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学艺的农民工问题研究

杨桂宏

陆老师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对国家和民族倾注了全部爱的一生。他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主要集中在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问题研究，如“三农”问题、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建设等领域。

农民工问题是陆老研究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对“三农”问题研究的一个拓展，也是对农民问题研究的一个延伸。农民群体工作为农村户籍人口，来源于农村，就业于城市，是连接我国城乡的桥梁。他们工作生活状态如何，直接反映着我国的城乡关系。在多年来形成的城乡差距面前，陆老一直带着浓浓的关怀之情关注着这一群体，并为消除阻碍农民工进城的城乡二元社会体制奔走呼号、奋笔疾书。对于这样的一个群体，他充满着热爱、体恤和同情。他曾笑谈自己是“中国最早的农民工”，也曾用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来评价农民工。他认为：“时值21世纪，谁是最可爱的人？我说是中国的农民工。当今中国的高楼大厦、广场商舍、铁路煤矿、水库大坝，哪一个不主要是农民工建设的？在工厂车间、餐厅旅馆、商业网点、车站码头、街道小区、治安保卫、环境卫生等行业的工作岗位上，都有农民工在辛勤劳动着。现在城市建设和发展已经一天也离不开农民工！他们在工地、矿山，干最重、最累、最脏、最危险的活，拿最少的工资，住工棚，粗茶淡饭，舍亲离家，过着候鸟式的生活，还要受到无端的排斥和歧视。”这就是21世纪中国农民工在他老人家心目中的形象，正是这种浓厚的感情一直推动着他对农民工问题的关注与研究。

翻开陆先生的专著——《社会建设论》，扉页上有这样一段话：“有位经济学家讲，中国的经济搞得这么好，一定是中国做对了什么。套用他的逻辑，我想这个在经济发展这么好的背景下，出现这么多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而且越演越烈，屡解不决，那一定是我们做错了什么，或者说我们还有哪些重要的应该做的工作没做。我这些年来，调查研究，读书思考，主持课题，编书写作，就是想较好地回答这两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想弄清楚在经济发展的这么好的背景下我们还有哪些很重要的应该做的事没有做，或者说，我们做错了什么问题。”

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陆先生也一直秉持着这样的想法。农民工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为什么这一群体一直是城市社会的边缘群体？我们在哪些方面应该做而没有做？或是我们做错了什么？这是他对农民工问题不断反思的命题。早在去世前10年，他老人家发表在《特区理论与实践》杂志上的《农民工问题应从根本上治理》一文就对此进行了深刻分析。直到他去世的最后一刻，还在呼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这十年间，他虽然主要精力放在了当代社会结构、社会建设的研究上，但对农民工问题的关注依然没减。他把农民工问题放在我国城乡结构、区域结构、阶层结构等社会结构中解析，用“农民工体制”这一核心概念分析农民工问题的由来，解读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凸显等社会事实，提出农民工问题的解决之道。

对于农民工群体，他是在人类社会工业化、城市化等现代化发展进程的视角下，从中国实际出发，分析了这一群体形成的特殊国情。“一个国家要实现由传统的农业、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必须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到工厂成为工人，工厂的集中形成了城市，所以通常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同步的，农民进了工厂，也就自然成为城市居民”“所有现代化的国家，都有一个大部分、绝大部分农民转变为工人、市民的过程”。他认为这是工业化、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同时他还认为“我国的情况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不同。‘农民工’这种中国特有的用工形式是在1980年代中国工业化大发展的过程中，为了应对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项变通的权宜之计。农村改革后，有大量农业剩余的劳动力要找出路，正在发展的第二、第三产业也需要劳动力，而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户口、就业、社会保障等体制又不容许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改变户口等身份。于是就出现了 ‘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农民工在本地的乡镇企业里劳动，职业改变了，但居住地不变，户籍身份也不变。随着改革发展的继续深化，城市的第二、第三产业大发展，需要劳动力，于是就有了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他们不仅职业变了，而且居住地也改变了，但是农业户口的身份还不变”。因此，他得出结论：“农民工是世界工业化历史上的一个新概念，是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即当代中国由农业型社会走向工业型社会的过渡性群体，也是我国工人阶级过渡性产业工人群体，是我国当前工人阶级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个新的产业工人阶层的崛起。”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世界各国都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其成功的原因在哪里？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到底是什么？对于各种各样的解读，陆老用他特有的分析，寻找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轨迹。他说：“现在国际国内都在探索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奥秘，我想如果把农民工这套体制和机制研究清楚了，至少可以揭示出这个奥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以来，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突飞猛进的伟大业绩，主要是靠亿万农民工的劳动创造的。”“他们创造了中国从未有过的财富，创造了惠及全球的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当今世界，布满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商店超市的 ‘中国制造’, 90%都出自中国农民工的双手，中国现在被誉为 ‘世界工厂’，而这个工厂的工人，是一个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当今世界，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建设事业突飞猛进，20多年，全国就像一个大工地，日新月异，在改变着中国的面貌，而这个大工地的主体劳动者，是农民工。”“现在全国各个城市，各个行业，各条战线，都有农民工”，中国的“高楼大厦、楼堂馆所、铁路煤矿、车站码头，有哪一个不是农民工建的，就连三峡大坝、青藏铁路、奥运场馆、世博会所这些世纪性的宏大工程无不凝结着中国农民工的劳动和智慧。”“上至星级宾馆，超级市场，下至大排档，街道社区的送煤、送奶站点，也大多是农民工在干，在默默地劳动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不同学科解释各不相同，陆老从经济建设主体——农民工群体进行了分析，并解读其背后的体制。这与经济学分析的“廉价劳动力优势”虽有异曲同工之效，但是，从他老人家的分析中我们读到的更多是人文关怀和底层立场。这不仅仅是学科的分野，也体现了一个学者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那么，到底什么是农民工体制呢？“农民工者，农民工人也。”顾名思义，农民工的制度身份是农民，其职业身份是工人，这种因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权宜之计，在多年的农民工就业过程中逐步定型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农民工体制。他曾这样描述这种体制：“农民工干了最多、最重、最累、最险的活，但工资最低，还经常被克扣、拖欠，此谓不公；农民工积极参加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事业的共建，但福利最少，社会保障最差，享受的公共服务最少，没有得到应有的共享，此谓不平；农民工干了工业、服务业的活，尽了工人阶级的义务，但长期得不到社会的承认，没有工人阶级的名分，此谓不正；农民工进了城市，埋头苦干，为城市创造价值，为居民打扫环境，拉煤送奶，竭诚服务，几年了，十几年了，但城市就是不接纳，不承认农民工是城市居民。有人说，这里的城市，只要农民工的劳动，不要农民工这个人，叫做经济上接纳，社会上排斥。农民工的家长说，当年城里的青年下乡，俺们是当自家的孩子一样待的，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孩子进城了，城里人都这样对待我们？！此谓不义。”陆老在他的很多文章中多次对“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的农民工体制给予了深刻的批评，剖析了这种体制的形成、弊端和带来的严重后果。因此，他曾多次呼吁尽早破除，以建立城乡一体、机会均等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国经济协调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但是陆老提出农民工问题要从根本上治理多年后，农民工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农民工体制长期存在，并趋于定型化，这成为中国经济社会不协调发展的主因。他认为，“这种不符合公平正义的农民工体制，虽然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推进了经济快速发展，但同时也是产生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

首先，他分析了这种体制对城乡关系的影响。我国城乡关系在市场经济改革之后非但没有缩小反而继续扩大，他认为正是农民工体制对城乡关系的影响巨大。“目前中国发展得最快，经济实力最大，建设得最好，竞争力最强，名列前茅的明星城市，诸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宁波、苏州、无锡等特大城市，有哪一个不是主要靠农民工建起来的。”“在特区20年的发展史中，千百万外来工始终是各种新型经济部门的主力军，他们为深圳创造了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原始资本积累。”但是“城市只要农民工的劳动，不要农民工这个人，更不管农民工的子女和老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农村把大量最有文化、最有活力的青年、壮年输送到城市，干最重、最累、时间最长的活，而工资所得很少，生活水平很低，农民基本上没有生活保障，农民工病了，残了，老了，就被无情地退回到农村，这些病残老者要由农村照养。”同时“绝大多数农民工的子女留在农村，由农村养育……农村把农民工的子女教育好了，送到城里当第二、第三代农民工。农民工的父母长辈，几乎100%的留在农村，成为农村里的留守老人艰难地生活着”。“现行的这种农民工体制是一种城乡交换不等价、很不合理的体制”, “这样的农民工体制、这样的城乡关系，城乡差距能不扩大吗？”“城市繁荣了，农村、农业相对衰败，这是这套农民工体制的必然结果。”因此，他老人家在2011中欧社会管理论坛上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农民工体制不改革，城市不安定。”城乡差距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中央多次在一号文件中提出支持“三农”的政策，如取消农业税、给农民粮食直补，进行新农村建设，推行新农合和新农保等保障制度建设，支农的财政投入持续增长。但是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城乡间的二元结构体制，而农民工体制主要是因此造成的。

其次，他分析了这种体制对区域结构的影响，并分析了为什么西方普遍的梯度发展规律在中国没能实现。“从地区关系来说，中西部诸省区是农民工输出地，东部沿海诸省是农民工的输入地。这套农民工体制，开头几年，对于输出地的省区，起到了缓解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压力，得到了农民工寄回来的一些工资，补贴农民家用，活跃了农村市场，一些中西部的农业大省、大县的领导，曾经高兴过一阵子，他们说农民工汇回来的钱，比本省本县的财政收入还多。但20多年实践，表明这套农民工体制，并不能使输出的省、县由穷变富，由落后变先进，实现本地区现代化的初衷。长期输出的结果，本地区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基本没有改变。经济上，纵向比，略有进步，横向比，特别是与输入地比，则反而是更加落后了，地区差别更加扩大了。例如江西是农民工输出大省，浙江是农民工输入大省。1991年，江西省人均GDP是1212元，浙江省人均GDP是2310元，两省比较，差距是1∶1.91; 2005年，江西省人均GDP是9440元，浙江省人均GDP是27703元，两省差距是1∶2.93。14年工夫，两省差距扩大了65.6%。”对于梯度发展的理论设想，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劳动力本身就可以在国内转移，实践的结果是，在深圳等珠三角地区企业里打工的四川籍农民工做了几年，要求涨工资，雇主就解雇他们，贵州的农民工就来了，待贵州的农民工要求涨工资了，老板就又解雇他们，河南籍的农民工就来了。老是有新的农民工来（有个城市，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总维持在23岁左右），工资就涨不上去。”这样工资不上涨、劳动力成本不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就没有了向其他地区转移的动力，西方诸国梯度发展的经验在中国无法实现。中国农民工的全国流动加之人口众多，导致产业转移被人口转移所代替。

再次，在阶层结构的分析上，农民工体制依然是我国阶层结构不合理的重要分析框架。他在分析中国如何构建“和谐社会的完美骨骼”——合理的“橄榄形”阶层结构时，提出应该“让农民工有机会进入中产者行列”。但是，“1980年代中期，农民工的工资就有600～700元，20多年过去，已经是第二代农民工了，工资还只有1000多元，因为是农民工，没有同雇主谈判、博弈的条件。干这么繁重艰辛的劳动，创造了这么多的财富，20多年工资福利基本不涨。”“这种结构性的不公平，严重阻碍了农业劳动力向各个阶层的流通。农民进城，在工厂做工后，本来就应该得到适当的培训，而目前的情况是，工厂不培训，这些农民工也不学，农民工很难成为高级技工。农民工凭着体力干几年活，由于本身技术有限，再加上冲不破户籍这个大关卡，只能回到农村。农业劳动力也根本没有得到真正的流通。”在2005年，陆先生计算：“一个农民工一年创造的GDP是25000元，他的工资一年就算8000元，贡献了17000元。”据有关部门统计，从1997年到2007年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政府的财政收入从10.95%升到20.57%，企业盈利从21.23%升到31.29%，而劳动者报酬从53.4%下降到39.74%。劳动者报酬增长与国民收入和企业盈利相比增长缓慢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民工体制。他分析：“因为农民工这个占产业工人大多数的工资上不来，也就殃及整个产业工人的工资上不来，压低了技术员工程师、白领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因此，多年来农民工的待遇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出现了城镇工人农民工化。他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产业转型失败的主要原因所在。“因为，劳动者的工资低，劳动成本少，雇主就没有搞技术革新，更新设备，提高有机构成，提升产品档次的积极性。30年过去了，还是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粗放型产业赚钱。所以，国家提倡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很难转变过来。”

这样的农民工体制，不仅仅影响的农民工这样一个群体，而且影响到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因此，必须从体制机制入手，解决这一问题。在如何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上，他建议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劳动人事制度、把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对于户籍制度的改革，陆老强调：“现行的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把公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类，实际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既不科学，也不合理，许多问题由此滥觞出来。”他多次提出“户口制度是涉及人口流动、迁徙等全局性的问题，必须由国家审时度势，做出决策，在全国实行，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件事已不宜再拖了。既迟早要解决，早解决比迟解决好。改革了户籍制度，消除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界限，也就消除了实际上存在的农民非农民的身份制，这就给农民工摘掉了农民的帽子，这就为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问题准备了体制性的条件。”关于劳动人事制度，他认为应该加强对“一厂两制”做法的改革。他认为随着中央政府对农民工问题的重视，农民工和城镇居民就业机会均等这个问题有了初步的解决。“但企事业单位录用农民工以后，在工种分配，工资发放，劳动管理，技术培训，职务升迁等方面，还是实行着对两种户口的工人，用两种办法，而不能同工同酬，同工同时，同共同权，不能做到农民工和城镇居民户口的工人一视同仁。”“这种一厂两制的做法，从近期看，对工厂有利，但从长远看，很不合理，也带来一系列的后遗症，形成一个企业两种工人，不利于管理，更不利于调动农民工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潜力，也不利于形成统一的工人阶级队伍。所以这套人事劳动就业制度应该及时改革，逐步实行现代企业的一体化管理。”为了推进体制机制改革的成效，他老人家建议“地方政府应把解决农民工问题，维护农民工权益当做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结合当地实际，制定配套措施，提高服务水平，加大执法力度，并进行目标考核，实行奖优罚劣，切实把党和国家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很多和陆老师聊过天的人，大概都听过陆老师讲“白马非马”的故事。“白马非马”是陆先生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时听冯友兰讲的一个哲学命题。作为一个不太容易明白的哲学命题，他却在研究农民工问题时找到了答案。农民工本来应该属于“工人”，他们在城市里打工，辛勤劳动，贡献很大。但是，他们仍然是农村户籍，没有享受到工人的待遇和社会福利保障——农民工是工人吗？“白马非马”“农民工非工人也”这是一个多么经典的哲学命题。这是他对中国特色的农民工身份的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