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图文相异的方式

在论及古籍插图本中图像和文本的关系时，“图文配合”基本上已经成为学界公认的说法。如郑振铎先生云：“插图是一种艺术，用图画来表现文字所已经表白的一部分的意思。”钱存训先生云：“插图是对文字的形象说明，能给读者以清晰的形象概念，加深对文字的深刻理解。”黄永年先生云：“在书上配刻图画的，通称为‘插图本’，也可称‘带图本’，再由此派生的以图画为主体的书则通称为‘画谱’。到20世纪初年欧洲的‘版画’艺术传进我国，人们又称这些插图、画谱为中国的版画。”李致忠先生云：“书籍的插图，是对文字内容的形象说明，它能给读者清晰的形象的概念，加深人们对文字的理解。”以上列举的几位知名学者对插图的看法可以说代表了自20世纪初以来插图研究中的主要观点，然在这些叙述中，我们注意到几位大家并未对“图”和“文”的范畴给予准确界定。实际上在明清章回小说中，由于插图中图目的介入，所谓的“图文配合”并不应该简单归结为插图内容与文本文字内容的配合，“图”乃插图所绘之内容，而“文”则应该包括文字内容和图目内容两部分。图目作为文字和图像的中介，具有综合概述和提示说明的重要功能，图目与图像、图目与文本之间具有重要的互动关联，因此，我们在论述图文关系时，应该在图像、图目、文字这三个范畴内进行讨论。总体而言，图像主要用来展示对应文字所叙之内容，图目既是对对应文字内容的概要，也是对图像所绘内容的提示，三者之间相互配合，以不同的叙述方式共同为读者讲述小说的故事内容。可以说，三者之间的相互配合是插图本刊刻的基础。不过，综观《三国志演义》各刊本插图，图像、图目、文字之间在相互契合之外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异情况。如果说图文契合是插图对文字规则性的呈现，那么图文相异的特例恰恰反映了图像、图目、文字之间的复杂关联，这其中既包括图像对文字有意的错位处理，也包括无意的误读表现，无论哪种情况，都体现出插图本刊刻过程中的内在规律与特征。具体而言，图文相异表现为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图像与图目相符、与文字不符，即图像所绘内容与图目内容相符合，但是二者与对应文字内容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如汤学士校本《程普劝周瑜伐曹操》一图，据文字叙述，原文是“一班战将”共同拜见并劝说周瑜，但图像对“一班战将”做出了筛选，只保留对话的主要人物程普和周瑜，这种安排十分清晰地表现出上图下文式插图利用有限的画幅空间抓取主要人物表现故事情节的特色，既简洁扼要又突出重点。又如双峰堂《三国评林》图《周瑜喝斩曹公来使》（见图1-14），据文字所述，曹操遣使送书、周瑜斩使示威的地点在周瑜“大帐之中”，但是图像却将地点改为战船之上。尽管这种细节上的更改对于读者阅读整部小说并无重要影响，但是细察之也可见其意义所在。赤壁之战，长江天堑既是曹吴双方沟通的必经之地，也给双方交战造成了巨大障碍，也因为要克服这一障碍衍生出一系列精彩的环节，成为小说中的点睛之笔。从环境刻画的角度出发，不难理解图像水上相见的偏爱。这是以最直观的表现方式来提醒读者长江这一地点在赤壁之战中的重要性。

第二，图像与文字相符、与图目不符，即图像所绘内容与对应文字内容相契合，但是图像与图目内容并不契合，换言之即图目对文本的概要总结与对图像的提示说明不是十分恰当贴切，因此和图像、文字产生了矛盾。如叶逢春本《阚泽乘舟归见周瑜》一图，据该页文本叙述，阚泽诈降曹营后，归吴后拜见的是黄盖和甘宁而并非周瑜，图像仅仅描绘了阚泽乘舟的画面，如果不细读文本，很容易就被图目所蒙蔽。再如熊佛贵本《玄德归投袁绍》一图（见图1-15），图像所对应的两页文字主要叙述了袁绍拒绝孙乾请兵以及刘备偷袭曹营之事，至于归投袁绍乃是下一页偷袭曹营失败之后的事情。图像依据文字内容主要描绘了孙乾请兵的情形，而图目却先于图像和文本交代了情节发展的走向，造成了图目与图像、文字之间的脱节。

第三，图目与文字相符，图像与图目、文字不符，即图目恰当地概述了对应文字的内容，但是图像对图目与文字的反映却并不贴切。如乔山堂本图《孔明子敬拜探瑜》（见图1-16），图目是对文本主要内容的提示，但是图像却做出了相应调整，将三人相见的场景改为孔明、子敬二人在周瑜府前等待通报的画面。类似的改变还有双峰堂评林本、郑少垣本和汤学士校本的《糜竺赍礼拜见周瑜》一图（见图1-17），省略了糜竺参拜周瑜的过程，而替换为糜竺拜见以前周瑜帐内士兵通报的情形。这些改动虽然导致了图像与图目、文字之间的相异之处，但是却为我们展现了三国时期相见礼的过程及其重要地位，可以说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更改。再如刘荣吾本图《操命蒋干往说周瑜》，图目简要地将文本中“操命蒋干”“蒋干前往东吴”两件顺时异地发生的事件总结在一起，但是碍于上图下文式插图时空展现的有限性，图像只表现了后者，而省略了前者，导致图文一定程度上的错位。

第四，图像、图目、文字均不相符，即图像和图目都没有确切地反映文字内容，而且图像和图目二者之间也没有相互对应，因此出现了图像、图目、文字三者互不相契的情况。如汤学士校本图《瑜与鲁肃兴兵遣将》（见图1-18），该页文字主要叙述了三项内容：孙权最终决定与曹操一决胜负、周瑜向鲁肃言明欲杀诸葛亮之意、程普等人对周瑜执掌帅印多有非议。图像所绘为周瑜与鲁肃相对，既没有表现出周鲁二人的对话内容，也没有全面揭示出文字内容，而图目的“兴兵遣将”也无从谈起。图像、图目、文字之间的脱节与该页文字内容繁杂有很大关系，画幅大小与图目字数的有限性均限制了对文字内容进行巨细无遗的表现，这也正体现出上图下文式插图的局限和缺憾。

以上四种情况在各刊本中还有很多，笔者不能一一列举，现以几种重要的上图下文式刊本卷八《诸葛亮舌战群儒》至卷九《周公瑾赤壁鏖兵》为比照对象，统计各刊本中图文相异的数目列表1-5如下（由于熊佛贵本残缺，笔者以情节相对集中的第二十回至第二十八回的古城小聚义为比照对象）。

通过表1-5图文相异情况的分类统计，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从小说刊刻的具体情况来看，图像、图目、文字并非严谨地遵从“图文配合”这一规则，三者之间有时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脱节现象。从各刊本所选插图中图文相异所占的数量比例来看，图文相符仍然是图文关系的主要形式。不过，图文相异虽然没有形成主体，但是也成为小说刊刻中普遍存在的共性现象，而且有些刊本中图文相异的情形还比较严重。

其次，从图文相异四种方式的数量对比来看，三者互不符合的情况最少，前三种类型是图文相异的主要形式。换言之，即由图像、图目、文字所构成的三组关系中，基本上至少有一组是相互符合对应的。一般而言，第一种类型多于第二、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与第二、三两种类型是以图像与图目是否相符合作为分水岭的，而且图像与图目相符多于图像与图目不符的情况。虽然图像与图目皆是以文字为基础而产生的，但是图像与图目之间的关联性却胜于图像与文字、图目与文字之间的关联性。也就是说，所谓的图文配合主要表现为图像与图目之间的配合。从艺术类别的角度而言，图目和文字具有相同的语言属性；但是，从文本结构层次来看，图目和图像区别于文字，二者分别隶属于两个不同层次。

再次，图像、图目、文字虽然作为同一版式格局中相互关联的三对要素而存在，但是却分别具有相对独立的文本地位和作用，任何一种要素都可以脱离其他两种要素而独立存在表情达意。当三种要素的独立主体性达到极大化时，就出现了三者互不相符的情况。正因为三对要素具有独立的表述方式和意义，当三者相互契合时，就形成了一种具有一定秩序和规则的相关形式；而当三者中的任何一者出现脱节时，一种可能是导致原有情节链条的断裂而出现错漏，另一种可能是在三者主体性的相互作用下，促使文本呈现出更大的艺术张力，这两种情况在插图中皆有迹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