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学艺社会建设思想探索

邹农俭

陆学艺先生晚年将相当多的精力致力于社会建设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形成了系列性的研究成果，创造了他学术生涯的又一个高峰。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构成了先生学术成果的重要板块。我有幸参加了他主持的社会建设学术团队，跟随先生多年，多次陪同他实地调查研究，协助他编著《北京社会建设60年》和《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等著作，当面聆听他学术思想的阐释。尤其是《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一书，近20位研究人员，历经两年艰苦奋斗，仅专题研讨会就开了十多次，书稿数不清改了多少遍，出版社多次催着要书稿，他迟迟不肯出手，终于在2013年4月正式出版。而先生于该书出版后不到一个月离世，所以《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一书系先生最后主编的一本著作，可以说该书是他关于社会建设思想的集中体现。现在重读先生的若干理论成果，将先生的社会建设思想作如下梳理。

一 当代中国正处于新的历史转折时期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分阶段进行的，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历史任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大致经历了三次历史转折。第一次转折期，从新中国成立到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完成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第二次转折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大召开，通过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阶段。从党的十六大召开至今，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第三次历史转折时期。该阶段的历史任务是实行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并重的战略方针。这是由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质所决定的。经过了30余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建设，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经济成果令人瞩目，同时，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的矛盾更加突出了。经济建设的成就也为进行社会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前提，因此，时代要求将社会建设提上议事日程，当代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现在正处于转折时期，经历了这个时期，我国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将进入一个崭新状态。所以，党的十七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由原来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拓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十八大又加上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认识、新发展。

所谓历史转折时期是对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具有质的提升阶段的描述。经过30余年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新兴大国的形象得到确立，但是，国家内部还有不少问题，还有不少不协调的地方，我们应当转向一个质量全面提升的历史阶段，走向建设一个和谐社会、精致社会的新阶段。所以，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强调科学发展观，经济发展方式要改变那种粗放式经营的战略，这与学界提出的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

二 当今中国的主要矛盾是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

中国共产党人将社会建设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高度，这是史无前例的。之所以社会建设如此重要，是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只有高度重视社会建设，只有将社会建设做好了，才能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社会矛盾，才能将时代引入一个新的历史性阶段。

那么，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呢？是社会与经济的不协调，是社会变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建设，就是所谓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由此导致了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许多人没有预料到的，正如基辛格在时隔30年后重返上海时，对于上海的变化所表现出的惊讶那样，“难以想象30多年后这座城市能取得如此令人赞叹的发展成就。这样的成就来自于上海人民的专注、想象力和辛勤劳动”。这种变化是前一个时代难以想象的，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缩影。但另一方面，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许多社会问题却层出不穷，形成了似乎难以理解的怪现象，照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领域变化、改善应当与此相应，而且经济发展了，为社会的改善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社会领域出现的矛盾却令人相当不满意。

社会与经济的不协调，具体体现在如下七个方面。

1．经济发展成就显著，社会问题相对突出

30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领域成绩斐然．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工业生产能力世界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然而在社会领域，出现了正如邓小平同志晚年所说的那样，“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发展时少”，有些问题甚至非常突出。城乡发展对立、城市病、环境污染、官民矛盾激化、违规征地拆迁、劳资纠纷等，社会影响力突出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如贵州瓮安发生的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吉林通钢事件等。

2．经济总量扩张迅速，发展成果共享不足

人们的社会需求、公共服务、社会福利没有随经济发展同步得到相应满足。1978～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倍增，人均GDP总值增长近80倍。但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城乡经济增速不平衡，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大。此外，教育、医疗、文化卫生等方面的资源配置不均的问题日益突出，形成了“城多乡少，城优乡劣”。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管理体制，在改革开放中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二元结构下的户籍制，日益固化，户籍樊篱越来越难以突破。农民工、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大等问题就是按照户籍配置资源带来的问题。

3．经济活力有效释放，社会活力仍受限制

市场经济改革的目的之一是促进各种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最大限度地激发经济活力。改革开放以来，作为经济要素的劳动人口按照市场规律加速向城市流动和聚集，但是，作为具有社会属性的人在社会管理、社区建设上受到流动和居住限制。作为一种后果，社会活力受到抑制的同时经济活动也受到了抑制。改革开放破除了人员城乡流动的限制，使得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农民工是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每年数以万计的农民工涌向城市，而且这一现象延续三四十年。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给社会管理增加了很大的困难。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但我们管理人口的方式、城市管理模式、全社会配置资源的方式、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的投入还是按照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老办法。这样大量社会问题涌现就是必然的了。

4．经济组织化水平较高，社会组织化程度偏低

企业是最基本的经济单位，企业数量、组织化程度和市场参与度，是市场经济发展和市场活力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民营企业数量激增。社会这方面，反映社会组织化程度和社会活力标志的社会组织的数量、社会事务参与度却不高，登记注册的民间社会组织（社会企业）2012年仅45.75万个，与世界平均水平差距较大。而且社会组织本身存在服务能力不够，治理结构不合理、运行不规范等问题。

5．经济结构日益现代化，社会结构却处于初级阶段

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依“配第—克拉克定律”，产业产值结构1985年从“二一三”转向“二三一”（2011年农业总产值已经低于10%），第二、第三产业就业的劳动力占比达到50.1%，已是就业的主体部分。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429美元，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尚处于发达国家的初级阶段水平。据测算，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在28% ～30%，距离中产阶层在工业化中期要达到40%的规模还很远；2012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3.1∶ 1，缩小结构性差距相当困难；城市人口虽首次超出农村人口，达到50.1%，但40%多的农村人口生产却不到10%的国民生产总值，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倒挂”。而且，流动人口大量增加和农民工体制问题交织，造成城市内部二元结构问题相当突出。社会结构的优化本质上是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目前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中间小底层大的结构与形态，该大的地方没有大，该小的地方没有小下去。这很难说我国的社会结构现代化了。

6．市场经济规则日渐成熟，现代社会规范尚未建立

市场经济讲求平等、自由竞争，也追求民主开放和法制经济。但由于传统礼俗社会的名分、等级规范不断嬗变或解构，现代法理社会规范始终难以成型，市场经济领域盛行潜规则、不义取财、道德滑坡等现象，以至于法治松弛、腐败严重、人性沦丧等，不少地方群众对政府和官员的诚信评价满意度较低，“仇官”“骂官”现象已在坊间流传。

7．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社会改革尚未破题

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但是，原有的社会体制很多还未触动，至少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从宏观层面看，存在“强政府—强市场—弱社会”的格局，很多领域沿袭政府“单打一”，其结果是：一方面，政府过多承担社会事务，压力大、任务重、成本高，管得多，也管不好，该管的没管好，还人为制造了许多新的社会风险；另一方面，政府一方独大，钳制住了“社会”自身的发育壮大。政府管理与社会管理的关系应该逐步向“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转变，即政府应着力放权，给予社会组织更多的责任和发展空间，让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事务管理。从中观层面看，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体制、户籍制度、社会事业体制、社会组织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依然是主体。

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认清社会现状的重要内容，是理清社会问题进而着力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前提，也是把握时代走向的必要环节。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变革，社会体制改革严重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弥补社会之不足，就是补上社会变革的课，就是进行社会领域的体制改革，使得社会与经济相协调，使得社会主要要素之间关系协调。由此可以看出，进行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所以，社会建设在当代绝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三 现代化建设必须要经历一个着重于社会建设的阶段

从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看，在工业化初期，往往注重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到了工业化中期，社会问题增多，因而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成为重要课题；到了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社会，则是整个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因此，陆学艺先生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把加强社会建设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是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符合中国当前实际的，应该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出发，实行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并重的战略方针，把社会建设摆到重要战略位置，推进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要实现社会现代化，社会建设是其必须经历的阶段。陆学艺先生从以下六个方面作了论述。

1．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设计了中国发展的“三步走”战略，小康社会是迈向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个阶段。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人民生活已经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但是水平还不够高，成果惠及人数不够多，还不是高水平的小康、全面的小康、区域发展平衡的小康。党的十八大针对目前的形势，提出了“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截至2010年，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依然呈现出高速增长的趋势，然而，在社会的其他领域则出现了明显的滞后，城乡差距拉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社会安全指数下降，社会和谐程度、科教文卫事业等领域的指标都没有完成预期目标。而这些领域恰恰是社会建设的重要领域。如不加强社会建设，全面建成高水平小康社会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

2．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

陆学艺先生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内需是发展的战略基点，也是最大的结构调整，而社会建设的核心就是社会结构的调整。十多年来，一直在强调要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转变发展方式的任务依然繁重。陆学艺先生认为，在目前仅仅依靠调整经济结构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社会结构的调整，开拓发展领域，改善社会环境，这样创造社会财富，促进居民增收，扩大内需才能奏效。投资、出口、消费被称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长期以来，我国的国内消费，尤其是农民的消费对于经济的增长、对社会的贡献比例不高。归根结底还是农民在参与国民收入分配中所获得的分配额较低，农民收入较低，群体性购买力低。如此一来，扩大内需就变得十分困难。要解决内需的问题，必须通过改革社会体制、调整社会结构来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通过合理配置资源、机会，提高社会中下阶层的收入水平，改善教育、就业、社保等问题，确保他们的基本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形成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消费市场，促进新社会阶层的兴起和发展，才能使市场经济的活力充分显现。

3．解决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需要

陆学艺先生认为，当前主要的矛盾和问题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长短腿”的问题，也是结构性失衡的问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结果是，经济高速发展，蛋糕大了，但是分配规则出了问题，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获得比例失衡，引发各种矛盾和问题，这是有悖公平原则的。“十二五”期间，政府在着手下大力气平衡各方利益，如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但实践证明，经济上的大投入还不够，还应有相应的社会建设来配套。陆学艺先生认为，社会建设就是要从社会的层面，按照社会公平公正的原则，对此进行调整，要建立和完善一系列以资源机会公平公正配置为主导原则的新社会机制，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体制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

4．是奠定政治体制改革社会基础的需要

政治体制改革是源于社会对政治改革的迫切需要，尤其是需要通过社会建设培育政治建设和政治改革的社会条件。陆学艺先生认为，目前中国应首先通过改革社会体制，合理配置资源，扩展中产阶层发展的基本能力；发展好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培育和强化广大社会中下阶层的民主意识和参政议政能力，形成一个相对稳定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为全面推进政治改革奠定民主基础、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

5．促进形成现代化国家文明秩序的需要

党的十八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实、完善为“五位一体”。无论是四位一体还是五位一体，归根结底都是要形成现代文明秩序。社会建设的所有层面，特别是社会规范层面、价值观念层面、习俗制度层面，本身既在塑造社会力量，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体现。从社会学角度看，人的社会化就是社会文化的传播和传承，规范行为的养成和社会性格的培育；从社会结构角度看，优秀的文化习得是培育现代中产阶层的“指示器”，促使中产阶层成为社会道德高尚、主流价值健康、个人行为规范、生活消费趋良、能够引领时代潮流的社会群体。中产阶层还是现代社会思潮的倡导者、文化改革的急先锋、公益文化事业的引领者和提供者、现代文化产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因此，社会建设在形成新兴中产阶层的过程中，推动了文化建设，促进了现代文明秩序的形成。

6．在经济建设基础上适时加强社会建设，是现代化国家发展的普遍性规律

经过社会改革而实现社会稳定繁荣的范例较多。1929～1933年的美国发生“大萧条”。面对经济危机，“罗斯福新政”出台，新政的实施增加了就业，改善了民生，促进了经济形势的好转，社会分配体制、社会保障体系得以建立。逐步奠定了“二战”后美国繁荣的基础。日本通过走“技术立国”之路，经济逐步发展。与此同时，推行社会改革，均等教育机会，加强企业工会建设，通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建立“全民皆年金，全民皆医疗”的社会保障制度，制定《萧条产业法》，保护就业和传统家庭制度等。到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二战”后迅速恢复和繁荣的局面。相反，一些国家，则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如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矛盾激化，腐败盛行，社会治安严重恶化等。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告诉我们，进行社会建设是现代化建设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进行社会建设必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引上一个新的平台，当今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关键阶段，“关键”之中包括了适时进行社会建设。

四 社会建设的实质是社会领域的现代化

社会建设，是指按照社会发展规律，通过有目的、有规划、有组织的行动，构建公平合理的社会利益关系，增进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福祉，优化社会结构，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过程。

社会建设的具体任务包括三个维度方面的内容：一是实体建设维度，诸如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会事业建设、社会环境建设等，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二是制度建设维度，诸如社会结构的调整与构建、社会流动机制建设、社会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建设、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社会安全体制建设、社会管理体制建设等等，是一些制度框架；三是结构调整维度，是指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等。

具体而言，社会建设的领域包括民生事业、社会事业、收入分配、城乡社区、社会组织、社会规范、社会管理、社会体制和社会结构等方面。

从长远发展和国际国内的实践来看，社会建设就是要建设社会现代化，就是要使社会领域发生一个全新的变化，形成现代化的基本格局。社会建设同建设经济现代化一样，将是一个复杂艰难的过程，显然不能一蹴而就。建设社会现代化，就必须实现民生事业的现代化、社会体制的现代化、社会管理的现代化、社会组织的现代化、社会生活的现代化、社会结构的现代化。

所以社会建设的实质就是社会领域的现代化。社会建设大致要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先要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紧迫要求解决的保障和改善民生事业、社会事业建设做起，着力解决好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社保难、住房难、养老难等基本民生问题，并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入手，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加强源头治理，标本兼治，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十二五”期间，如果能够把保障改善民生事业、社会事业和创新社会管理这两件大事做好，就为社会建设奠定了一个良好基础，就上了一个台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就前进了一大步，就可以顺利进入社会建设的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要着力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政策，完善社会管理。推进新型的城镇化，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拓宽社会渠道，培育和壮大中产阶层，构建一个合理、开放、包容的社会结构，使之与经济结构相协调。从改革发展的历程来观察，中国社会建设的第二阶段也可以看做是社会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决定性阶段，时间在“十三五”前后。

第三阶段，社会建设的目标就是实现社会现代化，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经济建设持续健康较快发展，到21世纪中叶，经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形成现代型的经济结构。社会建设经过社会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健全，社会流动渠道更加畅通，中产阶层更加壮大，社会组织广为发展，社会结构更为优化，形成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与现代经济结构相协调的现代社会结构，从而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五 社会结构的现代化是社会建设的核心

社会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占有一定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及其关系格局。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重要内容。现代形态的社会结构，应具有公正性、合理性、开放性。

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两个最基本的结构。经济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本经济形态，是观察认识这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本社会形态，是观察分析这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状况、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一样，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能够准确客观地反映一国或一地的社会基本状况、社会发展程度。

社会结构的现代化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就是要求社会结构中的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阶层结构、收入结构、消费结构、组织结构等领域成为现代形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动，可以说是“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人口结构 人口结构是社会结构的基础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口结构从过去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三低”特征，人口结构从过渡型向现代型转变，或者说总体上已经成为初步现代型的人口结构。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使得人口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人口素质得到极大提升。此外，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与社会变迁，在空间分布格局上彻底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人口流动管理限制。

家庭结构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我国家庭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人口规模明显缩小。二是家庭类型多样化。人口流动、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空巢家庭、单身家庭、丁克家庭。在农村出现了隔代家庭、漂泊家庭以及分离的核心家庭。三是家庭结构模式变化。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合家庭、单身家庭等家庭结构模式在城镇中凸显。四是家庭关系平等化，主要表现在夫妻之间的家庭地位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趋向平等。

社会组织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组织结构及其整合功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社会组织开始发育，并发挥着国家与市场之外的社会整合功能。社会组织的数量不断增加，社会组织的组织化水平、专业化程度得到了明显提升。社会组织作为政府职能机构的补充，为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提供了载体。

就业结构 就业是民生之本。当前，就业岗位和就业人数呈现出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流动的趋势，就业岗位的体制外就业逐渐增加，传统公有制单位的就业岗位呈下降趋势，就业岗位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就业人口的职业层级趋高级化，职业类别复杂化，就业流动自由化，就业区域的集中化等特征明显，中国的就业结构已经不再是农业国家的就业结构，成为工业化国家的就业结构。

收入分配结构 收入分配问题不仅事关民生，而且关系到社会公平公正。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收入分配体制和再分配框架发生根本变化，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

消费结构 消费是重要的社会整合机制。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已从生存型、温饱型走向小康型、富裕型。消费结构越来越呈现出现代社会消费结构的趋高级化特征。

城乡结构 我国城乡结构的最显著变化是城市化，即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传统农村社会为主的社会形态转变为城市社会为主的社会形态。2012年城市化率达到50.1%，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区域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明显分化。总体上看，在发展水平上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三大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明显，不同类型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差异明显，社会成员生活水平和发展机会差距较大。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协调区域发展是调整社会结构的重要方面。

社会阶层结构 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的核心结构。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两阶级一阶层”的结构逐渐解体，社会阶层结构由简单化到多元化，由封闭转向开放，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已基本形成。但必须注意到，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转型远未完成，社会中下阶层比重仍然很大，整个结构总体上呈现“洋葱头形”，与现代社会应有的“橄榄形”仍有相当大的差距。近年来，中产阶层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社会阶层结构也存在着利益分化与冲突显现化的苗头，由此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

当前我国的经济结构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有些指标甚至已进入了工业化后期阶段。但是，社会结构并没有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变而实现整体性转型，多数社会结构指标仍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社会结构内部各类子结构之间也存在偏差。所以，运用社会建设调整社会结构，造就现代形态的社会结构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