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拓荒者

陈锡文

我认识陆老师有30多年了，我印象中是1981年认识他的。对陆老师，我是未见其人，先阅其文。认识他之前，就读了不少他的文章，其中有些文章对我后来思想的形成，乃至对最初的农村改革都起了很大作用。从他刚开始对安徽包产到户的调研，到后来对甘肃农村状况和农村体制的调研，都是在1980年前后发表的。1982年以后，由于各种原因，我跟他接触多了起来。30多年来我们在交往中一直以朋友相待，但在内心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所以在交往的30多年中，我对他有三个最深的感受。

我的第一个感受是他对事业的执著。他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但他在学哲学之前就已经非常关注农业农村了。他是从无锡农村里走出来的苦孩子，所以一直对农业农村问题有很深的感情，也想经过学习之后，能够为中国农业农村面貌的改变做点什么。这一点，我感受很深，他对自己的事业非常执著。改革初期，小平同志讲过，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他对此很敏感，一下就把握住了农村作为改革的发轫之地，开始对农村进行一系列调研。那个时候，各种观点很多，争议也很大，说到底就是农村双包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他之所以成为非常少数的、旗帜鲜明地对改革的支持者，就在于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本位意识，就是以农民为本位。我觉得，在他的内心深处，总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如果农民还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还是一个比较贫穷的阶层，就说明我们的农村体制是有问题的，也说明整个国家城乡之间的关系也是有问题的。他能感觉到农村最初的改革对于促进农业生产、对于改变农民生活状况，都有非常大的好处。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支持。到了1981年、1982年以后，大势已定，全国农村都搞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他很早就从研究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转向研究以农民为本，以人为本。我们都知道，改革之初，我们国家的粮食年产量只有6000亿斤出头，很多地方还吃不饱，所以在推进改革中，搞经济学的学者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增加粮食产量，改善农产品供应，让全国人民解决温饱问题，所以把重点都放在如何增产、如何增加粮食的供应量上。这方面，我们关注得比较多。但陆老师比较早地从关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供给转向了关注农民的状况。我觉得他在这方面非常突出。之所以后来他转向社会学研究与此也是分不开的，当然他并没有放弃对农村经济的研究。他能感受到，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对农村来讲，农民都具有主体地位。所以，尽管他是学哲学出身，后来转为搞农村经济，再后来从事中国社会学的建设，整个经历和过程，与他内心一直对农民的热爱是分不开的。我想，即使退休之后，实际上直到临走，还差三个月就80周岁了，一直奋斗到离开人世，非常重要的是能够坚持下来，我觉得在他的内心最重要的就是要改变中国农民的状况，提高他们的地位，改善他们的生活，让他们真正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阶层。

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他非常执著地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目的，写多少东西对他来说是次要的，而他看得最重的是自己的成果能不能推进社会进步。所以，他的研究非常注重实际，注重实践性和实证性，他写的大量东西都不是关在屋子里头、整理资料写出来的，而是调查研究的结果，搞农业经济也是这样，搞社会学他也是这样，非常注重实践。最开始他能够在农村改革中发挥作用，写安徽的包产到户，写甘肃的包产到户，这些都是深入调查研究的结果。据我了解，农村一开始改革的时候，到农村调研的人很多，但像他那么深入调研的并不是太多。所以，他写出来的文章在社会上、在业界有比较大的反响，也得到了领导重视。很重要的是，下决心走下去，走到农民中间去，在了解了农民的真实状况后，他才来写。搞了几年之后，他不满足于乘乘火车，出去到农村走一走，回来写个调研报告。

他在调研中感觉到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一是农业农村的状况；二是农业农村的体制跟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单在村里研究，光把村的体制搞好是不够的。他觉得县一级是城乡之间的接合部，是两种体制的交会点，县一级的改革和变化可能会对农村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当时他就下决心，也跟我谈过，想做一做县域经济问题。我还记得当时他跟农研室的老主任杜润生同志专门谈过这个想法，想要做县域经济研究，后来确确实实去做了研究，而且他自己在山东的德州地区陵县挂职，挂了三年的副书记，在那里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还办了学校，吸引人才，培养人才，前后有三年时间。

我的第二个感受是他从不故步自封。他觉得只研究经济问题还不够，经济问题与行政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都有很大关系。所以，他在陵县的那几年，在很多方面又奠定了他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而且视野也得到了进一步拓宽。回来之后，没多久正式从哲学所调到了农发所。那个时候，他也是踌躇满怀，非常满意，名正言顺地去搞农业、农村经济、农村社会发展的研究。所以，最后从经济学转向了社会学有其必然性。

他是比较早地提出整个发展过程中，经济社会这两条腿，不能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论断的。这促使他更加关注农民的社会身份、地位以及在社会中的状况，这些都慢慢影响到他最后走上社会学研究的道路。应该说，中国的社会学半个多世纪以来受过很大摧残，几乎就要消灭了。所以，他到社会学所之后，虽然不是处女地，也有别人在搞，但他对学科建设和研究队伍培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个拓荒者。事实证明，他转到社会学所之后，对我们国家的社会学发展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特别是在学科建设、队伍建设方面。从这个角度讲，他在中国社会学史的发展历程中是很有地位的。他之所以对社会学这么执著，花了那么多时间和心血去做这个事情，主要是强烈的使命感使然，在人们都关心经济增长速度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社会学。现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了解经济学指标、解决经济学问题相对比较容易，但要解决社会问题却力不从心。所以，他很早就发现社会问题将是中国的一个重大问题。对中国的现代化来说，特别是大量农民要转变身份进入城市中，社会学对解决这些问题就显得更加重要。他虽不是专门学社会学的，但能在这方面做出这么大贡献，是很了不起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研讨会上碰到，他看起来有点忧心忡忡，总觉得国家对社会学的支持力度不大，说着说着，他递给我一个信封说：“锡文，能不能帮我办件事？”我问：“什么事？你说。”他说：“我写了封信，还有好几位老专家一起签的名，你能不能帮我转给中央领导同志？让他们支持一下社会学的发展。”信是我给他转的，后来胡锦涛总书记做了批示，他非常高兴，特意给我打电话来说，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第一次对社会学发展做出批示。一直到最后，我觉得他对农业农村问题弄熟了，但是，社会学的问题他还是在开拓，还是在前进。开始研究人的分层。过去，毛主席讲阶级分析，他最开始做阶层分析，后来又研究人的流动，横向地从农村流动到城市，垂直地从农民变工人，底层社会慢慢上升到上层社会。在这些方面，他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尽管他不在了，我觉得他打下的基础，包括他收集的资料，每年出版的社会蓝皮书等，对社会发展和提高人们的认识都发挥了很大作用，越往后越能体现出他的这些开拓性工作的重要性。

我的第三个感受是他为人非常平实、低调、谦虚。刚才我讲到，他的内心是火热的，从年龄上讲比我大17岁，应该说差不多差了一代人，但是对我们都能非常客气、非常平等地与我们讨论问题。转到社会学研究所之后，又带了很多学生，对学生的关心、关怀程度也是非常难能可贵。自己有大量工作要做，而关心学科建设、新人的培养，他也做了大量工作。今年3月份开会我们还在一起，我跟他一直是很投缘的，没想到到了5月份，突然就走了。陆老师这么走了，我觉得确确实实对中国“三农”问题研究、对中国社会学研究是巨大损失。中国现在正处在大变革的过程中，很多学科实际上还在开创阶段，所以，怎么深入实践中去了解社会的变化，这是最重要的，我觉得陆学艺同志在这方面做得最出色。

在重大问题上，陆学艺同志是非常有原则的。我在中央农办当主任，在我的印象中，这十来年，替中央领导同志组织的专家座谈会，他来的也不少。来了之后，他讲实话，讲实情，提批评意见也直言不讳，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做人楷模。尽管他80岁了，但是他还有很多未来的构想要去做，还有很多未完成的事业要去做。那天去参加他的追悼会，看到这么多人来送他，尤其有那么多青年人，我想很多事情都会后继有人。

在30多年的交往中，我一直把陆老师当做良师益友，更多的是把他看作自己的老师，他的去世让我非常难过。确实，这30多年来，他是怎么做人、怎么做事、怎么做学问，怎么能够有这么多的成就，可能对我们这些还在继续工作的人来说都是鞭策和激励。

（2013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为拍摄《纪念陆学艺先生》专题片采访了陈锡文同志，本文系根据陈锡文在采访中的谈话录音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