强，也能够比美国强。只要一个国家变成团结的国家，只要这个国家有先进的领导，不要很长的时间，有几十年的时间就可以翻过来了。关于军事工作，林彪说：我们对战争的方针，第一是不挑衅，不主动发动进攻，我们要争取和平，尽量推迟战争的爆发。第二是不搞单纯防御，而是打进攻防御战。林彪讲完后，毛泽东说：林彪同志讲得很好，给你一个月时间整理出来，一个月不行两个月，请你整理出来。接着，毛泽东讲话。他根据会上有一些人话还没有说完，憋着一肚子气，还有人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的情况，经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商量，向大会提出再延长会期、开“出气会”的建议。他说：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委、地委、省委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另外，还有几位中央的同志准备在大会上讲话，我也想讲几句。我们可以一面开小会，一面开大会。不过，你们都急于回去过春节，这是一个矛盾。我看春节无关大局，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我相信能够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们常委几个同志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都不记账，不打击，不报复。要建立民主集中制。讲了几十年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好建立起来，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脑筋里没有产生，没有民主。

同日 接见湖南省华容县一个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对这个大队实行“五定大包干”（当时在湖南农村的一些生产大队，有实行定时间、定任务、定劳力、定要求、定工分和包翻田、包刨杂草、包播种、包不受虫害的五定几包责任制的，也有实行定任务、定时间、定工具、定工分、定质量的五定责任制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表示满意，称赞他们认真执行了中央的政策。

1月30日 下午四时，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并作长篇讲话。讲话共六个问题：一、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二、民主集中制问题；三、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压迫哪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四、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五、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六、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问题，突出强调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重要性。他说：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让人讲话的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对几年来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毛泽东说：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应为1961年6月8日召开的有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是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

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毛泽东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对蒙哥马利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达到自由王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这之后原来还有一段话：“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在1966年2月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印发党内领导干部阅读时，经毛泽东本人同意，删去了这段话。）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将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他说：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最后说：我今天的讲话，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会议就如何开好“出气会”作出安排，决定政治局常委几个同志分别参加几个省的会议，以三天时间开小组会，放手让大家提意见。毛泽东说：一月三十一日，二月一日、二日专门进行讨论，先放，上级不忙于作自我批评，有的上边先讲一讲也可以。如果省委书记妨碍下边同志讲话，就先回避一下。晚上，省委要召集地委书记开会谈一谈。省委要检讨，态度要老实诚恳，要抓住本质，简明扼要，关键性的东西讲一个小时就够了，讲长了反而有坏处。有“左”讲“左”，有右讲右，有多少讲多少。对于人家讲的，即使不对，也不要忙于解释。如果你检讨的时候，说你负责，回头又说，你当时不在，这就不诚恳嘛。毛泽东举例说：过去人家告罗炳辉（罗炳辉，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2军军长、红军第9军团军团长、新四军第2师师长、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等。1946年6月21日因病去世。）两条，我告诉罗炳辉的也是两条：一条是人家对你有意见就应该听，准备听十年八年，让人家讲够，讲够了他就不讲了；第二条，你自己讲，你讲了，人家就不讲了，或者讲得就少了。总之，不听不讲是不行的。我劝同志们对过去发的文件、讲话，仿照中央书记处的办法，清理一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当然不是错的不要承认是错的，不要为了过关，对自己乱戴帽子。你有十条错误，你就承认十条，人家多讲了十条，他讲错了，他就要改变，因为他冤枉了你十条。对检讨自己错误的人，不要勉强，检讨不彻底的人也不要勉强，因为检讨总要觉悟到了才行，能检讨多少就检讨多少。过去我们犯错误的同志，一犯了错误就过不了关，总说是不彻底，没有彻底的。不要怕开除党籍，只要你对，你就不要怕。我就曾经三次被迫离开过红军，结果还不是回来了。在会议上讲的话，不管错误和正确，一律不许追究；凡是犯了错误的干部，只要是能改正的一律要使用。毛泽东讲了秦穆公的故事，他说：秦国进攻郑国，被晋国抄了后路，秦国军队全军覆没。晋国俘虏了三个秦国将军，这三个将军在晋国都有私人关系，晋国的人把这三人放走了。三个将军跑回秦国，秦穆公穿着孝衣去迎接他们，并且说打了败仗不怪你们，这是我的责任。秦穆公仍然重用这三位将军。三年以后，秦国攻打晋国，晋国全军覆没。对犯了错误的人，只要能改正一定要使用，就像秦穆公那样。会议怎么开，总之一定要有民主，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就不会有无产阶级的集中，没有无产阶级的集中就不会建成社会主义。核算单位下放，最好在三月以前搞完，以便调动积极性，一下弄不好，没有关系，以后再巩固。

1月31日 上午，邀溥仪（溥仪，当时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1964年12月又任全国政协委员。他是清朝末代皇帝，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被迫退位。1932年在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下出任伪满洲国“执政”，1934年改称“满洲帝国皇帝”。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苏军俘虏，1950年8月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9年12月被特赦释放。）到中南海颐年堂作客，并请章士钊、程潜、仇鳌、王季范（仇鳌，中国同盟会会员，曾任国民党政府铨叙部次长、国民参政员。对湖南和平解放作出贡献。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王季范，毛泽东的表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教师。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作陪。谈话中关切地询问溥仪的近况。看到溥仪有点紧张，毛泽东说：几十年前我也是你的臣民。对于过去的有些事，你要负责任，而有些事也不是你一个人做的，要好好总结一下历史上的教训。你写的自传《我的前半生》，我看过初稿，里边检讨好像太多了，看了一半就不想看了。你过去是帝王，是压迫人民的。现在是人民的一分子了。你溥仪可以再结婚，不过，要慎重考虑，不能马马虎虎，因为这是后半生的事。会见后，同溥仪等共进午餐并合影。

1月底或2月上旬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关于刘少奇同志报告的决议（草稿）》。在草稿中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充分地讨论了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后，加写“及中央常委几个同志的讲话”。在草稿中的“参加这次会议的全体同志，完全同意这个报告”后，加写“及这些讲话”。草稿中说“会议一致认为，中央提出的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的方针，是很适时的，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在“加强集中统一”后加写“加强和恢复民主集中制”。

2月1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华北、东北、华东三个大区开“出气会”的情况汇报，并决定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延长到春节之后。

2月2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西北、中南、西南三个大区开“出气会”的情况汇报。邓小平、彭真提议把党内生活的紧张空气缓和下来，县以下不再搞“出气会”，逐步地恢复党内正常的生活秩序。会议决定在二月三日由各省负责人作一次检讨报告，就结束这一段的会议。四日、五日放假，六日、七日上午开小会，下午开大会。

2月4日 农历除夕。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出席中共北京市委、市人民委员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春节联欢晚会，同出席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首都各界人民一起共度春节。

2月5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云、林彪、邓小平等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拥政爱民春节联欢晚会，同首都四万多军民共度春节。

2月6日 下午四时半，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邓小平在大会上讲话，他说：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中央首先负责，而在中央，首先应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要责任。要搞好国内建设，搞好各方面的工作，首先决定于我们党的领导。我们党有五个优点：有好的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有好的党中央；有大批好的骨干，包括大批新的积极分子；有好的传统、好的作风，包括实事求是，有理想、有志气、不怕“鬼”，有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等；有对党高度信赖的人民。邓小平讲话时，毛泽东多次插话。在邓小平讲到不准搞派别活动时，毛泽东说：不准搞暗藏的派别活动。有一部分人，他公开发表不同的意见，是不是许可呢？在邓小平讲到党委会里面，应该有那么一段时间交交心，真正造成一个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时，毛泽东说：检查工作，总结经验，交换意见。在邓小平讲到党委会内当“班长”的，要学会弹钢琴，这是不容易学会的，我们恐怕是永远要学的，不能说都会了时，毛泽东说：会了，又可以不会的。在邓小平讲到在省的党的委员会、常委会或者书记处的范围内，在地、县、部门、单位一级的党委会内部，要开一个会交交心，检查一下时，毛泽东说：有气的让他们出。出错了不怪人家。出得对，你应该接受；出错了，你怪人家也不好。在邓小平讲到这几年的教训是忙于事务，不注意学习，思想容易庸俗化时，毛泽东说：不重视学习理论，天天搞事务，一定要迷失方向。

2月7日 下午四时半，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他说：几年来的缺点、错误，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的委员会、各综合口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不切实际地规定跃进的进度，就使人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只注意数量，不注意品种、质量；只要高速度，不重视按比例；只顾主观需要，不顾客观可能；只顾当前要求，没有长远打算；不从整个历史时期来计算大跃进的速度，而要求年年有同样的高速度。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必须认识如果不按比例，不搞综合平衡，不认识客观规律，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就要受客观规律的处罚。目前国内经济形势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困难。一般地说，全国农业生产的恢复需要三年至五年。一九六二年是国民经济计划以调整为主的关键年。周恩来讲话后，毛泽东宣布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他说：会议到此结束了。会议是开得好的。时间长一点，差不多一个月。经过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上下通气，总结经验，定出方针、政策、办法。虽然办法不完全，不可能一次会议把所有问题都解决，只能解决现在已经成熟了的问题。会议闭幕了，一些同志明天还要留一天，各省还有些问题要谈一谈，明天开一次小型中央工作会议。后天都回家，个别的省要留两天。

2月8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一张一弛，现在要弛一下，不要搞得太紧了。七月开北戴河会议，几个月内不开会。会后，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2月10日 上午，到达上海，住西郊宾馆。

2月11日 阅田家英二月八日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文件的报告。报告说：小平同志主张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后不变的时间“写成二十年。究竟写‘四十年’，还是写‘至少二十年’，请主席决定”。毛泽东批示：“田家英同志，并请告小平同志，刘、周：以改为‘至少三十年’为宜。苏联现在四十三年了，农业还未过关，我国也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过关。”毛泽东将自己的意见“至少三十年内”直接改在《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草案）》上。在二月十三日正式下发的指示中，这段文字是：“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将不是短期内的事情，而是在一个长时期内，例如至少三十年内，实行的根本制度。”

2月13日 下午，在上海锦江饭店同毛华初（毛华初，毛泽东弟媳王淑兰的养子。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谈话，询问湖南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去年全省粮食产量等情况。不久在又一次谈话中，毛华初受张平化（张平化，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湖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6年5月、6月先后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1966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调张平化回中共湖南省委工作。）之托向毛泽东请示，今后调查研究工作应着重了解哪些问题。毛泽东说：现在已经有了人民公社六十条，应根据“六十条”去调查研究问题。现在又规定了基本核算单位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先实行一段，看看再说，不要老变，变来变去容易使群众思想波动，影响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搞调查研究，每到一个地方，找几个知情敢说话的人，在一起开座谈会的方式最好。我出来，每到一个地方，找几个人来座谈或谈一谈，就能知道很多情况和问题，这个方法好。毛泽东嘱咐毛华初，要把调查的材料直接寄给他一份。

2月14日 下午，同柯庆施谈话。

2月21日23日 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称西楼会议），讨论一九六二年国家预算和经济形势问题。会议分析了我国近几年农业减产、市场紧张、物价高涨和当年财政预算有三十亿元赤字的情况，认为我国现在类似非常时期，必须确定一个恢复时期（后来用“调整时期”的提法。），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会议提出了克服困难的一些具体措施。

2月22日 致信刘少奇、邓小平：“人代会以三月二十日报到，二十一或二十二、三开会为好，这原是恩来提议，我现在赞成这样做，较为从容一些。”

2月23日 复信刘少奇：“二月十七日的信及两个文件（指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和口头报告。），均已看过，修改得很好了，即请你处理！人大会期，照恩来提议，以移至三月二十日报到，看两天文件，然后开大会一天，随即开座谈会。开一次生动活泼的大会极为必要。”

同日 阅邓小平二月二十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关于建议召开各国共产党会议问题的报告。邓小平附信说：“这个文件（指王稼祥1962年2月14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3个文件和王稼祥为报送这3个文件给邓小平并报毛泽东、中央的信。3个文件中有一件是中联部副部长刘宁一、伍修权给王稼祥并中央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最近接到一些国家兄弟党的来信，其中有的建议召开世界各国兄弟党会议。我们考虑采取统一复信的办法，表示赞成召开兄弟党会议，既讨论苏联、阿尔巴尼亚问题，也讨论世界和平理事会以及其他问题。通过会议使各兄弟党面对面地、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讨论问题，消除分歧，实现团结。中联部表示可以赞成这个建议，使我党处于主动地位。后来中共中央接受了这个建议，于同年4月7日向苏共中央提出，没有得到响应。）送你先看。我们还没有讨论，主要是目前由我们建议召开国际会议，是否适当的问题。最好能将你的意见先告诉我们。”毛泽东批示：“小平同志：此件已看过。请你们先讨论一下，以初步意见告我。我还在考虑这个问题，还提不出意见。待三月中旬我到北京，同你们研究这个问题。我在研究此点。”

同日 下午，到达杭州，住汪庄。

2月24日 阅田家英整理的毛泽东一月三十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写了一个批语给当时也在杭州的田家英：“我看还是我的那个原始讲话（指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记录稿。）好。请你即刻通知北京，叫机要室再送一份我的讲话来，我和你每人有一本，两人对照一起修改，有两天就改好了。如有三份，可以叫林克参加。如你身边有一份，就不要北京再送了。”二十六日，毛泽东在改出的讲话整理稿的第一次稿上批示：“田家英同志：改好了（初步地），请你看一遍，看还有什么错误没有。看完后，即送江青看，然后还我。”二十七日，田家英写报告说：“主席：这个稿子我今天又改了一遍。原记录稿中的内容，凡是可以保留的，都加上了。主席在记录稿上加的意思，也都补入了。如采用再看这个稿子，请看这份（指第三次稿——编者注）。”三月十日，毛泽东在第三次稿上批示：“田家英同志：此件请印清样七份。最好今天印出交我。原稿还我。印时，校对清楚。”十四日，毛泽东在第五次稿上批示：“田家英同志：在第三页上加了一句（毛泽东在第5次稿中的“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一句后加写：“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请酌。”二十日，毛泽东在第七次稿上批示：“照此付印，共印九份，分交刘、周、邓、彭、伯达各一份，请他们看一遍（刘、周、邓，请他们看第二遍），提出修改意见。另交田家英、林克、江青、毛泽东各一份存阅。印后版拆掉，原稿毁掉。”四月七日下午，陈伯达写报告说：“主席：我约胡绳、吴冷西、邓力群（邓力群，当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几位同志在一起，把您这篇讲话读了一遍，大家都认为很好。提的一些意见，请您考虑是否妥当。如要找我谈话，请随时通知。”七日晚，毛泽东阅陈伯达等的修改意见后批示：“少奇、小平同志：此件已请陈伯达等几位同志读了一遍，有些修改，我看过了，认为修改得好。现送上请审阅。如认为可用，请交尚昆同志处理。”四月十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讲话印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西藏工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这个讲话经过修改，再次印发，发至全党县团级以上干部阅读。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这个讲话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同日 阅邓小平二月六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整理稿，批示：“邓小平同志：全文看过，很好。”“林彪、恩来、朱德三同志的讲话（指林彪、周恩来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整理稿和朱德在这次会议山东组会上讲话的整理稿。），请紧催，速送来，看一下，以便早日印成一本，早日下达。”

2月25日 同田家英谈话，要他组织一个调查组，到湖南农村作调查，主要了解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指定的调查地点是：湘潭的韶山（毛泽东的家乡）、湘乡的唐家圫（毛泽东的外祖家）、宁乡的炭子冲（刘少奇的家乡）、长沙的天华大队（刘少奇一九六一年四月曾在这里蹲点调查）。并嘱咐田家英向刘少奇报告一下，问他有什么指示，他那里是否有人要参加调查。田家英回北京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对这次调查表示同意。

2月27日 同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林乎加、霍士廉（林乎加，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至1965年2月）。1964年12月又任国务院小计委成员。霍士廉，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浙江省副省长。）谈话。

2月28日 到达南昌向塘。

3月2日 在专列上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邵式平（杨尚奎，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西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1962年9月又任福州军区第三政治委员）。邵式平，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西省省长。）谈话。

3月4日 阅上海工人金祥根二月十二日的来信。来信反映最近物价不断上涨，人民币贬值，很多人不愿意储蓄，并提出两项建议：一、请政府尽最大努力稳定物价，使人民对币值有充分的信心；二、每月公布物价总指数，对存款采取保本保值办法。毛泽东批示：“先念同志：请你找几个内行同志在一起，研究一下，看这个文内所提两项办法是否可能做到，怎样做到，何时做到。如有结果，请告我。”

3月5日 到达长沙，住蓉园。下午，同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王延春、胡继宗（王延春，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1965年5月任第二书记）。胡继宗，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谈话。

3月6日 下午，同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谭余保、周礼、徐启文（谭余保，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省委党校校长。周礼，即周里，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徐启文，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谈话。

3月7日 同李瑞山（李瑞山，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长沙市委第一书记。）谈话。

3月8日 在长沙蓉园邀程潜、周世钊共进晚餐，张平化、王延春、苏钢、汪东兴（苏钢，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秘书长。1964年5月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1965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毛华初参加。毛泽东同程潜、周世钊谈及往事时说：何键（何键，曾任国民革命军第35军军长、国民党军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联军西路军总司令、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这个人，就是杀人太多了。

3月10日 下午，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同王任重谈话。（王任重在1962年3月10日日记中说：主席一天多没睡觉了，很疲乏的样子，说不谈什么，休息两天再谈，但坐下来就谈起来了，还是谈了半个多小时。我向他谈了农业生产没有什么巧办法，主要是解决水和肥的问题。当前要着重解决生产工具的问题，其次是选用良种的问题。关于因时因地种植的问题，只要纠正瞎指挥就行了。对于瞎指挥和弄虚作假的问题，我向他汇报了麻城闵集的一些故事，他笑了。关于农业增产问题，我说每年可以增产百分之五左右，好年景是百分之十左右。主席说可以增产百分之三点五到百分之四，看来这样就比较接近实际。问题也就增加了，粮食既然增产幅度不大，那么工业发展的速度应当如何？农村应当办什么工业？这是一系列的经济政策问题，应当进行深入的研究。再就是我谈了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解决了粮食问题和党内民主问题，我想向他说明这次的一些争论，他可能不大清楚。还谈了经济统帅的问题，我说陈云同志当统帅好，主席再一次表示这是他的主张。）到后几天，在这里修改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3月12日、13日 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央批转陈云、李富春、李先念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讲话（指1962年2月26日陈云作的《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李富春作的《关于工业情况和建设速度问题》的讲话、李先念作的《当前财政、信贷、市场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应当采取的措施》的讲话。）的批语等。刘少奇提议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得到与会者的赞同。刘少奇说：几个人的讲话，我们这个会是通过了，可是毛主席不在北京，我们要立即向他汇报。主席同意，我们就下发，主席不同意，回来再议。

3月13日 嘱咐已到达武昌的田家英打电话通知杨尚昆：约刘少奇、邓小平十六日到武昌，谈当前财经问题，国际问题，包括复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二日来信的问题。十五日，再次嘱田家英打电话通知杨尚昆：约周恩来十六日与刘少奇、邓小平一同到武昌，请周恩来把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稿，不管用得否，带来商量。

3月16日 晚上，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当天到达武昌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关于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情况的汇报。随后看了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的讲话稿。

3月17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罗瑞卿、谢富治（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公安部部长。1963年5月又任国务院内务办公室主任。1965年1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王任重、田家英开会。同意中央批转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的讲话，发至省军级；同意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

3月20日 上午，审阅修改林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整理稿，加写：“要超过世界最强大的美国，尽多一百多年，也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胜于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优胜于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资本主义需要三百多年才能发展到现在这样的水平，我们肯定在几十年内，至多在一百多年内，就可以赶上和超过它。”批示：“田家英、罗瑞卿二同志：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一）是否应当送给林彪同志再看一遍，请瑞卿酌定。我意要送他看。如送，请瑞卿办理。（二）同时送少奇、恩来、小平三同志看一遍，并征求他们的修改意见。如有修改，到北京最后酌定。如无，即交尚昆办理，不要再送我看了。（三）我在第一个问题部分，有一些小的修改，请你们酌定。（四）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指林彪讲话中的军事工作部分。），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发给那些人看或者读给另一些人听。这个问题向高级中级干部保守秘密，不让他们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质准备，是极为有害的。”

同日 下午，同罗瑞卿谈话。毛泽东说，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认真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他要罗瑞卿回北京后去找陈伯达商量开出一个学习马列著作的书目来。

同日 写便函给江青：“来信及附李讷信，收到。我好，工作未完，还要几天，才能返京。”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二日来信的复信（草稿）》（三月十五日稿），批示：“不用，要重改。”审阅四月二日修改稿时，在一段话旁批注：“善意互相支持和援助，与指手画脚、包办代替，是根本对立的两回事。”

3月21日 就周恩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整理稿，致信周恩来：“此件由田家英同志主持，有罗瑞卿、谢富治、王任重及其他几位同志参加，集体读过两遍，作了一些小的修改。然后我又读了一遍，觉得很好。现送上，请酌定，即办。第八、第十两页中的问题（第8页中有一段叙述美国农业发展速度的情况，第10页中有一段对照美国来谈我国的煤炭、钢铁工业在一个历史时期的发展速度问题。这两段文字经研究后，均删去。），请着重研究一下。”

3月22日 上午，听取谢富治、汪东兴关于公安工作的汇报。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必须经过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九十六的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向着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四、五的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只靠公安机关和军队是不行的。杀人要少，杀一个人就要牵涉到他的亲属，这些人的工作不好做。我们要少杀人，留下来劳动改造。唐德宗派李朔去打吴元济，李朔对俘虏都不杀，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同罗瑞卿谈过，抓住国民党的特务，都不要杀，送回香港。送出去后，无非是骂我们或者再派进来，再来就再抓再放，七擒七纵。要训练干部，主要是教育基层公安干部懂得政策，懂得我们对敌人的政策。刑法需要制定，民法也需要制定，没有法律不行，现在是无法无天。不仅要制定法律，还要编案例，包公、海瑞也是注重亲自问案，进行调查研究的。谢富治、汪东兴汇报说，现在想把杀人和判刑的批准权控制得更严一些，凡判无期徒刑以上的要由中央审批。毛泽东说：可以，控制严一点好。

同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接见田家英调查组全体成员十七人。先是问每个人的名字，又讲了一些当时流传的政治笑话，谈笑风生。最后向调查组提出几点希望：第一，要同当地干部，省、地、县、社各级干部相结合。第二，不要乱指挥。第三，头脑里不要带东西（指思想框框——编者注）下去，只带一件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第四，要做历史的调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观点。第五，看到坏人坏事不要乱说，好的可以说。第六，参加点轻微劳动。接见时，王任重在座。毛泽东同大家一起照了相。随后，田家英调查组分别赴韶山大队、大坪大队（即唐家圫）、炭子冲大队调查，没有到天华大队。

同日 深夜，离开武汉。

3月23日 下午，到达郑州。同陶铸、刘建勋以及郑州、开封、许昌、新乡、洛阳、安阳的地市委书记谈话。

3月24日 晚上，离开郑州。

3月25日 在邯郸召集刘子厚等开座谈会。询问河北水利建设、盐碱地改良等情况，指出：平原地区蓄水恐怕大部分不能搞，还是要打井。河南废地太多，一千多万亩，以蓄为主搞坏了。还询问河北是否还存在着“五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贯彻情况等，指出：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至少是三十年不变，群众是不愿意变的。牲口，户养好，小槽喂好，集体养吃亏了。

同日 为物色秘书事，致信邓小平、杨尚昆、吴冷西。信中说：“林克下放，我这里缺少一个替我看国际资料的人，也没有人帮助我读英文了。因此，请你们替我从新华社国际部编辑及翻译同志们中，找一位适当的人。年龄不要太大，以二十五至二十八岁之间、又有过翻译英语新闻一段经验的为宜。又是聪明、诚实、有朝气、有造就为理论干部可能的。又性格较温和，说话不甚刺耳。英文程度，有中等水平即可。”“还有，要能保守机密。此外，我这里的两位秘书，文化、政治水平都低，不能很好地替我阅选内部文件，更不能向我提意见，需要有一位文化、政治水平较高的同志来帮助我。此人最好是在地方群众工作中有过实际经验的。如能找到，也要讲明试用，不行另换他人。至于‘收发’性质的秘书，有一人够了，可以减去一人。以上两事，请你们费心一办为盼！”

3月26日 晨，回到北京。当晚，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

3月27日 下午，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会议。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

3月28日 致电祝贺日本共产党中央主席野坂参三七十寿辰。电文说：您是日本人民和日本共产党的久经考验的坚强不屈的战士，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的朋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您从远道来到延安，不断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黑暗统治的真相，指出了日本人民应该走的道路。您当时所写的政论，教育了日本人民，也帮助了战斗中的中国人民。

3月29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二日来信的复信稿。四月三日下午，在颐年堂再次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复信稿。四月七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复信针对苏共指责中共坚持“特殊立场”、采取和兄弟党不同的路线、支持阿尔巴尼亚等问题，提出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解决共同路线问题和苏阿关系问题的建议。

3月30日 下午，会见古巴军事代表团和古巴著名黑人歌唱家伊格西奥·维亚，楚图南在座。毛泽东询问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革命发展情况以及地理、人口、特产等情况。他说：对于外国的经验要注意两点，一不可不知道，二不可硬搬。第二个哈瓦那宣言是一个革命的宣言。各国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正在酝酿和发展，有的取得了胜利，有的正在进行斗争，有的暂时失败了。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团结起来，各国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

4月9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出席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的第二次会议。会议讨论刘少奇三月二十一日在第一次会议上通报七千人大会精神的讲话。在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发言后，毛泽东讲话。他说：今年一月间，我们开了一个党的干部会议，有七千多人参加。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对于过去的工作，犯了哪一些错误，有哪一些成绩，经验教训有多少条，作了一个初步的总结。这些总结，究竟正确不正确，要在今后的实践中间去考验，这样的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现在对有些问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比如“三面红旗”究竟还要不要、究竟还对不对之类，要有一个实践的过程，要有一个做的过程。最近这几年，我们有了总路线，也有若干具体政策，就缺乏一整套的具体政策。在今年一月的会议上，我着重讲了民主集中制，讲了单有总路线还不够，还要有一整套的具体政策，才能教育干部。而一整套的具体政策，不是凭空就能够得到的，非从经验中间总结不可。而要总结经验，就要有一个认识过程，要有几年时间。这一点，我们过去是认识不足的。现在我们已经搞了或者正在搞一整套具体政策，说服干部，教育干部，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错误。要制定一整套的具体政策，就要作调查研究，就要走群众路线，就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方法，就是要让人家讲话，要听不同的意见，还是从前讲过的，叫作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现在我们党内党外都实行这三条，讲错话不要紧。从前老是讲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事实上没有实行，言者还是有罪。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刚才不是有一位同志说了吗，政治上不敢讲话，工作上不敢负责，学术上不敢争鸣。要实行民主集中制是很不容易的，要造成一种气氛，现在逐步在造成这种气氛。毛泽东最后说：现在有困难，不能说现在困难很小，现在有相当大的困难。国内有困难，国际上也有困难。我们的方针，在国际上要团结苏联，在国内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进行工作。要团结国内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老话，老生常谈，这个常谈里头有真理。

4月12日 审阅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一九六一年财政信贷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二年如何实现中央“当年平衡，略有回笼”方针的报告》的指示稿及附件附表（附件，指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的报告。附表，指1962年国家预算收支指标调整表（草案）、1962年信贷收支计划表（草案）、1962年现金出纳计划表（草案）。），批示：“即送总理：此件及附件、附表，均已看过，认为很好，可即发出。附件、附表留我处备再阅。”中央指示说：同意报告中提出的平衡收支、消灭赤字的各项措施。当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比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央扩大工作会议时的估计，还要更大一些。今年国家财政，在采取措施以前有五十亿元的赤字，（国务院财贸办公室1962年3月25日《关于一九六一年财政信贷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二年如何实现中央“当年平衡、略有回笼”方针的报告》中说：1962年国家预算收支指标，在2月21日向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汇报中，初步拟定为收支各300亿元。最近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对这个方案进行了检查。检查的结果证明，正如中央所指出的，有些收入不落实，有些支出有缺口，表面上平衡，实际上有一个相当大的赤字。这次核算的结果（按没有采取措施以前计算），收入288亿元，支出338亿元，赤字50亿元。）这是当时所没有完全估计到的。全党必须下定决心，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包括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包括紧缩企业、事业、行政费用和国防费用和增加某些高价商品，以便完全消灭赤字，真正达到收支平衡。

4月中旬 收到刘少奇四月十六日的信。刘少奇请毛泽东阅《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建设的一些意见（提要）》和陈云本年三月七日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说很值得一看。毛泽东阅读了陈云三月七日的讲话，在重要之处画了线。

4月下旬 从《人民文学》编辑部请求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十余首中，选出六首，略加修改，题为《词六首》，寄还编辑部，并请《人民文学》副主编陈白尘斟酌修改。

4月24日 获悉《词六首》准备在《人民文学》五月号发表，以及编辑部还希望得到《词六首》的部分手迹在刊物上同时发表后，复信陈白尘：“请你斟酌修改，然后退我，你为何不给我认真地修改一次呢？要我写字，似乎可以，你们的五月刊物几时出版，几时交稿呢？请告为荷。”

同日 为《词六首》发表问题，复信臧克家：“数信收到，甚为感谢！同时在两个刊物发表，不甚相宜，因为是《人民文学》搜集来的。另有几首，可以考虑在《诗刊》上发表。《诗刊》五月号何时排版，请告确期。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二十七日，再次复信臧克家：“数信都收到，深为感谢！应当修改之处，都照尊意改了。唯此次拟只在《人民文学》发表那六首旧词，不在《诗刊》再发表东西了；在《诗刊》发表的，待将来再说。违命之处，乞谅为荷！”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他和李先念主持起草的《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要点。

4月27日 为《人民文学》手书“词六首”三字并作引言。引言说：“这六首词，是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搜集起来，寄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毛泽东还对《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不周山下红旗乱”一句作注，说对共工头触不周山的故事，一些书籍的记载有多种不同的说法，他“取《淮南子·天文训》，共工是胜利的英雄”。

同日 对赛福鼎（赛福鼎，即赛福鼎·艾则孜，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兼自治区区委党校校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在北京工作。毛泽东批示后，他即回新疆工作。）鉴于新疆发生群众外逃事建议中央考虑让他回新疆工作的问题，批示：“总理：赛福鼎是否以回去工作为宜，请酌定。”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通知上注明：“小平同志批。主席、少奇、恩来、朱德、林彪、尚昆诸同志已阅。”通知说：目前还有一些地区和部门对甄别平反工作重视不够，进度很慢，必须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加强领导，加速进行。“当前甄别工作的重点，是县级以下的农村基层干部。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

5月1日 晨，审阅周恩来主持修改后的《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的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中提出的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方案是：一、尽可能地挤出一部分材料来增加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二、尽可能地安排较多的原料、材料和燃料，增加日用品生产。三、根据农轻重的方针和实际的可能，降低绝大多数重工业产品的指标，比原计划分别降低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十。四、进一步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从原计划的60.7亿元降低为46亿元。），批示：“已阅，退总理。此件更切实际一些，可以供五月上旬有各大区书记参加的中央小型会议讨论的基础。”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对上述报告的第一部分进行讨论。毛泽东表示同意报告的方针。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国来宾，在天安门城楼观看广场的群众联欢和节日焰火，共庆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在城楼上会见世界工联、社会主义各国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会、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友好组织、学生等代表团的负责人和代表。

5月2日 晨，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5月3日 下午，到达江苏无锡。

5月5日 下午，离开无锡到达上海，住西郊宾馆。

5月7日11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进一步分析了全国财政经济方面的严重困难情况，指出一部分地区和一些部门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刘少奇强调，目前的经济形势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会议同意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的大幅度的调整，切实地按照农、轻、重次序进行综合平衡，坚决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大量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加强农业战线，增加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等。会后，由周恩来主持起草中共中央转发《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的指示（中共中央的指示要求将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传达到相当于县委第一书记以上的干部中，必须向全党主要干部说清楚当前全国财政经济方面的严重困难情况，说清楚一部分地区和一些部门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一部分地区和一些部门虽然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但是要完全克服困难，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指出那种不愿意承认困难，或者困难本来有十分只愿意承认几分，总怕把困难讲够了会使干部和群众丧失信心，以为回避困难问题就容易解决的人，绝不是真正的勇敢，绝不是革命家的气概，绝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有的态度。我们曾经说，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主要是从认识了困难，找到了解决困难的办法上讲的。指示强调全党目前必须抓紧落实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工作任务。）稿，中央指示稿和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一并报毛泽东审批。二十四日，毛泽东批示：“退总理，照办。”二十六日，中央指示和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发给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

5月上旬 在上海同周兴、杨得志、许世友等谈话，了解夏季作物长势及预计收成等情况。（周兴，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得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司令员。关于这次谈话，毛泽东在1964年5月12日说：1962年的5月上旬，我在上海找一些同志谈话，其中有山东的同志，也有周兴。当时周兴就估计山东不行，麦收只能有29亿斤。杨得志是管军队的，他有几个师在下面做救灾工作，他说根据他几个师报告的一些情况还比较好，说行。许世友也不相信就不行，说比较好。以后我从武汉又回到山东，到了7月初，情况大变，都又说行了。因为那时麦子已收了，有42亿斤。）

5月12日 以江青的名义写复信给陈宗娥（陈宗娥，曾在毛泽东家作过保姆。）：“你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给我的信，我于今天早上才收到。在北京压了十个半月，真是岂有此理！至于你说，去年三月有信，则至今未收到，正在查询。我已两年不在北京了，患了重病，不习北方气候。现病略为好些，勿以为念。闻你如此重病，又如此困难，心极不安。今送上五百元，以济眉急。如有所需，望随时告我。有病不要性急，越急越坏。安心治疗，是为上策。有信请写：北京中南海十七支局一〇九号信箱徐业夫同志收转江青。祝你健康！”

5月15日 阅周恩来五月十二日报送的外交部关于不派代表作为观察员参加波兰倡议举行的苏、保、捷、德、波、罗、匈七国领导人会议的报告和他批注的意见。周恩来批注的意见是：“我们认为只能用修改的措辞谢绝参加他们商量好的一次带有陷阱性的会议。”毛泽东批示：“总理：同意你的意见，不派代表。是否应以我们的态度，告诉朝、越、蒙三国，请你酌定。”

5月16日 听取田家英关于在湖南韶山大队、大坪大队、炭子冲大队调查情况的汇报。田家英反映：韶山大队、大坪大队的社员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呼声很高。毛泽东听后反应冷淡，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5月17日 同李富春、罗瑞卿谈话。

5月18日 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召集罗瑞卿、汪东兴、田家英、雷英夫（雷英夫，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等开会，决定成立一个小组，负责修改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战略方针的建议（草案）》。七月二十日，将中央关于同意军委提出的战略方针的建议的指示稿，批送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真阅，交杨尚昆办。中央指示说：望即依此拟制全军的作战计划，和国防建设的远景规划。

5月26日 晚八时，同柯庆施谈话。十一时，同罗瑞卿谈话。

5月30日 下午，同李富春、柯庆施、陈伯达、罗瑞卿谈话。晚上，到达杭州，住汪庄。

5月 修改郭沫若送阅的《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一文。毛泽东将这篇文章中介绍《忆秦娥·娄山关》写作背景的那段文字，全部删去，替郭沫若重写了一大段文字：“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初以为是写一天的事。后来又觉得不对，是在写两次的事，头一阕一次，第二阕一次。我曾在广州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意见，主张后者（写两次的事），而否定前者（写一天），可是我错了。这是作者告诉我的。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古宋县，今四川文兴县古宋区。）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二月。在接近娄山关几十华里的地点，清晨出发，还有月亮，午后二三时到达娄山关，一战攻克，消灭敌军一个师，这时已近黄昏了。乘胜直追，夜战遵义，又消灭敌军一个师。此役共消灭敌军两个师，重占遵义。词是后来追写的，那天走了一百多华里，指挥作战，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哼词呢？南方有好多个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月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由此看来，我在广州座谈会上所说的一段话，竟是错了。解诗之难，由此可见。”

6月初 向谢富治部署战备中的公安工作，强调：加强侦察破案，及时打击和严密防范国内外敌人的破坏活动；加强城市治安管理；开展制止谣言的斗争。

6月5日 同浙江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周贯五谈话。

6月8日 下午，听取杨成武（杨成武，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65年6月、12月先后任第一副总参谋长、代理总参谋长）。1965年6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许世友汇报台湾蒋介石军队最近可能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冒险和我们在军事方面的各种准备工作情况，以及六月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情况。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于陆、海、空军的部署。他说：敌人最多来十五万人，再多也不可能。无论敌人从哪一个地方进攻，我们还是顶住为好。我军的八个师进到福建后，敌人可能不敢正面进攻，而从闽浙方向或闽粤方向进攻。浙东我军力量比较薄弱，同意浙东地区再增加一个师。总预备队现在不忙动，究竟动不动，向哪里动，将来看情况再说。部队进驻的地方，一定要和老百姓的关系搞好。关于军工生产，赞成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的方针，利用这个机会把军工搞起来。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毛泽东还就部队编制、征补新兵、公开揭露蒋介石军队企图进行军事冒险等问题，提出意见。谈话时，汪东兴、雷英夫参加。

同日 离开杭州前往南昌。在杭州期间，同韩先楚（韩先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杨成武、罗瑞卿谈东南沿海防范台湾蒋介石军队进攻问题，还向他们了解夏收情况。他们对有关今年夏收不如去年、经济形势仍很困难的说法，表示有意见。毛泽东说：你们都是中央委员，可以讲嘛！

6月9日 到达南昌。

6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准备粉碎台湾蒋介石军队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指示说：“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残余匪帮，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准备向我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一次冒险进犯。今春以来，蒋匪帮就积极地进行各种作战准备和军事部署。据判断，他们很可能在最近期间，即台风季节前后，对我福建省和闽粤、闽浙接合部地区发动一次二三十万人的登陆作战”。“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提高警惕，从各方面作好准备，决不让美蒋这一罪恶阴谋得逞”。

6月11日 到达长沙。晚上，审阅修改《关于蒋介石匪帮准备窜犯我沿海地区》的新闻稿，改写一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蒋匪军多数人是被强迫来送命的，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党是想到大陆来拼命的，或者是为了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抢劫，想发横财的。因为台湾人少，兵员不足，匪帮头子们则想到大陆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壮年补充部队。因此，全国军民，特别是东南沿海各省及其纵深地区的军民，必须提高警惕，从各方面作好充分的准备，以便随时迎击蒋匪帮的窜犯。”十二日晨三时，批示林克：“昨晚修改的稿件，应请少奇同志召集常委各同志及彭真、瑞卿、萧华（萧华，当时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64年9月任主任）。）、定一、冷西各同志，全文读一遍，加以斟酌，再行定稿。”十八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级党委的电报：“现将准备发表的为着揭露蒋匪帮军事冒险计划的新华社新闻电稿一件，先用内部电报发给你们。望即据此在干部及人民群众中用口头讲明，使人民普遍有所准备。至于何时公开发表，中央将按照情况需要决定。”这个新闻稿当时发至县级及团级，六月二十四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目是《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

6月14日 同王任重谈话。王任重把一个月来所见所闻的有关农村的问题作了汇报，毛泽东表示同意汇报的观点。

6月15日 让林克找一部王船山《读通鉴论》。

6月17日 离开长沙。在长沙期间，曾同华国锋谈话（华国锋，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湖南省副省长。关于这次谈话，毛泽东在1964年5月12日说：华国锋1962年上半年跟我讲，他钻了牛角尖。他估计人的体力下降了，畜力弱了，地力弱了，农具差了，因之，农业生产一时不能恢复，而就是没有估计到“六十条”的作用。），了解到“六十条”在恢复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湘潭地区夏粮增产了。

6月18日 晨，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同陶铸和王任重谈话。

同日 下午，听取黄永胜、刘兴元（黄永胜，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刘兴元，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汇报军队工作，陶铸、王任重参加。毛泽东提出：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民兵武器要修理好。天上掉下来的、地下冒出来的，怎样对付，要有些办法。

6月19日 下午，从武昌造船厂码头下水，由王任重等陪同在长江游泳。游泳后上船休息。晚上，在船上听取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治委员谭甫仁关于军区整军备战和某师入闽备战情况的汇报。当了解到某师在机动备战中，部队的后方勤务和安全等工作交给了驻地民兵组织，民兵发挥了一定作用时，毛泽东表示赞许，并问：民兵能不能完成任务，有什么问题没有？陈再道说，在这次备战中，发现有的民兵师、团只有一个名单，没有班、排、连、营组织，有的连名单都没有，更谈不上有军事训练活动。毛泽东指示：民兵组织一定要搞好，班、排、连、营要组织好，要有强的干部，民兵在政治上一定要可靠，特别是基干民兵，要搞些训练，一有情况就能集合起来。

6月20日 同王任重谈话。

6月21日 下午二时，由王任重等陪同到长江游泳。

同日 下午六时，会见由朴金喆（朴金喆，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率领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彭真、柯庆施、陶铸、王任重、伍修权（伍修权，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在座。毛泽东说：此地叫武昌，五十一年前（一九一一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中国的情况就有了变化，但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还没有打倒。他说：一个国家一定要自力更生，否则不好办事。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赫鲁晓夫不赞成我们搞自力更生。八十一个党中，暂时跟赫鲁晓夫跑的占多数，我们占少数。因为苏联是列宁创建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威望和强大的力量，所以不少党暂时还相信赫鲁晓夫。但整个苏联人民是好的，各国人民都是好的，这条信心应该有。会见后，毛泽东设宴招待客人，并一同看戏。

6月22日 致信彭真：“我现决定在武汉住到月底，游长江对我十分有益，我要游七天至十天江。然后直返北京。因此巴基斯坦大使，卡博（卡博，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代表团，都在武昌谈话。请你安排。”

同日 下午，同柯庆施、陶铸、王任重、田家英、汪东兴谈农村问题。毛泽东提出关于修改“六十条”的一些意见。

6月27日 审阅陶铸报送的中共中央中南局会议（1962年6月17日至24日，中共中央中南局在武昌召开会议。会议首先讨论备战问题，陶铸讲了两点，一为肃清敌特问题，二为建立地方武装问题。会议还初步解决了商业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一、提高粮棉油的换购比例；二、统购任务完成之后，开放粮棉油的自由市场。）的两个文件《备战问题纪要》和《关于改进工农业商品交换与减轻生产队的负担的请示报告》，批示汪东兴：“此两件已看过。请告陶铸同志，可以用电报立即发到中央，请中央讨论批示。原件你可以看一下，然后退我。”

同日 审阅《中央关于向群众宣布对边民外逃和伊宁反革命暴乱的处置方针问题的指示》，批示：“已阅，同意。”指示指出：塔城、伊犁等地区居民外逃和伊宁反革命暴乱事件，是国外某种势力长期以来在新疆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的一次大暴露。必须警惕，目前边民外逃和反革命暴乱虽暂告平息，但是隐患并未消除。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巩固国家统一，彻底粉碎对新疆的颠覆阴谋，中央建议以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的名义颁布一项命令，宣布我们对边民外逃和伊宁反革命暴乱的处置方针，全面地明确地宣布我们对外侨、自称外侨、外国公务机构以及中国公民出境等问题的态度和政策。然后根据这项命令，在全区人民中普遍地深入地进行一次加强祖国观念、分清中外界限，巩固中苏团结的宣传教育。

6月29日 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由卡博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伍修权、王任重等在座。毛泽东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根源在苏共二十大，二十大反了斯大林。大家知道，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是斯大林死后夺取权力的。我们对他们是逐步了解的。二十大以后他们是有步骤的，整倒了莫洛托夫这些人，直到中央百分之五十、地方百分之七十的干部都换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从前我们也没有想到，二十大会有这么一个结果。以后就是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看来他们对斯大林很不放心，所以在二十二大以后把斯大林的尸体搬出来，烧掉了。他们不是怕死人，是怕活人，就是那些拥护斯大林的活人。只要真理在我们一边，我们就什么都不怕。虽然我们在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是少数，但是真理在我们手里。从古就是这样的，真理开始是在少数人手里。

6月30日 下午，同王任重谈话。谈话后离开武汉。

7月1日 到达郑州，同刘建勋谈话，了解河南的麦收情况。得知麦收不那么坏，预计秋收比夏收还会好一点。

7月2日 到达邯郸。

7月3日 晨，到达济南。下午，同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谭启龙、裴孟飞、周兴谈话。毛泽东十分关心河北、河南、山东三省的农业情况，说这三省人口多。他问：听说你们夏收能增产十亿斤？谭启龙说：八亿斤稳当一点。毛泽东说：八亿也很好嘛。留一点余地，也是好的。毛泽东问到分配办法，谭启龙说：分配办法不要规定死，可以有几个办法，走群众路线。毛泽东说：对。有差别就好。谈到财贸问题时，毛泽东说票子多了。谭启龙说：不能一概而论。山东票子少了，东西没人买，影响生产，工厂停产。实际是商品少，但却好像是多了。商业部门无钱收购。我省应放宽一点，有利生产。毛泽东说：好嘛，应该这样。谈到对灾区和困难队的问题怎么解决时，谭启龙说：办法是机动的，如自留地、包产到户先不动它，保留自由市场，免几年征购等。毛泽东说：这个好，你们自己解决。毛泽东最后问：人心是否安定？谭启龙说：比较有把握，人心还安定。

7月5日 在天津听取刘子厚等关于夏粮征购、粮食自由市场、自留地等问题的汇报。关于夏粮征购，毛泽东说：河南征购留百分之十的机动。麦收秩序空前的好。湖南也很好，麦收秩序普遍好，出乎干部群众的意料。看来，征购多了不行，多了伤害群众的积极性。关于粮食自由市场，他说：你又让他包干，你又不准他卖，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农民完成征购任务以后，可以自由交易。不仅在当地可以搞，也可以到外省去搞，事实上也是这样搞了。山东有三种形式：一是义务交售；一是低价对低价，高价对高价；一是自由市场。关于干部的精简问题，他说：大队、公社两级干部的编制要少点，大队干部有两三个人就行了，主管党务和行政工作。

7月6日 回到北京。

同日 应田家英要求，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田家英谈话。田家英向毛泽东陈述自己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意见。他说：现在全国各地已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另外百分之六十是集体的和半集体的。现在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是临时性的措施，是权宜之计，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毛泽东在听的过程中，一言不发。田家英说完后，毛泽东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又问：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别人的意见？田家英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同日 收到陈云本日下午一时的来信。陈云在信中说：“关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毛泽东于下午四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陈云谈话。陈云向毛泽东阐述了分田到户的意见。（据姚依林回忆：1962年5月，陈云在上海找姚依林、陈国栋等谈恢复农业生产问题，认为包产到户还不彻底，与其包产到户不如分田到户。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可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的产量。陈云要姚依林帮他算一笔账，分田到户以后，农业生产每年能增产多少，国家能掌握多少粮食。姚依林担心地说，这个问题，毛主席怕不会接受。陈云说：毛主席是实事求是的，我去讲。先搞分田到户，这更彻底一点。集体化以后再搞。）毛泽东听后，当时没有表态。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

7月8日 中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开会。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周恩来1963年6月18日对黑龙江省委书记处讲话时说：“在去年7月我们讲困难不得了的时候，主席到了最困难的河南、山东两省。这两个省原来把形势估计得很坏，麦产区夏征很少。主席到河南后，刘建勋同志汇报说，到下面实际一看，麦收并不那么坏，而秋收比夏收还要好一点，秋征任务由原来22亿斤增加到25亿斤，河南过去最高征过80亿斤，25亿虽少但看出转机。主席到了济南，谭启龙同志也说，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灾外，农村形势不坏。主席讲夏收抓少了，单干的包产到户的应当批判。主席回到北京就找我们谈，他说形势不那么坏，要我们找河南、山东、河北的同志谈谈。我们找了刘建勋、谭启龙、刘子厚谈。知道生产形势开始好转，包产到户应当批判。所以在北戴河会议上就把对形势的看法扭转过来了。主席讲的形势、政策等就由此而来。”）这次会上，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赞成包产到户。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毛泽东提出起草一个关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准备交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后执行。文件的起草工作由陈伯达负责。

7月10日 下午，同刘少奇谈话。

7月上旬 同罗瑞卿、萧华谈话，问军队中是赞成单干的多，还是赞成社会主义的多？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还没有解散集体农庄，回去查查军队中的意见怎样？

7月1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七月下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有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若干地委的负责同志参加。在会议上要讨论和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一、目前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二、粮食问题；三、商业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四、国家支援农业的问题。现在就这四个主要议程提出一批问题，请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找若干重要地委，中央各部委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加以讨论，进行调查研究，准备意见，以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进行讨论。”中央提出的一批问题，随通知下发。

7月12日 晨零时，听取周恩来汇报中印边境问题。七月十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西段分三路向中国巡逻队步步进逼，甚至在距中国部队仅五十米之处，进行挑衅。十一日，印度直升机两架运载援军到侵略据点，并在附近地区低空盘旋，侦察和恫吓中国哨所和巡逻人员。另有印度军队一支分遣队沿加勒万河下游前进，建立了一个新的侵略据点。

7月15日 在钓鱼台十七号楼会见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拉希迪，黄镇在座。当拉希迪表示亲眼看到了中国人民在各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对中国感到由衷的敬佩和爱慕时，毛泽东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很多，土地也不少，但是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还很落后。我们还需要几十年的努力，才能摆脱经济上、文化上的落后状态。欧洲和北美洲的国家，主要是从十九世纪下半叶才发展起来的，他们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才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水平。亚非国家比他们落后，但是只要我们共同努力，经过几十年我们可以改变这种落后状态。拉希迪称赞毛泽东是一位诊断了并且治好了中国社会疾病的伟大医生，所作的诊断和治疗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毛泽东说：如果拿医生作比喻，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医生。我和我们的党在一起，治好了中国社会的一些病。但是，也还有一些病，发现了还没有治好；也还有一些病，我们到今天还没有发现。当客人问到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时，毛泽东说：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大概是一九一八年。一九一七年发生十月革命，中间经过一九一八、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的思想准备阶段，到了一九二一年成立中国共产党。党成立的时候只有七十多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全部代表也只有十二人。最后毛泽东说：中巴两国之间有共同的边界，应该友好相处，互相帮助。

7月17日 应邓子恢的要求同他谈话。邓子恢向毛泽东力荐“责任田”，介绍了符离集区委《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汇报》（中共安徽宿县符离集区委《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汇报》，列举了7条理由证明“责任田”的方向是对的，列举了10个变化说明“责任田”确实好得很。）的内容，并明确地说：从安徽的当涂和宿县的情况来看，“责任田”能做到五统一（即主要生产资料、生产计划、劳动力、分配和上缴任务统一于集体），不是单干。“责任田”实际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毛泽东听后没有表示意见，在邓子恢起身要走时说：把你给我的报告（指1962年5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和符离集区委同志的汇报送来，我要看看。

同日 中共中央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印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中央通知说：“请你们，并找若干地委负责同志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应该让各同志敞开思想，提出自己的意见。可以提出补充修改的意见，可以提出赞成的意见，也可以提出反对的意见。望你们在七月二十五日以前将你们讨论的情况和意见报告中央。”这个决定草案共有十项：（一）要集中和动员全党全国的力量，在物质技术力量方面，在财政方面，尽可能地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二）我国的统一国民经济计划，必须以发展农业为出发点。安排经济计划的次序，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三）不论轻工业或重工业，都要以五亿几千万农民的农村为主要市场。（四）对于农业的投资，包括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工业、运输业的投资，应该有计划地适当地提高。（五）国家征收农业税和统购粮食的定额，应该在长时期内固定下来。除了国家正式规定的税收任务以外，不准各级机构自行加税，自行搞机动粮，自行摊派。（六）除了办好国营商业以外，必须积极地发展合作商业和正确地发挥集市贸易的作用。必须在价格问题上照顾农民的实际利益，逐步地规定工农业产品的合理比价。（七）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作为集体经济的补充。社员应该有适当的自留地，并可拨给一定数量的饲料地。（八）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必须搞好经营管理，必须坚决实行民主办社，必须厉行精简。（九）集体经济在优先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还必须努力发展经济作物，发展林业、牧业、渔业和各种副业生产。（十）为加强农业工作的领导和加强人民公社的领导，中央和省市区党委要选择一批干部到专区、县、乡村去，长期工作。

7月18日 下午，同杨尚昆谈话。要点是：一、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二、对国家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杨尚昆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他在晚上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报告了周恩来。

7月19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提出要反分散主义，认为中央各部门是最大的分散主义，这是旧话重提。全国也反分散主义，分散主义最大还在中央，中央的各部门。部门里面也有些好的。毛泽东认为，外事系统是比较好的，党的联络部、军委是好的，其次，宣传部有个《宣教动态》，统战部有个《零讯》，常委是看的。但其他各部动态，则知道得少，农村工作部正反两方面意见还听得到，其他包括国家计委、经委、中央组织部、五办（指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等等情况反映少，感到不满意。会议还谈到甄别平反问题，指出：甄别要实事求是，对县以上干部的甄别不要一风吹，县以上情况很复杂。县以下违法乱纪也不能一风吹，其他可一揽子解决。会议决定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二十五日到达北戴河。

同日 阅中共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七月十七日讨论支援农业问题的简报，批示：“尚昆办，印发到北戴河会议的各同志。”简报说：国家计委最近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着重讨论了如何支援农业的问题。目前，恢复和发展农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关键，大力支援农业，巩固集体经济，是我们长期的任务。从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说，主要是工农业的不相适应。从自力更生的观点来看，不仅要努力自给设备、原材料，加强国防，还需要有一个广大的国内市场，这个广大的社会主义市场就是农村。主席早在一九五五年秋季即已提出，我们认识很不够。简报提出了十七项支援农业的措施。

同日 对张有晋去世发出唁函：“惊悉有晋先师因病逝世，不胜哀悼。谨此致唁。另奉薄仪一份，聊助营奠之资。”

7月20日 召集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并讲话。关于包产到户问题，毛泽东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主张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问：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

7月中旬 审阅杨尚昆七月十八日报送的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第一批名单（草稿）。名单如下：（一）部分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十八人）。（二）国务院有关各口、部、委（三十人）。（三）中央局书记和起草委员会（十八人）。毛泽东在第三部分后面加写：“陈正人（陈正人，当时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农业机械部部长。）、邓子恢、赵修（湖北地委书记（赵修当时任中共湖北孝感地委第一书记。））、王延春（湖北省委书记（王延春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务书记。））、纪登奎（河南洛阳地委书记）。”

7月22日 晨一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听取周恩来报告二十一日印度军队侵入中国新疆奇普恰普河谷地区向中国边防哨所突然发动进攻的情况。本日，中国政府对印军的严重军事挑衅提出强烈抗议。二十三日，周恩来根据同毛泽东商定的内容，起草中央致在瑞士出席日内瓦会议的陈毅并中国代表团的电报。电报指出：应当抓住印度总理尼赫鲁有恢复双方谈判意向的这一时机，约见印度国防部部长梅农，说明恢复谈判是中国政府历来的主张。最好能同梅农商定恢复谈判的手续、时间、地点和人员级别等有关事宜。当晚，毛泽东审阅了这个电报，同意发出。

同日 阅陶铸、王任重在广西龙胜县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的记录（这次座谈会是在1962年6月6日和7日召开的。刊载于《中南通讯》的座谈会记录说：龙胜县执行“六十条”以来，多数人积极寻找改进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办法，以求迅速增加生产，改善生活。这是龙胜县目前形势的主流。原来估计全县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生产队单干了，实际上没有这么多，基本上单干的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完全单干的大约有百分之十。关于划分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限，集体经济最基本的是四条：一是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二是生产统一计划安排，三是集体劳动，四是生产收入统一分配。为了巩固集体经济，目前工作的重点是努力办好一批生产队，做好示范工作，而不是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硬性地去“纠”或“扭”那些单干的户。关于目前巩固集体经济的方针，记录提出：第一，对目前出现的各种生产管理形式，要根据上面说的四条原则准确地判明它究竟属于什么性质，谨慎对待。对确实是单干的，要认真进行说服教育，反复说明单干是没有出路的，我们不赞成单干，劝他们不要走这条路。如果他们一定要再试一试，我们也只有等待，不要强迫。但是共产党员必须走集体经济的道路，凡坚持单干道路屡教不改的，应当加以纪律制裁，直至开除出党。第二，从各方面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必须逐步做好的工作是：明确和稳定所有权，继续克服“共产风”；适当调整征购任务；改进和调整农副产品收购中的换购与奖售工业品的办法；改善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发展多种经营。改善经营管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搞好经营管理，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度，集体生产是不可能搞好的。），批示：“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各同志。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八月一日，毛泽东的批语和陶铸、王任重召开的座谈会的记录以中共中央文件印发。

7月23日 批示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这个决定草案，除1962年7月17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征求意见稿的10项内容外，增加了第11项：有步骤地推进我国农业的技术改革，使我国的集体农业在技术上逐步实现现代化，这是关系我们国家命运的一件大事。8月17日的决定草案修正稿，又增加了第12项：在各项经济工作中，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印发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八月二十四日，又批示将决定草案（八月十七日修正稿）印发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修正稿作为八届十中全会文件印发。九月二十七日，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定。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将这个决定下发到人民公社。

7月25日 到达北戴河，住一号楼。

同日 在《兄弟国家和兄弟党报刊材料》第一一一〇期上，写批语：“陈云、邓子恢、田家英三位同志阅。阅波兰农业社会化的一篇，在第五页上。阅后退毛。”这篇文章说，波兰将更广泛地采用集体经营的形式，在最近十五年至二十年内使不超过一半的农民的土地社会化。还指出，建立合作社——国家农庄的最便宜的道路是通过农业小组升入高级合作化劳动形式。

7月26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七月二十五日关于疏散入闽作战部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目前台湾蒋介石军队大、中规模窜犯东南沿海的可能至少已经推迟，拟将入闽部队即作适当疏散。毛泽东批示：“已阅，同意。刘、朱、邓、彭阅后，退罗瑞卿同志办。”

7月28日 下午，在北戴河九十五号楼会议室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及彭真、陈伯达、罗瑞卿、王任重等参加的会议。毛泽东说：当前国际国内都有一个共同性问题，就是革命究竟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在我们这些国家来说，就是究竟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对民族独立国家的资产阶级要正确估计，资产阶级革命家有两面性，我们要有两手准备。赫鲁晓夫把他们看作是社会主义者，主张和平过渡。对人民内部矛盾他也不承认。这实质上是在世界范围内要不要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赫鲁晓夫说我们是独特的路线，就是独特路线，不独特不行，不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行。帝国主义也在搞灵活策略。国际上的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有右的苗头。当周恩来谈到城市工作，特别是生产、物价、职工生活问题需要加以解决时，毛泽东说：要马上搞这个问题，组织个委员会，恩来同志挂帅。

7月30日 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陈毅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情况及会见梅农情况的汇报。

7月31日 阅邓小平转报的陈云七月二十八日的来信。信中说：“七月二十四日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我已看过，我完全同意中央作这样一个决定。近来我心脏的病况很坏，体力也极衰弱，为了力求避免心绞痛的再次暴发，力求避免心肌梗塞，我请求不参加北戴河的各种会议，都请假。特此报告。”毛泽东批示：“同意，送刘、周、朱、陈阅后，交尚昆存。”

同日 阅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七月二十八日《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回顾了1961至1962年度粮食收支情况，制定了1962至1963年度的粮食收支计划，提出了调整今后粮食征购任务的方案和今后粮食工作的方针政策。关于今后几年内国家粮食工作的方针政策，报告提出：继续实行少购少销，收（包括进口）大于支的方针；集中主要力量支持粮食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首先是主要产粮区的恢复和发展；从销于农村的粮食中，挤出一部分粮食来增加对经济作物区的粮食供应，支持经济作物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有领导地、适当地开放农村粮食自由市场，允许生产队和农民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以后，在自由市场出售余粮，互通有无；继续执行国家关于农业生产负担三年不变的规定；进一步加强国家关于粮食管理的集中统一、分级管理的制度，等等。），批示：“印发各同志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交财贸办公室斟酌修改。”

同日 审阅《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修改初稿）》，批示：“印发各同志（指1962年8月6日至24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者。）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交陈伯达同志领导的起草委员会斟酌修改。”八月二十四日，审阅八月六日修改稿，批示：“印发各同志（指1962年8月26日至9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的与会者。）讨论。”九月二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这个修正草案。这个修正草案，对一九六一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修正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主要是确定生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同时对条文作了一些调整。十月十一日，中央将这个文件下发到人民公社。

8月初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八月一日《关于正确对待单干问题的规定（草稿）》。在文件讲到党内的思想问题要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处，毛泽东加写：“但是必需容许少数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有充分发表意见和保留意见的权利。”在文件中的“一小部分生产队陷于瓦解状态，这是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一个曲折，看来这种曲折是难以避免的”一句后，加写：“不但过去有，现在有，将来几十年几百年内，也是还会有的。只要就全国来说，只占一小部地区、社队和人数，也是并不可怕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占了极大的优势。”并将“看来”二字删去，“难以”改为“不可”。在文件中的“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还将继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后，加写“可能要继续几十年到几百年”，并将“相当长”改为“很长”。此外，对文件中的“在一部分地区也发生了相当严重的‘单干风’，已经有一小部分生产队陷于瓦解分户单干了”这一句，将“在一部分地区”改为“就全国来说，有不到百分之十的地区”，删去“相当严重的”五个字，“陷于瓦解”改为“改变方向”。还将文件中的“我们必须同‘单干风’进行斗争”，改为“我们必须对‘单干风’采取正确态度”。

8月2日 晚上，同来北戴河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华北地区的河北、山西、内蒙古三省区党委负责人谈话。毛泽东首先询问这三个省区目前的生产情况，接着又问农村单干的情况。他说：看来你们那里单干问题还不严重。从全国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错误在纠正嘛！有少数人把形势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数人说一片光明。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有些问题。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斗争的时间相当长，一百年后还有这个问题，这种形势要看到。在谈到干部政策时，他说：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对有错误的干部的处理，还是延安的办法好，问题谈清楚，还是使用他。当李雪峰谈到他回家乡时曾受到一个基层干部封锁消息时，毛泽东说：《红旗》发表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很及时。在发扬民主中，要相信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封锁分两种，一种是我们征购过重，群众吃不饱，因此要封锁，隐瞒产量，这是可以理解的，可以原谅的；另一种是办了坏事又封锁，这是不能原谅的，也是封锁不了的。在谈到生产队的规模和管理时，他说：生产队以二十户左右为宜，太大了不好。田间管理责任制要搞好，有的地方按地段包工到组、到户、到人，这是进步的管理办法，不能说不好。他还说：现在有这么个空气，土地报得少，产量报得少，灾情报得大，吃粮人数报得多。

同日 阅中共安徽太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钱让能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来信，批示印发中央工作会议。批示说：“安徽太湖县县委宣传部钱让能同志给我的一封信。请大家研究。”钱让能的信中说：根据太湖县一年多来实行责任田的结果，我想作一保荐。我总认为责任田的办法是农民的一个创举，是适应农村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太湖县是一个三类县。一九六一年三月，这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区推行了责任田，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以桥西大队的农业生产为例，一九六一年同一九六〇年比较，粮食增长百分之八十一，油料增长五倍多，棉花增长十倍，生猪、家禽也是几倍的增长。责任田的办法是：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它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管理方法，不是搞单干。据我们了解，拥护责任田的农民起码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甚至于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同日 阅新华社七月二十九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五一八四期报道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在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举行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摘要，批示：“南斯拉夫的经济混乱情况，印发大家一阅。请大家讨论一下，走南斯拉夫的道路好，还是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好。”这篇报道说，南斯拉夫领导人在会上的发言中说：全国总的经济增长速度，整个经济部门的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实际消费的增长速度，都缓慢了。最近三年来农业生产停滞，几乎所有的农产品都缺乏，农村中的富农阶级在加强；市场上严重混乱；已经到期而应偿还的债务正在增长，没有外汇储备，等等。

同日 阅《人民日报》七月二十九日发表的《南斯拉夫经济困难重重，社会弊害丛生》的报道，批示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南斯拉夫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好吗？请同志们讨论一下。”报道指出：南斯拉夫正经历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工资差额不可比拟，产品涨价，市场割据，国际支付赤字巨大，社会消极现象比比皆是。南斯拉夫人民对现在的处境存在严重不满。

同日 阅李先念七月三十日报送的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高价商品情况的简报，批示印发中央工作会议。简报说：从一九六一年起到一九六二年七月底止，国营商业部门在市场上挂牌高价出售的商品共有十种。一九六一年，这十种商品共回笼货币三十八亿元，其中高价利润二十六亿元；今年上半年共回笼货币二十二亿元，其中高价利润十四亿元。目前市场货币流通量减少了，集市贸易价格也有所下降，高价商品价格显得过高。最近我们提出了一个降价方案，从八月五日开始执行。这次调整是否适合情况，还要在实践过程中进行观察，如果发现问题，准备再作调整。

8月3日 下午，同来北戴河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党委负责人谈话。毛泽东说：这次会议的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单干道路？还有形势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斗争，这个斗争是长期的。苏联革命四十多年，还有修正主义。形势，究竟怎么样？是一片黑暗，或是一片光明；还是基本光明，有些问题，要抓紧解决，而前途是光明的？现在讲黑暗的多了，在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各级都有，中央、省、市、专、县、社、队。实际情况是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比去年好一些，还是坏一些？在谈到新疆问题时，毛泽东问：赫鲁晓夫在伊犁、塔城策动群众外逃，和在伊宁策动反革命暴乱，是为了颠覆伊犁州党委和州人委，还是为了别的什么？新疆有多少军队，一旦打起来，靠新疆现有的兵力是否守得住？是不是还需要调些军队进去？农业师是否都有武器，有没有训练的时间？农业师每年要有三个月时间的训练，边防要做些工事。还是少奇同志说对了，一九六〇年他就估计赫鲁晓夫会在新疆搞颠覆活动，果然应了他的话。新疆斗争的主要方面是苏联修正主义，要集中力量对付苏联修正主义。搞个文件发下去，把这件事让各省、市、地、县都知道，不只是发给你们西北。西北都知道了，有准备，免得有事措手不及。在谈到粮食问题时，他说：关中产粮食，从秦以来的七八个王朝都靠关中坝子的粮食，今年陕西征购减少四亿斤，是对的。北方要争取在几年之内农民口粮达到三百六十斤，南方稻子要四百五十斤，最好五百斤。农民最反对我们低标准、瓜菜代的口号。现在要从三部分砍：征购任务，地县市附加部分，社队机动粮，机动粮都要搞掉。要群众负担那么多，是国民党的办法，是土豪劣绅的办法。共产党嘛，要区别于国民党。农民的互相调剂要搞，去年河南、山东、河北三省的八个专区到邻近收成好的地方换粮，一共换了二十七亿斤粮食，这是个很大的数字，公家的火车还帮助运输。商业上问题也很多。谈到民族问题时，毛泽东说：新疆、青海、宁夏、甘肃这几个省区的工作要好好地搞。

同日 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中央工作会议如何开法，决定成立“核心小组”又称“中心小组”。彭真、陈伯达、杨尚昆列席会议。

8月4日 下午，同来北戴河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西南地区的四川、云南、贵州省委负责人谈话，了解包产到户问题。

8月5日 中午，同邓子恢、陈伯达、陈正人、廖鲁言、王观澜（王观澜，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1962年11月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和来北戴河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华东地区的柯庆施、李葆华（李葆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2年9月又任南京军区第六政治委员）。），中南地区的陶铸、王任重等谈话。毛泽东说：我“周游”了全国，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当然也不是像一九五八年浮夸时讲的都是一片光明。我是中间派，应当说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许多问题还亟待解决，还要花几年的工夫，才能得到解决。我们工作上犯了错误，搞了“五风”、高征购、几个大办，看来我们的错误主要是瞎指挥、高征购。因为大办，城市人口一下增加两千多万人。有人说，人民公社要垮百分之六十，留下百分之四十。还有人说，全部解散搞单干，四年农业生产就可以恢复。已经搞了单干的，不能勉强去扭，过了半年或一年看出两级分化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百分之九十是集体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马克思主义承认事物的复杂性千差万别。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大家议一议，看有什么意见。首先要承认阶级、阶层是存在的，有阶级存在就有阶级矛盾。矛盾分几种。第一种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类似敌我矛盾，因为这两个敌对阶级是互不相容的，这种矛盾同第一种矛盾虽然近似，但是要有区别，还是把它说成是内部矛盾为好。看来在农村现在主要是阶层之间的矛盾，即贫农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我是五年计划就见马克思去了，而阶级斗争要贯串整个历史时期。我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讲到建成社会主义要五十年、一百年或更多的时间。讲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要人们懂得，有资产阶级存在，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第三种是积累和消费的矛盾，积累过多了。第四种是认识上的矛盾，比如瞎指挥，这一类的事情是主观同客观不相适应。我们犯了一些错误，大部分已经纠正，有些问题还要进一步研究。

同日 审阅邓小平嘱杨尚昆报送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名单。名单共二十二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陈伯达、罗瑞卿、谢富治、谷牧、陆定一（谷牧，当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至1965年3月）。1964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主任。1965年1月、3月又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1962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65年1月又任文化部部长。）、杨尚昆、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宋任穷、李雪峰、刘澜涛。毛泽东批示：“照办。”

8月6日8月24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议题是讨论农业、粮食、商业等方面的工作。八月六日，毛泽东在全体大会上讲话，提出关于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问题，会议又着重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和批判“黑暗风”、“单干风”等。

8月6日 下午，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会议室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毛泽东说：先开中央工作会议，再开一次中央全会，工作会议为中央全会准备文件。过去的十几天，起草了一些文件，从今天起就开始讨论。因为大会不好讨论，组织了许多小组，有六个组。单是这六个组讨论，似乎还不能畅所欲言，所以组织一个核心小组，或者叫中心小组。这是少奇同志提议的，常委的同志都赞成他这个意见。核心小组由常委、书记处、中央管业务的几个同志、各中央局第一书记组成。接着，邓小平介绍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和日程安排。他说：会议今天算正式开始，实际上已经开了十几天了。这次会议讨论的有四个方面的问题：（一）农村工作；（二）财贸工作；（三）城市工作；（四）其他，毛主席、少奇同志考虑搞一个全国上下左右干部交流的问题。会议分了六个组，以六个大区为主，加上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中心小组的作用就是把问题集中起来，更深入地考虑一些问题，又返回到各小组里面去。邓小平作介绍后，毛泽东讲话。他说：小平同志没有讲到的，我想还有一些问题可以谈一谈。第一，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共产党也就叫做“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这是个基本问题。第二，形势问题。国内形势，就是谈一谈去年和今年这两年我们的工作怎么样？过去几年，我们有许多工作搞得不好，有些工作还是搞好了，比如我们的建设工作还是有成绩的。现在有些人说，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好一些。这个看法对不对？这是讲农村。工业，今年上半年是不那么好的，那末下半年怎么样？也可以谈一谈。大体上说，有些人把过去几年看成就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现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了，没有什么好多光明了。这两种看法，究竟是哪一种对？或者都有不对。如果都有不对，就要提出第三种看法，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而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问题不少。还是回到我们第一次庐山会议讲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那样一片黑暗，一点光明都没有，我不赞成一片黑暗的看法。现在，那种一片光明、毫无黑暗的问题不存在了，转成另外一个方面，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第三，有些什么矛盾？第一类是敌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人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它的本质是敌对的，不过我们处理的方式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矛盾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我想甚至是几百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多少？从全国来说，你们估计一下，是百分之几，还是百分之十几，还是百分之二十？现在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再有，积累同消费的矛盾，过去几年，积累太多了，分给个人消费的太少了。集中同分散的矛盾，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说解决了，我看没有，还要继续做工作。民主同集中的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达到集中的目的，过去几年的方法就集中不起来，要让人家说话。七日，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毛泽东的这个讲话。

8月7日 会见墨西哥、委内瑞拉、古巴、巴拉圭、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的外宾，周恩来、陈毅、郭沫若等在座。毛泽东说：欢迎各位朋友，不但我们几个人欢迎，全中国人民都欢迎，因为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主张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我们之间有不同的地方，但相同之点是主要的，我们互相尊重。亚洲和拉丁美洲有这么广大的人民，都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所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党派和组织都应该团结起来。我们从建国以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已经十三年了，你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进步，但是在经济、文化、国防各方面还很落后。比如国防，我们的敌人有原子弹和氢弹，我们没有，我们还是常规武器。讲科学，同美帝国主义比较，我们还差得很远。讲经济，我们也还差得远。不过，帝国主义说我们非常困难，困难得不得了，说我们要垮台，也不那么符合事实。现在不会垮台，将来也不会垮台。

8月8日 会见厄瓜多尔前众议长、前内政部部长、“人民行动运动”领导人阿劳霍，彭真在座。毛泽东详细询问厄瓜多尔的政治、军事、土地、种族等情况。在谈到拉丁美洲国家人民的反帝斗争时，他说：我们中国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各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取得胜利。阿劳霍说：我们那里有毛主席的著作，像《矛盾论》、《实践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把它们当作我们斗争的指南。

8月9日 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在听取各组汇报讨论情况和谢富治、罗瑞卿、陈伯达、康生发言时，毛泽东多次插话。他说：这两天的分组讨论，不抓大量的普遍的问题，只抓具体问题，因此没有展开，注意观点和分析不够，有点沉闷。现在需要务虚，要认真讨论一下。阶级分析要认真注意，遇到困难和波折时，这方面容易忽视。在讲到形势、单干问题时，他说：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只讲黑暗，一种是讲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是一片黑暗，那任务的提法就不同，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单干。认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办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然后又必然反映到方针、措施和世界观上来。搞单干，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你是站在三分之一的富裕农户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的面前。农民中的富裕阶层有两重性，“草上之风，必偃”。有一部分富裕农民，资产阶级是要争夺的。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农民，所以要按劳付酬，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所以去年提出重要的问题是重新教育干部。在讲到矛盾问题时，他说：我讲的人民内部的几种矛盾，要加上一条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搞社会主义，中间出现了“大办”、“共产风”、瞎指挥、高征购等错误，我们本来想搞得快些，结果反而慢了，这些都是认识上的问题。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三个年头犯了错误。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就开始纠正错误。这几年整得我们好苦，才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措施，如“农业十二条”，“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八字方针，缩短基建战线，城市减人，减少征购等。经过这些挫折，我们懂得要谨慎了，改正错误。现在城市工人生活太苦了，要提高一些。等价交换是一九五八年提出来的，三四年了始终没有解决，这次能解决才好。

8月10日 阅中国驻摩洛哥使馆党委关于阿尔及利亚情况给外交部的报告，批示：“此件值得一阅。中央对国内很多情况不清楚。许多领导机关封锁消息，不作论证性的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实行独立王国。而外国使馆消息，却如此认真而迅速。请同志们想一想，是否可以把这个十几年的老毛病改一改呢？如果再不改，那就只有执行纪律的一条路了。”

8月10日或11日 阅聂荣臻八月九日报送的植物保护学会关于防治病虫害问题的报告。聂荣臻附信说，建议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起草的专题文件中，加上防治病虫害这一个项目。十日，邓小平批示：“少奇同志阅后送主席，此件似可印发会议。”毛泽东批示：“尚昆即办。”

8月11日 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会议先听取各小组汇报讨论情况。得知各小组集中讨论了原则问题，大家很有兴趣，热情很高时，毛泽东说：对原则问题大家有兴趣，会议抓主要问题、本质问题很需要。最近，陕西一个公社有人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现在有些地方出现包产到户，是“一叶知秋”。我说不对，也可以一叶知冬，冬过了还有春嘛！总之，不要尽讲黑暗。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毛泽东讲话后，刘少奇、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发言。在刘少奇谈到对形势的估计时，毛泽东说：对形势的估计，还是今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估计对。现在有人讲农业恢复要什么五年至八年，不要说那么多年嘛，要有点希望。讲得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六十条”、“七十条”、减人两千万、改变高征购等都不灵了，或者说我们的政策要长时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单干风越到上面越大。这一段我们讲困难太多了，过分了一点。整个说来今年夏季是增产了，山东就增产八亿斤。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国如此。这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江西省委一位同志对我说，现在是产量报得少，灾情报得重，人口报得多，土地报得少，困难报得重，要我注意。这位同志的话是对的，值得注意。在邓小平谈到知识分子时，毛泽东说：人可以变嘛，坏的可以变好，好的还可以变坏。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前期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宣传家。1883年创建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逐渐转向孟什维克，后成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首领之一。）原来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不是也变了，考茨基（考茨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前期是马克思主义者。俄国十月革命后，歪曲马克思主义，攻击苏维埃政权。）也是变了。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没有派别，在党内没有反映，这是不可能的。只是我们有一条和苏联不同，就是不开刀。斯大林就是不该杀人。在刘少奇谈到在经济上、在党内都会产生资产阶级分子时，毛泽东说：不只是在农村、在商业、在工业方面都要产生，党内也可以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在刘少奇谈到农业机械化时，毛泽东说：农业机械化，一九五六年就提出来了，没有抓紧。从一九五八年算起，浪费了五年，还有二十年。今年还有几个月，下半年就要开始抓。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说：上次加了一个正确与错误的矛盾，再加一个，照抄外国与自力更生的矛盾。

8月12日 阅中共中央组织部七月二十九日给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七月份综合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致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们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现在部长安子文同志在经过批评之后，觉悟了，这就好了。希望毛病不要重犯。”中组部的报告检讨说，长期以来，没有向主席和常委报告工作，反映情况，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今后一定引以为戒，努力改正。报告主要汇报了干部队伍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意见。

同日 批示将一九六一年庐山会议上印发过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编印的《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材料，印发这次会议。毛泽东在写的批语中说，那时中央农村工作部还是正确执行中央路线的。批语中错误地批评邓子恢，说他过了一年就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批语表示欢迎邓子恢在八月十一日中心小组会上所作的自我批评，但认为他还有认识不够的。

8月13日 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会议继续讨论毛泽东八月六日的讲话，彭真、罗瑞卿、邓子恢发言。在罗瑞卿谈到美国杜勒斯（杜勒斯，1953年1月至1959年4月任美国国务卿。）认为欧洲共产党的第二代还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时，毛泽东说：一代不如一代嘛！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帝国主义等不走向反面？我就不信。我们也不一定不走向反面。在罗瑞卿谈到安徽的钱让能说不搞包产到户，农业就不能恢复时，毛泽东说：为什么江西没有搞单干，就搞得好呢？山东破坏得厉害，为什么恢复得很快呢？河南情况也有好转嘛！搞得好的情况，各省都有。北京十个县今年就可以恢复到一九五七年，有的就没有恢复的问题。谈到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干部光有才干不行，还必须有马列主义，这是个重要问题。在有人谈到党内有混进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时，毛泽东说：我们党要整顿，减少几百万党员好不好？另外要吸收真正的劳动人民中的先进分子。严重的违法乱纪分子，总不能是我们队伍中的人吧！自由市场，对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也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开放自由市场，有一定的作用，但副作用也很明显。

同日 阅中央工作会议简报刊登的陶铸八月十日在中南组的发言。陶铸说：中南地区各省委和绝大多数地委、县委同志，对于农村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清醒的，坚决反对单干，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明确的。但在中南地区党内，认为集体不如单干优越，主张分田到户的暗流是存在的。国内形势，我们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是明摆着的事实，不是什么浮夸。当然，我们面临的困难还很多，应该有足够的估计。但是，如果光讲困难，甚至讲成漆黑一团，看不到光明的一面，这就很不好。何况我们对困难已经讲了两年了，应该说是讲得够了的。我们中南的许多同志已感到老是这样讲下去，不是办法，事实上已产生了某些新的混乱。主席这次严重地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十分重要，这对我国进一步争取好转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毛泽东阅后批写：“已阅，很好。”

8月15日 下午，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在李富春、谭震林、康生发言时，毛泽东多次插话。关于对形势的估计，他说：从三月、五月到八月，又恢复到一月会议的估计了。恐怕还是一月会议估计得对。一月会议的估计到三月就变了。关于恢复生产问题，他说：我们各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低标准、瓜菜代不要讲了，农民不欢迎。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两年，六四年扫尾。不会像原来想的那样，要搞恢复阶段、发展阶段，但估计要谨慎些。关于贯彻中央的方针问题，他说：一定要贯彻好。八月开工作会议，九月开中央全会，十一月再开工作会议，安排明年计划。明年计划要搞出来，等到明年一月就晚了。他同意李富春说的解决积累和消费的矛盾，要掌握两个原则，一是真正以农业为基础，按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二是要每年对人民生活有所改善。毛泽东还讲了会议的安排；商业、物价、粮食问题，今天开始，讨论五天，二十日结束，如用不了这么多时间可以提前结束。中央工作会议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结束。中央全会二十五日报到，在北京开会，全会发公报。

同日 审阅中共公安部党组关于当前反革命活动情况和我们对策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这是谢富治、徐子荣（徐子荣，当时任公安部副部长。1965年7月又任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彭真三位同志起草，并经修改，又经少奇、小平二同志看过，认为可用的文件。这个文件，是准备召开一次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布置当前工作的一个报告。我也看过，认为可用。各同志看后如有补充、修改意见，请提交谢富治同志。”随后，又将这个批示删去，另写一批示：“印发各同志。如有意见，请提交谢富治同志。”公安部党组的报告说：今年以来，主要是四月以后，一部分城市盗窃、抢劫和凶杀案件有些上升，少数城市治安秩序一度比较混乱，反革命分子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暴露。我们在依靠群众的基础上，主要采取侦查破案的办法，一般地不搞群众镇反运动。打击的重点放在大中城市、东南沿海、铁路交通沿线和一部分敌情比较严重的地区。毛泽东的批示和公安部党组的报告，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致电祝贺苏联连续成功地发射“东方三号”、“东方四号”载人卫星式宇宙飞船。

8月16日 批示将《中共中央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稿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决定稿说：在全国范围内，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上下之间、地区之间和部门之间，有计划地进行交流，并且把定期交流干部作为我党干部管理工作的一项根本制度。

同日 批示将中共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八月八日关于建议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指由六、七、八户或六、七、八个劳动力自愿结合组成一个长期的固定的生产组，实行包土地、包工、包产到组。）给毛泽东的报告，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十七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上，毛泽东问李雪峰：胡开明的主张怎么样？李雪峰说：包产到组，由于和包产联系，按这个逻辑发展下去，必然发展到包产到户。胡开明认为农村的黄金时代是互助组和初级社时期。毛泽东说：他只讲到劳动力问题，没有讲四属户、五保户。

8月17日 下午，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听取各组汇报讨论情况。李先念、周恩来发言。在李先念谈到阶级问题时，毛泽东说：打了一辈子仗，把阶级斗争忘记了，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式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流血的，现在不是了。在李先念谈到今年进口粮食比去年减少七十万吨，逐年减少时，毛泽东说：省、地、县这几级人太多，还可多减些，潜力恐怕还是在地方。县、社两级还有许多吃商品粮的人，还可再减些，进口粮食还可以再减少。李先念说：自留地没有不行，但多了也不行，多了影响自由市场，不利。毛泽东表示同意。在李先念说同意邓小平的意见，注意粮食的同时不能忽视经济作物时，毛泽东说：专讲粮食不行，必须和经济作物同时考虑。李先念提出粮、棉、油是否可以加入自由市场？毛泽东说：恐怕不加入不好，自由市场既然有，又起交流作用，不如让它公开出来，起粮食交流作用。有许多三类物资，我们不搞，又不允许上自由市场，结果邯郸把几百万斤三类物资都损坏了。毛泽东还说：到了共产主义，那时阶级消灭了，但是还有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唯心与唯物的矛盾。知识分子也不可能都一样，总是有高有低，有差别的。又说：我们有些刊物要整顿一下。比如《内部参考》，两方面的材料都要登。片面的东西要登一些，不然我们看不到，但是也不能登得太多，登多了就会影响县委、地委的同志。两方面的材料都登，让唱对台戏。

同日 审阅李先念报送的关于等价交换问题的口头汇报提纲，批示印发中央工作会议。汇报提纲说：目前市场方面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存在着两个市场、两种价格。计划市场的价格低，自由市场的价格高，两者悬殊很大。在国家同农民之间的交换和农民相互之间的交换，客观上存在着四种形式：低价对低价，低价对高价，高价对低价，高价对高价。在这四种形式中，存在着两种不等价的交换：一种是农民吃亏的不等价交换，在目前是主要的；另一种是国家吃亏的不等价交换，在目前是次要的。提纲对国家同农民交换中存在的不等价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

8月18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八月十日关于一九六二年五月至七月的工作报告。报告说：这三个月军事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一）采取紧急措施，准备粉碎美蒋军对我东南沿海的可能进犯。在五月下旬至六月中旬的紧急备战中，部队士气高昂，各参战部队都做到了“一声令下，立即出动”；党政机关密切配合，全力支援；人民群众积极支前，团结对敌。（二）在中印边境西段，同印度的蚕食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三）提前进行一九六二年夏季的征兵工作。毛泽东批示：“发各同志（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注明的情况，此件未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印发，只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彭真、杨尚昆。）。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总之，党、政、军、民，都是很好的，是天下无敌的。看不出这一个本质，就是机会主义者。”

8月20日 下午，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听取各小组汇报讨论财贸工作的情况。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会上讲话。刘少奇提出这次会议如何传达的问题，他说：一讲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可以联系到很广，这样联系了，对教育干部有好处，但也可能发生反右。究竟怎样传达，是传达范围广一些好，还是窄一些好？鉴于第一次庐山会议的教训，传达的范围要有个限制，要搞个具体规定。毛泽东说：我赞成，要写一个决定。我们要和风细雨，把问题讲清楚，分清是非，广泛地联系实际，主要在搞清思想，不在于把人整了。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有的同志讲，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的。以前我也学习，是资产阶级的。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总之，离开阶级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关于自留地，他说：自留地少了不好，多了也不好，可以照有些同志提的意见，百分之七到十，最多不超过百分之十五，这样不至于影响集体经济。地少的不到百分之七也可以。关于“六十条”，他说：“六十条”已经实行一年多了，我们采取了很多正确措施，但“六十条”的有些规定没有很好地执行，比如民主办社、勤俭办社。当刘少奇提出要派工作组到农村去加强领导时，毛泽东说：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组织二十到二十五万人下去，专门搞三类队和二类队。一类队也可以去，去取经嘛！这次会议决定，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到县委一级。

同日 批示将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八月二日关于团的三届七中全会情况的报告，印发中央工作会议。报告说：会议主要是根据中央一月工作会议和三月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精神，讨论如何适应目前形势，健全团的经常工作，学会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问题。在思想教育方面，目前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一些青年干部和青年对集体经济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发生怀疑和动摇，一是对克服困难的信心不足。因此，建议在今冬展开一个深入的全民性教育运动。

8月21日 下午，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彭真、李先念、陈伯达参加的会议。

8月22日 下午，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彭真、李先念、陈伯达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

同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八月十二日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报告说：战备值班部队的作用，在这次东南沿海的紧急备战中，已充分地表现出来。但是，现有战备值班部队数量不多，一有风吹草动就深感不足，毛主席早就有意增强值班部队。现在编制已定，已有可能在不过多增加总定额的原则下，大幅度增编战备值班部队。报告建议中央通知各省、市以上的各级党委，免除以上这些部队的支援地方建设任务，使其集中力量搞好战斗训练。毛泽东批示：“刘、周、朱、邓阅。退军委照办。请罗瑞卿同志代中央起草一个通知。”

8月24日 下午，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听取陈毅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等情况的报告。本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毛泽东回到北京。

8月26日 阅萧华八月二十日报送的《对邓子恢同志<关于当前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的报告的反映》材料。材料说：五月三十一日和六月一日两个上午，邓子恢在总后勤部礼堂作了《关于当前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的报告，听报告的共有少校以上干部三千余人。听报告后，不少同志认为报告中说单干也有一定的优越性是不妥当的，有的同志说“这和我们的方向不一致”。但也有同志“很欣赏这个报告”，认为“很解决问题”、“思想很解放”、“很大胆”。毛泽东批示将这个材料印发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二十九日，再次对这个材料作批示：“看来，单干论在我们的军事干部中还有一点市场，但是不占多数，占绝对多数的同志是拥护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

8月26日9月23日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和此前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都是为八届十中全会做准备。预备会议的前期，主要讨论有关农业的两个文件，批评邓子恢的所谓“单干风”，还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干部交流问题等，九月六日、七日起，以各中央局为单位的六个小组先后转入批判彭德怀、习仲勋的所谓“翻案风”，一直到预备会议结束。

8月27日 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彭真、李先念、陈伯达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

同日 阅陈伯达八月二十六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和他的附信。陈伯达附信说：此件在北戴河重发给会议各同志。听说，有的同志认为，这个草案对商业工作问题，提出了许多解决办法。在这次会议上，可以根据一年来的经验和最近大家提的意见，作些新的补充和修改。毛泽东批示印发到会各同志讨论。这个决定后改名为《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经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后发到县一级。决定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商业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我们的商业工作，应该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正确地利用价值规律，通过适当的购销形式，促进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发展，逐步保障城乡居民消费品的供应。商业工作的关键问题，是把支援农业、支援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放在第一位。现阶段我国商品流通有三个渠道：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集市贸易。国营商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商业的主体和领导力量。合作社商业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国营商业的有力助手。集市贸易是农民之间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场所，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需要，是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必要补充。

8月29日 阅向明（向明，原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因所谓参加“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经中共中央批准，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1963年5月，山东省委关于向明问题的甄别情况报告说，省委1955年9月向中央作的《关于检查领导情况及对向明同志处理意见的报告》和1957年6月向中央作的《关于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专案审查总结报告》是错误的，决定予以撤销，恢复向明的党的生活。1980年中央撤销了对向明所作的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的结论和给予的处分。）七月一日给毛泽东、刘少奇的信。信中说：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我被指控犯有“反党反人民罪行”（后又称系“重大反革命嫌疑案件”），被责令进行隔离反省，不久又宣布“已下有逮捕令”。一九六一年底被宣布解除隔离反省，但至今尚不肯告知任何结论或审查结果，恳请速做结案。现在组织上分配我到某经济研究所工作，因为患有眼疾，难以胜任，恳请给予治疗疾病和分配少用眼力的工作。毛泽东批示：“应令其治疗疾病，病好后分配适宜的工作。至其所犯案件，应根据实际情形，加以处理，不枉不纵。”

8月31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英属圭亚那（圭亚那于1966年5月宣布独立，1970年2月成立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总理贾根的夫人。毛泽东表示衷心支持圭亚那争取独立的斗争。贾根的夫人称赞中国在改变国家面貌方面做了令人敬佩的工作。毛泽东说：做了一些，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有许多东西我们不会搞，没有学会，尤其是先进技术，需要向别的国家学习。目前我们存在着经济困难，但人民是团结的，党是团结的。经济困难有个两三年即可以克服。我们是依靠自己的。

9月1日 批示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稿，印发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各小组讨论。三日，批示将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扩大名额问题的意见》，印发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各小组讨论。意见说：书记处经过同各方面交换意见，提议在这次中央全会上补选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二十人，候补委员二十一人，同时对现任的委员和候补委员作个别调整。

9月2日 批示将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关于反映西欧各国对我态度变化的情况给陈毅的信，印发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信中说：陈毅在日内瓦接见瑞士记者的谈话及在富马招待会（指1962年7月5日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两主席普希金（苏联）和麦克唐纳（英国）为老挝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富马亲王举行的招待会。参加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各国代表出席了招待会。）上答记者的谈话，在西欧引起很大注意。事实证明，我国对当前重大国际问题的态度，人们是极端重视的，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是任何诬蔑可以抹煞得了的。从我们这里接触的情况看，法国、奥地利、意大利甚至西德都在同我们拉关系。继奥地利邀我们商务参赞访奥后，最近法国又通过其驻瑞士商务参赞邀我们商务参赞访法，奥外长在接见我们商务参赞时还特地表示没有理由不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9月3日 下午，召集小范围会议，提出把彭德怀的两封信（指彭德怀1962年6月16日和8月22日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两封信的基本内容是请求对他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的处理。第一封信即所谓八万言书。）印发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各小组。

同日 批示将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扩大名额问题的意见》，印发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各小组讨论。意见说：书记处经过同各方面交换意见，提议在这次中央全会上补选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二十人，候补委员二十一人，同时对现任的委员和候补委员作个别调整。

9月4日 批示将李富春九月二日的信和中共国家计委党组关于支援农业的报告、关于安排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主要问题的请示报告，印发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研究。李富春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关于明年计划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需要及早定下来和安排。一是粮食、棉花、木材、煤的生产指标。二是希望各省、市、区能在十月中旬提出明年和今后支援农业的切合实际的具体意见，要求中央解决什么，解决多少？自己能解决什么，解决多少？

同日 批示将国家统计局关于苏联和美国农业投资和农业机械化情况的比较材料，印发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

9月5日 批示将谷牧报送的一份材料《当前上海职工思想情况》，印发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这份材料说：前一时期，由于精简职工、停关企业、城市生活供应较紧等，不少职工思想动荡，生产情绪不稳定。八月份以来，由于企业调整和精简职工已告一段落、生产形势已有好转、安排了生活等，职工思想情绪开始稳定。但是，当前职工思想上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对形势、生产前途认识不清楚，认为工资、奖金没有贯彻按劳付酬，对口粮定量低有意见等。

9月7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古巴旅行团。毛泽东说：我们拥护古巴革命，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古巴，希望古巴在斗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相信古巴革命会取得胜利。他问古巴的“全国统一革命组织”在英语中怎样讲，然后说：中国话很顽固，不大容易接受外来语，总有一天要接受的，顽固下去不行。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哥伦比亚、秘鲁、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和波多黎各等国的青年和学生代表及阿根廷民间艺术团，陈毅、胡耀邦等在座。毛泽东说：各位朋友，我们非常欢迎你们。我们是在一条战线上的，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在介绍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经验时说：帝国主义看样子很强大，因此有许多人怕它。我们中国人曾经就有过恐美病、崇美病和亲美病。在这以前，有恐日病、崇日病和亲日病。经过八年抗战，把日本打败了，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本败了，美国人又来了，经过三年半的战争，才解放了整个中国大陆，蒋介石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军队被我们消灭了。关于土地革命，就是在适当的时机，千方百计地发动人民群众，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这一条是最主要的。如果一不发动群众，二群众发动起来要土地又不给土地，这个根据地是不能巩固的。古巴经验也是如此。你们到中国来找经验，中国有些经验可以给你们参考，但是离你们最近的经验，那就是古巴的经验，你们应该研究他们的经验，就是研究他们怎样由曲折的道路走向胜利的。

9月8日 批示将湖北襄阳专区、山东惠民专区、陕西榆林专区等十个省区的十一个专区、盟、自治州的灾情（包括旱灾、水灾、雹灾、虫灾）报告，印发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批示说：“共十一件，印发各同志阅。这些都是灾情的报告，可以看到干部的努力，群众的积极性，人心的稳定，虽有减产，也有增产，即在灾区也不是一片黑暗。中国人是可以把社会主义建设起来的。”

同日 阅陶鲁笳八月二十三日在北戴河商业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要点。陶鲁笳说：商业工作的中心问题，是在购销活动中正确处理我们同农民的关系问题。商业工作中一个比较严重的缺点，在于没有足够重视利用价值法则，而更多地偏重于用行政手段来解决问题。只要有一套严格的控制办法，允许粮食上集市贸易，是利多弊少。关于商业文件的写法，既要写当前的问题，又要写长期的根本性的问题，二者兼顾，侧重当前。毛泽东批示：“陈伯达同志：此件值得一看。我看是讲得对的。退毛。”

同日 阅毛华初八月七日关于农村工作的来信，批示：“陶铸、任重、平化、延春同志：此件请一阅，阅后我们谈一下。退毛。”毛华初在信中提出，农业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方法，实行产量责任制是一个简便易行的办法。九月九日，张平化给毛泽东来信，认为一般地提倡“产量责任制”，容易产生错觉，如果领导骨干不强，确有滑到包产到户的危险。但在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统一分配的前提下，某些部分农活、部分作物，实行联系产量评定奖罚或者以产记工，作为整个生产责任制的一种辅助形式，则是可以允许的。二十五日，毛泽东批示将张平化的来信和附送的湖南省委工作组写的《介绍一个经营管理搞得很好的生产队》，印发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指出：“请各省、市、区党委同志们注意研究，并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改善生产队的经营管理问题。”

同日 让李讷阅读九月八日《文汇报》发表的《更正一则》（于十一（于十一，俞铭璜的笔名。俞铭璜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写给编辑同志的信）。信中介绍了“斧正”一词的来源，说明天下没有不能改的文章，自己作文如能有热心人士多加指点、修饰，总会比自己一个人想得周到些。

9月10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同日 阅薄一波九月八日报送的郭洪涛（郭洪涛，当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给薄一波、谷牧并中共国家计委党组的报告，批示印发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郭洪涛的报告反映了烟台地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情况，农民对工业支援农业的要求等。薄一波在附信中说：郭洪涛同志调查的福山县（福山县当时属山东烟台地区，1983年并入烟台市。）高疃公社制止了单干风，集体经济是巩固的。他们迫切要求国家予以支援，有以下几项：（一）化学肥料，（二）胶皮轮大车，（三）农业机械，（四）小农具，（五）水利建设。应当说，这五项是带普遍性的要求。从此也可以看出工业首先是重工业必须迅速加以改组，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

9月13日 批示罗瑞卿阅看本日《参考消息》的两则报道。一则报道中说，蒋介石空军准备全部改用超音速的F-104星式战斗机，替换旧式战斗机。另一则报道中说：“美国以大量胜利女神飞弹运往日本，能力足以摧毁中共军火工业的基础沈阳，又可使中共军难于再渡鸭绿江，因而更能满足台湾的‘攻击军备’，此为台湾方面所欢迎。”毛泽东对这段话批注：“此段值得注意。”

9月14日 阅中共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冶金工业的品种质量问题的报告和王鹤寿（王鹤寿，当时任冶金工业部部长。1964年4月任中共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兼鞍山钢铁公司党委书记。）的附信。报告说：近几年来，尽管苏联对我们实行技术封锁，我们依靠自力更生在品种质量上还是取得了很大进步，农业技术改造和国防尖端所需要的品种目前已能解决百分之八十至九十，还不能解决的百分之十到二十的品种都是“硬头货”，是今后在技术上设备上的攻坚方向，其制造、安装和技术掌握在一九七〇年左右可能达到目标。王鹤寿的附信说：品种质量与产量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想离开一定的产量水平、一定的发展速度来讲品种质量是困难的。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想明年的生产指标，似应稍高于今年。毛泽东批示“很重要”。

同日 致信杨尚奎：“邵式平同志提出的几项意见（邵式平1962年8月7日对巩固农村集体经济问题提出3条意见：1.建议中央搞一个农村人民公社试办章程草案。2.产品交换权与所有权要相适应，既然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基层供销社应以公社为单位，以生产单位（集体所有）为交换单位。3.现在，非农业人员下放到公社仍然是非农业人员，吃国家供应粮，这样并没有因下放人员而减轻国家安排粮食困难的程度。），请你与刘俊秀（刘俊秀，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及其他在京同志谈一下，提出你们的意见。中央搞的农业和商业等文件，是否已将邵的某些意见包括进去了？‘人民公社六十条’之外，是否还要搞一个‘试办章程’？请将你们的意见告我为盼！”

9月15日 读九月九日《文汇报》发表的北京大学教授周辅成的文章《希腊伦理思想的来源与发展线索》，批示：“少奇同志：此文可一阅，如你有时间和兴趣的话。阅后交陈伯达同志一阅，然后还我。”又写了一个批语：“所谓伦理学，或道德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是讨论社会各阶级各不相同的道德标准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其基本对象是论善恶（忠奸、好坏）。统治阶级以为善者，被统治阶级必以为恶，反之亦然。就在我们的社会也是如此。”周辅成的文章讲了四个问题：伦理学来源于阶级斗争；为奴隶制社会生活所决定的特点；围绕“中庸”、“和谐”为中心的表现形式；争论的问题与派别。

同日 同周恩来谈话。

9月1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印边境冲突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陈毅、贺龙、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徐向前，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1966年1月任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5年1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6年8月又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剑英，当时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1965年1月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66年1月、5月、8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政治局委员。）、罗瑞卿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出席。

9月18日 会见由日本工人教育协会副会长宫川实率领的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代表团，并为日本工人朋友们题词：“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应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访华代表团各位朋友之命，书赠日本工人朋友们。”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9月20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同日 让身边工作人员找来《宋史》和《宋史纪事本末》。

9月21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中印边境冲突问题。

同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政府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阮维祯一行，彭真、谭震林、顾卓新（顾卓新，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在座。

9月22日 阅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西南组九月二十日讨论关于商业问题的决定（九月九日稿）的简报。简报反映：讨论中大家建议，对商业工作中当前存在的问题，如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贪污腐化、特殊化、走后门、组织不纯等，都需要进行批评和整顿，要在决定中讲一讲，以促使商业工作的改进。商业部门应当认真检查，并向全会作一交代。毛泽东批示：“李先念、陈伯达二同志阅。此件内容请注意。退毛。”三十日，阅李先念二十八日的来信，信中说：我们觉得西南小组以及全会其他小组对商业工作提出的批评和意见很宝贵，很重要。我们要切实检查，认真改进。经请示邓小平同志同意，我们打算在国庆节后，立即召集商业、粮食、供销社、外贸、财政、银行各部党组成员开会，检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讨论如何具体执行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特别是抓支援农业、改善经营管理、改进工作作风问题，坚决扭转见事迟、动手慢、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作风，以便鼓足干劲，做好工作。毛泽东阅后批示：“刘、周、邓、先念、富春、震林、一波各同志阅。我认为此信写得很好，接受批评，认真办事。这样就有主动了，就不是见事迟，动手慢了，就不是官僚主义了。其他部、委也应当采取此种态度。”

9月23日 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亲王，陈毅在座。毛泽东称赞老挝南塔、孟新一仗打得很好，使得联合政府组成了。赞成老挝在两方面必须有充分的准备，一方面是把联合政府维持下去，愈长愈好；一方面是准备打。这样就不吃亏了。如果没有准备，就会吃亏，要作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

同日 阅邓小平九月二十三日的报告。报告说：“主席：现在书记处的名单是：书记——邓小平、彭真、王稼祥（王稼祥，当时还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黄克诚、谭政（谭政，当时还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65年11月任福建省副省长。）。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黄克诚已撤销书记职务。谭政已停止书记的职务，但未正式撤销。建议十中全会：（一）撤销黄克诚、谭政两同志的书记职务。（二）补选陆定一、康生、罗瑞卿三同志为书记处书记。是否妥当，请批示。”毛泽东批示：“退小平。照办。”

9月24日27日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等文件。全会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全会增选陆定一、康生、罗瑞卿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决定撤销黄克诚、谭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全会肯定一九六一年九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全党贯彻对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加强农业生产战线取得的成效。强调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坚决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对国民经济进一步地进行切实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无论在现在和将来，我们党都必须提高警惕，正确地进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

9月24日 上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幕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这次中央全会，要解决几个重大问题。农业问题，商业问题，这是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三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党内团结的问题。工业问题，计划工作问题，是第二位的问题。另外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监察委员会扩充成员问题，一个是干部上下左右交流问题。这次全会可以说不是今天开始，已经开了两个月了，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在北京又开了一个月。实际的问题，在那两个月各小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是开大会，就不需要多少时间了，大概三天到五天，二十八日肯定要结束。毛泽东在讲话中，再一次讲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他说：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呢？应当肯定，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因为国际资产阶级的存在，因为本国资产阶级残余的存在，因为本国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阶级中间还不断地生长着资本主义分子，所以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了，它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于要复辟的。在欧洲，封建阶级被资产阶级推翻以后，有几次复辟。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我们可以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代表大会就讲，全党提高警惕，使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关于形势问题，国际形势是很好的，国内形势过去几年是不好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这两年是低潮，因为我们办错了许多事，主要是高征购、瞎指挥两个大错误。在一九六〇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始改变了。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国内形势是一天比一天好的。关于矛盾问题，包括我们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同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的矛盾，各国人民同本国反动阶级（主要是反动资产阶级）的矛盾，各国人民同修正主义的矛盾。在我们中国人民也有同国内修正主义的矛盾。国内的修正主义，我们过去叫它右倾机会主义，现在看恐怕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在北戴河和北京开的两个月的会，我们讨论的是两项性质的问题：一项是工作问题；一项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关于工作问题，我不准备多讲。我现在只讲一讲怎样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我说，还是照我们历来的方针，不要改变，即：不管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只要认真改变，我们就欢迎，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运动的那个路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我们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的，一看二帮嘛。只要你改正错误，你改好了，就好了嘛。我们坚决采取这样的态度。我劝一些同志，无论是里通外国也好，搞秘密反党小集团也好，只要把自己那一套端出来，诚实地向党承认错误，我们就欢迎他，决不采取不理他的态度，更不采取杀人的态度。还有一点，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问题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这一点，请各部门、各地方的各位同志都要注意。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研究工作的，后头来了一个风暴，大家都搞阶级斗争，就把工作丢了。那一回，反党集团扰乱了我们的工作，当时我们还不觉悟。这一回，可不要这样。同志们回去传达的时候，也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阶级斗争和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我们不要受干扰，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的时间要做工作，但是要有专人对付这个阶级斗争。在讲话中，毛泽东还谈到了对右派分子平反的问题。他说：右派分子如果真正改正了错误，就摘掉帽子。不过近来有一股平反之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是不行的。我们的方针应当是：真正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搞对了的，不能平反。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据当时出席会议的薄一波回忆，在毛泽东这次讲话时，康生递了一个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个条子。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30、1131页。）这是搞上层建筑。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列宁的学说，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就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当着我们没有将它们结合或者结合得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受挫折、失败；结合得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就胜利。现在讲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问题，是结合了还是没有结合，是结合得好一些还是差一些。现在我们正在逐步逐步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讲话后，陈伯达作《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其间毛泽东插话说，我们农业要过关，就是要化学肥料，要拖拉机、农药、种子等，要靠科学。过去不重视科学家，从现在起要重视起来。这次精简，农业部门把种子站、牲畜配种站、农业技术推广站、农业试验场等都减掉了，这些东西不应该精简，这些东西要保留，现在要恢复。商业部门也搞弱了，把供销社取消了，骨干分子调出去了，这些也要恢复。

同日 批示将《中国青年报》九月二十二日发表的《“永不走路，永不摔跤”》（“永不走路，永不摔跤”是华君武一幅漫画的讽刺性的题旨，这幅漫画画了一个不倒翁，并在不倒翁身上写了这八个字。《中国青年报》发表的这篇文章用这八个字为题，批评那种怕“出头的椽子先烂”，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处世方针。文章说：只要工作就可能犯错误受挫折，谁要是怕犯错误和怕受挫折，而不敢工作，这样的人也就永远不会很好地工作。）一文，印发八届十中全会，指出：“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9月25日 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上午，李先念作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报告，董必武讲话。下午，薄一波、朱德讲话。当李先念讲到粮食问题时，毛泽东说：为什么去年比前年好？除了有“十二条”、“六十条”之外，还有物质原因，农民少拿出一百七十七亿斤粮食（指粮食征购1961年度比1960年度减少177亿斤。）。社会主义我们不会办，没有经验，现在开始有点经验了。他说：现在要使两头多，中间少。两头，就是农民一头，中央一头。农民一头，就要使他多留，这样他就能够多吃，能够较多地留饲料，能够保证种子。还有一个，他就能够储备一点，储备在农民家里，生产队也储备一点，以便备荒，应付突然事变。再一头是中央。中央现在很少，所以要进口，以后中央要逐年增加一点。中间就减少，要少征少购。从哪里来节省？就是把城市人口减下去，各省、地、县把机构减少。但是，不要把农业机构减少，科学机构、供销社也不要减少。要把那些勤杂人员，很多的副书记，很多的委员，很多的家属，总之把那些吃商品粮的减少。还有各级层层加码的那种附征、自筹粮，专区也有，县也有，公社也有，大队也有，现在我们中央不要有，也不许他们自己搞。他们自己搞，实际上就是大吃大喝，贪污浪费，损害干部。把这个中间层的附加搞掉，就少征了，也少购了，也少销了。省要有机动粮，要有储备，中央要储备一点，也储备在省那里。当李先念讲到对于生活困难的职工，要考虑给予适当的补贴时，毛泽东说：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准备今年冬季调整。大概明年这一年准备增加工资，大约要增加十五亿到二十亿元人民币的工资。但是同志们，我们这些人不在内。当李先念讲到要加强商业部门的经营管理时，毛泽东说：无论农业方面的问题，工业方面的问题，商业方面的问题，大家都要注意研究。我们中央委员会大家都要注意。我这个人对于商业也是不通的，我没有做过生意，也没有抓过商业工作。这回我发了一个狠心，就是要跟你们打个交道。商业企业经营管理条例，你说准备在下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提请讨论，这个要改一下，不一定是中央工作会议，改成在下一次适当的会议上。因为这个问题我还想开中央全会来解决，使大家能够接触这个问题。过去我们全会开少了，一年应该开几次。李先念讲完后，毛泽东说：建国十三年了，商业部门就没有总结出一个像“农业六十条”那种教育性质的文件。这样的文件，不仅六百万商业队伍要了解，就是我们所有党政工作同志，我们在座的人，各级党委、政府、人民团体，都要了解。这一次我们搞了两个文件，一个是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再就是今天先念同志这个报告，这样就有规章制度了。现在还少一个管理条例，讲具体地怎么做生意。但是，我们应该承认，商业工作从现在起开始好转，你看搞出来两个文件嘛。在董必武讲话时，毛泽东插话谈到了中共党史上的一些历史人物。他说：王佐、袁文才（王佐，曾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2团副团长兼第2营营长、红军第5军第5纵队司令员。袁文才，曾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2团团长、红军第4军参谋长。1930年2月，王佐、袁文才在江西永新被错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是敌人所非常痛恨的，他们又是有群众基础的，所以不能讲他们怎么很坏。高敬亭（高敬亭，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8军政治委员、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39年6月在安徽肥东被错杀，1977年4月平反。）不该杀。杀了季振同（季振同，曾任国民党军第26路军第25师第74旅旅长。193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2月参加领导宁都起义。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5军团总指挥。1934年10月在江西瑞金被错杀，1979年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为季振同平反。），也是不好的，不应该杀的，那是宁都暴动的一个领袖。至于写《野百合花》的王实味，是不应当杀的，可以让他做点技术工作嘛。

9月26日 晨，同周恩来谈话。

同日 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上午，刘少奇、邓小平讲话。下午，周恩来讲话。刘少奇讲话时，毛泽东多次插话。刘少奇说：在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遇到的困难面前，有三种态度：第一种，坚持克服困难，坚持毛主席、中央的革命道路，继续胜利前进。第二种，在困难面前被吓倒、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向后倒退，单干。毛泽东插话：名义上没有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说是经营管理方式，实际上就是单干。刘少奇说：第三种，利用我们暂时的困难，向党发起进攻，企图推翻党的领导。第二种态度是动摇、不坚定，丧失信心，不懂得马列主义；第三种是敌对阶级的态度。毛泽东说：第二种是不懂马列主义，属于认识问题，过几年一看形势好些，就改了，当时没有想到全局和前途，没有想到国际国内关系。刘少奇说：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条标准，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党的领导。毛泽东说：主张包产到户和单干，可以建议，但不能采纳。刘少奇说：现在我们的困难到底有多大？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开始好转，应该继续前进，要坚持革命的道路，但宣传还要注意一点，还要讲有困难。毛泽东说：去年比前年好些，今年比去年还要好些。一个是公报，一个是领导干部讲话，不能一股风，讲得太好了。刘少奇说：今年五月会议对困难估计多了些。单干风大，实际单干的不多，并不严重，只有安徽、甘肃多一点。已经单干了的，可以重新组织起来，不愿意的不勉强，先组织那些愿意组织起来的。毛泽东说：有一家就一家，有几家就几家。十家有三家、五家、七家愿意的就组织起来，不愿来的就不来，也不要骂他们是走台湾的道路，但要说他们的方向是不正确的。将来要来还可以来，现在不要闻风而来。散得很多的地方，如安徽可以分二年、三年，说服愿意的先组织起来，一年增加一些。邓小平讲话说：现在看来政治挂帅很重要，什么是政治挂帅，就是要把形势、方针、办法向群众交底，交清楚。凡是讲清楚了的，就很好，工厂、农村、军队都是如此。毛泽东说：这次军队到福建，纪律很好，七个师，十几万人，只有几个开小差的，士气很高，证明人民、战士、干部是可靠的。

9月26日、27日 多次修改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稿。公报稿中有一句话是：“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毛泽东在第一处“存在着”前面加写“在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又将“几百年”改为“更多的时间”。在这句话后，毛泽东加写一段话：“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在公报稿中的“这一切都说明了，无论在农村或者城市，我们的经济情况正在一天一天地好起来”这句话后，毛泽东加写一段话：“应当指出，我们还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得好，例如还有一批生产队、一批工厂、一批商店，由于领导人员不得力因而减产或者不受群众欢迎。我们应当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使它们迅速地好起来。”

9月27日 上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柯庆施、刘澜涛、彭真、李富春先后讲话。在柯庆施讲话时，毛泽东插话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他说：关于集中统一跟分级管理，主要的矛盾侧面应该是集中统一。分级管理本身也有集中统一和分级管理。党内的相互关系是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政府机关也是这样。我们叫民主的集中制。比如，我们开了两个多月会，为什么目的？就是这么糊里糊涂，大家纷纷议论，无结果而散，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我们这个党的作风，不是强加于人，不是什么不能讲话。我们是什么人也能讲话，包括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他也可以讲话。这样充分展开讨论，加以分析，就分清是非了，大家就有一个统一的意志了。一个党也好，一个国家机构也好，一个军队也好，没有一个统一的意志，像昨天小平同志讲的，一人一条心，或者这一堆人一条心，那一堆人又一条心，我们现在有六个大区，有六条心，中央有几十个工作部门，有几十条心，那怎么办呢？那不好办。所以，每年总得有一次到两次，不惜时间，展开辩论、分析，把各种意见加以比较，求得一个统一的意志。所谓统一的意志，就是集体的意志。所以，民主是为了集中，分级管理是为着集中统一，有个矛盾的主要侧面。过去第一书记说了就算，这个方法今年一月我们批评了。要实行第一书记说了多数人同意才算，多数人不同意，即使你是正确的，你第一书记也得服从。要建立这样的民主集中制。在彭真讲话谈到国民经济恢复问题时，毛泽东插话说，今后五年，不只是恢复，应该有所发展。全会于本日闭幕。

9月下旬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应王稼祥的要求同他谈话。王稼祥说，我在莫斯科裁军大会所犯的错误（莫斯科裁军大会，指1962年7月9日至14日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举行的争取裁军与和平大会。王稼祥所说的“错误”，指他在主持起草中国代表团的讲话稿时提出，讲话稿不仅要表示充分支持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而且要表示高举和平旗帜的立场。根据这个意见，代表团在大会的讲话稿中讲和平、裁军的内容较多，同时同意了没有反对美帝国主义字样的大会共同文件，引起几个亚非国家代表团对中国代表团的不满。为此王稼祥在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的小组会上受到批评。），想在十中全会上专门作一篇检讨发言。毛泽东说：你的问题不必弄到常委会议上，也不必到中央全会上去作检讨，中联部有几个副部长对你有意见，你同他们好好说通了就行了。

9月28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中央总书记阮文孝率领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廖承志、耿飚（耿飚，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刘宁一在座。毛泽东首先询问越南南方的人口、面积、地形、武装力量等情况，然后向客人介绍中国共产党进行武装革命的一些经验。他说：越南南方的战争形势有些像中国打日本侵略者时的形势，有许多根据地，但彼此间被敌人隔断着。敌人力量很强大，军队多，武器多，武器好；我们军队少，武器较少、较差。但是，我们能够战胜现代化的军队。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为什么敌进我退呢？因为它强大，我就退一步，等它搞得疲劳时，我再打。它没有办法了，困难了，就要逃跑，它逃跑，我们就追。这也是老百姓教会我们的。我们这些人本来是不知道打仗的，也是文化人，和你们差不多。我们一方面是在受群众教育，一方面是敌人来教育。

9月29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夫人哈蒂妮·苏加诺，江青、王光美、邓颖超、陈毅和夫人、黄镇和夫人等在座。毛泽东说：印尼是中国的好朋友，中国也是印尼的好朋友。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我们的朋友很多。你们收回了西伊里安，反帝获得了胜利。苏加诺总统要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我们很赞成。从第一次亚非会议到现在已经多年了，第二次亚非会议到现在还没有开。我们支持你们，这是一件事。其次，暗藏的敌人要谋害苏加诺总统，要保持警惕，把安全检察机关搞好一些，就可以控制住暗藏的敌人。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锡兰（锡兰，今斯里兰卡。）驻中国大使佩雷拉，耿飚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是两个友好的国家，两国人民友好，政府也友好，两国在经济贸易上交易也不少，你们是第一个突破禁运卖橡胶给我们的国家。当佩雷拉说，他学生时代就读过毛主席的著作，并通读了《毛选》第四卷时，毛泽东说：我们的党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斗争了几十年，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斗争了几十年。中国曾经是几个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从一八四〇年算起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间经过许多斗争，如太平天国、义和团，还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那是一次典型的民主革命，但都失败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斗争才成功了。我们经过二十八年的斗争，其中二十二年是武装斗争。当中也经历过好几次失败，几起几落。我写的文章就是反映这几十年斗争的过程，是人民革命斗争的产物，不是凭自己的脑子空想出来的。先要有人民的革命斗争，然后反映在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既然有人民革命斗争，就产生要采取什么政策、策略、理论、战略战术的问题，栽了跟头，遭到失败，受过压迫，这才懂得并能够写出些东西来。

同日 阅《外事简报》第一三七期，批示：“送王稼祥、伍修权、刘宁一同志：此件值得一阅。国内外修正主义都要里通外国。我们做国际工作的同志必须注意这一点。否则一定会上当。如有必要，请你（指王稼祥。）找若干做外事工作的同志（例如十几个人，有外交部、外办、外交学会、对外文联等处的同志参加）开一次座谈会，以日本事件及其他事件（多得很）为例，引起警惕。”

9月30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南非共产党学员代表团，刘宁一、吴学谦（吴学谦，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五处处长。）在座。毛泽东首先询问南非的经济发展情况、人口、工人与农民在人口中的比例等。接着他说：谈谈中国情况，交流一点经验。我们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这一点我想是适用一切国家的。南非也是一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你们国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我们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从一九三五年起开始总结经验，以后在抗日战争时期又认真地总结了一次经验，制定出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总路线——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路线。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它还要继续发展，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把什么真理都总结好了。我们相信马克思创造的唯物辩证法。按照唯物辩证法，世界上一切事物，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有一个发生、发展和终结的过程。也许一万年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会变成某种什么别的东西。但是唯物辩证法是不会变的，它是绝对真理，其余的都是相对真理。有人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太行了，更有人说完全不行了，我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他还说，我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同外国的同志、朋友谈谈。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三周年庆祝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晚上，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

同日 嘱周恩来要注意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加强警卫工作。当天，周恩来组建了以罗瑞卿、谢富治为正副组长的九人警卫领导小组，进行了周密布置。

10月2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会议决定，十月三日照会印度政府，双方还是在十月十五日举行会晤（1962年9月13日，中国政府曾向印方建议，10月15日先在北京、后在德里进行谈判，双方的武装部队沿边境全线各自后撤20公里。印度政府不同意这一建议，要求中国军队在东段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属于中国的领土上撤出。），会晤中双方的意见都可以提出来。印度政府于十月六日拒绝了这一建议。

10月5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武元甲（武元甲，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越南人民军总司令。）率领的越南军事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叶剑英、罗瑞卿、萧向荣（萧向荣，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公厅主任。）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是互相交换意见。你们党政军的工作做得很好，在南越有游击战争，我们非常赞扬南越人民的斗争。今后敌人怎样进攻，我们怎样对付，需要很好的分析。过去几年，对于帝国主义如何进攻的问题，我们想得不多，现在得想一想。如果敌人进攻，它必定失败，我们必定胜利，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帝国主义的手伸得太长了，什么地方都想抓，第一是欧洲，第二是亚洲，第三是非洲，第四是拉丁美洲，十个指头按十只跳蚤，结果是一个也抓不到。在战略上，要看到帝国主义的弱点，但是对他们的长处也不能轻视。如果在武器上比较，我们是比不过他们的，只有苏联比得过。如果美国打进中国来，我们只能使它逐步地吃亏，不能设想很快地赶走它。如果美国进攻北越，他们的基地就更远了，他们也不能不考虑到南越人民的游击战争，不能不考虑到老挝和泰国的人民斗争，也不能不考虑到中国、朝鲜，更不能不考虑到北越的力量。你们的情况，我看是好的，美国还不敢轻易下手。你们处在东南最前线，我们非常关心南越和老挝的情况。你们在那里已经抓住了美国的一个“指头”。南越的战争，以前他们说要打十八个月，后来说要五年，甚至又说要十年。再打五年、十年，美国感到更不行了，那时你们提出召开日内瓦会议，可能他们将不得不妥协。再不然就干涉得更厉害一些，那也是一个可能。美国在东南亚要进一步出兵，也是没有出路的，使中国、北越和其他东南亚国家都闹起来了，它能吃得消吗？在南越它都搞不下去，何况北越和中国？

10月上旬、中旬 印度加紧备战，准备在中印边境发动新的军事进攻。十月五日，印度国防部宣布在东部军区成立一个新的军团——第四军，任命陆军参谋局长考尔中将为第四军军长，专门执行对中国的作战任务。十二日，尼赫鲁下令，要印军“把中国人从‘东北边境特区’（即现名所谓“阿鲁纳恰尔邦”的绝大部分，位于中印边境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和传统习惯线之间，历来是中国的领土。）赶出去”，妄图把中国军队从中国的领土上赶走。十四日，印度国防部部长梅农发表讲话，说“我们将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美联社、法新社驻新德里记者反映，在今后几天之内，印军可能要发起攻势。

10月8日 下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贺龙、聂荣臻、罗瑞卿开会，讨论中印边境冲突问题。同日，鉴于印度军队已做好大规模武装进攻中国的准备这一情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发出歼灭侵入克节朗的印军（1962年8月，印度军队侵入克节朗地区。）的预先号令。同一天，周恩来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表明：如果印军一旦发动进攻，我们就坚决自卫。还指出，印度使用苏制米格式直升机在西段和东段进行空投，运送军需，这对我们前方战士是有影响的。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十月四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三四八号刊载的一个材料《恐“敌”病一例》。这个材料说，今年八月间，黑龙江省北安市双泉公社党委书记夜间鸣枪赶狼，当地许多社队干部和社员群众听到枪声误认为是敌人来进攻，惊恐万状，纷纷躲逃。毛泽东阅后批示：“刘、周、朱、邓、瑞卿、富治同志阅。此事拟在常委会上谈一谈。阅后退毛。”

10月10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即将离任的柬埔寨驻中国大使兰·涅特，周恩来在座。毛泽东说：中柬两国是友好的国家，是互相支持的。你们在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下进行的斗争是正确的，世界上很多人是支持你们的，希望你们团结起来战胜困难，你们会胜利的。

10月14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十五日晚上，又在颐年堂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10月17日 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同时炮击中国边防部队的前沿阵地，进行大规模武装挑衅。侵入麦克马洪线以北克节朗地区的印军向中国边防部队连续发动进攻。此后数日，印军继续发动大规模进攻。

同日 下午一时半，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陈毅、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开会，讨论对印度军队的进攻进行自卫反击问题。晚十一时，签发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命令指出：为了保卫祖国边疆，中央决定进行反击战役。西藏军区部队首先粉碎印军对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克节朗地区的进攻，并准备连续作战，歼灭可能来援之印军。新疆边防部队，首先粉碎印军的进攻，然后歼灭侵入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之印军，并视情况扩大战果。反击战役于十月十九日拂晓全线同时开始。随后，中央军委接受西藏军区的建议，将反击战役开始的时间改为二十日拂晓。

10月20日 拂晓，中国军队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开始。晚七时，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开会。二十一日晚七时，同周恩来谈话。二十二日晚七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10月2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由于印度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进一步侵占中国的大片领土，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方面现在正式宣布：“为了防止印度军队卷土重来，再度发动进攻，我边防部队在自卫战斗中，没有必要再受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约束。”

10月23日 晨五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讨论解决中印边境武装冲突问题。为表明中国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争端的一贯主张，决定由中央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境问题的建议。政府声明由周恩来主持起草。晚十时余，毛泽东再次召开会议，讨论通过政府声明。

10月2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为寻求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途径，郑重地提出三项建议：“（一）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重在整个中印边境上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脱离接触。（二）在印度政府同意前项建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双方协商，把边境东段的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同时，在边境的中段和西段，中印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有关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停止武装冲突事宜，由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三）中国政府认为，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在双方认为适当的时候，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总理前来北京；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便，中国总理愿意前往德里，进行会谈。”同时，周恩来致信尼赫鲁，呼吁他积极响应中国政府的建议。为配合政府声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命令中国边防部队停止追击，暂不过达旺河，在达旺河以北集结待命。印度政府在十月二十四日收到中国政府声明的当天下午，拒绝了中国的建议。二十七日，尼赫鲁复信周恩来，拒绝中国政府二十四日声明中的建议，提出以恢复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前中印边境全线的局面，作为进行停战谈判的先决条件。

10月26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10月27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11月3日 阅罗瑞卿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日关于力争在一九六四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报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报告说：最近，二机部在分析了各方面的条件以后，提出力争在一九六四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但在国内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而且在国际上也会产生巨大影响。实现原子弹爆炸，是全国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水平的集中表现，绝非哪一个部门所能单独办的。除二机部外，还必须取得各工业部门、科研单位的密切配合，以及全国在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援。现在离预定的爆炸日期只有两年的时间，为了更有力地保证实现这个目标，建议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工业的领导，随时检查督促计划执行情况，并在必需的人力、物力上进行具体调度，及时解决在研究设计和生产建设中遇到的问题。这个建议，少奇同志已原则同意。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们考虑最好是由总理抓总，贺龙、富春、张爱萍（张爱萍，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62年12月又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先念、一波、定一、荣臻、瑞卿、赵尔陆、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赵尔陆，当时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1966年5月任主任）、国防工业政治部主任。刘杰，当时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兼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孙志远，当时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兼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段君毅，当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高扬，当时任化学工业部部长。）等参加。

11月5日 晚上，在中南海会见委内瑞拉共产党军事学习代表团，刘宁一等在座。毛泽东概括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的一些经验，并向代表团建议：你们最好是学习古巴的经验，古巴离你们很近，古巴革命比较新，没有像中国革命经过二十多年。还有阿尔及利亚的经验也值得研究。他说：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一切道路都要转弯。中国的经验，你们可以学习和研究，但不能硬搬，要适合你们的历史条件，要适合你们的具体情况，要创造，不适合你们历史条件和目前情况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希望你们只把外国的经验当作参考资料，本国的事情由你们决定。

11月9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11月1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和中印关系问题的通知，说明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背景、性质、发展趋势和中国的方针。这个通知，是根据毛泽东十一月十三日的指示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定后发出的。

11月15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同日 致信杨开智（杨开智，杨开慧的哥哥。）：“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望你节哀顺变。”

11月18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11月19日 上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同日 阅本日《参考资料》刊登的十一月十八日《尼赫鲁在印“国防义勇军日”讲话》和《拉达克里希南（拉达克里希南，当时任印度总统。）诬蔑我“欺骗”印度》等文。尼赫鲁和拉达克里希南十八日在讲话中都说到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之间的分歧。下午四时，毛泽东批示：“突然大谈和平解决。送总理阅。请外交部研究一下，印度领导人过去几天，是否有过十八日这种论调。”四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研究促进中印和平谈判问题。会后，周恩来、陈毅立即约见印度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表示中国非常同意印度总统的主张，中印双方可以立即开始谈判。接着，周恩来、黄镇约见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苏卡尼，向他表示中国领导人希望苏加诺总统促进中印和平谈判。

11月20日 下午六时，同刘少奇、周恩来等谈话，商定我国政府于二十一日发表重要声明，先走一步，主动采取积极步骤，扭转日趋严重的中印边境形势。晚十一时，毛泽东批示立刻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向干部和群众宣传解释我国政府的声明给各级党委等的紧急通知。

11月21日 晨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声明指出：印度政府直到现在还拒绝中国政府十月二十四日的三项建议，继续扩大边境冲突，使中印边境局势日趋严重。为了扭转这种局势，中国政府决定主动采取措施，促进这三项建议的实现。中国政府宣布：一、从十一月二十二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二、从十二月一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三、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声明说：中国政府真诚期待印度政府作出积极的响应。如果印度军队继续进攻，重新推进到实际控制线，留在实际控制线，或越过实际控制线，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利，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同日 晚九时半，同周恩来谈话。商定由周恩来约集外事办公室、外交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人民日报社有关人员开会，商议在这次中印边境斗争的胜利中如何扩大影响问题。二十二日，周恩来和陈毅召集上述单位的有关人员开会，拟定了几项措施。

11月22日 晨零时，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

11月23日 让身边工作人员找来除《宋史纪事本末》以外的其他各朝纪事本末。次日，又要《续通鉴纪事本末》。毛泽东说，读完《元史》，再读《通鉴纪事本末》，然后读《续通鉴纪事本末》。

11月25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11月27日 晨，审阅修改周恩来关于中印边界问题致苏加诺的信稿。信中说，中国政府按照苏加诺的意愿，特派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到雅加达，就中印边界问题同他交换意见。中国政府希望苏加诺推动印度对中国政府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声明采取相应的措施，并且促成中印双方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

同日 晨，审阅修改周恩来关于中印边界问题致缅甸联邦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奈温的信稿（代拟稿）。毛泽东将信稿中“阁下对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所持的公正态度和所作的崇高努力，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印和解，而且对巩固亚非国家的团结、维护亚洲的和平，也将是珍贵的贡献”一句中的“珍贵的”，改为“有益的”；在信稿的“中印边境上原先十分险恶的局势已经开始有了转机”一句中，将“原先十分险恶的局势”改为“原先的那种局势”，将“转机”改为“缓和”；将信稿的“仅仅中国一方面采取这种行动，还不能完全有效地防止冲突不再起，也不足以为谈判创造良好的气氛”一句，改为“仅仅中国一方面采取这种行动，还不能防止冲突的再起，和为谈判创造良好的气氛”。修改后批示：“总理：近几天一些外交文件，在措词方面有些欠当，这就是一件，我改了一点，请你再阅。”

11月30日 下午一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了四个问题：一、推迟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时间，定于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五日左右举行，以便下边安排工作。二、明年上半年开一次人大会议，确定计划和预算，下半年一次，改选。相应的，下半年开一次党的八大三次会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后来没有举行。），一千二百名代表要扩大到二千名左右，每县一人，还有各方面的。人大改选也要有二千名以上代表。三、国际反修问题。今后凡是国际性的会议，人家邀请南斯拉夫，我们仍然到会，不退席。免得人家用此办法剥夺我们的发言权，不让我们接触群众。意大利党代会带头邀请南斯拉夫，又指名攻击中国，不只阿党问题，还有纸老虎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以后的斗争，怎么样，要研究。现在看，今后的斗争，更加展开了，就需要一系列的东西，也要有适当的刊物。要马上办的，是把《北京周报》变成国际上的《红旗》杂志，变成理论资料性的刊物，作为武装国际左派的东西。《北京周报》搞英文、西班牙文、法文版等，由中联部提出报告，经常委批准，开工。香港出版一文摘，可以正反面文章都登，在香港出，北京编。纸老虎问题，赫鲁晓夫、陶里亚蒂（陶里亚蒂，当时任意大利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都攻。四、组织工作会议的问题。（1962年12月4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11月3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内容时说：组织工作会议的问题，常委都赞成书记处意见，重新登记党员。明年试点，后年全面登记。全面登记就是全面教育，要搞得严一些。主席说，程潜提出1700万党员是否多了？主席很欣赏，执政党党员多了管不了。一是清洗一批，一是搞共产主义小组，再是吸收一批。）

同日 下午六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副总书记阿吉托罗普一行，刘宁一等在座。毛泽东主要谈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和农民问题。他说：有两种统一战线，一种是劳动人民的统一战线，他们是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一种是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一个是被剥削阶级，一个是剥削阶级，过去有人说不可能建立统一战线，但实践证明是可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受压迫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也是压迫他们的，他们自己是没有力量赶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中间性的剥削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要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而不是打倒的问题，争取他们也要经过斗争。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虽然工人是领导阶级，但人数不多。一九四九年中国才有将近四百万产业工人，农民有几万万人。农民跟着我们走了，民族资产阶级才不得不也跟着我们走。农民问题很重要，谁能解决农民问题，谁才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历史上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孙中山也不能解决农民问题。

12月2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主席洛夫林率领的挪威共产党代表团，刘宁一等在座。毛泽东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大约有五百万，其中也有不同我们合作的。人的思想不能强迫，强迫是办不到的，要自愿，慢慢来。如果不愿意，可以暂时保留，保留十年、二十年，有人一直保留到去见上帝，只要他不造反，我们不强迫改造。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搞工业、农业的知识分子进步快，另一些不接触工农和实际的知识分子进步慢。当得知中方没有安排挪共代表团同中国的教授交谈时，毛泽东说：我们方面未安排，这是缺点，以后应注意。例如，可以安排同溥仪、傅作义、荣毅仁（荣毅仁，曾任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上海市副市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和民主党派的人谈谈。社会是很复杂的，各个阶级中有各种人，很反动的阶级中有部分人也可以说服。马克思主义要改造全人类，包括改造反动派。被俘的蒋军中有少将、中将、上将，将军不少，有一大批是被特赦的。美国经常说我们杀了很多人，但他们不说我们不杀皇帝和这批将军，台湾也不说。

12月3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巴西客人拉格尔·柯索伊夫人和阿马里利奥，楚图南、姚溱（姚溱，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厅副主任、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在座。会见中，谈到中国工业建设和毛泽东著作等问题。毛泽东说：中国的工业基础是有了一些，但不够，并且不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就可以建立起来，可以赶上世界水平的，需要一个世纪。我们准备用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当阿马里利奥谈到毛泽东的著作在巴西很需要，毛泽东写的诗也很受欢迎时，毛泽东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就是记录三年解放战争的事，从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起三年多，可以看到蒋介石是怎样向我们发动进攻的，开始我们是怎样丢失很多地方的，然后怎样发动反攻打败他们的。可以看出我们党的一些倾向，一些错误思想，我们是怎样纠正的，才使革命得到了胜利。这是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革命的不完整的记录，只是一个轮廓。要完全的记录那就多了，我们的报上有许多文章，别的同志也发表了不少的言论。敌人方面的，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材料在这本书里反映得不多。当拉格尔谈到相信巴西革命最后会胜利时，毛泽东说：不是这些人胜利，就是那些人胜利。比如在我们中国，我们这些人留下来了，这只是偶然留下来没有被打死的。总有人会取得胜利，这是必然的。至于什么人领导，是张三还是李四，是带有偶然性的。当拉格尔说毛泽东的著作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时，毛泽东说：我们是这样提法的——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恐怕在拉丁美洲，在巴西，也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自己国家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12月9日 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12月10日 到达天津。下午，在专列上听取刘子厚、吴砚农、杨一辰（吴砚农，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一辰，当时任河北省副省长。）、万晓塘汇报中共河北省委传达贯彻八届十中全会情况和当前农村情况。当汇报到单干问题时，毛泽东说：单干哪一年也会有一点，有百分之几的人单干不怕，让他单干。当汇报到副业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人讲，吃饭靠集体，花钱靠自由。要把副业搞起来，不搞副业，农民从集体就分不了多少钱，就要吃饭靠集体，花钱靠自由了。关于养猪问题，他说：猪就是化肥厂，现在看生产队非养不可，大队和公社也可以养一些，养种猪，养母猪。但是不要变为机关生产，万万不能再搞一平二调，不要把户养的猪调上来，调一头猪也要受处分，要自己搞猪苗。关于水利问题，他说：农业要上去，首先要解决水和肥的问题。水，就要修水库、打井、排涝。肥，主要是养猪。还有个林，房前屋后、公路两旁、铁路两旁、渠道两旁，都可以栽树。树多了，空气中的水分就多了，树还可以防风、防沙，夏天劳动者还可以在树下休息，还可以用材。种果树，还可以吃水果。农、林、牧、副、渔，主要是农、林、牧。这些事情，省、地、县要有个部署，不要搞急了，要一批一批地解决。要搞水利十年规划。过去看过你们的一个规划，再来时把你们的水库、打井和解决碱地洼地的规划看一下。水利、工业都不能冒进，要分步骤有计划地一步一步地搞。当毛泽东了解到今年农村秩序很好时，说：是啊，“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见《管子·牧民》，原文是：“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史记·管仲列传》引述时作“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关于整风整社问题，他说：整风整社不要打击很多人，只打击那些违法乱纪、投机倒把的，对这些人也是处分那些严重的，一般的采取教育的办法。是用说服教育的办法，用民主的办法，开会讨论，多开小组会，少开大会。有错误，谁的账就是谁的账，是上边的由上边负责，是下边的由下边负责，是中间的由中间负责。除违法乱纪、投机倒把的以外，一律采取教育的办法。当了解到河北有三十个县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会议没有开好时，他说：要派得力的干部去开好县的会。比如你们下去开，开以前可以先派些工作队，作些调查研究，准备好再开。最后，毛泽东说：这次是谈农业，下次再来谈一次工业。团结起来，努力工作，小心谨慎。回去问大家好。

12月11日 到达济南。在专列上同谭启龙等谈话。十二日，谭启龙在中共山东省委常委会议上说，昨天主席主要谈了党的问题、训练干部问题、整风整社问题。

12月13日 到达南京。十五日下午，由江渭清陪同到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共江苏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以及省市机关、部队和厂矿企业的干部。毛泽东勉励他们：“团结起来，努力奋斗，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12月14日 审阅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这篇社论主要是针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攻击中国共产党是“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教条主义”和“民族主义”而写的。）稿，批示：“小平同志：此文已阅，认为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又，题目似宜改一下，更为概括和响亮些。”毛泽东将社论的原题《坚持真理，分清是非，团结对敌》，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十二月十五日，这篇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12月16日 到达上海，住西郊宾馆。

12月21日 召集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了解传达贯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情况和农业情况。毛泽东问：有人说的“人口越报越多，土地越报越少，产量越报越低，灾情越报越大”，这种情况改变了没有？接着指出：要依靠农民，引导他们到生产上去想办法，不要引导到分配问题上去。分配要公平合理，也要照顾四属户、五保户。在谈到精简问题时，毛泽东说：上层建筑是保护经济基础的。我们要保护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上层建筑的机构和人员不能太多。抗日时期就规定根据地的脱产人员不能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几。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只有五个人，我、恩来、弼时（弼时，即任弼时，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定一、乔木。只是我有一个秘书。现在省级机关人很多，减人要继续贯彻。现在公社、大队的干部很多，这要有很大一笔人头税。县太大了不行，历来就是人少好办事，层次多了不好办事，这个问题要解决。现在省、地、县、社、队都要有一个好领头，没有干部条件，搞不好。对安徽省委提出的春耕前要改正“责任田”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毛泽东说，何必那样着急，不必匆匆忙忙，一批一批地搞，春耕前搞一批，秋后再搞一批。在谈到华东局正在召开的会议时，毛泽东说：两次郑州会议都开得太短了，没有把问题搞透，第二次郑州会议时，要忙着去搞春耕，缩短了，未解决问题。广州会议开一个月，北京会议开一个月，就好了。思想问题要搞透，开会短了不解决问题。毛泽东还说：对修正主义有办法没有？要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也包括看戏，有些坏戏也要去看。有害的戏少，好戏也少，两头小、中间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了，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旧的剧团多了一些，北京的京剧团就不少。过去的文工团只有几个人，反映现代生活，不错。《杨门女将》、《罢宴》还是好的，搞清一色也不行。要去分析，不分析就说服不了他们。

12月22日 批示柯庆施将十月十四日编印的《宣教动态》刊载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一九六〇年八月整理的《列宁在第二国际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材料，印发华东局会议各同志。批示说：“此件很重要，请你印发会议各同志。大家读一、二遍，并讨论两天。”毛泽东在这个材料的最后一页上，默写咏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诗《三垂冈》（《三垂冈》为清代诗人严遂成所作，全诗为：“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且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12月24日 晨七时半，为讨论和修改《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致信胡乔木：“今、明、后三天晚上，都必须开会一次，以便提出意见，使你们三人小组第二天能够据以修改。因此，昨天晚上我们所议的各点及下午政治局会议所提意见，请你于上午及下午修改完毕，于下午七时以前印好（只印毛、刘、陈、康、王、乔、田、尚昆九个人（原文如此，疑漏一“邓”字。9人，除已列出的毛泽东、刘少奇、陈伯达、康生、王稼祥、胡乔木、田家英、杨尚昆8人外，还应有邓小平。）每人一份，另外多给我一份，共十份），至迟八时以前送交以上九人，催其阅看，签注意见，于十时以前阅完，准备十时或十一时开会。文章的中幅及后幅有许多空泛的话，应当大力概括，请考虑是否缩减1000-2000字。逻辑方面，扣得还不太紧，还抓不住人，请你注意，在严密的逻辑方面，认真调理一下。你所提出‘教训’问题，我认为不甚恰当，只要是严格说理又合乎事实，即实事求是的文章，是站得起来的。有些话此时不说，将难找机会。但‘形式主义的所谓协会’，‘所谓’二字可以去掉。全文以14000字左右为好。”

12月25日 为了解中共代表团参加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四国党代表大会的情况等，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我想请刘晓、伍修权、赵毅敏（刘晓，原任中国驻苏联大使，1962年10月奉调回国。1963年5月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伍修权，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曾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赵毅敏，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曾率中共代表团参加意大利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廖承志四位同志来杭州一谈，听取他们所知的情况和意见。他们可以缓缓南来，沿途（天津、济南、合肥、南京、上海）作点调查研究，在年初（一月六日以前）到杭州即可。如你们及他们四位都同意的话，请即照办。”

12月26日 作《七律·冬云》：“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于晨七时批示林克：“请将诗一首付印，于今天下午印成五十份，于下午六时前交我为盼。”

12月30日 最后审定《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晨二时致信邓小平：“文章已看过，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

12月31日 晨四时半，批示江青：“这里有三篇文章（指1962年12月11日出版的《文艺报》第12期刊载的张光年《无产阶级的天才歌手》、萧三《第一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之歌》和时乐氵蒙《唱着革命的战歌前进！》。这3篇文章是纪念《国际歌》词作者鲍狄埃逝世75周年、曲作者狄盖特逝世30周年的。），值得一看。看后退我。周信芳、盖叫天两文（周信芳，京剧表演艺术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京剧院院长。盖叫天，京剧表演艺术家。两文，指周信芳的文章《必须推陈出新》和盖叫天的文章《吾日三省吾身》。）也已看过了，觉得还不坏，盖文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