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形象构成的形式基调

形象是构图的基本要素，单页大图式插图中各种形象的调配组合和运用首先带来了插图形式基调的改变，所谓形式基调，即指“作品的总体效果”，或者说“整个画面特有的统一基本状态”。透过对形式基调的把握，可以使我们窥见插图创作者的创作理念以及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及审美趣味的动态演变。

（一）园林文化的彰显

中国古代园林文化历史悠久，自秦汉时期的皇室苑囿到唐宋时期的文人园林，发展至明清时期，园林名目繁多，风格各异，皇室与民间的园林数量和种类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程度。造园工艺与园林理论都达到了十分高超的水平，出现了专门从事造园的匠人，计成（1582～?）的《园冶》、文震亨（1585～1645）的《长物志》等著作对治园有十分系统的总结。可以说，治园已经成为广受青睐的社会时代风尚之一。这些园林既融汇了不同阶层群体的文化气脉，也吐纳着丰富多元的艺术气息。单页大图的形象塑造和布局明显体现出园林文化的建构倾向，而且是明清时期典型的江南园林的风格特征。

首先，从园林构成要素的角度来看，建筑、山水、动植物是园林建构的重要因素，插图中此类形象不但普遍存在，而且都有惟妙惟肖的刻画。建筑包括房屋、亭、栏，以及室内家具陈设如几案、桌椅、屏风、地毯等；植物品种繁多，包括杨、柳、松、柏、竹等，芭蕉等亚热带植物，特别体现出江南园林的治园特色；动物包括鹤、鹿、鹊、鸦等。这些形象通过有序的经营被安插在各个插图之中，整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三国志演义》故事的环境背景。从园林类型的角度衡量，尽管文本中涉及皇室宫殿、私人宅第、寺庙等不同地点，但是从插图所呈现出的园林风貌来看，各插图在构成要素上没有本质的区别，不具有主题园林的代表性，可以说插图呈现的乃是一种园林的泛式形态。

其次，从治园的建构规律来看，进入到园林框架中的众多要素要遵循一定秩序来布局，使各要素间形成一种相关相生的有机整体。从插图所展示的布局形态来看，体现出了某些典型的治园调配规律。如李卓吾本图《凤仪亭布戏貂蝉》（见图1-23）运用了空间分割的位置关系。对角线式构图将亭与栏分割在图像的右上和左下两端，栏杆的曲和矮与亭的直且立在对比中凸显了空间层次感，两种不同形态的建筑分别从高低和纵深两个向度增强了画面的立体维度。从庭院的宏观设计来看，一方面分割出来的两个空间具有建筑形式的独立特色；另一方面在层次布局和景观联结上又息息相关，景区划分在变化中不失整饬，同时建筑与人物、花木等园景相搭配，使全图景物显得高低适当、错落有致。再如英雄谱本图《孔明上出师表》（见图1-24）展示了园林建构中的“亏蔽”之美，所谓“亏蔽”即指通过园景点缀呈现出遮隔与通透的布局效果，以达到深化园景、造成景深的审美功能。讲求“亏蔽”之美在南北朝时就已出现，至苏舜钦《沧浪亭记》成为专门性的园林术语，这里并引如下：

草径滋芜没，林长山蔽亏（北齐·邢邵《三日华林园公宴》）。

左右皆林木相亏蔽（北宋·苏舜钦《沧浪亭记》）。

岛之阳，峰峦叠错，竹树蔽亏，则南山也（明·潘允端《豫园记》）。

粉红骇绿，蔽亏变换（清·钱谦益《朝阳榭记》）。

图1-24中，上下构图分别代表远景与近景，近处人物没有任何遮挡，视线一览无余；远景烟霭重重之中，垂柳、宫殿交相掩映，似隔非隔，若隐若现，一隐一显，对比分明。从意境营造来看，远处虚景的隐约含蓄凸显了近处实景的清晰实体感，反过来，近景的通透扎实渲染了远景的疏淡迷离之境。从布局经营来看，树木屋宇的亏蔽功能有力地加强了层次、景深的效果，实现了以远景延伸近景的空间深度。以上两种建园方式，空间分割依仗不同形态的建筑，亏蔽功能凭借不同种类的园景，二者均是在园林景物的相互资借中孕育出美妙的艺术效果，也就是所谓的“互妙”关系。乾隆《互妙楼·诗序》言：“山之妙在拥楼，楼之妙在纳山，映带气求，此‘互妙’之所以得名也。”计成、朱锡绶（生卒年不详）等人在讲到治园规律时都曾提到景物之间的映带之妙：

花间隐榭，水际安亭，斯园林而得致者（明·计成《园冶·立基》）。

筑园必因石，筑楼必因树，筑榭必因池，筑室必因花（清·朱锡绶《幽梦续影》）。

竹藏幽院，柳护朱楼（清·朱锡绶《幽梦续影》）。

插图中的花木、山石、禽鸟、建筑……一切进入到园林中的要素，通过有意的位置经营、美化搭配，借以达到园景之间相生相承、相救相补的关系，从而实现园林意境的整体美感。

中国古典园林的建构形式多种多样，插图所反映出的只是众多方式中的一小部分，然窥一斑而知全豹，这其中也让我们领略到许多园林美学的设计技巧。中国绘画美学向来十分重视位置的布局章法、意境的整体营造，在这方面，园林美学与绘画美学具有双关同构的艺术讲求。中国古代画论的很多精彩论述都可以作为园林设计可行性的参照系，如南齐谢赫（479～502）在绘画“六法”中提到的“位置经营”，再如传统画论中的虚实理论，明代李日华（生卒年不详）云“目力虽穷，而情脉不断处是也”，清代蒋和（生卒年不详）亦云“大抵实在之妙，皆从虚处而生”等。一方面，小说插图的构图形象及其布局经营反映出园林美学的建构规律；另一方面，小说插图作为传统绘画艺术门类中的一个分支，也成为园林美学思维可资借鉴的重要资源。

（二）人居环境的讲求

战争是《三国志演义》叙事的重要主题之一，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是沙场征战的常规形态。上图下文式的插图对战争的表现往往通过单枪匹马的刻画，以微观写实的手法再现战争中身首异处的暴戾场面，体现出战争的血腥性与残忍性。而对战争以外生活常态的描绘往往大而化之，略显不足和简单，这种现象或许正是因为小说中战争叙述得特别突出和精彩。单页大图式插图在描绘战争场面的同时，对人居环境的刻画也体现出极大地关注与讲求，使其成为与战争刻画相媲美的另一个重要领域。可以说插图对生活细节的考究与描摹不仅增强了视觉美感，而且反映出插图创作群体与接受群体对文本关注领域的拓展与丰富。

从插图对室内环境的描绘来看，不但家具一应俱全，从实用性的桌椅几案到装饰性的屏风照壁，种类繁多，而且各种陈设的位置井然有序，特别凸显了空间层次感，为展示各类人物活动提供了适当匹配的背景环境。特别是对某些细节的处理达到了精益求精的地步。如英雄谱本图《玄德智娶孙夫人》（见图1-25）绣有牡丹凤凰图案的屏风和地毯，以凤凰的吉祥美丽象征美满的婚姻爱情，以牡丹的雍容富贵彰显主人公身份的高贵不俗，所绘图形醒目喜人，不仅增加了画面的灵动之感，而且烘托出喜结良缘的热闹氛围。从居住外部环境来看，中国古代很早就确立了美化外部环境的认知，《诗经·小雅·斯干》中就有“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之句来描摹宫室的外部环境。在《三国志演义》插图中，居室外部环境除美化装饰的作用外，还与插图中主人公的活动相关联。在亭台掩映、花木繁茂、鹤鹿漫步的庭院之中，插图创作者为人物群体布置了一个相对美好舒适的园林文化氛围，而这个外部环境是与精巧装饰的室内环境相辅相成的。从整体布局的角度考量，这是一个以居室为聚合中心，以各类植物、动物、建筑为散点向外辐射的生存空间。这个空间是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景，其内部各种形象及其相互间的关联不仅能够凸显小说中各类人物群体的品格精神，同时可传递出时代风尚的文化气息。

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联结起来共同构成了宫室庐宇与庭院园林交互共存的人居空间，在这个内封式的空间中，既有满足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建筑，也有满足人类审美娱乐需求的动植物与装饰，体现出实用性与美化性的有机结合。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称建筑为“最早诞生的艺术”，中国建筑成型于原始社会后期到春秋战国时期，成熟于秦汉到三国时期。从插图图绘的建筑形式来看，包括皇室宫殿、贵族屋宇、道观寺庙等多种类别；从功能来看，既表现出人居本位的原发性功能，屏风、照壁、地毯等内部家具也体现出装饰性的继发功能。正如德国著名艺术史家格罗塞（Ernst Grosse）所言：“欢喜装饰，是人类最早也是最强烈的欲求。”这种装饰性在建筑外围的花木、山石、禽鸟的交相辉映中得到了极为有力的表现，它不仅反映出人居环境的容纳广度，也反映出人类生存境况得到基本满足后在精神情感层面的提升与拓展。

战争描绘占据了《三国志演义》叙述的泰半篇幅，战争多发生在林木丛生的郊外或旷野，与此相配合，绝大部分上图下文式插图的图绘背景以山林环抱的空旷之地为主。周曰校本的环境刻画就在很大程度上因袭了这个特点，全书插图呈现出浓重的沙场肃杀氛围。英雄谱本虽然在形象刻画上趋向写意工丽，但是仍然表现出对野旷山林的偏好。到李卓吾本系统和毛宗岗本系统插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特点。插图基本将环境刻画的重点由郊外旷野迁移到城市内的庭院之中，与此相搭配的布景元素也由山石林木转变为花木禽鸟。从插图的画面风格来看，尽管保留了战争场面，但是秀丽的人像与风景已经基本消弭了战争的血腥与残酷；从形象构成来看，庐舍庭院取代了武器兵刃，禽鸟鹤鹿取代了战马嘶鸣，诗画装饰成为图像构成的主要因素。如果说上图下文式插图代表了原始自然环境中的生存境况，体现出人力与自然力相互抗衡砥砺的张力；那么单页大图特别是明代中后期的插图则代表了处于精工细琢过的自然环境中的人居境况，体现出人与自然相互融合协调的作用。

无论是园景建构，抑或是人居环境，从插图形象文化精神建构的层面来看，主要体现在插图中各形象以及形象组合序列所承载的文化特质上。由于园林建构要素的种类丰富以及中国文化传承的历时性，进入到插图中的形象元素及其组合方式所昭示出的文化内涵必然呈现出多元含义和理性色彩，插图作者选择这些形象一方面是受到明清园林文化之风浸染的结果，另一方面赋予这些形象文学寓意则取决于小说特定文学内容的阐释。基于时代审美风尚以及文本意义阐释的双重选择与处理，使插图在内含小说文本特殊文学寓意的同时也传承了沉潜于民族心理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