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篇

“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学术路线

——怀念与学习陆学艺

景天魁

吴文藻和费孝通先生有一个精辟论断：中国社会学一定是“‘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社会学”。陆学艺典范式地实践了这一条学术路线，而且使之臻于完美。陆学艺的学问是散发着中国泥土芳香的，亦即最具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真学问。他从青年时代起就酷爱社会调查，60年来，足迹遍布祖国山山水水。他对中国农民想什么，中国发展症结在哪里，始终保持着最灵敏的感觉，总能做出准确的判断。陆学艺用奋斗的一生、卓越的业绩、高尚的品格，奠定了在社会学界、教育界、决策界以及在社会公众中的崇高地位。可以说，陆学艺是继费孝通、雷洁琼之后代表中国社会学的光辉旗帜。而他之所以能够取得世所公认的杰出学术成就，主要是因为坚持了这条“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学术路线。

所谓“学术路线”，是指学术研究和学术发展所应秉持的根本取向、基本原则、价值追求以及据此所做的路径选择。所谓“中国土壤”，当然不仅是指与陆学艺从事“三农”研究有关的狭义“土壤”，而是广义的“中国实际”，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联系实际”，而是扎根于中国实际。在中国语境下，“学术路线”就是对中国社会学所面对的中西、古今、理实（理论与经验）、学用（学术与应用）问题的根本性回答。

讨论这样的问题，似乎有点不合“潮流”。社会学也许受到某种学术潮流的影响，重视研究细小的具体问题，这在方法论上有值得肯定的一面，所谓“从小处着手，从大处着眼”，对于一门强调实证的学科来说是有道理的。但对学科发展来说，特别是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学这门正在形成和发展中的学科来说，却需要既埋头拉车又抬头看路。而陆学艺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他所坚持和发展的“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这一条学术路线，这是我们应当格外珍惜和继承的。

一 关于中西问题

中西问题是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学术就遭遇的一个基本问题。自鸦片战争以降170多年间，不知发生了多少次激烈的争论，如“中学与西学的体用之争”、从器物层面到体制层面的深刻冲突、全盘西化与国粹主义的激烈对立等。中西问题不是社会学的特殊问题，但因为西方社会学对于中国学术来说是所谓“舶来品”，在中国怎样生长和发展这个学科，解决中西问题就具有首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老一代中国社会学家从一开始就特别重视这个问题。

费孝通先生几次回忆他在1930年到燕京大学听吴文藻先生用中文讲授“西洋社会思想史”的情形。而当时在讲堂上风行的是用英文讲授，费老称那是“半殖民地上的怪胎”，他称赞80多年前有人用中国语言讲授西方社会思想史“是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在中国的大学里吹响了中国学术改革的号角”。吴文藻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费孝通毕业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为什么他们回国后不标榜留洋学得的西方学问，而是坚决地提出并坚持社会学要“中国化”?不仅仅是出于民族感情，不仅仅是为了救国救民，而是出于对社会学学科本性的深刻洞察。正因为他们真正学懂了西方社会学，看透了西方学问，他们才对中国社会学应该怎样生长和发展有了真知灼见。特别是他们看明白了社会学的科学性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科学性，社会学知识的普遍性也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普遍性。所以，他们披荆斩棘地开辟社会学新路，“痛下苦功夫，以建立 ‘社会学中国化’的基础”，并且坚信，“这种看法绝对是正确的，这种立场亦确是颠扑不破的”。他们不仅一开始就特别重视社会调查，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们致力于将社会学与人类学结合起来，也是看中了后者长于田野调查，不摒弃而是非常重视本土经验，用今天流行的话说，就是能够“接地气”。按费老的概括，这条学术路线就是“从实求知”。

这个学术路线问题，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是个根本性的方向问题。吴文藻、费孝通等在20世纪30年代倡导“社会学中国化”，在当时是反潮流的，但他们矢志不移。改革开放以后，费老主持恢复和重建社会学，不断语重心长地强调要坚持“社会学中国化”这个根本方向。陆学艺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社会学界以来，始终高度自觉地坚持这条学术路线，身体力行，并不断充实和发展，为之做出了杰出贡献。

第一，陆学艺坚信“中国土壤”对于形成“中国社会学”的独特价值。他在文集“自序”中说：“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正遇上我们伟大祖国经济社会发生历史性变迁的时期……这些转变发生在拥有10多亿人口的大国之中，其规模之宏大，形式之多样，波澜壮阔，错综复杂，这是难逢的历史机遇。不仅我国的前代学人没有遇到过，就是欧美工业化国家的学者也没有遇到过，他们只经历了工业化过程中的某个阶段，而我们这一代人却经历了我们国家工业化的前期、初期，直到现在中期阶段的整个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中国如此丰富宝贵的经验事实，并不是只配充当检验西方概念、西方命题的案例和素材。从“中国土壤”中，必定能够生长出不亚于西方的、能够回答中国问题的中国社会学，能够崛起对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中国式回答的中国学术，甚至能够形成在某些方面回答已有的西方理论回答不了的问题的中国理论。

第二，陆学艺坚持做学问就要遵循实践第一的原则。他对调查研究达到了着迷的程度，善于抓住任何一次了解实际经验的机会。即使到了晚年，仍乐此不疲。例如，2006年，他到浙江宁波市开会，本来是讨论社区建设的，但他偶然听说有个地方农村征地办法好，他就要会后专程去亲眼看看。又如，2012年他已79岁了，本来是到银川参加社会学年会，但偶然听说某地农民搬迁搞得好，当即要求人家带他去看看。这种情况举不胜举。他一生最津津乐道的就是他创办的那些调查基地：北京市大兴区（芦城）和延庆县、山东省陵县、江苏省太仓市、福建省晋江市、四川省大邑县等，每一个基地都如同他的掌上明珠，格外珍爱，精心呵护。

第三，陆学艺从来不把自己对西方理论的了解拿来炫耀，从来不把西方的概念、理论用作可以贴到中国经验上的“标签”。这种极其审慎的态度，一方面表现了对于中国经验的尊重，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对于西方理论的尊重。能够用中国习惯的语言表达的，他从不搬弄西方生僻的概念；能够用通俗语言表达的，他从不卖弄艰涩的语言。他经常强调，要珍重中国语言，说中国人懂得的话。

陆学艺的学术成果，具有浓重的中国特色，完全是立足于中国实际，为了解决中国问题，绝不空谈，绝不做作，不照搬任何洋教条，不摆任何花架子，合情（国情）、合理（学理）、合用（适合现实需要）。

第四，陆学艺善于抓住中国问题的特质，紧扣中国发展的关键。他一生紧紧抓住“三农”问题不放，死死盯住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这个要害，从而能够深刻认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与欧美和日本的基本区别。写文章、出主意都能敲到点子上，做到鞭辟入里，从不荒腔走板。

费老倡导的、陆学艺做出典范的这条学术路线，目标追求的是“中国社会学”，是“中国化”的社会学，是直面中国问题，运用适合中国的概念，得出对中国有用的结论，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方案，促进中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富民学”“强国学”。这才是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是可能给世界社会学增添新内容、带来新气象的学问。

那么，现在要全球化了，中国要融入世界了，还有没有必要继续追求“社会学中国化”？还有没有必要思考中西问题？其实，诞生于西方的社会学怎样扎根于中国土壤这个中西问题，不会因为时势的变化而消失，更不会因为人们有意无意地漠视而淡化，相反，它在今天更凸显出至为关键的意义，提出了不容回避的问题：中国将来真的复兴了，我们要贡献给世界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学？是搬用西方概念牙牙学语式地套在中国事例上的所谓社会学吗？如果西方学者发现，我们不过是原封不动地搬用他们的概念，有的概念也许很好，但未必“服水土”；有的概念在他们那里就已经不甚灵光了，有的甚至已经是弃之不用的残帚敝履，而我们如果不加区别地视为神明，见神就拜，我们自己并没有什么独立的创造，拿不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东西，他们能给我们应有的尊重吗？如果按照西方为我们规划的学术路线，即使将来我们中国经济真的发达起来了，也不过像欧美现在这样避免不了深陷其中的种种危机和窘迫；即使社会学搞起来了，也不过是西方学术的仿制品。我们只有走出一条新路，对延续和弘扬中华文明才有意义。否则，全盘西化，就只能是中国学术的终结，中华文明的终结。同样，我们只有走出一条新路，对第三世界国家才有意义，对世界文明才有新贡献。

现在，“洋八股”打着“规范”“接轨”的旗号，堂而皇之地横行海内，但它是与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大异其趣的。“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学术路线，费老终其一生矢志不渝，坚持下来了；陆学艺终其一生坚持下来了，并且充实发展了，我们怎么办？是延续、发扬，还是改变，甚至抛弃？值得我们深思。到底怎么看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到底怎么看“中国社会学”的本质和特点，到底怎样做一个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国的社会学者？我们拿什么样的成果回报人民，展示世人？怎样定位、怎样作为？这些问题，就是学术路线的目标指向问题；是我们在纪念陆学艺、学习和继承他的精神和品格的时候应该深思的。

二 关于古今问题

古今问题，说到底，因中西问题而生。本来，中国人、中国学术延续着自己的传统而生活，虽有变革而无生存危机。是因为遭遇了西方学术的冲击和挑战，才有了如何对待中国学术传统这个意义上的所谓古今问题。是泥古还是弃古，是崇外还是排外？近现代以来，对待古今问题的态度，常常被归结为“革命还是保守”，其实就学术而言，并不是革命和保守的问题所能完全涵盖的。不论在观念上还是在方法上，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问题还很多。

一是学得了西方学术，还要不要延续中国学术传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西问题能不能解决好，取决于古今关系的解决。试比较：我们与吴文藻、费孝通等前辈的主要差距在哪里？不在于对西方社会学的了解，尽管我们有的人接受过正式的西方社会学训练，有的没有，但现在的信息条件、交流渠道，要比过去先进得多。主要差距不在于对西方社会学的了解孰多孰少，而在于我们对中国学术传统了解不够，尊重不够，自己脚下没有根，还不自知。老一代学者（陆学艺也是如此）都有扎实的国学功底，中国学术传统深入骨髓，脚下有根，就有独立的自我，因而能够站着学习西方学术；如果脚下无根，就只能躺着或者飘着学习西方学术，怎么可能如老一代学者那样做到中西兼容贯通？做不出令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尊重的学术成果就几乎是注定的了。在这个意义上，所谓“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培养出世界级的杰出科学家），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解决好古今关系问题可能是答案之一。

二是不论学得了西学还是中国传统之学，要不要以及如何用来研究中国现实问题？陆学艺做学问，确实基本上不遵循西方学术的理论套路，那么，他是否有所遵循呢？他一生坚持了自先秦诸子、明清先贤以来中国学问的基本套路：学以致用，理用不分，以实际问题为指向，以解决具体问题为依归。他的学问与西方所谓学术规范的区别，好似中国算学与西方代数的区别，也好比《过秦论》 《盐铁论》与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的区别（当然也存在相似的一面）。陆学艺有深厚的中国学术传统的根基。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改革开放以前培养的少数几个中国哲学史研究生之一，他的导师容肇祖先生是著名的明史、明代哲学专家，与其连襟吴晗先生一样名噪明史学界。陆学艺在中国思想史方面的修养，不光是在社会学界，就是在哲学界也是佼佼者。此为其一。其二，陆学艺生长在无锡市，在近现代史上，该市所在的苏南地区是我国现代化思潮最活跃的地方。例如，早在20世纪30年代，薛暮桥、陈翰笙等同乡前辈学人就在苏南开创中国社会经济调查，创办“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苏南也是社会学前辈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的故乡，并且在那里开展过深入的社会调查。这种得天独厚的学术氛围，不论直接还是间接，总会对陆学艺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早在青年时期，陆学艺就对农村经济问题素有洞察，对农村社会调查兴趣浓厚且驾轻就熟。这些都为陆学艺能够走出自己的“中国社会学”的学术道路，奠定了深厚的学养基础、人文关怀基础，以及人品和学品基础。

陆学艺的学术成果是融通古今的杰作。他的五部“三农”论著（《农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包产到户的调查与研究》《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三农”新论——当前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三农”续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是中国农村社会学、农业经济学的扛鼎之作。这些著作的鲜明特点，一是具有厚重的历史感，二是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三是有贯通古今、古为今用的经世致用倾向。

其实，古今之所以有争，焦点在于现代化问题，至少对于社会学来说，尤其如此。而到现今，中国要不要现代化，已经不是问题了，问题在于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而对于工业等其他几个方面的现代化，理解上也没有大的问题，唯独对于农业这个传统产业，理解上就有了很大的分歧。那么，什么是农业现代化？按照改革开放之前占据支配地位的概念和理论，当然是“集体化”，是“一大二公”，怎么可能是“包产到户”呢？那是古老的传统的落后的东西，是革命的对象。陆学艺之所以敢于冒很大的政治风险鼓吹“包产到户”，是因为他不知多少次跑到他做“三农”研究的第一个基地北京郊区的芦城，问计于农民，亲眼看到“吃大锅饭”的集体经济“出工不出力”；还亲自到安徽、甘肃做农村调查。他看清楚了“一大二公”这个发源于苏联集体农庄的所谓现代化概念，不适合中国农业生产力的特点，不符合中国农作的传统，农民不愿接受，实践上行不通。这使他有了底气。这个底气，来自他对中国农业传统的深刻了解，来自他对中国农民的了解和尊重，也来自在方法论上实现“古”与“今”相统一的能力。统一了，就通了。不通就是“堵”，那还怎么实现现代化？

融通古今，是中国传统治学之道的精髓所在。深谙此道的陆学艺常常比别人少则早三五年、多则早十年以上做出预判，他提出的很多真知灼见在当时常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例如，1979年他就提出“包产到户是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 1982年就提出要搞“县级政治体制改革”; 1993年就提出解决农村问题，关键不在农村，而在城市，“要反弹琵琶，加速推进城市化”，如此等等。

这样一个“三农理论”，国外是没有的。“在世界各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关于农业、关于农村、关于农民问题，都只有分别的论述，而没有把这三者联系起来的 ‘三农’问题的论述，所以也就没有 ‘三农’这个概念。应该说，‘三农理论’是中国学术界的一项理论创新，是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过程总结出来的，是一项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摆在我们眼前的陆学艺学术贡献，很自然的，是着眼于他的现下之功，亦即他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社会学的影响。将来，中国学术史可能更重视陆学艺在实现现代社会学与中国学术传统的接续方面所发挥的独特的宝贵作用。我们今天以为陆学艺的实地调查方法、文章写作方法只是一个方法问题，顶多是一个学风文风问题，将来它会显示出对于“社会学中国化”的深远意义。社会学即使是“舶来品”，也要接续上中国学术传统这个根脉，无根的东西，是永远长不大，甚至长不活的。将现代社会学研究与中国学术传统接续起来，陆学艺功莫大焉。

在谈到陆学艺时，我们提到这一点是有必要的。否则，会有人认为陆学艺不是学社会学的，他的那些中国社会思想史知识好像与社会学无关。那就很难理解陆学艺在涉及中西、古今的学术路线上能够功夫独到的原因了。

三 关于理论与经验

古今之争，难在哪里，如何解决？古与今，单就学术而言，未必是对立的。不论对于古的或是今的东西，作为学者可以有所专攻乃至有所偏爱。而且，对“古”越是了解，对“今”的理解就越是深刻，反之亦然。古今关系问题能不能解决好，至少对于社会学这样的重视实证的学科来说，主要取决于如何处理经验与理论的关系。为什么？因为只有坚持实践第一，尊重事实，立足于可靠的翔实的现实经验，对“古”才能有鉴别的标准，对“今”才能有深刻的观察。理论与经验的关系解决好了，古与今就有了联系的纽带和统一的基础。

立足于当代实践经验，聚焦于重大现实问题，就可以找到融通古今的实现途径。陆学艺善于通过正确地处理理论与经验的关系，自然顺畅地解决古今问题。他的这个特点几乎体现在他所做的每一项研究中。陆学艺打通“古”与“今”的隔膜，解决古今问题的办法，是靠正确解决理论（概念）与经验的关系。

重视中国经验，怎样提升为理论？陆学艺不空谈理论，绝不等于他没有理论；他不以任何理论为标签，绝不等于他没有理论根基；他从不“言必称希腊”，是因为他心中有一杆秤：只有能够对他所关心的中国问题有用的理论，才能引起他的兴趣。对这样的理论，他是很重视的。例如，他认为李培林翻译的《农民的终结》对他思考中国农民问题很有启发，他就很重视；他研究中国社会分层，下功夫了解和研究了世界上最主要的一些分层理论；他研究社会建设，曾多次向熟悉有关理论的同仁请教，他还不顾年高，亲自下厨，招待那些熟悉某一种理论的年轻人。

陆学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农业经济、社会学史、中国社会思想史等方面都造诣很深，并且具有高超的社会调查能力。经过60年的勤勉努力，陆学艺为中国社会学、为中国学术贡献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了以“三农”论为根基，以社会结构论为框架，以社会建设论为功用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贯穿在从五部“三农论”到他主持完成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以及《北京社会建设六十年》等系列著作之中。

以“三农论”为根基，核心论点是指出三农问题不是如一般理解的那样只是一个局部问题，不只是中国问题的一个领域、一个方面，而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的大问题”，是中国整个问题的关键。其他问题都与三农问题有着密切的关联，三农问题解决得好不好，最终制约着整个中国问题的解决。他一再地呼吁三农问题“已经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 “特别是农村、农民问题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瓶颈，到了该采取战略性决策去解决的时候了”。围绕此一核心论点，陆学艺做出了以下四个基本论断（命题）：其一，“三农”问题久解不决的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障碍；其二，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已渗透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思路更开阔，不就“三农”论“三农”，而是从解决城市问题、解决城乡关系问题入手，破除“城乡分治，一国两策”，实现城乡一体化；其三，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是由法律、法规、政策支撑形成的一整套体制机制，而且是全国性的，要破除它，必须做好顶层设计，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其四，户籍制度、土地集体所有制、财政制度这三项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基本框架、基本制度，不破除这三项制度制约，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破除不了的。

以社会结构论为框架，核心论点是指出中国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严重不匹配，社会结构变动滞后是产生诸多社会矛盾问题的主要原因，只有调整社会结构，才能抓住中国发展的关键和重点。围绕此一核心论点，陆学艺主持其课题组调研，做出了以下四个基本论断（命题）：其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如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可以把当今中国社会群体划分为10个阶层——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其二，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现代社会流动机制的模式；其三，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结构已经处于工业社会中期阶段，而社会结构仍处于工业社会初期阶段，后者比前者大约滞后15年；其四，社会结构严重滞后于经济结构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适时地抓好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以社会建设论为功用，核心论点是要把社会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国社会建设的任务不是一般地兴建一些社会事业、解决若干民生问题，这些当然重要，但是，社会建设的实质是实现社会现代化，是建设现代社会。围绕此一核心论点，陆学艺做出了以下四个基本论断（命题）：其一，中国已进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其二，社会建设的核心任务是调整社会结构；其三，中国社会建设的重点是农村现代化，实现城乡一体化；其四，社会建设的突破口和中心环节是改革社会体制。

上述三大核心论点12个基本论断（命题），只是对陆学艺理论体系的粗略概述，充其量只是其基本架构，远不能反映其丰富内涵。即便如此，我们仅仅从这样一个粗略概述，就不难看到这个由3大组成部分构成的理论，通过12个基本命题，逻辑一贯地联结为一个严整的理论体系。

陆学艺的理论体系，是中国社会学的里程碑式的杰出成就。不仅在社会学界广受尊崇，就是在最为牛气的经济学界也获得赞誉。2008年，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和“中国改革开放30年论坛”发起评选杰出人物，当选的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家和经济界名人，陆学艺作为唯一一位入围的社会学家，差一票就当选了，足见陆学艺的学术贡献就连经济学界都是赞同的。在社会学界，2012年他获得首届“费孝通社会学学术成就奖”就更是实至名归了。

陆学艺是怎样取得这些成就的？最直接的回答，是他重视社会调查。这当然是对的。他自己在谈到所做的“三农”研究时，也曾说过：“30年来，到过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作调研，同农业系统的多个部门打交道，探讨‘三农’问题的学问。”这里值得指出的是，陆学艺的社会调查有鲜明的特点，概括地说，第一是真实，不耽于假象；第二是真知，不是虚妄；第三是真情，不是矫情。这就是陆学艺的真功夫。

熟悉陆学艺的人，常常感慨他有这样的本事：当别人浑然不觉时，他能够提醒粮食危机或者某种社会风险正在迫近；当人们看到某些社会问题而忧心忡忡、感到前景黯淡时，他却能够乐观而镇定地指出转机正在到来，光明就在前头。他的这个本事从何而来？来自他对实际情况的深入把握，所谓吃透了情况，心中就有数了。而他吃透情况，首先靠的是迈开双脚，只要一有点时间，就往基层跑。时间多就多跑几天，时间短就少跑几天。他对于社会调查的痴迷，对于事业的执著，常令学界同仁感慨不已。

陆学艺的成功经验，在方法论上给予我们一个值得重视的启示：真正有生命力的中国社会现代化，其生命力不是来源于书本上的概念，而是来源于社会实践。概念正确与否，其标准不在概念自身，而是取决于经实践证明什么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什么是中国老百姓欢迎的，什么是在中国行得通的，那一定是传统与现代相通的，理论与经验结合的。找到并尊重这些在中国有根的、本土的东西，就是“从实求知”的要旨。

四 关于学术与应用

经验与理论的关系能不能解决好，不在乎是更重视经验还是更重视理论，是理论研究搞得多一些还是经验研究搞得多一些。所谓经验与理论的结合和“统一”，不是二者孰轻孰重、孰多孰少的问题，而是具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学者定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能否解决好经验与理论的关系问题，主要取决于学者的责任意识及其角色定位。这里不仅包括如何理解作为学者特别是社会学这个学科的学者应尽的职责，还包括如何对待顶层，如何对待基层，如何处理顶层与基层的关系。总而言之，作为以研究社会为己任的社会学家，首先要摆正自己与社会的关系。

学用一体，是中国学术的又一重要传统，也是陆学艺终生坚持的一个原则。他的学问具有强烈的经世济民取向，绝不搞无的放矢的空谈。20世纪80～90年代，他看到粮食产量忽增忽减，时上时下，“扭秧歌”，他打心底里着急，赶紧上书中央，受到邓小平同志的重视。他到农村调查，看到穷苦农民缺衣少食，他就寝食难安，为此殚精竭虑地思考“三农”的关系：过去总是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只管向农民要粮食，一旦粮食问题解决了，惠农政策就变了。他提出“三农”问题是个整体，核心是农民问题，“必须把解决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他的这些观点既有很强的学术性，又有很强的适用性，完全是学用一体的。

再如，陆学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疾呼要解决“经济建设这条腿长，社会建设这条腿短”的问题，眼见10年、20年过去了，不见改观，他就非常焦虑；中央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指导意见甫一提出，他就欣喜不已，又是组织讨论会，又是成立研究院，又是出版专著，马不停蹄。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大大落后于经济学，陆学艺为推动学科发展尽心竭力，当他得知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社会学的春天来到了”的谈话以后，旋即主导并联系社会科学界知名人士给中央写信，提出学科发展建议。陆学艺就是这样一位——国家大事就是他的大事，人民所急就是他之所急——忧国忧民的名副其实的社会学家。

陆学艺坚持“学用一体”非常彻底。即使给概念下定义，他也不像一般所做的那样只管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他也是理用不分、学用一体的。例如，他定义“社会建设”，不是只说社会建设是什么，包含哪些内容；他也不是从一般性出发，抽象地讨论概念问题，凭推理或凭想象界定概念。而是从实际出发，从特殊性出发，要求先要搞清楚社会建设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它的重点和关键是什么，不做空洞的概念思辨和推演。他所下的定义，不但包括建设什么，还包括怎么建设以及目的、途径和作用：“社会建设，是指按照社会发展规律，通过有目的、有规划、有组织的行动，构建公平合理的社会利益关系，增进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福祉，优化社会结构，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过程。”这样的定义与其他人曾经下过的定义相比，更具目的性、行动性、实效性。下定义尚且如此，他的社会建设研究更是不仅仅谈理论，而是把重点放在对策方面。在理论论述之后，紧跟着就是“如何做”的政策建议：如强调社会建设“要以改革社会体制为中心环节和突破口”，他指的社会体制，首先就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对于未来一个时期社会体制改革，要“明晰改革的抓手”“政社分开”，改革社会资源分配体制和机制建设。在社会建设的“九大任务”（基本民生、社会事业、收入分配、城乡社区、社会组织、社会规范、社会管理、社会体制和社会结构）的论述中处处渗透着对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关切，对每项建设都提出切实的行动措施。

坚持“学用一体”，会不会影响所谓“学术性”？从陆学艺所坚持的学者定位，从社会学的学科特点和使命来看，社会学本应成为服务民众、推动社会进步、增进社会福祉的经世致用之学。恰恰是“学用一体”，才能真正彰显社会学的学术价值，发挥它的学科功用。社会学者不能钻进“小圈子”里自娱自乐，不能躲到“象牙塔”里自我欣赏，那样的学问，除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以外，还能谈得到什么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学术价值？陆学艺认为，社会学者是为社会、为老百姓做学问的，所谓“学问”不是用来装潢门面、故弄玄虚的。他坚信，凡是让人看不懂的，一定是作者自己没有真懂；说那种云遮雾罩的、不着边际的、故作高深的话，不可能是什么真学问。他曾经严厉批评过有的调查报告所谓依据大样本数据却得出了可笑的“结论”；严厉批评过有的文章洋洋洒洒数万言却没有一点真知灼见；严厉批评过有的研究得到的所谓“发现”，其实是街巷妇孺都知道的常识。真正的“学术性”在于能够说清楚事理，能够有独到的、深刻的见解，有比不做社会学研究的人更独到的见地，而不在于会摆花架子。做学问，心中要装着人民大众，要发扬白居易“老妪能解”的精神（每作一诗，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

陆学艺为社会学实现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拓宽了道路。他极其重视向决策层提出咨询意见，每当他在调查中发现了重要问题，或者自己对某些涉及国计民生和学科发展的问题有了重要建议，他都非常积极地通过写内参、要报或者写信等途径上报中央，急迫的事项他甚至通过熟人关系递送最高领导人。他为什么热衷于此？“清高”的学者恐怕难以体会他忧国忧民的情怀，难以理解他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那种作为人民之子、农民之子的责任感。他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学者，只有通过决策层才能解决他所关切的重大社会实际问题。他毫无邀功、媚上之心，这由他敢于直言，甚至当着领导人的面反映民间疾苦、表达不同看法就可以证明。他在政治上有坚定的持守，所持者系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兴旺，所守者系为国为民的责任、学者的本分。他当年提倡包产到户，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他的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甚至遭到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他直呼“农民太穷”“农民太苦”，绝非中听之言。他以赤诚之心，敢作敢当，展现了中国文人的侠肝义胆。

陆学艺以他的睿智、胸襟和赤诚，以他的成就、作为和影响，赢得了方方面面、上上下下的赞誉：他得到决策层的倚重，不仅在“三农”问题上他是顶尖的专家，在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等许多领域，他都是政府和民间机构的高参；在学术界，他普遍获得心悦诚服的尊重，作为农村社会学、中国社会思想史等学科专业的开创者，社会分层、社会结构、社会流动、社会建设等重要领域的开拓者，百县市调查和百村调查的首倡者，太仓等调研基地的创办者，他被视为一面旗帜，众望所归的领军人物；在亲友（学生、同事、同学、朋友）中间，他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敬重，他和蔼可亲、平等待人，总是关照别人而很少考虑自己，是名副其实的良师益友；在社会公众眼里，他既是被看重的名人，又是谈得来的好人，是他们信得过的知心人。能够达到政府、学界、亲友、公众都欢迎、都尊敬的境界，是陆学艺善于正确处理学者定位的结果。作为一位社会学家，他在处理自己与社会的关系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让自己的存在有大益于决策层、有大益于基层、有大益于学界、有大益于民众，总之，有大益于社会。

五 简短结语

中西、古今、理实、学用问题能否正确解决，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陆学艺所坚持的学术路线以对这四个问题透彻深刻的理解为基础，明确了它的目标指向、价值追求、基本原则和路径选择。这四个关系问题，看似各自独立，实则相互缠绕。在相互缠绕中又相互制约，而这种制约具有一定的递归性：中西问题的解决主要取决于怎样解决古今问题，古今问题的解决主要取决于怎样解决理实问题，理实问题的解决主要取决于怎样解决定位问题。上述基本关系在相互影响的同时，显现了学者定位问题的最终决定作用。明确了这些关系，社会学中国化的关键就抓住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道路就明确了，这是我们从陆学艺的学术路线中得到的主要启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正是陆学艺本人一再强调中国社会学的学术路线问题，他对于学术路线具有高度的自觉，但不是通常所谓的“上纲上线”，而是深刻地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我在这里所做的笔墨工作是从“中西、古今、理实、学用”这一框架阐明陆学艺一贯坚持的学术路线。我在叙述和分析中努力表达他的原意，但也掺杂了自己的一些认识，是我向他学习的心得，不妥的地方应由我负责，但我相信基本精神是与陆学艺一致的。

陆学艺用他一生的学术行动体现了他所坚持的学术路线。他晚年在忙于开展社会建设等迫切问题研究的同时，曾计划总结治学、治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治院（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经验，但他却像战场上的英雄一样突然倒下了。他为中国学术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堪称真正的学术英雄，他的精神是屹立不倒的。陆学艺坚持的学术路线这面旗帜，将永远飘扬在中国社会学前进的大道上，引导着一代又一代的学人继续前行！

（原载《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