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继往开来:陆学艺先生纪念文集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等
- 4134字
- 2020-08-29 08:59:15
微斯人,吾谁与归?
——读《“三农”续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
2013年5月13日9时8分,陆学艺先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之后不到一个月,他生前最后审读、校订的《“三农”续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文集面世。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是在最不愿意亲历的一种缅怀师友的情境中拜读先生这部文集,写下这篇文章。
文集收录的是先生2005年后发表的部分文章和文稿,但其中的许多文章却折射出先生从事“三农”研究几十年来的心路历程和学术轨迹。先生本专攻中国古代哲学,但对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却情有独钟。1978年,他根据多年的调查积累和研究思考,写就《关于加速农业发展的若干政策问题》,被新华社内刊摘要发表,从此先生告别本行,专门从事农村、农民问题调查研究。1979年,针对当时对包产到户的种种非议和指责,他去安徽等地调研,后与其他同志合作,写就《包产到户问题应该重新研究》一文,振聋发聩,为启动农村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当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全面推开时,他已开始考虑,包产到户之后中国的农业、农民向何处去?1980年11月在《包产到户的由来和今后的发展——关于甘肃省包产到户问题的考察报告》一文中,他提出,包产到户后中国农业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土地按户承包;第二阶段是兼业农户大量涌现;第三阶段是出现专业农户和其他行业的专业户;而当专业农户和专业户大量出现时,农村的经济联合、协作组织就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简言之,中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发展走向可以概括为“包—兼—专—联”四个字。一些规律性论断的证实,必然要有一个过程。先生当初的论断在很长时间内似乎没有能够在实践中体现出来,但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先生这一前瞻性的论断逐渐被实践印证。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在农村改革发展的每个关键节点上,先生都勇敢地站在“潮头”,直言不讳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这部文集也反映出近年来他对一些农村发展重要问题的见解。如针对要突破18亿亩耕地红线的观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在为商人的钱袋子说话,是在鼓动一些人继续向农民抢地、夺地”。在2007年他就世纪之交发生的一轮“圈地运动”深入分析了其根源,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条路径是地方政府“以地生财、以财建市、以市引商、以商发财、以财升官”。我们看到,先生所指出的这个循环在许多地方一直延续到今天,包括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一些地方还是走在这样一条轨道上。当前,地方债务、房地产和产能过剩被列为资产质量可能出问题的三大重点,而前两个问题都与先生所剖析的“圈地运动”有关。关于政策执行到下面走样的问题,他指出“那些贯彻不到位的政策,还是讲空话的政策,否则政策很难变形”。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他提出警告,要防止地方政府利用新农村建设这个大背景,搞大规划,搞征地。他四论“农民工”问题,指出“农民工”问题本质上是农民问题,核心是身份问题。他认为,“三农”问题本质是结构性、体制性问题,难以解决的原因是“农村一些重要体制的改革没有到位,城乡 ‘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难题还没有破解”,提出要从根本上破除这个体制,“应该而且必须从改革户籍制度、土地集体所有制和财政金融体制这三项制度入手”。几十年来,先生通过对“三农”问题的理论研究、实践探索和政策建议,成为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在年近八旬之际,先生仍战斗在学术第一线,亲自主持课题,下农村基层调研,著书立说,临终前还在以极大的热情组织全国百村大型调查,这在“三农”研究界,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在农村改革的多个研究领域,先生一直是当之无愧的先驱者和领军人物。
先生思维敏锐,能把握住时代跳动的脉搏,善于抓住关键问题。他虽然没有经济学的背景,但是对数据非常敏感,能准确地理解数据之间的关系,最后通过这种关系来揭示出数据背后的实质性问题。他所具有的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敏锐感觉,还有对数字的敏感性,这是一种多少学者梦寐以求却始终未能获取的能力。他的这种能力,固然有天赋的成分,但更主要的是他长期实践积累、勤于思考的结果。从文集中可以看到,先生在北京大学读书时,1958年到北京大兴县芦城村开门办学8个月,亲历了人民公社成立前后的全过程,此后,他一直与芦城的乡亲们保持联系,将芦城作为他分析观察农村运行、政策臧否的窗口,前后去了40余次。1983年,先生倡导,中国社科院组建“农村体制改革试验县调研组”,先生任组长,选取山东陵县为调研基地,做了大量基础性调研,出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在长期蹲点调研的基础上,1986年,他写就《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一文,深入分析了影响中国农业发展的11个问题,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近年来,先生虽年事已高,但仍坚持到农村基层实地调研。先生去世半年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我们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社会转型期出现的许多重要的新情况、新问题在书本上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和理论诠释,我们只有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重视基础数据和基础资料的积累,尤为重视案例研究和实证分析,将理论研究接上改革实践的地气,方能在学术研究上有所发展、有所突破,结出丰硕的果实,为全面深化改革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先生的文集便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光辉典范。
同样是到基层调研,有人能发现问题,有人看到问题却熟视无睹。这里有天赋的因素,也有研究方法的因素。我曾随先生在山东陵县调研,亲眼目睹他是如何层层剥茧地探究问题的本源,并为他以一种亲切、平易近人、不拘一格的方式拉近与访谈对象的距离,获取真正有价值信息的本领所折服。他在调研中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对待调研对象采取一种平等和尊重的态度,这样人家也就愿意把真心话跟他讲出来。记得我们在陵县调研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走访各个县属职能部门。调研组的一位同事深有体会地跟我讲,大家走在一起,老陆看上去也就普普通通的,不显山不露水。但是一坐下来座谈,马上就不一样了。我深有同感,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天下午我们走访县委宣传部,宣传部领导的介绍比较枯燥,正值下午,大家不由得犯困,一个个困得滴沥当啷的。只有先生在那里认真听,认真记,还不时跟人家讨论。下来后我对他说:老陆,你行啊,这么枯燥你都听得进去。他无奈地说:你们都那个样子了,我得撑着场子啊!从他身上我体会到,做调研工作首先要尊重对方,要有一个踏踏实实、诚恳地跟人家接近的方式。
先生在研究中具有严谨、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研究态度。1983年末,我曾经跟先生在山东德州地区调研棉花问题,那次我跟着他走了好几天。他把棉花从生产、销售到棉纺织业的全产业链进行了深入、系统、全面的调查,然后算出来,农民生产的棉花经过五次加工、增加四次产值、征收七道税,实际上最后受益的大头是国家。他调研之后写了要报,中央领导很重视,批到财政部,财政部后来请我们过去座谈。财政部有关部门的同志讲,根据陆老师的调查我们又去核实了一遍,认为调查报告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这一步一步的研究都是经得起推敲的。我想,只有这样认真地下苦功夫,才是真正地做学问。
调研中能否发现问题,除了研究方法外,更重要的是立场、观点和感情的差异。学者在做研究时是否要秉承价值中立的原则,关于这个问题,可谓见仁见智。我认为,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不是同质性的,必然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事实上,30多年来对中国改革实践进行的实证分析,正是由于不同的价值取向而形成了鲜明的思想分野。说到底,为什么人的问题,仍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从后记中可以看到,先生之所以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转为从事“三农”问题的应用性研究,一个关键时点是“三年困难”时期,当时他所看见的农村现实情况和政策的失误,报刊上宣传的大好形势与农村实践之间的巨大反差,促使他从此自觉地调查和研究农村与农民,审视与臧否农村政策,也奠定了他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矢志不渝地为广大农民利益服务的思想基础。
先生身为农民的儿子,始终为农民鼓与呼。他旗帜鲜明的研究立场与观点,固然有自身浓郁的农民情结,但更多的是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源自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诉求而奋斗终生的坚定信念。2012年5月2日,先生为《“三农”续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文集写了一篇后记《我做“三农”研究,是从芦城开始的》,回顾了他1958年到北京大兴县芦城村开门办学后与芦城村几十年的因缘。《后记》以“谢谢芦城!谢谢芦城的父老乡亲们!”为结语。我想,先生在写下这句话时,也许在冥冥之中预感到了什么,他是以这种方式对自己所眷恋的农村父老乡亲们作了他最深情的诀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30年来,先生于我,可谓亦师亦友。我一直记得30年前我们调研时在德州招待所同宿一房,先生在床上做完搓脚心等一套自编的健身动作,与我畅谈自己经历的情景。近些年来,我在院里和一些研讨会上常与先生相遇,他对我还是那样亲切随意,一开口就是你小子如何如何,我与他之间可以不拘形式、不设防地谈心里话,一起针砭时弊,忧国忧民。当然,我们之间也有观点的争论,先生是一个比较固执的人,他虽然认真听取你的意见,但绝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先生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他几十年来相濡以沫的老伴,近些年来罹患脑疾,且病情逐渐加重。我有时遇见他,问起老伴怎么样,先生马上一脸愁云,叹息一声:不好!我只得转移话题,再问他孙子怎么样,他这才稍稍扭转心绪,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谈起孙子的趣闻。尽管内心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他还是竭尽全力地从事着自己钟爱的事业,为“三农”鼓与呼。2013年5月13日中午,我突闻噩耗,犹如晴天霹雳,内心实难接受这一现实。在读完先生这本文集后,捧起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印发的生平,封面上先生的照片流露出他惯常的睿智、乐观而又诙谐的神情。凝视着先生的遗像,仿佛又听到他带着浓重的无锡口音与我戏谑之声,不禁再次悲从中来。真难以想象这样一位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智者,竟就这样遽然辞世,离我们远去。斯人已逝,风范长存!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写于2013年6月8日,修改于2014年3月30日。原载《中华读书报》2013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