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黄金时代”尚未结束

关于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占总人口比例变动，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和2011年数字已经公布，与本报告预测基本相同。但考虑到漏报人口中婴儿和儿童可能占比要高一些，预测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比公布数字稍低一点，总的变动趋势大同小异（参见图1-1）。

图1-1显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变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10年以前，为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长时期。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由1980年的5.9亿增长到2010年的9.99亿；占总人口比例由59.8%上升到74.5%（峰值）；第二阶段2011～2017年，为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缓慢下降与绝对数量缓慢增长交错进行时期。2017年占比可下降到72.4%，绝对数量可增加到10.00亿（峰值）。第三阶段2017年以后，为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时期，包括绝对数量2020年可减少至9.92亿、2050年可减少至7.37亿；占比2020年可降至71.54%、2050年可降至61.85%。

怎样看待上述劳动年龄人口变动的三个阶段？学术界和社会相关各界，存在不同观点。有的认为，劳动力供给不足已经发生并有扩大趋势。他们举出“民工荒”、“用工荒”由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向中部省份和西部地区蔓延，“招工难”和劳动力短缺已成普遍之势。论证中国作为劳动力丰富并且资源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贸易中最具优势的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需要采取相应措施，应对劳动力短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后的挑战。另一种观点认为，迄今为止中国仍是世界上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力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虽然控制人口增长成绩卓著，人口和劳动力过剩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但也仅仅是缓解而已，过剩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市场主要还由买方主宰。过剩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就业压力仍旧很大。我们认为，当前处于劳动年龄人口变动由过剩向平衡转变的第二阶段，即占比下降伊始和绝对数量增长末期，劳动力供给过剩、供给不足和供求平衡均有可能发生，呈现过渡阶段旧的过剩与新的不足并存特征。过剩无须多言，登记失业率在4%以上，实际还要高一些；与“劳工荒”蔓延同时，大学生就业难长期存在，就业压力不见减轻。对“民工荒”反映的劳动力短缺现象，要做具体分析，更主要的是产业和行业之间的结构性短缺。而且，短缺不仅表现在劳动力数量上，还反映在劳动力质量上，是对重化工业主导粗放型经济对体力型劳动力过度依赖的结果，并非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

立足于劳动力供给足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视角，首先需要弄清的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何时结束，能否在结束前实现对“中收陷阱”的成功跨越。按照高、中、低三种预测，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和绝对数量的具体变动如表1-1所示。

上述三种预测中，低位预测201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和绝对数量同“六普”最为接近。按此预测，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已于2010年达到峰值，其后转而下降，前20年下降的速度较慢，2030年仅比2010年下降3.7个百分点，平均降低0.19个百分点；后20年下降7.6个百分点，年平均降低0.38个百分点。如以从属比0.5以下定义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则该低位预测经历和将要经历1990～2035年共达45年时间。考虑到生育政策调整是早一些晚一些的事情，未来生育率和出生率则有向中位预测靠拢的可能，故中位预测劳动年龄人口变动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按照中位预测，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和绝对数量有同低位预测大致相同的变动趋势，只是占比下降的幅度要小一些，绝对数量减少也要少一些。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也将相应短一些，可在2030年从属比上升到接近0.5时结束，经历40年时间。高位预测“黄金时代”要更短一些，2020年即可结束，约经历30年时间。由于高位预测同目前人口变动实际相距较远，故不多加赘述。低位至中位预测之间的可能性最大，如此，中国经历和正在经历1990至2030年最长至2035年，长达40～45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人口盈利”、“人口红利”可供提取的时间尚有20多年。也就是说，虽然“人口视窗”关闭的按钮已经启动，但是到“视窗”完全关闭，还有20多年时间，我们要充分利用这段不可复得的机遇期，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地增长。如果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以上，则“黄金时代”结束时，生产总值即可翻两番，人均GDP可达到目前发达国家一般水平，实现对“中收陷阱”的成功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