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政治“改革”与多党制

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成为苏共新一届最高领导人。

他一上台即宣称要实行“加速”战略。但由于缺乏正确的方向和有力的举措，不到两年，苏联经济便陷于困境，人民生活开始恶化。

1988年6月，苏共中央决定“根本‘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重心由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

1994年，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重要助手亚·尼·雅科夫列夫在回忆录中说：早在1985年12月，我就给戈尔巴乔夫写信，明确提出“民主化”就是要通过“公开性”等手段，结束苏共的“一党专制”，在苏联实现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我“所讲的很多东西逐渐被采纳”[7]。

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亚·谢·卡普托：“在1988年就能明显地看出，在苏共中央内部，有很大一部分中央委员是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的。戈尔巴乔夫以年龄过高为借口，开列了150人的所谓反对派名单，在一次中央全会上把他们清除了出去。”

在上任半年多的时间里，戈尔巴乔夫迅速把亲西方的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等人拉进苏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对各级干部包括军队领导人进行了大幅撤换或调整。到1986年2月，15个加盟共和国党中央、最高苏维埃、部长会议的主要领导人更换了19人[8]，40％以上的中央委员是新人[9]。到1988年初，几乎所有部长、中央机关的部门领导、各委员会负责人均遭替换、开除或数次调换岗位。[10]

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亚·谢·卡普托：“党的队伍很快分成了两派。对戈尔巴乔夫有看法、持批判态度的，报刊等媒体就把他们打到保守派当中；支持戈尔巴乔夫的做法，马上就被封为‘民主改革派’。”

1986年底，被流放到高尔基城六年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回到了莫斯科。

现场记录：

记者：“是谁给你打的电话，是不是戈尔巴乔夫？”

萨哈罗夫：“是，他突然打来电话，说作了一个决议，您可以回到莫斯科。”

萨哈罗夫：“我希望我会获得全部人身自由，我以后会尽我的力量来做这些事，这是我的使命。”

重返政治舞台的萨哈罗夫积极从事反共反苏的种种活动，并迅速成为所谓“民主派”的领头羊。

在“民主化”、“公开性”浪潮中，1986年苏联开始出现各种“非正式组织”。这些组织以各种辩论会、俱乐部、知识分子小组和青年小组等面目出现。1987年蔓延到全苏很多大中城市，当年底就发展到3万余个，1989年增至9万多个。

这些“非正式组织”中有的打着维护所谓本民族利益的旗号谋求脱离苏联，有的崇拜西方民主主张全盘西化，有的甚至还要求复辟沙皇专制统治，等等。而打着资产阶级“民主”和“人道主义”旗号的组织尤为活跃。

在一些“非正式组织”的操纵下，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罢课以至民族冲突此起彼伏，连绵不绝。

面对严重威胁党和社会主义政权以及社会稳定的“非正式组织”及其活动，戈尔巴乔夫听之任之，甚至还大加赞赏。

1988年6月28日，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全面拉开了政治“改革”的大幕，并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确立为“改革”的“最终目标和理想”。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实质是攻击社会主义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和对极少数敌人的专政是“不人道”、“不民主”，从而把对极少数人的无产阶级专政偷换演变为对绝大多数人的资产阶级专政。

1989年春，全苏人民代表选举开始。这是戈尔巴乔夫效仿资本主义议会制，在苏联举行的第一次全民选举。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召开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无论是在首都还是在外地，选举中共产党人都失败了。在后来，参加选举包括选举取胜的那些人，都是放弃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人。”

选举过程一片混乱。许多不称职的人，甚至连杀人坐牢的恶性罪犯也出现在人民代表的候选人中。而那些反苏反共的蛊惑人心者，更是数不胜数。

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纷纷组织起来，频频发表竞选演说，组织各种群众集会，声援自己的候选人。

而戈尔巴乔夫却要求苏共与选举保持距离，命令党组织不得干预候选人的活动，从而完全放弃了苏共对选举这一重大政治活动的领导，把干预候选人的权力交给了国内外资本。

波罗的海三国分裂势力的代表人物和积极分子纷纷当选。苏共内部著名的反对派叶利钦也在莫斯科高票当选。萨哈罗夫在苏联科学院落选，戈尔巴乔夫特地增加一个名额，使其得以当选。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60名党委第一书记中有32名落选。在列宁格勒，市、州两级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以及州党委委员没有一名当选。全苏16个军区有14个军区司令员铩羽而归。甚至连戈尔巴乔夫都不得不承认：“很多中央委员会委员，在这次选举中都落选了，一共有30多人。在我周围工作的都是党内的重要干部，他们都感到震惊，我都无法召开政治局会议了。”[11]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当时党的领导人没有及时利用良好的机会，让赞成共产主义理想并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当选。普通的党员无可奈何，他们的声音很微弱，人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1989年5月25日，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电视和广播现场直播，辩论的场面一浪高过一浪。

大会选举了最高苏维埃主席、第一副主席、最高苏维埃成员等。有近15％的“民主派”及其支持者进入最高苏维埃。叶利钦侥幸靠递补当选。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

会上，萨哈罗夫率先提议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该条文明确规定“苏共在苏联社会中的领导地位”。叶利钦当即附议赞成，但因大多数代表坚决反对而作罢。

1989年7月，全苏第一次跨地区议员团代表会议在莫斯科的电影之家召开，与会者包括波罗的海沿岸的几个共和国代表在内的240多名“民主派”人民代表。

叶利钦、波波夫、萨哈罗夫、阿法纳西耶夫等一些所谓“民主派”的头面人物当选轮值主席。在苏联最高权力机构第一次出现了正式的反对派组织。他们首先要推动的仍是取消宪法第六条。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目的就是让国家的局势变坏，给中央政权脸上抹黑，以此来证明，他们代表的才是新的、进步的思想。”

“跨地区议员团”还接过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要求苏共交权。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我记得很清楚，有萨哈罗夫的一些照片。如果有必要可以在网上找到这些照片。他脖子上戴着一个硬纸板，上面写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1917年9～10月间，布尔什维克党恢复“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这是因为在全国各地夺取和建立属于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国家政权的条件业已成熟。70多年后戈尔巴乔夫等人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一口号，是要全盘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引入其多党制，从根本上取消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面对“民主派”掀起的修宪狂潮，此时的戈尔巴乔夫审时度势，决定迎合。

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撰文赞赏西方议会民主，宣扬效仿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文章还提出，“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12]这是苏联领导人向社会乃至世界释放苏联准备搞西方民主制度的明确信号。

1989年12月12日，第二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萨哈罗夫代表跨地区议员团再次提议取消宪法第六条。

萨哈罗夫发言同期声：“根据权力分立的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应作出以下决议：一、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二、改变苏联法律制度。苏联的法律如果要在加盟共和国境内产生法律效力，就必须经加盟共和国最高立法机构批准才能生效。”

戈尔巴乔夫：“我提议对宪法第六条的动议进行表决，请各位代表进行表决。是赞成，是反对，是弃权？”

投票的结果是这项提议仍没有被列入大会议程，但却得到超过1/3的支持票。

两天后，萨哈罗夫突发心脏病去世。所谓“民主派”知识分子借机将葬礼演变成一场政治示威。

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我认为实行多党制不会是悲剧”，“我们不应该像魔鬼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

1990年2月4日，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前一天，“民主派”在莫斯科动员了20万人集会游行，喊出了“取消苏共领导地位”、“审判苏共”、“实行多党制”等反动口号。

2月5日，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上对上述猖獗行为不仅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反而说：苏共的领导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强行合法化”。

在戈尔巴乔夫的推动下，3月11日，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修改宪法第六条等建议。

三天后，第三次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修改宪法的法律。将其中第六条“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13]，修改为“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运动通过自己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14]。法律同时还规定，苏联公民有权组织政党。

早在1936年，斯大林领导修订的苏联宪法首次明文规定，党是“劳动群众所有一切社会团体及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15]。

这是苏联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法律和政治保障。

取消宪法中关于党的领导地位，对于苏共和苏联意味着什么呢？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库·利加乔夫：“这是个大错误，这是毁灭性的开始。取消党的领导就是否定党的领导。”

原《真理报》主编、前国家杜马主席根·尼·谢列兹尼奥夫：“宪法第六条取消了，这就像一座大厦的顶梁柱一样，把顶梁柱抽掉了，国家这座大厦也就倒塌了。”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本应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集中代表。但苏共在执政70多年后，却自动放弃了对国家的领导权，这就为戈尔巴乔夫等人实行多党制，最终彻底背叛党的宗旨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消除了根本的障碍。

取消宪法第六条和实行多党制后仅一年，联盟一级的政党就出现了约20个，共和国一级的政党竟多达500多个，其中绝大多数成为最终推动苏联亡党亡国的政治力量。

紧随多党制的是总统制。在1990年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又以多党制条件下国家不能出现权力真空为名建议设立总统职位，以确保其继续掌控苏联的最高领导权。这就从根本上削弱了苏共在国家权力中枢的领导地位。在此之后，原来作为社会政治生活核心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便很少开会了。

不久，在戈尔巴乔夫的指使下，最高苏维埃通过实行总统制的决定。1990年苏共中央三月全会决定推选戈尔巴乔夫为苏联总统候选人。

1990年3月15日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当选总统。从决定实行总统制到正式选出总统，前后不足40天。此时距他走上苏共最高领导职位五年整。短短五年，戈尔巴乔夫就实现了自己从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到总统制的政治夙愿。

而此时的戈尔巴乔夫将会把国家带向何方呢？

街头妇女：“戈尔巴乔夫当上总统后，国家就逐步走向分裂，他把国家彻底毁掉了。”

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克林分校教授纳·费·格里岑科：“当时由于实行总统制，苏联作为一个联盟制的国家，在很多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州都出现了以总统命名的职位，在苏联中央政权和地方总统政权之间产生了矛盾。”

远东研究所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米·列·季塔连科：“没有国家的共同的管理，说我是独立了，我有自己的宪法，我有自己的总统。所以在苏联出现的总统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加起来还要多。每个州、每个自治区共和国、每个加盟共和国、每个民族的（自治）小区都有总统。”

“民主派”在通过选举苏联人民代表和最高苏维埃向苏共中央夺权的同时，还利用1990年初各地举行苏维埃选举之机夺取苏共各级地方政权，与民族分裂势力同流合污，疯狂进行分裂国家的活动。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率先宣布脱离苏联独立，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紧随其后，拉开了解体苏联的序幕。

1990年5月29日，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6月12日，叶利钦集团主导的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主权宣言。7月10日，叶利钦宣誓就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这给风雨飘摇的联盟国家一记重击。此后，其他共和国更是纷纷效仿。

1990年7月，苏共举行了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这是苏共历史上最后一次代表大会。

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亚·弗·布兹加林：“参加二十八大的有各式各样的代表，出现了一些观点不同的派别。”

会上，各主要政治派别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自觉羽翼已丰的“民主派”决定与苏共彻底决裂。就在大会投票选举中央委员会之前，叶利钦突然宣布退出苏共。

叶利钦同期声：“经过深思熟虑，我本想在二十八大之后退出苏共，但鉴于会上我被提名为中央委员，我不得不现在就作出如下声明：我正式声明退出苏共，诚愿与各党派、社会团体进行协作。”

随后，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波波夫和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索布恰克等“民主派”人士也纷纷退出苏共。

大会通过的决议表明，此时的苏共已经发生了完全的质变，蜕化为组织上联邦化、松散化，思想上完全奉行民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俱乐部。这是戈尔巴乔夫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造苏共的必然结果。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库·利加乔夫：“千万不能让野心家在党内建立宗派组织。1990年党的代表大会报告讲：允许党内出现不同的派别。对于苏共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队伍的团结、统一。列宁在世时通过了关于加强党内团结的决议，规定党内不允许出现派别，出现宗派分子则立即开除出党。”

随着多党制和总统制在苏联的确立，苏共对苏联军队的领导地位也开始发生根本的动摇。1990年3月的全苏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规定，苏联总统是苏联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有权任命和撤销军队高级指挥员。这就从法律上剥夺了苏共领导和指挥苏联军队的最高权力。

军队“非政治化”、“非党化”舆论四起。渗透到军队的反苏反共势力配合社会上的“民主派”，利用苏联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之机不断攻击军队。社会上反军浪潮也十分狂烈，苏军被斥为“反‘改革’的保守力量”、“保守势力的最后堡垒”。军内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相互勾结，要求改变苏军的性质和建军方向。而苏共的裂变和民族的分裂，进一步加剧了军队内部的混乱：军心涣散，军纪松弛，派系林立。

人民对党和国家及其军队的状况深深忧虑。

1991年8月19日，震惊苏联和世界的“8·19”事件爆发。这是苏共内部一些力图挽救社会主义苏联的领导人为避免国家走向分裂所做的最后尝试。

然而，在国外敌对势力的强力支持下，8月21日，叶利钦等所谓自由派势力控制了局势。

苏联国防部决定撤回部署在实施紧急状态地区的部队。

苏联军官国际联盟执委会主席叶·伊·科佩舍夫：“我走访过那些部队，当时只有少数的军队站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这边，更多的人则无所谓。”

列宁曾说，党领导的红军比什么都重要。而此时被解除思想武装和党的坚强领导的苏联军队，面对站在坦克炮塔上的叶利钦阻止军队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反动势力疯狂摧毁苏共的组织、大肆迫害苏共党员之时，除了束手看着自己长期捍卫的党和人民的事业被葬送，还能做什么呢？

曾任美军中将和美国国家安全局长的威廉·奥多姆指出：苏联“共产党同它们的将军们手挽手、肩并肩地走向灭亡”。[16]

“8·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利用总统职权并伙同叶利钦等所谓“民主派”疯狂迫害“8·19”事件的领导者、组织者和支持者。“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八名主要成员除内务部长普戈被捕前自杀外，其他成员都相继被捕或遭监禁。

8月24日，戈尔巴乔夫没有召开任何中央会议，擅自决定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宣布苏共中央自行解散。

同一天，苏军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因悲愤绝望而自杀。

当时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库普佐夫目睹了苏联共产党生命的最后时刻。

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前国家杜马副主席瓦·亚·库普佐夫：“23号白天，苏共中央书记处有五位书记被搜家。他们以此来吓唬我们，看我们能不能给他们什么证据。中午两点，我签署了一个决定，要求完整保存所有中央文件。他们从中午就开始往外轰人，到25号苏共就不存在了，我们只能通过电话互相联系。那时我在老广场办公大楼的三层，我的办公楼上面还有一个小阳台。我能看到那些大学生，还有那些受指使的人员。有一些外国使馆的车给他们送来吃的喝的。这些人都喝得醉醺醺的，干些完全发疯的事情。”

更让库普佐夫感到屈辱的是他被赶出苏共中央办公大楼的那一刻。

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前国家杜马副主席瓦·亚·库普佐夫：“过了栏杆，进入一个100多米长的通道。两边挤满了人，有150多台摄像机在拍摄。我们路过的时候，他们纷纷向我们吐痰，侮辱我们。这是我人生经历的最屈辱的一刻。”

1991年11月6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关于终止苏共和俄共在俄罗斯联邦领土上活动的命令》，查封苏共中央办公大楼。拥有93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就这样走完了它最后的时刻。

亡党的结果就是亡国。“8·19”事件后尚未宣布独立的其他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

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声明辞去苏联总统职务。

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苏联就此从世界地图上消失。

苏联解体后，许多共产党人遭到追捕。

原立陶宛共产党中央书记尤·尤·叶尔马拉维丘斯：“苏联解体以后，我们一直处于非法的状态。我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

与此同时，大批苏共党员和干部遭到迫害。数以万计的苏共党员首先是党的机关的工作人员失业。仅莫斯科市就有6000多人；80％的苏军领导人和高级军官被撤换。其中有不少人从此生活无着，流落街头，靠变卖家当甚至出售过去用鲜血换来的军功章维持起码的生计。

东正教莫斯科及全俄大牧首基里尔说：“人们本来瞄准的是当时的政治体制，而最后遭到重创的，却是历史悠久的俄罗斯。”[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