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绪论

本书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的和会外交（1914 ～1920）。

1914一战爆发迄今已一百年，世界各地有许多学术会议及反省纪念活动。一战形成的国际政治格局，以及东亚权力架构，一直影响到今天。在一战残酷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争霸中，新兴的威尔逊主义（Wilsonianism）与列宁主义（Leninism）各自提出理想主义的新外交理念，竞争建构新世界秩序的道德制高点；日本则标举大亚细亚主义（Pan-Asianism），意欲领导亚洲排除欧美霸权。中国兴起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与前四者都有密切的互动与合作竞争关系，[1]共同构成1920年代以来东亚外交的深层结构。研究百年来的中国外交，需要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突破过时政治宣传与观念的束缚，除了注意发扬民族主义的一面外，还应观照到其他国际面向，进而能提出对全球有吸引力的新的世界秩序构想。

1919年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原因之一即与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及其引发的五四运动密切相关。巴黎和会的中国外交过去学术研究不多，却早有定论：北洋政府亲日卖国，对日借款缔约换文，自甘丧权，种下外交失败的根源；担任代表团团长的陆征祥对和会没有准备，对外懦弱，又无力整饬代表团秩序；虽有顾维钧、王正廷等外交官的优异表现，但和会仍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交给日本，而北洋政府居然还训令代表签约；好在国内爆发五四运动，人民坚持“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促使三个亲日卖国贼辞职下台，也让代表团拒签和约，得以稍挽国权。

过去这种历史叙事结构中，民族主义及革命史观色彩太重，遮蔽了许多史实。[2]百年来国人的印象就是：凡主张签约的就是亲日卖国，主张拒签的就是爱国，基本上无法对巴黎和会中国外交进行客观学术研究。近年虽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上有不少成就，[3]但基本的诠释架构仍无多大变化；至今许多基本的史实没能弄清楚，不注意其他国家的观点及国际局势，也没注意到一些争议的国际法理依据。基本上，过去巴黎和会的中国外交，是被当成国内政治史发展的背景看待，而不是作为外交史进行研究。

随着近年中国外交档案逐渐被广泛使用，而外国档案及研究成果取得较容易，同时革命史观也在发生变化，对巴黎和会的中国外交进行学术研究的条件日益成熟，主要问题在于民族主义观点仍然强势。

从史料说起

过去研究巴黎和会依据的北洋档案，主要是被学界广泛使用的《秘笈录存》。[4]此书系1920年代吴笈孙[5]将徐世昌任内总统府秘书厅归档的电报编纂而成，辑录有关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大部分重要文件，1927年书稿粗具规模却中止了，未及发刊。编辑附注称：“以外交关系，于原电中有伤及友邦感情之语及揭明某国某人似有不便者……多所删易。如发刊在若干年后，事过境迁，届时应捡原稿择选补入。”惟此书于1984年出版时并未做增补工作。《秘笈录存》保存许多当时收发电报，甚有史料价值，但是因为是编辑过的史料，经过特定目的之检选与删改，在凸显部分史实的同时，也遮蔽了许多真相，使用时要小心，最好能与原档做比对。

有关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一手史料，主要是北洋外交部的档案。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有部分收藏，其中一部分已经出版。[6]然而，第二历史档案馆庋藏之巴黎和会相关档案，近年随该馆之北洋档案封库，无法使用，而近期数字化又处理不到这类档案，笔者只能等待日后有机会时再参阅。[7]

收藏于台北南港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的《外交档案》（1861～1928），则是目前最重要的史料来源。[8]其中档案号为03-37的《巴黎和会档》是与和会相关的文件，但该档主要只有代表团会议录、和会期间在巴黎收到各国外文公文部分（应是原件，有陆征祥、王正廷等人的阅后签字），其他都是杂件，缺少最重要的收发电。反倒是在03-13《驻比使馆保存档案》中有1918年10月至1919年3月外交部及陆征祥的收发电，应系和会期间外交部与代表团之收发电档，但是并不完全。

近年《外交档案》03-13《驻比使馆保存档案》增添了新的重要内容。1983年3月台北“外交部”[9]将驻比利时使馆档案141卷共37函，转移给近史所档案馆，经该馆整编扫描后，于2007年末提供在线影像阅览。这一批新档案包括许多与巴黎和会及陆征祥相关的机密档案，其中03-13-067-069《陆总长在和会专电》，应是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收发电原件，许多收电后有阅看者（如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等）签字，少部分有陆征祥的批示及秘书之处理状况记录，十分珍贵。03-13-071-01《总长室和议事收发电》，是1919年1 ～12月北京外交部代理总长陈箓的收发电，即外交部和会收发电。这两个近年开放的珍贵档案，相当完整地呈现了巴黎和会当时的外交情境。

为何这两份重要档案不在外交部的《巴黎和会档》，而在《驻比使馆保存档案》？《陆总长在和会专电》放在比利时使馆可以理解，因为巴黎和会期间负责代表团档案管理的是魏宸组，即当时之驻比利时公使；加以陆征祥、王正廷于1919年9月10日签署完对奥和约后，代表团解散，后续事务由顾维钧负责，1920年6月后由魏宸组接手，因此该批档案保存于驻比使馆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由和会期间收到的外文公文原档放在《巴黎和会档》观之，《陆总长在和会专电》很有可能也曾带回北京，后来才移至欧洲。

然而，《总长室和议事收发电》绝对应该存放在外交部，在03-33《中日关系档》、03-38《国际联合会档》中，都有巴黎和会时期相关档案的抄件，显示《总长室和议事收发电》原来是在外交部的，为何后来会存放在布鲁塞尔驻比利时使馆？笔者认为合理的猜测是，1920年初陆征祥回到北京后，即整理了部分机密档案，8月陆氏辞去外交总长职，次年8月偕夫人赴瑞士养病，这批档案（甚至与《陆总长在和会专电》一起）可能即在此时随陆氏带到瑞士， 1922年6月陆氏受任为驻瑞士公使后，就放在驻瑞士使馆。1927年5月陆氏辞驻瑞士公使职，送夫人归葬布鲁塞尔，10月入天主教修道院，观礼者有驻比公使王景岐，或许陆征祥即将该批档案托给王氏，存放在比利时使馆。这一批新近开放的档案中，有许多陆征祥不希望被别人看到的文电，巴黎和会期间列强在华竞争激烈，与中国党派政争及南北之争互相牵引，北京政府内部政策多次变化，加以发生五四运动，国人民族意识强烈，许多外交机密无法说清楚，而囿于当时的国内环境也无法讲道理，陆征祥只能把这批档案藏起来。

此外，《外交档案》之03-12《驻美使馆保存档案》收有1918年底至1919年初，顾维钧与北京外交部往来电文，翔实地呈现当时顾氏与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及国务卿蓝辛（Robert Lansing）等的接洽谈论过程，对于理解当时中国外交转向“联美制日”，有极大的参考价值。03-33《中日关系档》中的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部分则已经印刷出版，使用很方便。[10]

过去研究成果

中国学界主要相关研究成果，有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11]王芸生在1930年代初编写该书第7卷第70章“巴黎和会”时，引用不少《外交档案》中的密电，其中（原批）部分，现在已看不到。另外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1911 ～1921）》，成书于1936年春，其中第六章专论巴黎和会，写作相当严谨。这两本书奠定了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基础，后来的著作基本上都延续它们的基调。

近年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项立岭《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次曲折——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应俊豪《公众舆论与北洋外交——以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2001）；徐国琦著、马建标译《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上海三联书店，2008）；川岛真著、田建国译《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马建标《冲破旧秩序：中国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反应（1912 ～192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等。学位论文主要有：廖敏淑《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中兴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1998）；祝丹《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策略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等。

英文方面近年主要研究成果有：Zhang Yongjin,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1918-1920: The Middle Kingdom at the Periphery，主要使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外交档案，以及英文史料及成果，相当完整地叙述了巴黎和会的中日山东问题争夺历程，是笔者所见最翔实的学术研究成果。Bruce A. Elleman, Wilson and China: A Revised History of the Shandong Question, Armonk (N.Y.; London, M.E.Sharpe, 2002），对美国总统威尔逊在1919年巴黎和会背叛中国的说法提出修正，认为美国并没有背叛中国，苏联没有平等对华。Xu Guoqi, 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使用大量中英文史料，从国际关系史的视角考察欧战与中国的关系，在国际学界广受好评。

日本方面，近年主要专书是川岛真《中国近代外交の形成》（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其中第二部第三章“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山东问题之解决”，主要使用03-33《中日关系档》与03-37《巴黎和会档》，讨论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尤其是4月30日至6月28日间，中国对签字或不签字的决策过程。

基本上，2000年以前的研究未能使用《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一书，而2008年以前的研究未能使用《外交档案》03-13《驻比使馆保存档案》新整理公开的部分。本书主要使用上述新史料，辅以英日文史料及研究成果，希望经百年沉淀后，能比较平心静气地还原历史真相，摆脱先入为主刻板印象的扭曲，理解陆征祥等外交官苦心孤诣的外交努力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