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仅靠举一些个例就能说明基本冲突的作用机制是不可能的。基本冲突扰乱人的精神，对此神经症患者围绕基本冲突构建了一套防御体系，一则可以将这些冲突从视野里抹掉，二则可以将冲突深埋，使之不能单纯以本来面目出现。其结果就是，表面上能看得到的更多是寻求解决冲突的各种尝试，而非冲突本身。因此，仅仅仔细分析病史细节无助于充分揭示其所有暗示与微妙之处。这种阐述必然是千人千面，内容也会过于混杂。
此外，上一章构建的大纲仍须丰富完善。要想理解基本冲突涉及的方方面面，我们就必须对每个对立元素分别研究。要想实现这一点，我们就要观察不同个案类型里，哪个元素占据主导，以及它为何呈现出更可接纳的自我形象。简洁起见，我将这些类型分为屈从型人格、攻击型人格以及孤僻型人格。[10]在每个案例中，我们都应关注当事人更易接受的态度，尽可能不触及其掩盖的冲突。在每个类型里，我们都会发现，对他人的基本态度创造了，或者说至少滋生了某种需求、品质、敏感性、禁忌、焦虑，以及某种特定的价值体系。
这种讲解方式可能有一些缺点，但也有明显的优势。首先选择态度、反应、信仰等相对明显的人格类型，对这些因素的作用和结构加以观察，更有助于在成分模糊不清的病例里发现类似的组合。下一步，观察整个病例，揭示三种态度的内在不一致性。再拿“区分民主与法西斯”这个例子来说：要想指出民主与法西斯在意识形态上的关键区别，我们不会研究一个信仰某些民主理想又暗中倾向法西斯方式的人。相反，我们会首先试着从国家社会主义文献、行动中理解法西斯思想，然后将其与民主生活方式的最典型表达方式相比较。两套信仰体系的对比会给我们留下清晰的印象，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试图在二者之间达成妥协的人和组织。
第一组，屈从型人格，显示出各种亲近人的特质。这类人明显需要情感联系和他人的赞许，并且有一种对“伙伴”的特殊需要——朋友、情人、丈夫、妻子，“期望他们实现屈从型人格者对生活所有的期望，好事坏事责任一肩挑，于是确保让他心想事成成为这位伙伴的主要任务。”[11]这些需求符合神经症的所有共同特征：强制性，盲目性，欲求受挫则会引发焦虑或依赖。这些需求的作用，几乎不依赖于相关“他人”的内在价值，也不依赖于当事人对他们的真实感受。这些需求的表现形式再多变，其核心都是对亲密人际关系的渴求，因对“归属”感的渴求而产生。由于这种需求本质上的盲目性，屈从型人格者往往觉得自己与周围人兴趣相同、意气相投，而无视与他们的区别。[12]他对别人产生这种误解，不是因为无知、愚蠢或者无法观察，而是由于自身的强迫性需求。患者感觉就像一个婴儿被一群陌生而可怕的野兽包围着，威胁着——一位患者画的就是这样。她站在那里，渺小而无助，站在整个场景的中央，周围有一只巨蜂要蜇她，一只狗要咬她，一只猫要扑到她身上，还有一头公牛要用角顶她。显然，其他生物的真正本质已无关紧要，关键是这一点：谁的情感越不可或缺，谁的攻击性就越强，谁就越可怕。总而言之，这种类型的人需要有人喜欢、有人需要、有人渴求、有人爱恋；需要被人接纳、受人欢迎、有人赞许、有人欣赏的感觉；越是重要的人，越要离不开他，这样他才觉得自己对别人越重要；要有人帮助他，有人保护他，有人关爱他，有人引导他。
在分析过程中，一旦向患者指出这些需求的强迫性特征，患者往往会断言这些欲求都再“自然”不过。当然，他是在自我辩护。除了有些人，他们的精神已经完全陷入施虐倾向（后文将对此加以讨论），他们的情感需求已经阻塞、陷入瘫痪；对其他人而言，可以假定每个人都想被喜欢、有归属、有支持等等。患者的问题在于宣称，他们是发自内心地四处疯狂寻求情感与赞许，而事实上，他们是跌入了急需安全感的无底洞，对情感、赞许的真实需求倒微不足道了。
满足这种渴望的需求非常强烈，他的一切行为都指向这一点。在此过程中，他形成了特定的品格和态度，进而塑造了性格。其中一些称得上暖心：在他能感性理解的框架内，他对他人的需求很敏感。例如，虽然他可能疏忽了冷淡之人保持超脱的愿望，但对别人寻求同情、帮助、赞同等的情形却很敏感。他自发地想要满足别人的这些期望——或者说他主观认为别人抱有的期望，甚至常常不顾自己的感受。他变得“毫不利己”，自我牺牲，一无所求——他自己对情感的无限需求则例外。他变得低眉顺目，关怀无微不至——尽自己一切可能——过分赞美，过分感恩，过分慷慨。但是他心底并不在乎他人，更倾向于认为他们虚伪自私，而他却对自己这一心态视而不见。但是——暂用有意识的术语描述无意识的情况——他说服了自己去喜欢每个人，相信他们都是“以礼待人”“值得信赖”的，而这个谎言不但终将让他失望心碎，更是让他对整个世界的不安全感雪上加霜。
这些品质并没有他认为的那么珍贵，尤其是因为他并未顾及自己的感受与判断，而是将自己强烈渴望得到的一切都盲目地给予他人，还因为如果没有现实的回报，他会深感困惑。
同时，除了这些特征，还有另一类，以躲开敌视、争吵、竞争为目的。他往往放低身段靠边站，让聚光灯照向别人；他抚慰他人，谋求好感，并且——至少在意识层面——无怨无悔。任何报复心、好胜心都被深深压抑，他自己也常常奇怪：自己怎么这么好说话，即使有气也很快就消了。此时的重点是他主动自责的倾向。他再一次无视自己的感受，不管自己是否真有负罪感，面对明显无理的指责或者突然袭击，他总是把矛头对准自己而非别人，习惯自省或者自责。
在这些心态与严格的禁忌之间有一段微妙的过渡。因为任何一种攻击性行为都是禁忌，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有人不愿显得武断、挑剔、苛求、颐指气使、令人难忘、野心勃勃。同样，因为他的生活都绕着别人进行，他的禁忌常常阻止自己谋取个人利益或享受生活。甚至，任何，无论是的经历——一顿饭、一场演出、听音乐还是游山水都变得毫无意义。无须多言，这种严禁享乐的态度，不但让生活索然无味，更让他愈加依赖别人。
除了他对上述所列品质的理想化认识[13]，这种人对待自己的心态也有其特征。其中之一便是充满了虚弱无助感——“我这个可怜虫”。一旦要自力更生，他便茫然若失，就像小船松开了系泊的缆绳，或者像灰姑娘失去了教母。这种无助感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当然，实际的虚弱也被这样的念头助长了：自己无论如何都吵不赢、争不到。而且，患者于人于己都坦承这种无助感。梦境也会戏剧化地强调这一点。患者往往以此作为呼吁或辩解的手段：“你必须爱我、保护我、原谅我、陪伴我，因为我非常虚弱无助。”
第二个特征来源于其妄自菲薄的倾向。患者想当然地认为每个人的地位都比自己高，他们更迷人、更聪明、更有教养、更值得珍惜。这种感觉的事实依据是，他犹豫不决、左右摇摆的态度确实有损他的能力发挥；但是即使是在个人能力毋庸置疑的领域，他的自卑感也让他更容易相信别人比自己能力更强——无论此人才干如何。面对咄咄逼人或骄傲自负的人，他的自我评价进一步降低。然而，即使是独处，他不但会低估自己的品格、才华、能力，甚至还低估自己的物质财富。
第三个特征属于患者对他人整体依赖性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倾向于无意识中以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为自我评价。他的自尊随着外人对他的褒贬好恶时起时落。因此，他人的任何驳斥都成了他的灾难。如果有人没有回请，那么虽然他在意识层面不失理性，但根据具体内心世界的特殊逻辑，他的自尊就会一跌到底。换言之，任何的批评、驳斥、或者离弃，对他而言都是可怕的危险，他会卑微到尘埃里，去努力挽回威胁到他的人。左脸被打了还献上右脸，他这种行为不是什么神秘的“受虐”驱动力所致，而是其内心各种条条框框的必然结果。
所有这一切构建了患者与众不同的价值观体系。自然，随着个人总体的成熟，这些价值观自身也多少得到明确并固化。这些价值观引导人追求善良、同情、爱情、慷慨、无私、谦逊，而自我、野心勃勃、冷酷无情、放荡不羁、怙势弄权者则为人厌恶，虽然有时这些特质会因为代表着“力量”，而被人暗中崇拜。
这些正是神经症患者内心亲近人的元素。现在来看，用臣服或依赖之类的单个词语形容这些特征显然不恰当，因为思维、感知、行为的方式——一整套生活方式——都隐藏在这些特质之下。
我曾承诺不讨论矛盾的因素。但是，如果不知道支配性倾向压抑对立面、巩固自身到何等的程度，我们就无法完全理解神经症患者是如何一板一眼地死守这所有的心态和信条的。所以，我们来快速浏览一下这幅场景的另一面。分析屈从型人格时，我们发现有多种多样的攻击性倾向被严重压抑。与表面的关心过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意外发现，他们对他人漠不关心，藐视他人，有无意识地依附他人、利用他人的倾向，控制、操纵他人的欲望，总想胜人一筹或者成功复仇的想法。当然，被压抑的驱动力在种类和力度上各不相同。这些部分是对先前与人相处时不幸经历的反应。例如，一份病史显示，自五岁或八岁起，患者即性格易怒，但随后变得一团和气。但受成年经历的影响，攻击性倾向也如此顽固、并日益膨胀，因为多种因素让他心中不断产生敌意。此刻深入探讨这些未免离题太远；我们可以说，自我磨灭和“善良品格”换来的是别人的利用与践踏；进一步讲，依赖他人使得患者心理上特别脆弱，反过来，一旦他对情感与赞许的过度渴求得不到满足，这种脆弱又会使他觉得被抛弃、被拒绝、被羞辱。
我所说的所有这些感受、驱动力、心态被“压抑”，借用的是弗洛伊德的定义，指的是个人不只对此一无所知，而且执着于对此一无所知，为此焦虑不已、时刻保持警惕，严防对自己、或者对别人露出一点蛛丝马迹。这样，每种压抑都不禁让我们想问：患者压抑内心某种力量能得到什么好处？在屈从型人格的案例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回答。其中大多数人，我们要到后面讨论理想化形象与施虐倾向时才能理解。现在我们能明白的是，敌意的感知和表达，会威胁到患者喜欢他人并被人喜欢的需求。此外，任何攻击性的或自我肯定的行为，在他看来都显得自私。他会主动谴责这种行为，并觉得其他人也会。于是他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他的自尊太依赖于他人的认可了。
压抑所有自主性、报复性、扩张性的感受与冲动，还有另一个功能。这是神经症患者为了消弭冲突、获得内心统一性、协调感、完整感而做出的诸多尝试之一。我们对内心协调性的渴求并不神秘，而是受生活中现实必要性的驱使——人不能被不断向两个相反方向同时驱动——也受到不断膨胀、至于极大的恐惧所驱使，害怕自己内心撕裂。以一种倾向为主导、掩盖其他所有矛盾因素，是无意识中组建人格的一种尝试，这是患者为避免神经症冲突而使用的几种主要方法之一。
所以，目前我们已经发现了严控攻击性冲动的两重意义，若不如此，患者的整个生活方式就会受到威胁，其内心刻意营造的伪统一性也将灰飞烟灭。攻击性倾向的破坏性越强，加以排斥的必要性就越紧迫。这个人会往后退缩，绝不显得想谋私利，绝不回绝他人，始终与人为善，始终不出风头，诸如此类。换言之，服从、讨好的倾向得到强化；这些倾向的强迫性增强了，而随意性削弱了。[14]
自然，所有这些无意识的努力并不能通过压抑冲动来阻止其自我巩固或者发挥影响。但是这些冲动确实融入了人格结构，患者会以“他太可怜了”为理由提出要求，或者会以“关爱”为伪装隐蔽地支配他人。被压抑的敌意积累起来，也会有或大或小的爆发，从偶尔上火到大发雷霆都有可能。这些爆发，虽然与患者整体温和有礼的形象格格不入，但在患者自身看来却理直气壮。从患者的角度来看，他也完全正确。他不知道自己对他人的要求非分且自我，不禁时而觉得别人待他不公，让他忍无可忍。最终，等到被压抑的敌意与盲目的怒火一拍即合，各种功能性混乱便随之产生，如头痛、胃痛等。
屈从型人格的特征大部分有着双重动机。比如，若患者放低身段，那他是为了与他人避免摩擦、实现和谐；但同时这也是一种手段，用来抹去求胜欲的一切痕迹。他忍受别人的利用时，是在表现自己的顺从与“善良”，但也可能回避了内心剥削他人的欲望。要想克服神经症性屈从，就要以妥当的顺序将冲突两方面反复琢磨透。已出版的保守精神分析著作有时会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释放攻击性”是精神分析疗法的核心。这种方法对神经症心理结构的复杂性缺乏理解，对多样性的理解更是如此。这种方法只有针对讨论的特定类型才有效，即便如此，效果也是有限的。释放攻击性倾向确实让人自由，但如果为“解放”而“解放”，那就很可能损害个人的成长。此后，要想最终构建完整的人格，就必须充分研究、解决冲突。
我们还应进而关注性爱对屈从型人格者所发挥的作用。在他看来，爱常常是值得为之生活、为之奋斗的唯一目标。缺爱的生活索然无味，空洞无物，毫无意义。借用弗里茨·维特尔斯谈及强迫性追求[15]时所说的话，爱成了一个幽灵，让患者不顾一切地追逐。他人、风景、工作或者任何的娱乐、兴趣，若无一点恋爱的情趣为之增色，一切都会变得毫无意义。在我们的文明的条件下，这种困扰日益频繁，而且在女性身上体现得比男性更明显，以致有人认为这是女性专属的渴望。事实上，这与男女气质无关，而是一种非理性强迫驱动力、一种神经症症状。
理解了屈从型人格的结构，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对他们而言爱情重于一切，为什么他们“疯狂之中有手段”。从他内心相互矛盾的强迫性倾向来看，实际上，这是满足他各种神经症性需求的唯一办法。它能保证既满足被喜爱的需求，又满足支配欲（以爱为手段）；既满足韬光养晦的需求，又能胜人一筹（依靠伴侣专一的敬意）。这让他能够在合理合法、甚至值得赞扬的基础上释放自己的攻击性驱动力，同时又能展现出他所具有的各种和蔼可亲的品质。此外，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人格的残缺和承受的痛苦都源于内心的冲突，爱便被当成了治愈一切的万能良药；只有当他找到爱他的人后，一切才能恢复正常。显而易见，这种希望是荒谬的，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理解他内心无意识、但或多或少存在的逻辑。他认为：“我弱小无助；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只要我孤身一人，我的无助便是一种危险、一个威胁。但如果我找到了一个人，他爱我胜过其他一切，那么我的危险便解除了，因为他（她）会保护我。和他在一起我就不需要捍卫自己，因为他会理解我，我无须要求或解释，他便会满足我。实际上，我的弱势成了一种资本，因为他会爱无助的我、而我可以依赖他的实力。虽然我一点为自己做事的动力都没有，但如果是为他，哪怕是根据他的愿望为我自己做事，我也会欣然为之。”
他还认为——有些是想通了的，有些只是一种感觉，有些则是相当无意识的内容——他再把这些内容重新组合成一套逻辑：“对我而言，独处是一种痛苦。未分享的我便无法享受，不止如此，我茫然若失，深感焦虑。周六晚上我当然可以独自去看电影或者读书，但这是种耻辱，因为这等于告诉自己没人要我。所以我要仔细安排，确保自己周六晚上绝不落单，其他时候也一样。但如果我找到了珍贵的爱人，他就会让我免受这种折磨，我将不再孤单。现在一切毫无意义，准备早餐也好，投入工作也罢，哪怕看日落也一样；但有了他，一切都有了乐趣。”
他还会认为：“我自信全无。我总觉得别人比我更有能力、有魅力、有天赋。我已经努力完成的事都不值一提，因为我觉得功劳不在自己。我可能是靠虚张声势、或是纯粹侥幸才做到的。我实在拿不准自己还能不能再成功。如果别人了解我，他们对我也就没什么用了。但如果我找到一个人，像我爱自己一样地爱我，把我奉为至宝，那我就是个人物了。”于是，爱情若闪烁着海市蜃楼般的光彩，患者宁可死攥住爱情不放，也不愿费尽力气由内而外地改变自己，也就不足为怪了。
性交，除了生理作用外，还有一层价值：证明患者自己被需要。屈从型人格者越是有孤僻倾向，换言之，越害怕投入情感，或者他越觉得无人爱自己，性生活便越可能成为爱情的替代品。看起来，这成了通往亲密人际关系的不二法门，爱的力量被高估了，仿佛爱情能解决一切。
如果我们小心回避两个极端——或者将患者对爱的过分执着视为“只是自然现象”，或者将其斥为“神经症”——我们就应当看到，屈从型人格者的这种期望是其生活理念的逻辑结论。神经症现象中常常，或者说总是可以发现患者的推理，不论有无意识，看上去都完美无瑕，不过，这些都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这些荒谬之处有：他把自己对情感的需求及其相关感受当作真正去爱的能力，把自身的攻击性、甚至破坏性倾向完全忘在了一边。换言之，他忘掉了整个神经症冲突。他期望的是只消灭悬而未决的冲突所导致的有害结果，而丝毫不触动冲突本身——这是每个神经症患者企图回避冲突时典型的心态，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尝试注定失败。然而肯定有人提出用爱逃避这一点，如果屈从型人格者有幸找到了一位伴侣，这位伴侣既强大又善良，或者伴侣的神经症正好与患者的互补，那么患者的痛苦将显著减轻，还会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幸福。但通常而言，虽然他期望在这段关系里找到人间天堂，但这段关系只会把他投入悲惨世界的更深处。他很可能把自身的冲突带到这段关系里，亲手把它毁灭。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缓解实际的沮丧情绪，内心的冲突得不到解决，他的精神成长便只能停滞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