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学艺先生的价值关怀与研究方法

曹锦清

我和陆老师相识倒不是很早，大概在2000年前后，但是后来关系一直比较密切。我参加的追悼会也不算少，我64岁了，参加过很多的追悼会。但是引起我动情，还情不自已的并不多，我也不明白是什么道理我当时会流泪，就是特别伤心。实事求是讲，就我个人对学术界的观察来看，像陆老师这样一种人格的人确实已经十分稀缺了。所以我这里讲的就是他所一以贯之的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我把他的著作又通读了一遍，有这样几点体会和感受。

在如今这个学术研究过度学院化、专业化和工具化的时代，我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对此深有体会，每年看那么多的论文，我感觉都是一种折磨，从去年开始我就已经拒绝看博士论文和各种学术期刊了。学术近几十年来日趋学院化，过度专业化，当然专业化也不可避免，而后就是工具化，即把学术当做一种工具。在这样一个时代，学习与发扬陆学艺先生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我觉得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也是纪念陆先生的最好方法。

陆学艺先生有很强的价值关怀和问题意识。我们学术界一直在讨论实证主义是不是要避免这个价值，马克斯·韦伯讲的研究选题的确定是要有价值取向的，而研究过程本身应该以实证为取向。但是我从陆学艺先生这里看到，他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不同的问题意识取决于不同的价值观，所有的问题都显示出他的价值观，没有价值观不可能有这些问题的提出。所以在社会转型过程当中他去研究“三农”，农民和农民工确实是中国最大最弱势的群体。所以，我认为对中国最庞大也最弱势的农民和农民工群体的处境和命运的关怀，是陆学艺先生一生治学的动力。为破解“三农”这个中国最大的经济社会难题，陆先生确实奉献了他毕生的心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像陆学艺先生这样一生执著于一个研究群体的很少见。一种价值关怀引发的问题意识，指向的是一个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

陆先生是一个将价值关怀和全面客观的经验研究相结合的典范。如今我们在网上看到的讨论多是讲中国应该如何。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学术界已经不讨论中国是什么了，就一直讨论中国应该是什么。这个丰碑后来越来越高。记得1987年，在北京开第一次现代化讨论会，那个时候谁的丰碑叫得高，谁就有掌声。1988年，我所在的文化研究所针对这种纯价值取向的研究提出了三个口号，“重返过去”“重返实证”“重返历史”。就此，我们分了四个组开始搞调研。最近这几年好像国内学术界一直在讨论应该怎样，我担心这样的话语一旦主导学术界的话，这个国家和政府可能会出问题。因此，像陆先生这样，怀着巨大的价值关怀和问题意识，同时又能与全面客观的经验研究结合起来，在回答“应该是什么”的时候，能与“是什么”的研究结合起来，在这一点上他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陆先生的实证研究，是把实证调研视为理解转型中国的主要方法，他在著作里面不断地强调这一条。在我看来，陆先生就是希望参与当代中国前沿思考的学者都必须读好两本书，一本是前人积累的文字之书，一本是正在展开中的生活实践这本无字之书。陆学艺先生多次讲，面对快速转型的当代中国社会，通过调研，直接阐明变动中的经验世界，对理解中国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所以要充分重视陆先生经常用的若干重要的方法，要读这本快速转型的当代中国的社会之书。在调研方法上，具体而言就是指社区调研法和访谈法。

陆先生非常重视以县为单位的社区研究，长期跟踪研究与不同区域的个案比较研究。我们曾经也讨论过社区研究最微观的有效单位是什么，是自然村、行政村、乡镇还是县？社区研究法是无法研究一个大都市的，它的极限就是在县。所以就社区研究而言，县是最大的单位。而且县的重要性在学术界已经强调得非常多，因为在中国所有的行政级别当中，县是最古老的，县以下行政区域的历史不过百年，如今的乡镇这一级都不足百年，省这一级也就是50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这样一个区域差异如此之大的国家，县相对而言是很稳定的，县拥有其蔓延不断的经济、政治、文化传统，我们如今的故乡的认同感也是以县为基础的。所以他反复强调县域研究。其实陆先生原来也强调对村的研究，费老的几个调研，其实他是以自然村为社区研究单位的，而将乡镇作为社区单位来研究，在国内就不是很多。因此，如今以县为社区的研究单位，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农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我觉得陆老师非常强调县域研究，而且他反复跟我讲，他一生治学得益于在山东省陵县挂职县委副书记的三年，那个时候他已经有这个意识，就是他要把整个县的各个部门、各种情况都搞清楚。在那三年中，他试图将农民的整个生活世界都搞清楚，他说他一生都得益于那几年的社会研究中的积累。

所以，陆先生一生中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就是社会学的社区研究方法，而社区研究中最有意义且有效的单位是县，其次是乡镇。在村这一级应该是作为辅助性研究才有意义，现在很多的农村社区研究就是以一个村落为一个点，我说你那个点能说明什么呢？另外，陆先生还很重视不同县域的比较研究，以及长期的跟踪研究，如江苏的太仓，还有福建的晋江、成都的大邑等，这样从空间布局来看，东中西部都有点了。这个方法我觉得应该发扬光大，而且将来我们的社会学的博士论文若都能按照这样来做，将会产生重大的成果。

将个案的研究材料和宏观经济环境与转型理论进行结合，以及将中央的政策与社会的变动和微观社区研究相结合，这些陆先生做得也很好。另外，在研究方法中，他经常使用民谣，有的我叫做官谣。千万不要低估民谣和官谣的作用，它们一般不直接反映事实，而是反映普遍的社会心态。社会心态或者说社会心理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社会心理是人们对外部世界感知的反映，这种反映按照中国的传统，一般凝聚在民谣里面。而在中国的民谣里面，大量的又其实是官谣。而我们的学者总试图向外寻找西方的概念来理解和解释中国，弯来绕去，还不如将这官谣好好研究一番。

最后，陆先生提出的若干的理论问题是值得延伸的。他讲到土地承包制的演进，从承包制到专业化、社会化、新兴合作化，这个开题很好，我们现在还在研究，但是我们在具体的实践当中，实际上还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另外，他讲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问题，关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财政制度的改革方向问题，还有讲中国社会结构演进的三种可能，即所谓的“蜡烛台形”“哑铃形”“橄榄形”，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思考的空间。

（本文系作者2013年8月31日在“社会学与社会建设暨陆学艺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