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影响中国对外投资环境的因素

作为对折中范式理论的扩展，Dunning（1981,1986）提出的投资发展路径（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IDP）理论能同时解释一国对内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该理论认为一国对内对外直接投资依赖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衡量），一国的对内对外直接投资要大体上经历5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1阶段，欠发达国家既无法吸引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流入，也无法产生FDI流出；第2阶段，开始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通过提高自身的区位优势开始吸引FDI流入，也可能伴随着一定数量的FDI流出，但总体上是一个资本接收国，即FDI流入大于FDI流出；第3阶段，该国技术水平的提高与国内市场的扩展，它能够吸引更多的FDI流入，同时由于自己研发水平的增强和国际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它也会增加FDI的流出，但该国还是一个资本接收国，即FDI流入大于FDI流出；第4阶段，该国的FDI流出开始大于FDI流入，成为一个资本输出国；第5阶段，该国发展成为高度发达的国家，FDI流入和FDI流出的水平都较高且能对净投资头寸进行平衡。在该理论中第1至3阶段对应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第4、5阶段对应着发达国家经济（Duran and Ubeda,2005）。

许多研究表明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有很多，这些因素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市场影响因素；二是政府影响因素。阎大颖等（2009）利用2006～2007年中国企业（非金融类）3100余起海外投资的微观数据样本，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政府政策扶植、海外关系资源及自身融资能力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能力有重要影响，这三种制度因素对贸易型、生产型、资源型和研发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各有不同。政策支持是以获取资源和技术为目的“走出去”企业对外投资时的重要考量，国有企业在这两类投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资源类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密集度最高，在一定时期内这类投资将依然以融资渠道更便利的国有大型企业为主导，即使会面临东道国较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阻力；对于旨在开发海外市场的对外直接投资而言更需要依赖于当地的关系资源获取信息、建立营销渠道，因此中国长期以来制造业以市场需求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于亚洲周边地区；融资能力是影响作用最普遍和突出的制度优势，目前投资主体自身的资本实力是能否实施海外投资最重要的依托。

一 市场影响因素

邓宁在调查了跨国公司的经营动因后，归纳出四种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胡博和李凌（2008）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视角，在聚类分析的基础上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发达国家的区位优势在于较高的科技水平，发展中国家则在于丰富的矿产能源禀赋或潜在的国内市场；发达国家的市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具有吸引力，在对一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时市场因素的作用也不明显。国家之间由于资源禀赋分布的不同，对具有不同投资动机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为了考察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的市场因素，本书按照邓宁的分类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加以划分，然后分别检验影响这些投资动机的不同影响因素。

（一）市场寻求型因素

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为了开拓新市场而进行的直接投资，一种是为了稳定与扩大原有市场而进行的直接投资，一种是为了突破贸易障碍或规避贸易壁垒而进行的直接投资。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商品服务业、批发零售业、制造业等市场依赖型行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分别是256亿美元、103.2亿美元和70.4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34.3%、13.8%和9.4%，总计57.5%；存量分别是1442.9亿美元、490.9亿美元和269.6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33.5%、11.6%和6.3%，总计51.4%，因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市场寻求动机占据重要的地位。

1．市场规模

在邓宁（Dunning, 1977; 1998; 2001）折中理论（eclectic paradigm）所强调的区位优势中，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是一个重要因素。克鲁格曼提出的新贸易理论认为在一个不完全竞争的世界，贸易和投资由源于聚集效应的外部经济和源于内部能力的内部经济所驱动，所谓外部经济就取决于市场规模的大小。李猛和于津平（2011）使用2003～2007年中国对74个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实证检验发现东道国市场规模和资源禀赋是决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陈恩、王方方（2011）利用2007～2009年中国对103个国家或地区的直接投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这三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市场导向型为主，中国对外投资主要以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南-南”型为主，同时也表现出以市场追寻为目的北美和欧洲市场的快速增长。赵春明、吕洋（2011）利用2005～2008年中国对东盟十国投资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主要以市场导向型为主，市场规模是决定中国对其投资的主要原因。也有些研究对这种市场导向型投资进行了反思，项本武（2009）发现东道国市场规模对中国在东道国的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影响，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发达国家缺乏较强的竞争力，因而大多将投资集中于亚洲、拉丁美洲这些市场规模较小的国家和地区。因此大力鼓励中国企业在提升自身国际竞争力的基础上积极向市场规模较大的发达国家或地区投资，从而充分利用其大市场的规模经济优势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努力方向。

2．双边贸易（互补/替代效应）

对外投资与进出口贸易之间是互补还是替代效应，在理论与实证上都没有统一的结论，Oberhofer and Pfaffermayr（2012）发现一些企业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替代效应，但大多数企业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互补效应。Noguera and Pecchenino（2011）利用一般均衡的李嘉图（Ricardian）模型分析两国在同一部门中展开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发现低生产率的企业会从事对外直接投资，而高生产率的企业会从事对外贸易。Bhattacharya et al.（2012）也发现某服务商品的生产可能伴随巨大风险时，低生产率的企业会从事对外直接投资。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依赖于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关税跳跃（tariff-jumping）的观点认为贸易与要素流动性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因此贸易会降低区域内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Belderbos（1997）发现欧盟的反倾销行为严重影响日本的出口，从而引发关税跳跃的对外直接投资，即使在反倾销行为之初就足以引发日本企业开始投资而不必等待裁决结果，因此贸易壁垒会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关于中国的对外投资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李猛和于津平（2011）发现密切的贸易联系会显著促进中国的投资。但杜凯和周勤（2010）认为中国的“走出去”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贸易壁垒诱发式的投资行为，以反倾销和关税为代表的贸易壁垒是诱发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驱动力。张燕、谢建国（2012）采用2003～2008年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数据，发现贸易成本的降低使得国内企业更倾向于出口而不是对外直接投资。

（二）资源禀赋因素

跨国公司实行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呈正相关关系，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是为了确保中国经济增长所不可缺少的稀缺要素投入的持续供应，例如木材、金属矿石等原材料与矿物燃料、润滑油、石油等原料，一些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动机明显（Sanfilippo,2010；高宇，2012）。Cheung et al.（2012）考察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发现中国加大对非洲自然资源类的投资还是近几年来的现象，其中市场寻求动机、风险和资源寻求动机等经济决定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的富裕程度对中国企业是否投资该国家没有多大影响，但对投资的额度有显著影响。

（三）效率寻求型因素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为克服后发劣势，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以发达国家为目标地的投资来获取先进技术等战略性资产。Kogut and Chang（1991）在考察日本制造企业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时发现日本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R&D密集的产业，因此他们认为获取东道国的逆向技术溢出可能成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重要动因。Potterie and Lichtenberg（2001）采用13个工业化国家1971～1990年的数据检验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结果发现内向FDI对国内生产率并无显著促进作用，对外直接投资则对国内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研究结论并不统一，如Bitzer and Kerekes（2008）采用17个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国家1973～2000年的产业层面数据检验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对外直接投资并未产生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且国与国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Rugman and Li（2007）认为中国跨国企业缺少以知识为基础的企业特定优势，成为效率寻求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是利用现有竞争优势，而是弥补竞争劣势（Child and Rodrigues, 2005）。沙文兵（2012）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国内创新能力（以专利授权数量代理）产生了显著的正面效应。李梅和柳士昌（2012）利用2003～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检验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只在发达的中国东部地区明显存在。

二 政府影响因素

（一）政府治理因素

政府治理水平对吸引FDI具有重要的影响。首先，良好的政府治理能够提升东道国投资环境，进而吸引FDI的进入，Kaufman et al.（1999）利用治理指标中的5个指标发现制度质量的提高会显著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Aizenman and Spiegel（2006）用模型分析表明制度无效率类似于对企业征税，降低了企业的利润率；他们的实证分析结果也表明制度质量下降会降低FDI的流入。其次，较差的制度给FDI的进入带来额外的成本，Wei（2000）发现政府治理水平降低（如腐败盛行）会严重阻碍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如果制度质量从新加坡的水平下降到墨西哥的水平，则相当于对跨国公司征税税率提升了20%。最后，FDI的沉没成本较高，使得FDI对较差政府治理水平带来的不确定性非常敏感（Bénassy-Quéré et al., 2007）；王海军、高明（2012）利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检验分析国家经济风险对于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结构效应，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于经济风险很敏感，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国家经济风险，对外直接投资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经济风险更为敏感。

Globerman and Shapiro（2002）认为同一因素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和流出均产生影响，好的政府治理创造了有利于企业海外投资的环境，因此会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他们利用从Kaufman et al.（1999）构造的6个治理指标中提取的第一主成分研究政府治理水平对一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的影响，结果发现高水平的政府治理会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产生正向影响，但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出的正向影响只出现在发达国家和大规模国家中。Bénassy-Quéré et al.（2007）则发现政府治理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出影响不大。Wheeler and Mody（1992）利用从13个风险因素中提取的第一主成分来研究制度对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也没有发现“好的”政府治理水平会对美国企业国外分支公司的选址产生显著的影响。Brouthers et al.（2008）认为FDI水平是市场吸引力正向效应与腐败程度负面影响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实证结果表明对于市场寻求型投资，市场吸引力与腐败程度存在互补效应，但对资源寻求型投资，这二者之间不存在互补效应，较大的市场吸引力可以减缓腐败程度对资源寻求型投资的负面影响，但随着腐败程度的加深该减缓作用迅速消失。

在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的政府治理水平因素研究中，王建和张宏（2011）采用2003～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考察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施政有效性水平的提高会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而贪腐控制水平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是显著负相关的，公民参政与政治人权、政治稳定程度、市场经济限制程度、司法有效性等指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关系并不显著。李猛和于津平（2011）使用2003～2007年中国对74个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实证检验发现东道国良好的政府治理水平会抑制中国对该国家的直接投资。邓明（2012）利用2000～2009年中国在73个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考察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结果发现经济和法治制度对发展中国家吸收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则不显著。张中元（2013）采用2007～2011年中国对155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利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考察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有明显的差异性，制度质量的提高会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低收入和高收入水平国家以及中、小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国家。

（二）汇率变动因素

Buch and Kleinert（2008）认为汇率变化通过两个方面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一方面通过财富效应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另一方面企业对本地和国际产品及要素市场的依赖程度不一样，汇率变动会影响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获取企业专用性资产的能力和动机。Xing and Wan（2006）利用日本1981～2002年对中国和东盟四国的投资数据，实证分析实际汇率的变化对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和东盟四国各自货币对日元的升值会显著影响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东道国货币升值会降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从而使得投资转向竞争国家。Udomkerdmongkol et al.（2009）考察汇率变化对美国在1990～2002年对16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与本地货币升值、本地货币预期贬值以及汇率波动率存在负相关关系，稳定的汇率管理对吸引外资至关重要。

随着中国外汇储备的增加和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增大，2005年的人民币汇率改革迈出了人民币升值的步伐，这一变化可能影响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王凤丽（2008）利用协整分析技术和误差修正模型（ECM），从长期和短期的角度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均衡关系，结果发现不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人民币的升值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乔琳（2011）考察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流出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994年的汇率改革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影响较大，但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出没有显著影响；2005年汇率改革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影响不显著，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出影响显著，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促进境外直接投资。

（三）双边合作因素

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是两个国家之间签订的针对相互投资的一系列特别协议和条款，是目前国际投资领域最普遍的国际协定，截至2011年全球共签订了3164项国际投资协定（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IAs），其中双边投资协定就有2833项（UNCTAD, 2012）。自1982年中国与瑞典签署第一份双边投资协定以来，截至2012年1月，中国与其他国家共签署132项双边投资协定。

双边投资协定是国际上保护双边投资的主要法治形式，发展中国家通过约束甚至让渡一部分国家主权从政治和其他风险方面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保护，为缔约国的投资者构建明确而公开的投资环境，减少不确定性给投资者带来的风险和损失，从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吸引FDI（Neumayer and Spess, 2005）。但一些早期的研究并没有发现双边投资协定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之间的这种正向关系（Hallward-Driemeier,2003）。近期的一些研究则发现签署双边投资协定会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Egger and Pfaffermayr,2004）。Neumayer and Spess（2005）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多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而且双边投资协定与东道国内良好的制度质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只是这种效应对不同水平制度质量的替代作用不太稳健。Egger and Merlo（2007）考察双边投资协议对OECD国家之间及其与中、东欧转轨国家之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发现双边投资协定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之间不仅存在显著的短期正向影响，而且在长期中这种正向影响作用更大。张鲁青（2009）利用47个发展中国家的双边投资协定和国际直接投资数据，分析了BIT对发展中国家吸引FDI的影响，结果显示BIT有利于发展中国家FDI流入的增长。

宗芳宇等人（2012）采用中国上市公司2003～2009年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实证发现双边投资协定能够促进企业到签约国投资，双边投资协定能够替补东道国制度的缺位，促进了企业到制度环境较差的签约国投资。易波、李玉洁（2012）讨论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东道国制度环境不佳的情况下，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可以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但中国投资的地区大多处于高风险地区，如何保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安全成为一个难题。张中元（2013）利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考察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签署双边投资协定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大规模OFDI存量国家。但双边投资协定与东道国制度质量水平的提高会抑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双边投资协议还抑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中、小规模OFDI存量国家。

（四）经营环境因素

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还涉及其他一些因素，如东道国的市场准入、税率、工资水平等经营环境因素，如Adjasi et al.（2012）考察当地金融市场对FDI流入的影响，结果发现，FDI只有在功能良好的本地金融市场的支撑下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祁毓和王学超（2012）选取2003～2009年中国和152个东道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东道国劳工标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流入低劳工标准的国家，而且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向低劳工标准国家集聚的趋势。此外还涉及一些非经济因素，如政治、语言、文化、地理等因素，如许和连和李丽华（2011）计量分析发现文化距离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中国与东道国的文化差异越大，对其直接投资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