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学艺“三农”问题研究的社会学理论自觉及其意义

奂平清 夏志新

陆学艺先生作为著名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和城乡发展、社会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对中国“三农”问题所做的长期而深入的研究及其所提出的思想与主张，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农民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现代化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本文在梳理与分析陆学艺先生对中国农村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与农业发展、农民问题、农村现代化和农村社会建设等方面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和探讨了其学术生涯中主张和坚持研究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将具体调查与宏观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相结合、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适时提出调整“三农”政策的社会学理论自觉意识及其深刻内涵。陆学艺先生的这种理论自觉意识及其探索，对于中国城乡社会发展和社会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示意义。

一 关于农村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与农业发展的研究

陆学艺在上中学时就对农村问题萌发了兴趣，在大学期间曾到北京大兴农村参加社会实践，并和同学白费到农村进行调查。在“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做了两年半的农业生产劳动。这些早期的经历既使他了解了农村的实际情况，认识到了农民生活的艰难，也培育了他研究农村发展问题的兴趣和责任感。

陆学艺对农村的研究始于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关注。1978年，在中央要讨论和研究农村工作之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的陆学艺写了4万多字的《关于加速发展我国农业的若干政策问题的建议》一文，该文在节选后以《关于加速农业发展的若干政策问题》为题发表在《国内动态清样》上，并被《内部参考》转载，受到了相关领导的重视。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当时的农业发展存在生产效率低、政策落实程度差的问题，主要原因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没有被调动起来。他提出，要促进农业发展，必须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把农村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利用起来。这一点可以通过调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增加农业投资扩大农业再生产能力、调整征购政策、发展社队企业等方式来实现。从那时他就深刻认识到农民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也正是从这篇文章开始，他从哲学研究转向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

1979年6月，陆学艺随中国社科院调研团队到安徽肥西县对当地的包产到户试点情况开展调查。在调研过程中，他了解到农民群众对包产到户的真实看法，认识到包产到户对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发展的重大意义。但在当时，包产到户仍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对于要不要实行包产到户都存在争论。在这种背景下，出于一个学者的求真精神和对社会发展的深切关怀，陆学艺写出了《包产到户问题应该重新研究》一文，提出应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原则去认识和看待包产到户现象，而不是一味地“扣帽子”。在这篇文章中，针对当时的争论，他对包产到户的性质进行了界定，认为“包产到户并不是有些人说的分田单干，也不是搞资本主义……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是生产责任制的不同的组织形式，它并没有改变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实行包产到户，本质上属于按劳分配。这篇文章由《未定稿》增刊刊印后，引起了中央相关领导人和一些提倡包产到户的省区市领导人的重视，成为学术界公开支持包产到户的先声。

1980年，陆学艺又在甘肃农村调研的基础上，写出了《包产到户的由来和今后的发展》一文，对包产到户产生的必然性和实施效果、发展前景做了深入分析，对于化解当时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质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指出，农民强烈要求实行包产到户，是生产力要求调整生产关系的表现。实行包产到户，部分调整了农村的生产关系，从而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同时也会促进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使农民群众富裕起来。1980年10月，中央召开省、自治区、直辖市第一书记座谈会，经过争论，会议原则上承认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现象。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也开始在全国迅速推广，到1983年年底，全国试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占比97. 8%，试行包产到户的占比1. 7%，以包干到户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完全建立起来。

1983～1986年，陆学艺带领中国社科院研究小组到山东陵县搞县级政治体制改革，并兼任县委副书记。在三年里，他跑遍了陵县的农村，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掌握了大量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手资料。1985年，陆学艺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从此研究农业、农村问题更加“名正言顺”。1986年，他根据在陵县的蹲点调查资料，写出了《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一文，他认为，1985年我国农业减产并不是有些人说的是自然灾害导致的，而是由一系列轻农思想引发的，自上而下对农业的轻视，使得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没有得到加强，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影响。他指出，耕地在减少、自然生态恶化、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实施责任制后没有制定相适应的农业现代化政策、农民买难卖难的现象有增无减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导致了我国农业发展形势依然严峻。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正如他自己后来所回忆的那样，“不深入农村基层，不到社会实践第一线，对农村发展的脉搏没有切肤的感受，是写不出这些文章的”。

1987年，陆学艺受命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此后，他在致力于中国社会学人才队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同时，根据他之前的农村调查研究和对农村发展形势的认识，撰写了一系列系统、全面总结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文章。他将农村前十年的改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冬到1980年9月，在这一时期包产到户的合法性问题由争论状态转向逐渐在中央和地方得到认同；第二个阶段是1980年9月到1984年年底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农业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第三个阶段是1985年到1988年，农业发展在1984年达到巅峰后开始出现衰退和徘徊，农村需要第二步深入改革。在农业发展方面，他把新中国成立40年来的农业发展分为六个阶段，农业发展呈现出三起三落的特征。第一个阶段（1949～1958年）为农业蓬勃发展的阶段。土地改革、农业优惠政策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迅速，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第二阶段（1959～1961年）是农业衰败倒退阶段。“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使得农村的生产生活秩序被打乱，农业生产受到较大影响；第三阶段（1962～1966年）是农业恢复阶段。在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农业恢复和发展的政策措施，农业生产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第四阶段（1967～1977年）为农业长期停滞徘徊阶段；第五阶段（1978～1984年）为农业发展的黄金时期；第六阶段（1985～1989年）为农业再度出现徘徊的阶段。这些划分，揭示了新中国农业发展和农村改革的基本过程与影响因素，对于农村研究和农村实际工作都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20世纪90年代末期，对于改革开放20年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成就，陆学艺认为，农村改革转换了农村经济体制，粮食和各种农产品大幅度增产，加上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农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农村改革也为全国改革、发展与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中国农村发展的形势依然严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全局出发，通过加快城镇化建设、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来实现。

进入21世纪后，陆学艺对农民负担重、“农民真苦、农村真穷”的状况及原因做了深入分析，认为其主要根源是长期以来的二元社会结构体制在束缚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束缚着农民致富，束缚着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转移。因此必须要打破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体制困境。他指出，城乡二元社会体制和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农业发展、农民出路和农村发展的根本，认为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度存在产权不清等问题，农民的土地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既不利于社会稳定，又影响农民的积极性。他主张将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改为“国有”制和“永佃”制，一方面实行土地国家所有，另一方面土地承包一旦确定下来便生不增、死不减。这样产权明晰下来，农民在维护自身土地权益的过程中便有了制度保障。

陆学艺关于农村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研究，其相关观点、论断与主张都是根据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提炼出来的。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充分认识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重大意义，并为之鼓与呼；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又对当时的农业形势做出深刻判断，提出农业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单刀突进，应当警惕农业发展徘徊甚至倒退的影响因素；到21世纪，农村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他又明确提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已不能适应农村发展的需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和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改革。这种观点和主张的转变，既体现了中国经济社会变迁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体现了陆学艺敏锐把握这种变迁与发展的趋势，适时提出、修正和丰富自己的观点与主张的理论自觉意识。

二 关于农民问题的探索

陆学艺对于“三农”问题的探索，始终立足于对农村实践的深入调查研究，这种“立地”精神使得他的研究富于现实针对性。正如他后来所说的：“我对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有点认识，有一点发言权，可以说主要是从陵县三年蹲点调查中得来的。”1987年，他转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工作后，在经常深入农村调研的同时，也更加注重从宏观社会结构变迁的社会学视角分析城乡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和具体的“三农”问题，从而使得他的研究更具有“顶天”的学术与理论自觉精神。

对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业发展出现徘徊的现象，陆学艺根据改革开放过程中农村和农民的变化分析其原因，认为农业生产出现徘徊的根源不在农业本身，而在农民身上。农民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公社社员，而是具备土地使用权的独立生产者，农民的商品经济观念也大大增强，农民之间的职业分化和阶层分化也开始出现。如果不根据这些变化，而是仍用原来的指导思想去与农民打交道，必然会出现新的不适应。应该“按价值规律办事，按价值原则和农民打交道”。总的来说，保护农民利益、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陆学艺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关注“三农”问题，只是当时还没有这个提法。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开始以“三农”问题这样一个概念进入人们的视野，“既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进行独立研究，又把三者结合起来综合分析的 ‘三农’理论逐渐成为政界和学界的共识”。陆学艺认为，1996年以后，就保证农业供给而言，中国的农业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是农村和农民问题并没有解决。农民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人口众多，农民的生活水平和城里人相差很大；二是农民内部出现了分化，而且分化呈现加剧趋势；三是农民维权能力很弱，在改革过程中土地等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而农村问题则表现为乡镇机构庞大、债务沉重，干群关系紧张，城乡分割、一国两策等方面。

关于农民问题的分析，是陆学艺“三农”研究的重中之重。在他看来，农业问题也好，农村问题也好，归根结底都是农民问题，因为农业是农民从事的产业，农村是农民聚居的社区，解决“三农”问题应该把解决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

由于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性和经营方式的多样化，使得农村家庭资源和收入的差异拉大，必然导致农民之间的分化。因此农民的分化问题成为陆学艺农村社会学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对于农民分化的具体状况，陆学艺基于他对农村实际状况的经验性把握，认为农民阶级已分化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者八个阶层。后来，他所带领的课题组对大寨、刘庄、华西村等13个村庄进行了实证研究，以职业、生产资料使用方式和对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权力为标准对农民的分层状况进行了分析，将农民划分为十个阶层：农村干部阶层、集体企业管理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劳动者阶层、智力型职业者阶层、乡镇企业职工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雇工阶层、外聘工人阶层和无职业者阶层。农民分化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个人成为进入和退出阶层的基本单位，同时家庭对个人阶层身份的变迁仍然存在重要影响，农民的阶层身份表现出多样性特征，而且阶层意识普遍较弱；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分化的结构也不一样；在农村内部，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开始出现。陆学艺关于农民分化分层的早期研究，也为其后来产生重要影响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农民分化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客观现象，也是基本趋势。对农民分层结构的研究对于农村研究和农村工作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农民分化后出现的一些新的问题，如收入差距扩大、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同农民阶层间的利益冲突等成为“三农”问题的新特点。

在农民群体中，有一个特殊的人群——农民工群体，他们既是农民，又是工人，他们对农村发展和城市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却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奔波于农村和城市之间。陆学艺对农民工群体表现出极大的关怀，他认为农民工现象及其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是中国特色的“三农”问题的集中体现。“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身份问题。“农民工”问题是新“三农”问题的重点和难点。农民工是中国在特殊历史时期（过渡时期）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过渡群体），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受城乡二元体制等因素制约而形成。农民工为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来应该随着社会发展逐渐转变为城市工人，但是现行的体制却人为地为这一转变过程制造了无法跨越的障碍。农民工体制的存在使得农民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方面享受不到应有的待遇，是城乡分割下一国两策的集中体现。

陆学艺认为，要解决农民问题，唯一的出路是要继续深化改革，把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至今还在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人口、土地、就业、社会保障等体制，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以改革。为农民创造一个合理、公平的制度环境，只有这样才能逐步使农民减少，才能使农民富裕起来，才能把农民问题解决好。

三 关于农村发展与农村社会建设研究

对于“三农”问题中的农村发展问题，陆学艺注重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考察。他指出，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过程中，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矛盾多且复杂，社会问题多发是这一转型阶段的基本特征。他认识到，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将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要促进农村发展，需要从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城市化，让城市吸纳农村流出来的人口；二是在农村就地发展工商业和服务业来转移劳动力。

在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方面，陆学艺与费孝通的主张是相似的，他们都经历了从积极主张到反思和修正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确实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转变做出了重要贡献。陆学艺通过考察发达地区农村发展的基本过程，认为我国农村现代化需要经历四个阶段：第一步是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步是发展乡镇企业，第三步是建设小城镇，第四步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区域现代化。其中，乡镇企业的发展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它既可以巩固和扩大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又可以为小城镇建设提供产业基础。不过，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受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和乡镇企业自身发展规律的限制，乡镇企业发展趋缓，经济社会效应也在下降，一部分企业破产，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减弱。陆学艺从这种实际情况出发，对自己先前所提出的农村现代化四阶段说进行了反思，认为自己当时的设想是在东部发展成功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没有周全考虑中西部以后的情况。他已经认识到乡镇企业发展不可能在中西部全面展开，上述设想也就失去了基础。他指出，在农民工进城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主渠道的情况下，“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城乡分割，要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就要“反弹琵琶”，走出“城乡分割，一国两策”的困境，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彻底解决农民工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农村发展遇到障碍，根本原因在于农村第二步改革未能进一步冲破计划经济体制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束缚。

陆学艺指出，乡镇企业、小城镇、农民工制度都是在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体制下的权宜之计，虽然一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产生了很多问题，留下了很多很严重的后遗症，实践证明，这并不是成功的，因为这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例如，一般认为“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乡村工业化模式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但事实上，农民自己兴办乡镇企业其实是在二元社会结构条件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做法，农民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国家和社会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环境和资源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完全靠“离土不离乡”、长期搞亦工亦农不利于专业化，不利于工人队伍素质的提高。实践表明，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把农民限制在农村，农民富不起来，农村也难以现代化。二元社会体制束缚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束缚着农民致富，束缚着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转移。因此，要跳出农村、农业的领域，进行战略性的社会结构调整，让相当多的农民转变为居民，转变为第二、第三产业的职工，改变目前我国“工业化国家+农民社会”的现状。

2005年，我国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促进农村发展的重要举措。陆学艺强调，新农村建设既是经济建设，也是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涉及已经分化了的农村各阶层的切身利益。因此，一定要通过调查研究，掌握新农村建设的发展趋势，适时适地制定好各种政策，协调好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尤其要协调、处理好各级干部同农民的关系。而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定要让农民做主，只有农民自主、自愿地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能扎实稳步地进行。他还认为，改革思路可以有很多，但无论怎样改，都应该使之既能够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又能够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会有希望实现。

对于党和国家加强社会建设的战略，陆学艺积极开展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他指出，社会建设之所以如此受重视，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社会建设滞后，经济社会不协调已经成为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陆学艺关于社会建设的研究和他的“三农”研究一样，强调从实际问题出发来讨论社会建设的具体内容。他的社会建设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是与其“三农”思想紧密结合并相通的。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建设“社会现代化”，实现社会和谐进步。从农村发展的角度来看，则是在农民高度流动、各种社会问题突出的条件下建设农村“社会现代化”。当然这也是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大难点。

陆学艺认为，现阶段“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二元社会结构体制，这种体制对城市居民和农民实行不平等政策，其长期实行的结果抑制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现代化事业面临的许多矛盾和困难，都与这种二元社会结构有关。因此，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观点在陆学艺的“三农”思想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他认为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根本解决途径在于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对立格局，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区域现代化。城乡一体化基本内容应该包括城乡分割的格局不复存在，城乡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再有重大差距，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走向终结，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区域现代化则指“在一个较大地区内形成一个以某个特大城市为中心，以若干中小城市为中介、与众多小城镇和农村组成的网络或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个组成部分在经济、社会以及资源、文化等方面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不存在人为的障碍，城乡交流日益密切，逐步走向融合，混为一体”。在当前的经济社会结构条件下，要实现城乡一体化，必须由中央推进、全国各地统一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因为这三个方面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基本框架、基本制度。只有从根本上破除了城乡二元社会体制，“农业才有望实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农村才有望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美丽和谐乡村，农民才有望成为现代农业的经营者，成为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

四 “三农”问题研究中社会学理论自觉的深远意义

“三农”问题是中国学术界的热点研究主题，研究成果也极其丰富。但总体而言，这一领域的研究存在“问题取向”的研究和经验研究的过密化问题。在农村研究中，事实经验是重要的，是研究基础，但是每个研究者的个人经验都是有局限的，因此必须超越经验，寻求具有一定普遍价值的理论分析框架。就陆学艺的农村社会学研究来看，他既重视农村实地调查研究，又注重从经济社会结构变迁与转型的社会学宏观和综合视角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而系统的考察。在“三农”问题上，他既注重研究农业、农民和农村三个领域各自的问题，以及“三农”问题在不同地区的具体体现，又注重分析“三农”问题的内在关系，以及将“三农”问题放在社会大转型的框架下分析以寻求根本解决之道。这种“立地顶天”的治学精神，使得他的学术研究既接地气又不乏理论深度，这也是他能够把握时代变迁趋势并能正确回答时代重大现实与理论问题的根本原因。

陆学艺继承和发扬经世致用、志在富民的中国学术传统，用毕生精力致力于探索中国农民和国家的富强与发展。他立足对农村现实问题的深入调查研究和总结概括，提出相应的思想与对策主张，同时又根据经济社会变迁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适时地反思、修正和丰富自己的认识与主张，以使理论更符合社会现实，并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充分体现出社会学者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

陆学艺极力主张和践行社会学者要注重研究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大现实与理论问题，正是这一点，使得他的观点和主张在社会学界之外也能产生广泛的影响力，使得他能够有资本与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学界对话，从社会学视角对经济学家讲“三农”问题和社会建设问题。这对提升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和扩大其学科影响力有重要意义。

（原载《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