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掖后学 大师品格

——回忆陆学艺老师对西部社会学发展的关注和支持

刘敏

1979年3月，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的开始。30多年来，伴随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社会学无论在研究、教学还是宣传普及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这一既步履维艰又令人鼓舞的发展过程中，作为中国社会学发展比较后进的西北乃至西部地区，曾得到全国兄弟省区和老一辈社会学家费孝通、雷洁琼、袁方、王康等以及陆学艺、郑杭生等著名社会学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们也成为我个人30多年社会学学术生涯中的良师益友。其中，陆学艺老师高瞻远瞩、奖掖后学的高尚品德和大师风范令我终生难忘。

一 维护团结，创造和优化社会学发展环境

在社会学恢复和重建过程中，由于受过去“左”的思想的干扰，加之在历史遗留问题和对恢复重建中一些具体问题认识上的分歧，不时发生一些影响学界正常学术交流和人际关系的问题，由此也无形中分散和削弱了社会学的重建步伐和整体功能。面对这种状况，陆老师从198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后，一直以维护社会学的团结为大局，不论何时何地和什么场合，他都以身作则，讲原则，顾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既尊重老一辈社会学家，又提携中青年学者。不仅积极推进全国社会学的发展和繁荣，而且探索和谋划西部社会学的发展和进步。在他和郑杭生老师的引领带动和全国社会学界的共同努力下，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社会学界逐渐形成了团结和谐、发展繁荣的良好局面，也为西部社会学的发展营造了良好氛围和宽松环境。

我同陆老师相识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农村改革率先起步，陆老师同国务院研究室的詹武先后到甘肃等地调查农村改革情况，探索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问题。我当时作为研究小城镇的学者参加了陆老师召开的座谈会，听取了他充满智慧和启迪的演讲。

1986年5月，经党中央批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设立，我有幸作为中西部唯一的社会学学者入选社会学学科评审委员。1988年，陆老师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增选为评审委员。在此后的20多年里，几乎每年都要同陆老师一起评审项目，探讨社会学发展中的热点、难点和重大问题，聆听他的教诲和卓见。

陆老师不仅在重大的方向和原则问题上倡导和维护学界的和谐与团结，而且在项目评审这些非常具体的问题上，也坚持原则，公平待人，公正处事，正确处理区域、单位之间的平衡，注意向贫困、边远、民族地区倾斜，充分发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西部社会学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目前，活跃在西部各省区的大多数教学、研究机构和人才，几乎都得益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扶持，我个人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陆老师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功不可没。

二 高瞻远瞩，培养和造就西部社会学人才

西北和西部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发展不足，造成各领域各行业的人才严重匮乏，而社会学作为一个先天不足的后发展学科，各方面的人才几乎一片空白。社会学在恢复和重建过程中，主要是靠从事其他学科研究同时对社会学感兴趣的学者改行后边学习边发展起来的。为了逐步改变西部社会学发展人才不足的现状，陆老师除了自己带头在西部招收博士研究生外，还鼓励指导我们走自己培养人才的道路。

1991年，陆老师在甘肃招收了由我推荐的他的第一位博士生。1993年，在京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会议期间，他专门找我，很严肃地对我说：你已经评为研究员了，今后文章适当少写一点，用主要精力去培养些人吧，别的地方培养的人才不愿到你们那里去。随后，郑杭生老师也鼓励我利用当地高校的资源优势，自己动手培养人才。在此后的几年里，陆老师还主动联系兰州大学哲学系主任林立教授，支持兴办社会学专业。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在1996年设立了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系，下设的社会学专业开始正式招生，从此结束了西部没有社会学教学机构的历史。1998年，由我作为学术带头人，同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合作，申报获准了西部地区第一个社会学硕士点，1999年正式招生。以此为开端，甘肃培养社会学人才的步伐不断加快，规模日益壮大。到目前为止，全省共有社会学教育机构9个，社会学博士点1个，硕士点3个，开设社会工作专业5个，在兰州城市学院设立了社会管理学院。从事社会学教学和相关领域研究的教授研究员30多人，副教授40多人，在校博士、硕士研究生500多人，本科生超过千人。

在通过教育机构培养人才的同时，陆老师一直强调“项目带人”。我清楚地记得，在历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中，凡是在政策和规则允许的范围内，陆老师总是坚持尽量照顾边远落后地区，持续不断地扶持了西部多省区的特色问题研究项目，并由此培养形成了一些优势研究机构和优秀研究人才。例如，先后立项资助扶持了甘肃的农村社会学研究、民族社会学研究和灾害社会学研究，陕西的科学社会学研究、质性社会学研究，宁夏的移民研究和回族社区研究，青海的三江源生态环境治理研究，新疆的民族关系和边疆稳定研究，云南的毒品问题和艾滋病防治研究，四川的人口社会学研究，贵州的反贫困研究，等等。这些项目的实施既扶持和发展了西部社会学研究，又培养和造就了一批社会学研究人才，提高了西部社会学的研究水平和发展能力。

三 深谋远虑，关注西部发展问题研究

1．倡导农村社会学研究

西部悠久的历史、广袤的土地、众多的民族、丰厚的文化积淀，为社会学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这片孕育着无限生机的热土上，极其有限的社会学资源究竟应该投向何处？这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是我们久议不决的问题，直到后来陆老师批评我们之后，我们才确定把农村社会学作为重点研究方向。他说，西北曾是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发祥地，至今仍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和以农业为主的落后地区，你们研究的人口、旅游、青少年犯罪等都很重要，但都不能同“三农”问题相比，你们不研究农村岂不是怪事！

他的批评使我们如梦初醒。此后，我们甘肃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确定把农村社会学作为重点研究方向，投入主要力量，坚持长期研究，先后申报获准4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出版专著8部，发表论文和调查报告上百篇，其中有7项成果获甘肃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2．推进国情调查

国情调查即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中国社科院组织实施的全国性调查研究工程。陆老师作为该工程的发起者和推行者之一，多次鼓励我们一定要积极参与，并同我们共同商讨调查点的确定、资金筹措、队伍组织和具体实施。对我们“静宁卷”初稿亲自审阅，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值得一提的是，在审阅由我撰写的静宁县社会分层后他说：一定要关注贫困落后地区社会分层在层化过程、类型、速度和规模上的特征，分析同全国其他地区的差异，提高研究的深度。

在他的支持和推动下，西部各省区社会学界协同其他学科，从1989年开始相继组织实施了《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仅西北地区就出版了陕西的宝鸡卷、延安卷、商州卷、富平卷，甘肃的静宁卷、永昌卷、秦城卷，宁夏的固原卷、吴忠卷、贺兰卷，青海的湟中卷、格尔木卷，新疆的吐鲁番卷、石河子卷、库车卷等16部著作。最可喜的是，通过这一大型调查研究项目，培养带出了一批社会学研究人才，又滚动了一批研究项目，推动了西部地区社会学知识的普及和发展。

3．扶持和推介研究成果

陆老师在关注西部发展问题研究的过程中，特别关注、扶持和推介研究成果。我1989年承担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不发达地区农村社会发展》研究成果，送他审阅后欣然命笔作序，予以肯定和鼓励，并向全国推介。他说：这项成果，对于领导部门制定不发达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学的创建和发展，都是很有意义的。同时，他尖锐地指出，在我国，农村社会学研究还只能说是刚刚起步，这同我国是一个具有8亿多农村人口的大国的国情很不相称，同我国10年来农村改革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目前还正在发生着历史性变化的要求也很不相称。希望全国能有更多的社会学学者参与到这场伟大变革过程的研究中来，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此书于1990年9月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2000年，我的又一项农村社会学研究成果《山村社会》再次送陆老师审阅，同样得到了他的赞许，又一次作序推介。在序言中，他不仅肯定了本项成果“既具有乡土特色又不失理论创造的独特风格”，还向全国社会学工作者提出了三项任务。第一，要尽可能地利用各种形式把社会变迁的内容和过程记载下来，对于这次社会变迁的记述越丰富，资料越周全，则学术价值越高，而且将是未来各项科学研究的珍贵文献。第二，我们社会学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运用社会学特有的视角和方法，为这场伟大的变革和发展提供理论和政策建议，以供党和政府作决策参考。第三，进行社会学自身的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我们社会学工作者要紧跟社会变革的步伐，参与这场伟大变革的实践，使社会学这门学科逐步成熟起来，使社会学的队伍逐步壮大起来。

在我同陆老师相识相交的近30年里，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他的真诚、博学和执著。他对西部社会学发展的长期关注和厚重情结，无不体现出陆老师对社会学发展使命般的热忱。我仰慕陆老师对社会学的无私奉献精神，以及深邃而澄澈的大师品格。这一切为进一步繁荣和发展社会学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