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学艺的“三农”思想

王春光

陆老师离开我们快一年了，时间过得真快。这一年中我不时地想起他，总感到他还没有走，还没走远，依然与我们在一起，仿佛总有一天老人家会出现在我们面前，与我们一起讨论课题。陆老师的音容笑貌依然在，他的思想和精神依然在影响着我们，这正是我感觉他还活在我们中间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周年忌日即将来临之际，总想写点什么，以表示对他的深切怀念。于是想到梳理一下自己对他“三农”研究的理解和看法，与大家共享。

一 生命历程与“三农”情结

1988年下半年，我刚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编辑，负责社会学方面的书稿。有一天陆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他那儿有一部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孟德拉斯的专著译稿，叫我想办法列入出版计划。我一听此事，是陆老师推荐的，肯定没错，就找出版社领导说明情况，社领导也认识陆老师，很爽快地同意了。当时出版社出版一本书，要办理很多手续，相当麻烦，不像现在那么容易。这就是李培林教授翻译的《农民的终结》一书出版的经过。在编辑此书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受到陆老师推荐此书的深层内涵，即希望法国农民的演变为中国农民的未来提供新的参照。仅这一点，可以看出陆老师对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关怀。后来跟随他的时间长了，就更能体会到他的“三农”情怀，渐渐地抓住了他的有关“三农”研究的一些思想精髓。

陆老师经常说，自己是农家出身，对农村、农民、农业有很深的体验和记忆。早在中学时代，他就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许多农民一年忙到头，依然还解决不了吃饭问题？他出身江南鱼米之乡——无锡，还能看到一些农民连温饱问题也解决不了，可想中国其他地方农民的生活该会是怎样艰难啊！为此，他上中学时在一篇作文里抒发未来的抱负，就是想当一名农业经济学家，目的是帮助农民解决吃饭问题。他说，“出身农家，在高中读书的时候，对中国的农业问题就情有独钟，最后一篇作文，写的就是我要成为一个农业经济学家。”他后来之所以从中国哲学史专业转向“三农”研究，大概从这里可以找到一条重要的解释线索。虽然，决定一个人的未来命运，是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但是，对“三农”的情怀不能不说是陆老师投身和专注“三农”研究的主要动力。在大学时代，他与同班同学到大兴县芦城，与农民一道同劳动共生产，使他对农村和农民有了更深的了解，也更关注国家政策对农村和农民的影响，由此他曾说芦城是他真正开始农村、农业、农民研究的地方，后来他发表的多篇“三农”文章都与他在芦城的经历直接有关。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他深入甘肃、安徽、河南等地，对“三农”问题进行大范围的田野调查。当时，各方面条件相当差，但是，这并没有阻挡他关注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热情。正因为有了深入的田野调查，他才能提出真知灼见和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他曾说过，他曾于1981年再次去芦城调查时发现生产队出工务农的大多是女性，感到很惊讶，问一位年轻人：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他得到的是“现在哪是人民公社，早就是 ‘人民母社’了！”的诙谐回答。他马上意识到国家政策已经存在不利于农业发展的问题。他把这一现象加以分析，提出要进行农业政策改革的建议，引起了上层的重视。

从20世纪90年代，我有机会跟随陆老师走南闯北，绝大部分时间在农村做调研，北到黑龙江，南到广东，西到新疆，东到浙江，还曾到过台湾，每到一地，陆老师都要到村里找村干部、农民交谈，与当地农口部门的干部交流。一到农村，一接触农民，我发现他就有一种异常兴奋的表情，特别有精神。记得有一次，我陪陆老师去新疆库尔勒讲学和调研，当地安排我们去维吾尔族农村调研。我们进了好几家维吾尔族农民家里，每到一家，就能看到维吾尔族农民早早地在茶几上摆上了馕和香梨。陆老师都非常高兴地连说“好东西，好东西”。老乡一看陆老师对他家东西的赞美，自然很高兴，后面的交谈就变得非常愉快和亲切，不少维吾尔族老乡在我们临走时都会很热情、慷慨地送我们馕和香梨。他跟农民的愉快交往，真是发自内心，是一种自然流露，没有任何掩饰、做作，他关心的问题也都是农民所考虑的，问到农民的心坎上。一次跟他去台湾考察访学，陆老师请台湾大学社会学系的叶启政教授安排我们去台湾农村调查，叶教授就带我们去桃园县的农村，先考察了当地的乡农会，然后去跟一个村的村长交流。那村长与陆老师聊得非常投机，到中午时一定要请我们吃饭，他拿出佳酿招待我们，到后来请出老婆跟我们喝酒，可见礼遇之高，也足见陆老师对农民有着多么大的亲和力啊！

据我多年自身的经历以及对陆老师田野调查的观察，发现跟农民打交道的最好秘诀是，想农民之所想、解农民之所困、听农民之所说。如果没有这样的浓浓“三农”情，就不可能深入了解“三农”，更谈不上会有深邃的“三农”思想。陆老师的“三农”思想正体现了这一点。他对“三农”有着深厚的感情，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去了解农民，与农民交朋友，倾听农民的呼声，正如陈锡文所说的，陆老师在“三农”研究上是最早把农民当做“三农”研究的核心和主体的，从而成就了他深邃的“三农”思想。

陆老师的“三农”思想不限于经济学范畴，具有跨学科特点，这得益于他的哲学学科知识背景、大学时代的开门办学实践以及后来的社会学研究。他经常对学生说，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的同学必须学好经济学、哲学和历史学，这三门课相当于理科的数理化，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课。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需要有广阔的、多学科的视野，才能更深地透视社会现象和问题。他的“三农”研究就是这样，独具匠心，具有先见性。

二 农民是“三农”问题的核心

在“三农”研究上，陆老师是最早将农民作为主体和核心对象来看待的，不同于许多农业经济学者的研究只见物不见人，他不仅看到物，更重视人。所以，陆老师在调查中非常重视与了解农民的所思所想以及所获。在80年代初发表的《包产到户问题必须进行重新研究》一文中，明确地支持包产到户的做法，这在当时的政治生态环境中是需要冒相当大的政治风险的。陆老师之所以敢于提出这样的主见，就在于他在实际调查中深有体会，包产到户是农民的发现，农民不仅乐意做，而且确实有很大的利益驱动力。他的结论来自客观分析比较了农民对待人民公社、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的不同态度和做法，而不是来自对其投入产出的纯经济学考察和分析。他在调查中发现，包干到户的“干”是干净的意思，而不是做的意思，之所以包干到户不如包产到户对农民有吸引力，在于包干到户强调生产过程中农民和农户独立劳动，而在分配过程中依然延续人民公社的做法，即按工分分配，有人干的是非农活，但是也会加入农产品的分配中，从而影响到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因此包干到户仍然带有浓厚的大锅饭特点。而包产到户不仅赋予农民独立的生产劳动权利，更重要的是理清了劳动成果的分配关系，更尊重多劳多得这一原则，即交足国家和集体的，剩下都属于自己的。剩下给自己的数量取决于农民在农业劳动中的各种投入和经营能力，从而大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的农业生产和劳动积极性。为此，陆先生认为原先不允许农民包产到户的做法需要重新进行检讨和修正，因为包产到户更有利于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这符合党和国家发展农村和农业的总体要求。

由此可见，陆老师是从动力机制上去探索“三农”问题的。在他看来，最主要的动力在于“人”——农民。后来他在观察和分析“三农”问题的时候，经常采用这样的视角。他说，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最难解决的问题也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解决了，“三农”问题基本上就能解决。他比较了中日美后发现，日本解决了农民问题，但是没有解决好农业问题；美国基本上解决了“三农”问题；而中国基本上没有解决好“三农”问题，尤其是没有解决好农民问题。那么，农民的问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一个是农民分化问题；再一个是农民工问题；还有一个是农民权益问题，与此相关的就是阶层分化、城市化和城乡二元体制问题。

三 农村社会分化与农村问题

他是较早关注农村社会分化与农业、农村发展关系的学者之一。早在80年代初，他从芦城农民那里敏感地认识到“人民公社已经转变为人民母社”，这会影响农业生产。后来从1985年后中央出台的粮食收购价政策中，他深入地分析了这个政策不利于中西部小规模经营的农民，所以会出现粮棉大减产的问题，为此他进行了详细的数据论证。他最系统地探讨农村社会分化的是在80年代末，他基于13个村庄以及其他方面的实证调查，发现农村发生了明显的职业和收入变化，由此提出农民已经分化成8个阶层，分别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者。对农村社会分化的关注为他后来研究和探讨中国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奠定了学术基础。

与对农村社会分化的研究直接有关的是他对农民工的关注。他认为农民工问题是由农民工体制造成的。农民工体制是中国一种非常独特的体制，是中国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二元体制的表现。在这个体制内，农民工处于“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劳”的地位。他大声疾呼要从改革户籍制度入手，改革农民工制度，推进城市化。在他看来，“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二元格局已经严重地束缚和阻碍了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过去推行的所谓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城镇化，忽视了社会和人的城镇化。他认为，工业化是经济建设，而城市化应该是社会建设，但是在实践中，各地的城市化（或城镇化）都在搞经济建设，或者说为经济建设服务，所以城市化搞成了“要地不要人”、处处拆迁、不给农民工同等权利等。中国的众多社会问题由此而生。

四 探求农村第二步改革

他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不完全源于农村内部，主要源于外部，与城市社会直接相关，因此提出“反弹琵琶”的解决思路，即从外部想办法解决“三农”问题，而不应从农村内部找解决办法。那么，外部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当然，首先是推进以人为主的城市化，也就是说，通过城市化，将更多的农民转变为市民，减少农村人口规模，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但是，他后来也发现，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入城市、外出打工，农村人口老化，不少村庄出现“空壳化”，也不利于农村发展。他觉得农村留不住人也是问题，当然这首先是农村不发达造成的，更主要的是，现有的农村政策并不能让一部分青壮年留在农村，承担起发展农村的重任。因此，他觉得国家应该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

早在1986年，陆老师就提出了第二步农村改革，而在之前（1983年开始），他率领一班人到山东陵县，开始探索农村第二步改革的可能性和方向，提出县域体制综合改革，试图在县域层次探索让农村、农业和农民长期发展的新体制和新政策。他在陵县的三年时间内，对该县进行了深度的调查和解剖。他几乎调查了所有政府部门和乡镇，还到村里对农民进行了深度访谈，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一个县是如何运作以及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但是，进行县级体制综合改革的试验相当困难，他在三年中除了办成一所高校外，没有在体制改革上有大的突破。然而他一直认为，到1986年后，农村非常需要推进第二步改革。从1984年开始，国家的改革重心转向城镇，当时有领导人认为农村改革已经取得成效，农业产量达到历史最好水平，1984年粮食大丰收，开始向国外出口，中国似乎改变了粮食进口国的地位。但是1985年出现减产，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一些决策者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现象，是中国农业结束了过去的超常规发展，而回归常规。但是陆老师认为，1985年的农业减产并不是回归常规的问题，而是长期以来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足造成的，需要引起重视，否则，中国农业会陷入长期徘徊的危险。这正是需要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的重要原因。

那么，农村第二步改革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在陆老师看来，农村第一步改革仅仅限于生产领域，解决了生产责任和积极性问题，这一步改革导致了人民公社被废止，诱发市场经济发展，但是，这一步改革到了1985年就显示出局限性，尤其是粮价难以上升、购销存在很大的问题，第二步改革应该在流通体制领域，但是由于流通体制涉及国家与农民、农民与居民之间刚性的利益关系，因此，第二步改革一出台就遭遇巨大的障碍而难以展开。后来，他对第二步农村改革的看法又有了新的认识，不仅仅局限于流通领域，而扩展到城乡总体关系上，认为第二步农村改革就是要废除城乡二元体制，改变“一国两策”格局。直到临终前，他仍然念念不忘农村第二步改革。

五 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阶段性认识

陆老师有关80年代五个一号文件的论述非常精辟，称第一个一号文件为“顺气丸”，然后依次称为“大力丸”“长效定心丸”“跌打丸”到“保障丸”，以说明不同文件对农村发展的不同影响和作用。他认为，到了1987年出台的第五个一号文件，基本上宣告了农村第一步改革结束，而第二步改革由于利益格局的刚性化而难以启动。他认为，直到现在，农村第二步改革仍没有真正启动。

对于1949年以来农村发展，陆老师提出了“黄金期论”。他觉得，对农民增收和生活改善而言，曾出现四个黄金发展期，分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5年）、60年代4年调整期（1962～1966年）、1979年开始的农村改革初期（1979～1984年）以及2003年开始的新农村建设期。他尤其对前三个黄金发展期给予了更多的肯定。在他看来，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家在农村实施了土地改革，让广大农民拥有了土地，加上战后的恢复，因此，农业生产、农村发展迎来了黄金发展期。该时期最大的发展动力是农民获得土地权，真正落实了近代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梦想。60年代的“调整、整顿”政策，划小了农村生产单位，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农村很快从三年灾难时期中恢复元气，获得新的发展。但是，十年“文革”极大地伤害了农民的利益，破坏了农村生产力。1978年发轫于农村的改革再度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短短的5年时间使得大部分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一度出现了农民收入快于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从以往的2∶2.7缩小到1∶1.7。到1985年，一度曾出现农民卖粮难的现象，以至于一些领导人错误地认为中国已经解决了农业问题。但是好景不长，农村发展陷入了徘徊状态，到90年代农村税费繁多、农民负担繁重，一度出现干群关系极度紧张，城乡差距迅速扩大，到21世纪初期，城乡差距达到了1∶3.3，到现在依然在高位上运行。从2000年开启的农业税费改革，到2003年提出了全面取消农业税费，再度给农村注入了发展活力。与此同时，国家逐渐加大对粮食生产的补贴、农业技术的支持等，农业和农村形势有所改善。但是，城乡差距并没有因此缩小，农民并没有因此而留恋农村，更多的农村人口融入城市务工经商，许多农村出现空壳化、老龄化等衰败现象，尤其是各地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发展工业和城市，大量征用农地，引发新一轮的农村纠纷和抗争。这引发了人们对农村发展方向的忧虑，陆老师更是这些人中的重要一员。

那么中国农村的发展路径应该是什么样呢？也就是农村现代化之路该如何走呢？这是陆老师长期思考和研究的重大学术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领衔主持的有关农村现代化研究课题，曾提出中国农村现代化四阶段的观点：农村联产承包制改革、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建设、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为主的城市化。但是，他后来发现，这四个阶段都面临不少问题：联产承包制虽然解决了农业生产环节的问题，但是没有解决流通问题，更没有解决城乡在发展上的制度和政策平等问题。乡镇企业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改制后渐渐地消失了，农村工业化进程受阻。小城镇建设由于得不到国家的有力支持以及小城镇本身具有规模小等问题，难以承担农村现代化的重任。大量农民更多地进入大中城市务工经商，但是有2亿多农村流动人口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城市的市民权利，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社会问题。

陆老师得出的结论是，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是当前中国农村发展的关键。当看到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有关城乡二元格局是阻碍农村发展的结构性问题的提法时，他表现出极大的兴奋，认为中央终于抓住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质，因此，他寄希望于中央借此全面推进农村第二步改革。

六 “三农”的未来和归宿：城乡一体化

农村第二步改革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或目的呢？我一直想搞清楚陆老师提出农村第二步改革的问题。沿着陆老师有关“三农”的研究思路，我们可以看出，农村第二步改革实现的目的是城乡一体化。在他看来，“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二元体制是一种不平等的体制，在这个体制内，农村不论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还是政治地位上都不如城市，都没有获得与城市同等的地位。“三农”问题实际上就是农业的地位不如工业、服务业，农民的地位不如市民，农村的地位不如城市。他曾经对我说过这样的想法：农村从搞了第一步改革后就一直没有实质性改革，或者说农村改革停滞不前，以至于远远落后于城市，而今如果城市已经实现了市场经济的话，那么农村还没有实行市场经济。基于这一点，他认为农村第二步改革也是非常必要和急迫的。

他一直关注成都市从2004年开始的“城乡统筹”实践。他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给予认真的研究，并极力去帮助矫正，而对实践中出现的积极进展，给予热情的支持和鼓励，甚至表现出极度的兴奋。在过去十多年中，他发现，一些地方政府以城乡统筹名义占用农民土地，他就不断发声表示反对，对于失地农民表现出极大的同情；他发现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支持和关心。他经常以成都解决城乡教育均等化为例子，说明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性。

迄今为止，不少地方都在提城乡一体化，中央文件也把城乡一体化纳入农村发展战略，但是各地对城乡一体化的看法和做法都极不相同，更多的是把城乡一体化作为一种发展手段而不是发展目的，更具体地说，一些地方借城乡一体化之名，仍然在行“以农补城”“城市剥夺农村”之实。如某沿海地级市在推进所谓的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将几千个行政村合并为几百个社区，一方面是为了整理出更多的土地用于工业和城市发展，另一方面是为了减轻为农村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这一做法并不合乎陆老师所认为的城乡一体化概念。

在陆老师看来，城乡一体化的首要涵义就是消除城乡制度性不平等，或者说，赋予农村在制度上与城市同等的权利，这里包括同等的产权、市场参与权、发展权、社会保障权利等。在市场经济建设中，农村的基本经济要素（如劳动力、资本、土地等）应与城市是平权的，凡是在城市享受什么权利，在农村也是一样的。比如建设用地，不应有城乡不同或差别，即农村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是具有同等的市场交易地位的，否则就是一种歧视。目前，我国城乡在基本经济要素方面的制度规定是不平等的，农村的基本经济要素享受不到城市那样的地位和权利，从而限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比如，农民不能拿土地和房子做抵押，更不能对土地进行直接的开发，因此，要办点实业，受到资金和土地的制约。在劳动力市场上，农民也不能享受与市民同等的权利和地位，因此，不能实现稳定的就业和生活。由于在制度上缺乏平等的地位，农民、农村在进入市场化、现代化进程中就变得更弱势、更脆弱。

城乡一体化的另一个涵义就是解决公共资源配置的不平等问题。当然这一点与上面一层涵义有关系，但不完全是制度性问题，而是配置性问题。公共资源配置固然会受城乡不平等制度的影响，但是，更主要的是，各级政府并不把农村作为发展重点，在他们看来，农村、农业和农民并不能像城市、工业和城市居民那样快速带来GDP和财政增长，甚至是一种负担和累赘，除了农民作为廉价劳动力之外。在这种情况下，各级政府并不愿意把有限的公共资源配置给农村，而更倾向于配置给城镇。比如，各地每年的建设用地指标，很少被用到农村发展上，而大多用来招商引资、房地产开发和城镇公共设施建设等。教育资源、卫生资源、科技资源等，大多也向城镇倾斜配置。虽然最近几年国家加大了向农村投入公共资源，但是总体来说，农村享受的公共资源依然远远少于城市，因此，在绝大多数农村，连最基本的基础设施都缺乏，比如缺乏污水处理设施、垃圾处理设施等，农民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和环境，必须由自己承担投入，从而增大了生活成本和压力。

从以上两点来看，城乡一体化首先要解决制度性和配置型公平问题，也就是说，至少要做到制度公平和配置公平，归结起来，这是一种权利问题。对此，陆老师一直以来在呼吁给予农民平等的权利。只有获得平等的权利，才能享受平等的机会。除此之外，对于历史上形成的城乡差距，城乡一体化也许无能为力，但是通过机会平等，假以时日，可以化解结构性问题。可惜的是，目前城乡差距已经变成结构性因素，具有很强的刚性，特别是在代际关系上，城乡差距难以改变，因此，城乡一体化在短时期内很难改变这种刚性的结构性格局，这就是目前农村发展面临的困局。他说：“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可以说是计划经济体制在农村的最后一个堡垒，改革的难度很大、阻力很大，但又非改不可。不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三农’问题就解决不好，解决不了。必须从根本上彻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才能使农村也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上来，实行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这里可以用一句古话来形容，古语云：‘鲁难未已，国无宁日。’用来形容当今中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状况，是很恰当的。”不管怎样，城乡一体化通过改变资源和机会配置的不合理，使农村、农民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和机会，扭转目前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局面，实现城乡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享成果的目标。

（原载2014年4月20日《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