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目前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的概括为由外延式向内涵式的转变，有的概括为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有的概括为由投资和外需为主向内需消费为主的转变等，可谓见仁见智。我们以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根本性的转变。

1．发展目的的转变

发展目的的转变，就是要从追求产量、产值增长为主，转变到以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为宗旨上来。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时代的经济发展都有着一定的目的性。18世纪中叶产业革命发生后，新兴的资本家阶级追求的是资本的自我增殖，是利润的最大化，国家则把注视的焦点放在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上。这一点不仅为发达国家的实践所证明，而且受到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推崇，成为指导20世纪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理论。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首先要解决占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温饱问题，遂将经济发展的目的和目标，锁定在钢铁、粮食等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的增长上来，这样的发展观一直持续了30多年。改革开放后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即到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发展的目的和目标由过去以产量为主转变到以产值为主上来。这种以产值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发展观很容易同某些领导者的政绩观联系在一起，形成发展=GDP增长、发展是硬道理=GDP增长是硬道理，陷入单纯以GDP的增长来评价发展和政绩的误区，从而掩盖了某些方面社会发展滞后的缺陷，脱离了科学发展轨道。

这样的发展观，不能真正体现民生这个发展的宗旨。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获得明显的改善和提高，这是必须肯定的。然而居民生活水平实际提高的速度却赶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这同片面强调经济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不无关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明确发展的目的性，即发展是为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发展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本属天经地义，然而以GDP增长为主要目的的发展，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却常常被忽视或遗忘。以GDP增长为主要目的的发展，即使能够满足人的发展的某种需要，也难以满足其他方面的需要，甚至以损害其他方面的需要为代价。如毁林开荒、围湖造田、变牧为农，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产量的增加，是以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以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低产出，以及不断扩大外需和增加外汇储备为特征的传统经济发展，经过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石油、天然气等能源，铁矿石等主要原材料供给难以为继，不得不依赖大量进口；同时，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的排放与日俱增，工业废水和化学生物水污染，工业和生活垃圾固体废物污染，以及城市噪声污染等，均达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发展付出的代价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发展为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包括满足人的生理、心理、文化、交往等全面发展的需要，这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不能为了满足物质方面的需要而损害精神等其他方面的需要，不能为了追求GDP的增长而牺牲环境和健康，削弱社会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2．发展动力的转变

任何社会经济发展，都需要一定的动力，特别是主要的发展动力。从中国实际出发，发展动力的转变就是在内需与外需的关系上，转变到以内需为主上来；在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上，转变到以消费为主上来；在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关系上，转变到以居民消费为主上来。在发展动力问题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存在某种共同性，也有着明显的差别。以“金砖国家”（BRICS）为例，巴西（B）以内需为主、外需为辅，内需又以消费为主，目前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在80%左右。俄罗斯（R）也以内需消费为主，近年来能源出口占比有增长的趋势。印度（I）以内需为主，投资和消费占比均在40%以上，出口贸易占比很低，有些年份还出现负增长。南非（S）以内需为主，当前外资涌入和外贸出口有所增加。相比之下，中国（C）外需所占比例远远高出其他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货物进出口总额和外贸依存度不断增长，是其他四国不能相比的（参见图8）。

图8显示，1978～200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一直是增长的，从206.4亿美元增加到25632.6亿美元，增长123倍。2009年比2008年有所下降，2010年又比2009年增长34.7%，创进出口总额29740.0亿美元新高。在进出口贸易中，自1990年转入出超以来，除1993年为入超特殊情况外，其余均为出超贸易顺差，出口额大于进口额。由1990年出超87.4亿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241.1亿美元，2005年的1020.0亿美元，2008年创出2981.2亿美元新纪录。受世界金融危机和贸易保护主义影响，近两年有所回落，2009年回落至1956.9亿美元，2010年回落至1815.1亿美元。长期贸易出超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2010年外汇储备升至28473亿美元，稳居世界外汇储备国家首席。进出口贸易主要是出口贸易如此持续地高速增长，提升了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依存度，从1978年的9.7%，提升到2000年的40.1%, 2005年的62.9%；近年来有所下降，但是直到2010年仍在50.3%高位，成为制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一颗重要砝码。

这种高外贸依赖度存在较大的风险。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欧洲、日本等受其影响而出现经济不景气，大量压缩进口，我国外贸出口陷入困境。2009年出口总额比2008年减少2290.8亿美元，下降16.0%，使当年的经济增长受到一定影响。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受限，国内消费拉动又难以启动走强，于是剩下的只有增加投资拉动老办法。于是国家紧急出台增加4万亿元投资刺激经济增长，“保增长”收到比较明显的效果。然而如此巨额投资贷款放下去意味着什么，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心中都很清楚，到2011年不得不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践中，“稳健”实为一定程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面对CPI不断创出新高，只好一次又一次地提高银行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以求达到有效控制通货膨胀的目的。纵观各国应对金融危机出台的五花八门的政策，均未跳出凯恩斯主义圈子。从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到欧盟救助西班牙等信用危机国家，从日本到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亚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无不祭起凯恩斯主义旗帜，给衰退中的经济注射强心剂。但是注射后的“药物反应”颇为强烈，不得不忍受货币贬值、抑制通胀和出口受阻带来的痛苦。

凯恩斯主义是应对危机的一种短期的“药方”，不会也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就当前我国的外贸形势而言，出口货物中相当大一部分来自在华外企和中外合资企业。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外资企业以惊人的速度增长，2010年底外资登记户数达到445244家，投资总额27059亿美元，注册资本15738亿美元；年实际利用外资，由1990年的34.9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1088.21亿美元，增长30.2倍，年平均增长18.8%。外资企业迅速扩张，带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吸引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就业，受到各级地方政府的青睐，往往被视为领导者最为耀眼的政绩之一。平心而论，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期既缺乏资金又缺乏技术的情况下，招商引资、外资企业的迅猛发展确实起到起步、引领、助推等不可替代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但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以后，在出口贸易变得更为严峻的形势下，导入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外生增长模式向内生增长模式转变显得十分迫切。所谓导入型经济增长模式，即引进外资在华建厂办企业，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产品主要面向外贸出口，赚取比较丰厚的利润。现在的情况是：这些外企（包括合资企业）已程度不同地控制了中国的主导产业，如家电、汽车、玻璃业等；程度不同地控制着销售市场，如电脑软件、手机等，甚至形成垄断市场；程度不同地抢占外贸出口市场，利用知识产权和品牌优势提升竞争力，扩大产品出口。有的甚至“标签挂牌”出口，如某本土生产的一条领带挂上金利来或者其他洋品牌，就要交纳若干“标签挂牌费”。从总体上观察，近年来中国外贸出口商品中，外资、合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占到一半左右，加工制造业占比要超过一半。这就形成以导入型外贸生产为主的模式：外商投资建厂生产——产品主要外贸出口——利润主要流向外商，是资金和利润新的“两头在外”式企业。这种导入型外贸生产模式的迅速扩张，引起的国际贸易摩擦却甩给了承担贸易顺差的国家层面，近年来中国遭遇的贸易救济调查超过百起，居各国之首。结果是名义外汇储备不断扩大，实际却因为美元贬值而缩水，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增大。因此，这样的外需拉动型经济增长，到了需要认真研究和对待的时候了，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必须适时转变到内需为主上来。

就内需而言，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严重失衡，可以说由来已久、积重难返。积累率“一五”时期为24.2%, “二五”时期为30.8%, 1963～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为22.7%, “三五”时期为26.3%, “四五”时期为33.0%, “五五”时期为33.2%。显然，不同历史时期起伏较大，而以积累率保持在25%～30%经济效益为佳，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人民生活也得到比较明显的改善和提高。所以经济学界普遍认为，25%～30%的积累率是比较适当的，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粉碎“四人帮”后受到大干快上“洋跃进”影响，1978年积累率上升到36.5%，仅略低于“大跃进”翘尾巴的1959年和1960年的畸高水平。随后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积累率降了下来，“六五”时期平均为30.8%。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和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和储蓄的累进增加，利用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步入21世纪以后积累率呈现明显“水涨船高”之势，2005年突破40%, 2010年更创下48.6%的新高。在积累率屡创新高推动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也由1985年的32.3%提高到2010年的69.3%，成为经济增长最强劲的推动力。

与积累率、投资率不断创下新高相比，消费占比呈连续下降走势。就总体消费绝对数量而言，无疑还是逐年增加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1978年的1559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56998亿元，增长99.7倍，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8.8倍，年平均增长9.3%。在总人口增长39.3%的情况下，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由405元增加到13471元，年平均增长11.6%，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平均增长5.5%；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由138元增加4382元，年平均增长11.4%，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平均增长6.5%。应当说居民消费增长速度不算慢，而且按可比价格计算农村年平均消费增长率高出城镇1个百分点。然而就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而论，却是另一番景象：最终消费性支出占按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则由1980年的65.4%下降到2010年的47.4%, 30年间降低18个百分点（参见图9）。

在消费结构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所占比例的变化。按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计算，1978～2010年，居民消费由1759.1亿元增加到133290.9亿元，增长74.8倍，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3.1倍；政府消费由480.0亿元增加到53614.4亿元，增长110.7倍，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26.5倍。33年间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比例由78.6%下降到71.3%，降低7.3个百分点；政府消费由21.4%上升到28.7%，升高7.3个百分点。如以政府消费为1.0，则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变动情况是：1978年为1.0∶3.7, 2010年变动到1.0∶2.5，政府消费占比升高颇为显著。因此说消费需求动力不足，实为居民消费动力不足，居民消费占比呈下降趋势。

为什么居民消费增长不快、占比呈下降趋势？主要原因，一曰消费不起。居民消费受支付能力制约，支付能力由收入水平决定，收入增长缓慢直接限制了消费的增长。1978年与2010年比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增加到19109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8.7倍，年平均增长7.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增加到5919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0.0倍，年平均增长7.5%。城乡居民收入与人均消费增长比较，城镇收入比消费高出1.6个百分点，农村高出1.0个百分点，体现了收入与消费支出基本持平并略有盈余的传统。多年来，工资率增长缓慢，在一次分配中占比下降，已经严重阻碍消费的增长，阻碍由外需向内需、内需中以投资为主向消费为主的转变。

二曰不敢消费。在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或者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尚需时日，或者全覆盖的社会保障水平很低仍需要个人支付一定比例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从收入中节约下来一部分，用以储蓄或投入个人商业性保险。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颇具特点的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西方人常常发了工资就去消费，甚至未发工资也提前借贷消费，寅吃卯粮是正常现象；传统中国人的消费观念是量入而出，过着今天想着明天，今年好了明年要更好的紧日子，如同年画“年年有鱼（余）”那样，心中才觉得踏实。当然，随着时代的前进，超前贷款消费现象也已出现并有增长的趋势，不过目前为数尚少，占比不高，难成主流。

三曰消费对象缺失。即生产与消费不对称。一些商品生产过剩有余，因供过于求而严重积压；另一些商品或者数量不足，或者品质不高，市场上供不应求。如独生子女父母肯于投资子女教育，然而一些地区上学难仍然存在，要想进入名牌学校则难上加难。又如，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推进，空巢老人的大量增加，虽然存在着由于收费不合理造成的老年公寓入住率不高问题；但是在总体上，包括老年公寓等在内的公共服务购买困难，则是不容回避的现实。因此，扩大消费需要从供求两方面入手，一方面要提高劳动者在一次分配中所占比重，提高工资率，解决消费购买力提升问题；另一方面要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扩大适销对路产品的生产，满足城乡不同人口群体的实际需要。特别是在老龄化加速推进过程中，满足不同老年人口群体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甚为迫切。

3．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将“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十一五”期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项重要决策，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2007年党的十七大，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写进党的全会决定。一时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引起热议。虽然二者之间只有二字之差，然而从“增长”到“发展”显然是具更深刻的意义，后者比前者包含更深刻的内涵和更广阔的外延。不过也不能将二者割裂起来、分离开来，“增长”与“发展”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增长”是支持“发展”的内核。可以说，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主旋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和支柱。

为了便于区分“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方式”，同时在实践中“经济增长”也有了比较明确的规范，本报告采用“经济增长模式”而不采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可用由外延式增长为主转变到以内涵式增长为主来概括。所谓外延式增长，就是“铺摊子”，是在生产技术、劳动效率、资本有机构成等不变情况下，通过追加生产资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扩大生产的规模和提高产品的产量。内涵式扩大再生产，是依靠技术进步、提升生产要素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扩大生产规模和能力，是低耗高效的扩大再生产。如此，由外延式增长为主向以内涵式增长为主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主要体现在由高消耗、低效率、低效益向低消耗、高效率、高效益的转变。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和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原因，外延式经济增长模式一直占据着主导的地位，至今尚未真正转变到以内涵式经济增长模式为主上来。确立科学发展主题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为加快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提供了历史的机遇，经济增长模式到了必须转变的时候了。

（1）由高消耗向低消耗转变。首先，要弄清为什么由高消耗向低消耗转变异常困难。这是因为，一是有历史的原因。1949年以前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仅有的一点儿工业，也是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强取豪夺的工具，属于殖民地性质的掠夺性生产，是不计能源和原材料消耗、粗放得不能再粗放的经济。新中国成立后对这些旧有的企业成功地进行了技术改造，同时有计划地兴建了一批又一批大型企业，技术构成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总体上，仍然不可能同先进水平相比，高消耗特征明显。1958年“大跃进”，为了支持钢产量翻番“元帅升帐”，更是不计成本、不计消耗地“大炼钢铁”; 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前期又经历“十年浩劫”，技术停滞，主要依靠增加劳动者人数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导致许多企业“三十年一贯制”，高消耗成为一种常态。二是有现实和政策方面的原因。长期以来，在“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方针和政策指导下，追求产量成为计划经济时代主要的动机，能源和原材料消耗自然放在其次。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由于产值的增长常常与各级领导的政绩挂起钩来，政策也向着这种挂钩倾斜，助长了不计消耗、片面追求产值的经济增长观。这种增长观以产值增长快慢、多少论英雄，对于不利于产值增长速度的节能减排举措“不感冒”，常常亮出“红灯”；而对于重复建设、重复生产能够带来更快增长的“铺摊子”一类投资，却情有独钟，大开“绿灯”放行，使高消耗向低消耗的转变受到阻碍。

其次，要把握转变的重点。众所周知，国民经济由三次产业构成，三次产业是依据生产的次数划分的，因而也可以按照生产的次数，划分为第一次产业，主要是农业，有的国家也把采矿业划在其中；第二次产业，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第三次产业，除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以外的所有产业，以服务业为主。国民生产总值（GDP）是三次产业产值的总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第一次产业呈下降趋势，目前发达国家一产占比和一产就业占比下降到10%以下，有些国家更是下降到5%以下；第二次产业呈先升后降倒U型曲线走势，目前发达国家二产占比和二产就业占比大都下降到30%以下，一些国家更是下降到20%左右；第三次产业呈上升趋势，目前发达国家三产占比和三产就业占比普遍达到70%以上，有些国家达到75%以上。我国是发展中国家，6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工业化和现代化，三次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这种变化呈加速推进态势（参见图10）。

图10显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第一次产业呈江河日下走势，由1978年占GDP的28.2%，下降到2010年占10.1%，下降18.1个百分点。第二次产业20世纪80年代占比有所下降，由1978年占47.9%下降到1990年占41.3%，主要是在工业化前期农业占比下降缓慢，而缺失严重的服务业等第三次产业占比上升迅速，第二次产业占比相对降了下来。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工业化加速，农村人口大举向城镇流动和迁移，农业产值占比进入快速下降阶段，第二次产业占比得到大幅度提升。第三次产业占比则呈不断上升趋势，由1978年占23.9%上升到2010年占43.1%，升高19.2个百分点。但是必须清楚，第一次产业和第二次产业是基础，是创造全部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的基础，第三次产业的发展始终要建立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产业发展的基础之上。亦即第一、第二次产业是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第三次产业是这些物质财富转移和再分配的形态。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重点是转变第一次产业和第二次产业的增长模式；在工业化基本实现和农业现代化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主要是转变第二次产业的增长模式。

当前中国正处在这样的阶段。转变第二次产业的增长模式，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全局的关键，是由高消耗转变到低消耗的症结所在。关于这一点，只要看一看近年来的统计数据，便可一目了然（参见表6）。

表6显示，工业能源消耗不仅原本就是能源消耗超级大户，而且1990～2009年占比还在继续上升，进入21世纪以来更是上升到71%以上，工业能源消耗独大的地位还在扩张。降低能耗难，难就难在单位工业产值能源消耗上，降低工业单位产值能源消耗是实现能源消耗转变全局的重点和难点。

（2）由低效率向高效率转变。纵观60多年的新中国经济增长，计划经济时期围绕不同阶段提出的产量、产值指标展开，改革开放以后也没有放弃这样的指标，只是少了计划时期那种必须完成的指令性质而已。但它在实质上，仍是各级领导千方百计为之奋斗的目标，力争完成和超额完成的指标。舆论界普遍认为，在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像中国各级领导者那样关心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如此关心经济发展有多重原因，可以举出“发展是硬道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突出作用等若干条；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被认为是最能体现领导者水平和领导者政绩的地方，因而是万万马虎不得的地方。用什么办法去完成和超额完成提出的目标呢？最直接、最显著、见效最快的办法，就是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因为这样的投资，一是建立在现有技术水平基础之上，技术和工艺比较成熟，无须增加新的研发投资。因而建设周期相对较短，可以实现早投资、早投产、早受益。二是建立在市场劳动力供给充足，随时可以招募到足够数量劳动力基础之上。增加投资能够创造出不断增加的就业岗位，满足劳动力就业增长的需求，政绩还体现在为解决人口和劳动力过剩所做出的贡献上。将生产要素物质和人力两方面的资源投入结合起来，既可以较快地收到拉动GDP增长的效果，凸显经济增长政绩；又能够通过扩大就业增加居民家庭收入，突出维护社会稳定的政绩。可见，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提升就业和社会稳定的最佳选择，如此何乐而不为呢！然而在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前工业化阶段，这样的要素投入技术含量不够高，对劳动者科学、教育、文化素质的要求不够高，因而效率不高变得越来越突出。效率不高是由劳动生产率不高决定的。依据统计资料计算，1978～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2亿元增加到401202.0亿元，就业人员由40152万增加到76105万，平均每人创造的GDP由908元增加到52717元（按1978年居民消费不变价格计算为9833元），实际增长9.8倍，年平均增长7.7%。与GDP年平均增长9.9%比较，降低2.2个百分点。因此，要实现由低效率向高效率的转变，必须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完成由生产要素中物的投资为主，转变到物的投资与人的投资并重，再转变到以人的投资为主；推进由人口优势向人力资源优势的转变，人力资源优势向人力资本优势的转变。

（3）由低效益向高效益转变。传统的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一个致命的弱点，是效益不高。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后演变为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时，有一个前提条件，即“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可是“翻两番”深入人心，可以说家喻户晓、尽人皆知；“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却知之有限，常常被淡化和淡忘。这也难怪，当时“翻两番”已成为突破经济范畴的政治任务、政治指标，各级领导必须确保完成的“硬指标”；“提高经济效益”则是一项不那么紧迫纯属经济范畴的“软指标”，以硬挤软、“欺软怕硬”也就成了顺势而为的事情。结果，“翻两番”提前实现，“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却未能如愿以偿。步入21世纪以后，效益不高仍旧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一是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呈持续下降趋势，表明固定资产投资转换成现实生产能力速度在减慢，周期在拉长。统计资料显示，“九五”期间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77%, “十五”期间下降到66%, “十一五”期间再下降到58%，分别降低11个百分点和8个百分点。二是固定资产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呈持续上升趋势，投资效益递减规律作用显现。统计资料显示，1990年固定资产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0∶4.1, 2000年上升到1.0∶3.0, 2010年再上升到1.0∶1.4，表明固定资产投资效益下降速度很快，拉动同样的经济增长率需要付出更多的投资。

造成固定资产投资“一降一升”的原因很多，有投资的方向和产业结构问题，有投资的地域分布和产品结构问题，有人的投资和物的投资匹配问题，有价格变动的作用和影响问题等。立足于人口老龄化视角，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劳动力市场的转变，以及生产要素中劳动力价格上涨推动成本上升问题。当前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由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的转变。前面提到，中国属人口和劳动力过剩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一直由买方主宰着。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发生根本性变化：一方面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劳动力市场需求随之增长；另一方面人口转变沿着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路子走下来，同期总和生育率（TFR）由2.75下降到1.66左右，1979～2010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0%，其中2001～2010年为0.6%，已连续在低生育水平上走过20年征程。这一高一低，无声地改变着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展望未来，无论生育政策做怎样的调整，低生育水平都将继续下去，人口老龄化将步步加深。在这一过程中，总体人口变动与劳动年龄人口变动有一个短暂的时间差。按照低位预测方案，总体人口可在2021年达到13.87亿倒U型曲线峰值，实现零增长，其后转而呈减少趋势。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于2017年达到10.00亿倒U型曲线峰值，实现零增长，先于总体人口4年。而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体人口的比例，已于2010年上升到74.5%的峰值，2011年微降到占74.4%，开辟了倒U型曲线下降通道（参见图11）。

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供给的源泉，因而劳动年龄人口变动直接决定着劳动力供给的变动。图11显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变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10年以前为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长时期。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由1980年的5.9亿，增长到2010年的9.99亿，增加4.09亿，增长69.32%；占总人口比例，由59.8%上升到74.5%（峰值），升高14.7个百分点。第二阶段，2010～2017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变动呈交错状态，占比缓慢下降与绝对数量缓慢增长交错进行。占比2017年可下降到72.4%，比2010年峰值降低2.1个百分点；数量可增加到10.00亿，比2010年微增0.01亿。第三阶段，2017年以后为劳动年龄人口下降时期，包括绝对数量的减少和占比的持续下降。202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可减少至9.92亿，2030年可减少至9.52亿、2050年可减少至7.37亿，分别比2017年减少0.08亿、0.48亿、2.63亿；占比将分别下降至71.54%、69.65%、61.85%，分别比2017年降低0.86、2.75、10.55个百分点。

上述劳动年龄人口变动的三个阶段，从供给方面制约着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改变，制约着劳动力市场阶段性的根本转变。在2010年以前的第一阶段，无论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还是占总人口比例，均呈现增加和上升的趋势，总体上处于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状态，劳动力市场主要表现为买方市场。不错，近年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海三角）甚至中西部等地，曾经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民工荒”、“用工荒”、“劳工荒”，笔者概括为“蓝领荒”。但那主要还是经济结构方面的原因，即传统的以重化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化，对体力型劳动力的过度追求，而给付的工资又压得很低。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劳工对劳动强度大且工资被压得很低的就业的不满情绪逐渐滋长，发生选择性就业和“蓝领荒”是不可避免的，合乎规律的发展。但在总体上，并不存在劳动力短缺，短缺是局部的、结构性的。

当前所处的第二阶段（2011～2017年），如前所述，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缓慢增长与占比缓慢下降交错进行，劳动力供大于求、供求平衡、供不应求在不同时间、不同部门、不同地区有不同表现，因而出现劳动力过剩论、劳动力平衡论、劳动力不足论竞相登场并争论不休的景象。笔者以为，在总体上没有把握住劳动年龄人口变动的三个阶段和劳动力市场由供大于求向供求平衡、供不应求转变的阶段性特征，是症结所在。由于认识和判断不同，依据“劳工荒”扩大得出劳动力供不应求，主张“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者有之；认为直到目前为止尚未改变人口和劳动力过剩基本国情，“刘易斯拐点并未到来”者亦有之。学术界和社会各界谈论“刘易斯拐点”者颇多，但是确切的拐点时间却多有回避，只是笼统地讲“到来”或“尚未到来”。笔者以为，不讲“刘易斯拐点”同样可以说清楚中国劳动力变动和劳动力市场转变；不过由于这一说法已经传播开去并产生一定社会影响，如果一定要用“刘易斯拐点”概括的话，也是两个拐点，而不是一个拐点。即可将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到峰值称之为“刘易斯第一拐点”, 2017年绝对数量达到峰值称之为“刘易斯第二拐点”。当前处在“刘一拐点”与“刘二拐点”之间，关键是要把握拐点的具体时间、拐点后的变动方向和速度。

把握“刘一拐点”与“刘二拐点”，即劳动年龄人口变动三阶段和劳动力市场转变，对于本书《人口老龄化与“中等收入陷阱”》研究颇具价值。最为紧要的一点是，“拐点”或“转变”会推动工资率和要素成本上行，导致边际投资效益下降和投资力度的减弱，从而影响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按照市场理论，工资率是市场上劳资双方博弈的结果，取决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数量与质量。既然当前处在“刘一拐点”与“刘二拐点”之间，即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与占比交错变动的第二阶段；2017年达到“刘二拐点”以后，过渡到以不足为主要特征的第三阶段，那么作为劳动力源泉的劳动年龄人口相对减少（占比）和绝对减少（数量），就是必然的；受劳动力市场供求变动影响，工资率上行也是必然的，并且是必需的。为什么是必需的呢？一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资率上行速度减慢，将近20年积累的欠账较多，需要进行补偿性增长。这点在前面的论述中，已做了阐释。二是立足跨越“中收陷阱”经济发展要增强消费拉动力，除了要调整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比例外，根本的一条是增加居民收入，保证工资率持续较快的增长。什么叫较快增长？工资率增长多少合适？众说纷纭，见智见仁。我们认为，工资率较快增长，就是相当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同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相近的增长率。用这一标准衡量，过去30多年工资率显然要落后许多。按可比价格计算，1978～2010年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9.9%，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7.34%，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平均增长7.30%，分别落后2.56、2.60个百分点。工资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比较，虽然差距要小一些，但是也没有改变落后的基本状况。

众所周知，关于工资率的理论，有侧重劳动力供给的生存费用论，有侧重需求的工资基金论，还有其他的一些理论，不过在市场自由竞争条件下，主要取决于供给与需求曲线的具体变动。但是在供求双方均存在垄断的情况下，实际工资率的确定还取决于谈判的力量，哪一方的力量更强一些，工资率便向那一方倾斜。我国工资率由谁确定？实际的情况是，一有计划经济体制延续下来的制度；二有由于劳动力处于过剩状态压力下的影响，工资率的增长长期受到压制。现在情况发生变化：一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完善，一个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正在形成；二是如前所述，发生了劳动力市场由过剩向平衡、将来再向短缺的转变，工资率上行有了现实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开始对单方面工资垄断者说“不”，不仅老板可以对职工“炒鱿鱼”，职工也可以炒老板的“鱿鱼”。展望情势发展，建立同劳动力市场转变相适应的劳动工资体制和机制，提高劳动者的工资话语权，已经提到面前。

在工资率上行呼声颇高形势下，也要注意掌握实际可能上涨的高度。近有传闻：“十二五”要实现劳动工资翻番，年平均工资要增长15%，出于“还账”考虑，目前工资率提升快一些是可以理解也是应该的。然而“5年翻番”和年平均增长15%的诱人目标，却没有引起人们太大的兴奋。为什么呢？一是如此之高的目标能否实现，人们还心存疑虑，要由实践做出回答。二是即使能够达到，是名义工资还是实际工资？如果是名义工资，真正提升的是扣除通货膨胀部分，对实际工资能够提高多少，平添了几分物价上涨的担心。笔者赞同工资率提高的速度快一些、提高的幅度大一些；但是要适度，是实际工资而不是名义工资的提高。从劳动力市场供求转变实际出发，当前处在刘易斯第一与第二拐点之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缓慢下降和绝对数量缓慢增长尚有6年时间，工资率上行的速度不宜过快，幅度也不宜过大。如果过快和过大，有可能形成通胀带动工资率上行，反过来工资率上行又带动通胀，落入“通胀——工资率上行——通胀”的不良循环之中。这样的工资率上行，不仅不利于抑制通胀和居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有可能带来投资效益递减、收入差距加大的副作用，是不可取的和值得警惕的。工资率上行必须遵循与国民收入、劳动生产率基本同步原则，要很好地把握上行的速度和节奏。

提高效益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外延式经济增长模式，往往重投入、轻产出，重数量（产值、产量）、轻质量，重硬件（物质、设备）、轻软件（技术、管理），使基本建设工程质量受到损害。质量不高不仅直接妨碍基本建设工程效益的发挥，而且造成事故频发。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楼房轰然倒下，一座座新建成的桥梁断裂坍塌，一辆辆刚出厂不久的汽车就要召回工厂调修，道路陷入“修好——挖开——再修好——再挖开”拉锁式循环等。虽然这些“豆腐渣”工程所占比例不一定很高，但也不是个别的，影响很坏，危害很大。更为严重的是假冒伪劣产品随处可见，假药、假酒、假食品、假营养品等屡禁不止，冒牌服装、鞋帽、钟表、用具以至于电脑、汽车等屡见不鲜……有人说，除了骗子是真的以外，其余均可找到假的。虽然这话有点儿说过了头，但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产品质量被损害的程度。在北京，1959年完成的“十大建筑”至今巍然屹立、完好无损；而后来建造的颇有点儿名气的建筑，有的已经破损不全，有的只好推倒重建。每项工程和产品存在的质量问题不尽相同，有着各自的原因；但是重数量、轻质量的指导思想是相同的，外延式经济增长模式是相同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要将提高质量放在显著位置，倡导向质量要速度，向质量要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