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挚友陆学艺

郑杭生

学艺在5月13日上午突然离我们而去，没有任何征兆，没有明显迹象，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实在让人震惊，令人悲痛！

再有三个月，就是他八十寿辰，社会学界正准备以学术研讨的形式加以庆祝，通过这种形式，阐发他对中国社会学、对“三农”问题、对中国分层和流动等领域的理论和实践贡献。他的突然逝去，真是让人深感意外，倍加惋惜！

2003年在他过七十寿辰前，他曾跟我说，今年你来参加我的会，酒管你够，3年后我去参加你的！我这样做了，他也这样做了。那次唯一的遗憾是，曾经酒量很大的他，为了保健原因，很少喝酒或只喝很少的酒了。正如那次一样，差不多十年后的前些日子，他也亲自跟我说过类似的话。这表明，他对自己的身体非常自信。我们也多次谈到社会学前辈的长寿，或说社会学界有长寿的传统。我感到，我们两人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期盼：我们在九十寿辰时也能这样！谁能知道，事情竟会是现在这样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学艺的离去，使我失去一位多年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相互支持、共同为推进中国社会学健康发展而努力的密友，一位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相互商量、相互沟通、心心相通的挚友，失去一位站在时代前列、学有专长、给人以启发、比我大三岁的长友！

学艺和我的交往，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从那时起差不多快30年了！那时他刚刚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副所长调任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一年后，即担任所长，他的专业也从以中国农村研究为主转到以社会学领域为主。我们的交往，始终伴随着中国社会学事业的发展和成长，中间也共同经历了一些风风雨雨。所有这些共同的经历，都在增进我们彼此的友谊。

我和学艺有几个共同点：我们都是从哲学转向社会学的；我们都长期担任社会学系所、社会学界或涉及社会学的各种规划、评审和编写机构的主要领导职务。我们还分别办有基金会，老陆的是2008年成立的“北京市陆学艺社会学发展基金会”，资助社会学学术活动，奖励社会学优秀科研成果；我的是2011年成立的“北京市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这表明，我们两人对人生最后阶段的看法和做法：除了做学问，还要做些善事。甚至，我们两人还在2012年同时获得了“首届费孝通学术成就奖”这一社会学界的大奖！

我们的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相互支持，主要是在社会学界的各种活动中体现出来的。

就国家社科基金的社会学规划和评审小组来说，我是1986年成为该组成员的，老陆是1988年进来的。自当时中国社科院院长胡绳同志决定国家社科基金由中国社科院代管转为中宣部管理以来，我一直是该小组的组长和召集人，老陆和王思斌一直是副组长。在这个领导岗位上，我和老陆一直相互协调，按照领导小组的精神，着重支持中西部地区的社会学发展，支持青年社会学者的成长。我们两个在每年年度评审中，都非常关心有没有上西部省区的高校、党校和社科院课题和项目，如果没有，就必须调整。多年来，我们都是这样做的。这对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的社会学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社会学规划和评审小组内部，由于老陆和我的相互支持，在20多年中，每年年度评审，都保持了协商、和谐、高效、规范的气氛。老陆曾提出，对每年承担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的地区和单位，评审小组都给予一个重点课题的支持和鼓励。我很支持老陆的建议，这已经实施了多年。

就中国社会学会来说，学艺和我都是在1990年北京换届的理事会会议中，当选为副会长的。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我作为新当选的副会长发言，正式提出了学会建立年会制度的提议。当时我说，学术是学会的生命线，年会制度表明我们有定期的学术交流和探讨；每年出一本年会的论文集，就能使我们的学术交流和探讨以具体的成果体现出来。这个建议得到了时任会长袁方的支持，也得到了包括新当选副会长陆学艺在内的所有副会长，绝大多数常务理事、理事的支持和采纳，并于第二年付诸实施，这就是中国社会学会的第一次学术年会，即1991年天津学术年会。这个年会制度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会的一个优良传统，一直坚持发展至今。现在，年会越办越好，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在1996年沈阳年会换届会议当选为会长的陆学艺，在他担任两届八年的会长期间，曾多次如实说明年会制度的由来，表示对我的支持。同样，学艺的许多建议，我也是全力支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在2000年换届会议前几个月，陆学艺带着秘书长来找我商量，提出下一届能否实行双会长，由他和我一起担任一届会长，出于对老陆的尊重和支持，我没有多考虑，说只要他认为合适，我没有意见。这样，中国社会学会第五届理事会是两个会长。此后，第六届由我担任会长。老陆成为名誉会长。中国社会学会主要由高校系统、社科院系统、党校系统等的单位成员构成。学艺和我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相互支持，表明了这些系统之间的协调团结，中国社会学会一开始就是一个一级学会，其他多年来都是二级学会而成立不起来一级学会的学科，都很羡慕我们中国社会学界。老陆和我都有一种强烈的意识，我们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对中国社会学界的团结负有责任。

就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社会学编写小组来说，该小组于2004年成立以来，我一直是第一首席专家，另一位首席专家是景天魁，后来又补充了李培林和洪大用两位首席专家，老陆一直是主要成员。这个组历时10年，历经11稿完成的本科生教科书《社会学概论》，就是各位大家合作的结果。关于什么是社会学，书中是这样说的：“社会学是从综合性、整体性视角，系统研究现代社会结构和过程，深入揭示现代社会运行和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这个定义就是综合各家学说的结果，其中主要有1979年由费孝通主持编写的《社会学概论（试讲本）》的观点、郑杭生1987年和2003年分别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编》和《社会学概论新修》的观点、陆学艺1996年主编的《社会学》的观点。其中老陆的定义为：“社会学是一门通过研究人们的社会行动以揭示社会结构和过程的规律性的科学。”

就对一些省社会学会的成立和若干专业委员会的建立来说，老陆和我曾促成了山西社会学会和河北社会学会建立，并先后一同前往太原和石家庄参加这两个地方社会学会的成立仪式，我们两个在各自的致辞中，分别对新成立的学会表示衷心祝贺，对他们今后发展提出殷切希望。正是在老陆和我分别担任会长和担任双会长十多年岁月中，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除了少数外，都成立了社会学会，还先后支持批准了十几个专业委员会的成立。这两者，分别推动了中国社会学在全国的发展，推动了各分支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

在老陆的十大阶层的著作《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出来之后，曾经受到一些误解，甚至有被禁止的危险。当时，我在自己的一些文章和讲演中，为他做了四点有针对性的辩护，这些论证在我看来，带有基本的性质。我指出，第一，客观的社会阶层结构新变化，已远远超出了以往“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解释框架。如果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从原则出发，不是与时俱进，而是拘泥于原来的解释框架，那就无异于削足适履，硬要客观的阶层结构适应于主观的解释框架。这样做就会在理论上离实际越来越远，丧失生命力；在实践上则无法对社会决策过程产生应有的影响，也无法对推进社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进程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探讨和提出新的解释框架势在必行。社会学界在社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种种解释框架：有城乡统一的，也有城乡分开的；有阶层界限明确的，也有界限模糊的；城乡统一中有划分为10个阶层的，城乡分开中有把城市区分为7个阶层的，等等，都可以看做是提出新的更为切合实际的解释框架的种种尝试。我个人认为，这样看问题，可能比较符合事实，比较符合科学研究的规律，比较有利于推进真正实事求是的社会科学探索。第二，我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切社会关系中，最为根本的关系就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所结成的各种利益关系等根本观点必须坚持；而关于一些阶级阶层的具体论断，则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校正。从根本观点与具体论断的视角看，学术界，特别是社会学界，对我国社会阶层解释框架、划分阶层标准的种种探索，在总体上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要不断发展这样一种内在要求的。第三，我还指出，社会学的阶层范畴，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学的阶层范畴，还普及得不够，还没有被各界真正理解。好像一提阶层就是否定阶级，用一种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把阶层与阶级两者截然对立起来。事实上，社会阶层的核心内容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配方式或配置方式的差异。这就是社会学领域中社会分层研究的主要视角。抓住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看清楚阶层与阶级的本质联系了。阶层范畴可以看做是一种适度淡化了的阶级概念。在现阶段我国所处的内外环境中，用阶层范畴来适度淡化阶级概念不仅是必要的、及时的，而且是符合我国社会差异的实际的，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对待两种社会应取不同态度的要求的。第四，我认为，我国阶层结构变化的过程，既是一个社会进步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付出社会代价的过程。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大责任是，在肯定和推进我国社会进步的同时，研究把无法避免的社会代价减缩到最小限度的办法，研究对社会代价的主要承担者——各类弱势群体进行社会支持必须采取的措施，供社会决策部门选择和参考。这样，才能真正对社会决策过程产生应有的影响，对推进社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进程起到应有的作用。

老陆作为一个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社会学家，很注意社会学界的学术理论倾向，他敢于对不符合事实的观点和论断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例如，他在一篇题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断裂了吗？》的文章中，对一个热点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现在，有社会学家认为，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出现断裂，更重要的是社会阶层断裂了，特别是1998年以来，整个社会固定化了。”首先，他指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表面看来中国社会已经定型了：联盟、垄断、基层的人起不来、老板为富不仁，但仅仅根据这些还远不能判断中国社会就此定型，他的主要论据是中国社会上下的流动速度正在加快，从社会底层流到中层的人员估计每年有七八百万人，也就是每年基本上增加七百万到八百万的中产阶层，这是有统计数据为根据的。其次，他指出要看到社会好的变化，学者不能脱离实际。“我们这代人都是从折腾的时代过来的，这三十年没有折腾了，农村、城市都在往好的方向变并且变化很快，有很多学者说农村日益凋敝，这是相比城市来说的，是相比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来说的，农村变化的速度确实慢了一些，但相比三十年前吃不饱、穿不暖来说已经变化很多了。因此，我们的一些学者要经常到农村、工厂、工人家里看看，看看他们的变化。”再次，陆学艺研究员还给出了他对我们社会总的估计，指出“总体来说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比较不错的时代，这三十年中是在大步前进的。当然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总要有个先后次序之分，不可能一下子全解决”。中国社会到底是不是一个断裂社会、失衡社会、问题化社会、不可治理性社会，我想这不是个小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和老陆的观点是相同的，我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了这些观点。现在，这些观点被曲解为不许指出社会的负面现象，显然，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老陆作为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学界的领军人物，他本人的学术成就和对中国社会学的贡献，去年首届“费孝通社会学学术成就奖”的颁奖词做了很好的概括。该颁奖词指出：陆学艺教授长期从事农村问题的调查和研究，是我国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家庭承包制实践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农村形势的判断，显示了他的学术勇气和社会担当，对社会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始终坚持社会调查，先后组织了“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和“中国百村调查”等大型调查活动，开创并长期组织社会形势年度报告的研究与编写。他对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的研究、对社会建设和社会改革的研究，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反响。陆学艺教授的研究和学术活动，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扩大社会学在中国的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

老陆和我都认为，我们两人在中国社会学史的这一阶段上，是连接老一辈社会学家和后辈社会学家的桥梁。这是我们两人的定位。要发挥好这个作用并不容易。现在老陆走了，中国社会学会失去了仅存的两位名誉会长中的一位，我失去了这样一位密友、挚友和长友！原有那种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相互支持的格局，那种相互商量、相互沟通、心心相通的精神依靠，那种眼光深远、给人以启发的兄长般关怀，都成为记忆了！这是最大的损失！我感到某种孤单，但也深感我们应该像继承和发展费（孝通）老、雷（洁琼）老的事业一样，也要更好继承和发展老陆的事业，推进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社会学一个既繁荣又有活力的学术中心。

安息吧！我的密友、挚友和长友陆学艺，你的名字、你的业绩、你的贡献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学史重要的一页，将永载史册！

（原载《财经》201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