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与政治:20世纪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剧
- 姜进
- 4360字
- 2024-11-03 01:32:38
爱情剧与女子越剧的崛起
袁雪芬1942年发起的改革应被视为越剧城市化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这一改革有两个中心任务:一是肃清越剧作为一种传统小戏与生俱来的低级粗俗的色情表演,而以民国上海通俗文学中流行的高度情感化的爱情剧模式取代之。二是提升越剧演出的舞台价值,将这一破破烂烂的农村草台戏改造成都市舞台上光彩靓丽的一道景观。
肃清传统小戏里粗俗的色情搞笑成分是越剧在城市里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演员们不仅要考虑来自精英阶层的道德戒律,还必须迎合正在崛起的城市中产阶级观众的品味,尤其是增长最为迅猛的女性观众的品味。通过露骨的色情唱词和暗示性的动作表现粗俗的性事是晚清农村全男班地方小戏的特色。农村中的小戏班子经常在赌场和茶馆里演出,而光顾这些场所的大多是层次低下的男性。在这个男人演戏给男人看的农村下层环境中形成的色情表演,集中反映了村夫对女人性器官粗俗的色情想象。宁波滩簧中有一出名为《荡湖船》的戏,描写一个年轻人搭夜船从常熟赶往苏州,途中与撑船的两姐妹一路对唱。年轻人用当地方言唱了一首“十八摸”,唱词随着男人的手的移动,将女人的身体从头到脚描绘了一遍,重点自然是对性器官的描绘。通篇用的是半搞笑的口气,可以说是男人之间黄色玩笑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版本。类似的例子在各种小戏或说唱剧目,如《小放牛》《卖青炭》《卖草囤》中随处可见。粗俗的色情段子不仅在描写农村生活的小故事中有,而且在《何文秀》《双珠凤》《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样的长篇叙事中也有。
这样的色情表演在1920~1930年代的演出中仍然常见,也在上海及浙江乡镇的嵊县戏演出中屡见不鲜,男女演员都演,不足为奇。嵊县戏女班于1930年代在上海演出的《三笑姻缘》中的一幕,就是很好的例子。《三笑姻缘》在唐伯虎点秋香故事之外,又有多条副线,其中一个故事后来以《王老虎抢亲》而闻名于世:元宵之夜,周文宾与祝枝山打赌,周文宾男扮女装上街观灯,不料却被一向仗势欺人的王兵部儿子王天豹(王老虎)看中,不由分说将其抢去。王天豹将有口难辩的周文宾寄宿在妹妹闺房中,欲明日与之成亲,却闹出了周文宾与王妹的一段姻缘。当晚,被误置于王小姐闺房中的周文宾喜出望外,接下去的一段唱词是这样的:
[白]呀呀呀,小姐睡熟了。待我来偷摸她一番便了。
[唱]一手撩起青纱帐,两眼偷看女红妆,三幅被内轻轻摸,四面摸到胸堂[膛],五指摸到小肚下。呀,嚇得我六神无主像癫狂。
啊呀呀!一摸两摸,摸着了他[她]的撤[撒]尿家生了。哈哈哈,待我来题诗一首:此物真稀罕,双峰夹小溪。洞内泉滴滴,户外草凄凄[萋萋]。有水难养鱼,无林鸟可期[栖]。千金非易见,多少世人迷!
这样的黄色段子在廉价唱本和根据舞台表演记录下来的剧本中随处可见。
当时的一般文化人对这类粗俗的色情表演十分反感。余姚戏比嵊县戏要稍早一些,在当时是声名狼藉的淫戏。一位评论家用鄙夷的口气批评说:
[余姚的]秧歌班,一名鹦歌戏,是绍兴戏中最没出息的,难登大雅之堂,素来不齿于人。原因是唱句粗俗诲淫不堪,且不考究行头和化妆,无所谓台步表情。意识二字,更谈不到。官厅出示,悬为禁例,但是阳奉阴违,禁不胜禁,尤其是博得低级社会的热烈欢迎。在穷乡僻壤的小茶馆里演唱,代价极低,毫无价值,劳动了一天的乡愚,莫不借此消遣,趋之若鹜。主其事者,大多是无业游民。伤风败俗、不堪设想。
清除粗俗的黄色段子是任何想要在都市市场中提升自身地位的小戏都必须迈出的第一步。
更大的问题是表演风格的重新界定,也即如何将小戏简陋、粗糙的黄色段子转化成对爱和情欲的精妙成熟的艺术表达形式,以适合大都市观众的口味。面对这一挑战,嵊县戏的男班和女班分道扬镳,在如何使越剧精致化的问题上做出了各自不同的选择,其结果是男班的衰落和女班的崛起。男班在进入上海、面临艺术风格都市化的挑战时,将大戏作为样板,仿效京戏和绍兴大班高度程式化的表演模式,照搬它们的服装和舞台设计(见图2-2)。正如当时的一位评论家所观察到的:
男人演的笃戏我也看过,好像,卫梅朵,马潮求[水]这些人,他们唱的时候似乎比女子的笃戏听快一些,而且,他们排的戏,差不多近乎上海京戏的排场有相垺的姿势,几乎对于的笃戏的本身怕要发生动摇。
事实证明男班的这一选择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但在当时,男班艺人几乎没有别的选择。在新的舞台艺术形式还没有明确的情况下,大戏——尤其是京戏——代表着当时戏剧表演形式的最高水平。加之,男班艺人以大戏为榜样的另一个原因,是大戏也是以男班为主的,直到新近才有为数不多的女演员加入。问题是,大戏的艺术风格不适合小戏的内容——京戏中为了表现帝王将相九五之尊及其仪式之庄重而采用的高度程式化的身段动作完全不适合用来表达小戏中青年男女之间的柔情蜜意。
与此相反,此时的女班却发展出一种新型的、适合于表达情爱主题的女性风格。女演员长期以来遭受着性别和阶级的双重歧视,她们的身体是男性色情凝视下的物品。越剧女班在进入上海后的大红大紫与她们社会地位的低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她们逐渐认识到舞台上的色情表演加深了把女人当作性物的传统偏见,是她们作为人的社会地位低下的一个主要原因。要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就必须清除这种低俗的色情表演。而女子越剧因其清一色的女演员阵容,比较容易以更为情感化的表演形式来演绎婚姻家庭框架中的男欢女爱之情,以之替代节外生枝的粗俗色情表演。
越剧女班的舞台艺术日益成熟,与之相对应的是,戏剧观众成分的变化和都市中产阶级女观众群的兴起。女班与女观众群的良性互动,共同形塑了女子越剧的发展进程。越剧的观众群在193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以低层、男性为主转向以中上层都市女性为核心。那种带有乡村气息的、男性的、粗俗搞笑的色情表演在日益都市化的上海观众眼里,显得不堪入目,尤其对于受过教育的女性而言,小戏中肆意将女性身体分解成性器官的做法让她们感到的何止是难堪。证据表明,有文化的女性观众钟情的是在婚姻和家庭的框架中去探索性爱的作品,因为女性的性爱是在长期的父权制家庭的内闱中建构起来的。此外,受过现代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尤其是生活在上海这个欧风美雨沐浴下的现代都市中的女性,在通俗文学和好莱坞电影的熏陶之下学会了欣赏浪漫的爱情和优雅的性爱。电影中年轻俊男与妙龄女郎拥抱、接吻、执手深情相望的典型镜头为钟情于罗曼蒂克的观众和地方戏演员演示了亲密感情是如何“自然”地流露的。宁波滩簧《荡湖船》中那种色情和调情表演对于上海中产阶级女性来说,只能以“鄙俗”“低级趣味”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永远不可能被接受。而越剧女班的《三笑姻缘》(有时亦作《王老虎抢亲》)则将搞笑、色情唱词和表演很好地融汇在曲折的才子佳人爱情叙事中,遂在上海长演不衰。
图2-2 全男班嵊县戏演出的剧照。1920年代在上海演出的《纣王与妲姬》,叶琴芳(左)饰演妲姬,唐德贵饰演纣王。剧照中显示的舞台风格更接近京剧,而迥异于后来的女子越剧。
资料来源:《上海越剧志》,1997。
越剧女班和女观众群的兴起,使越剧在都市化改造进程中以女性的口味来主导改革的方向,在清除粗俗的色情表演的同时,代之以婚姻为旨归的现代罗曼蒂克、感情浓烈的爱情表演。当时的评论家笑我,比较了京戏和越剧不同的表演风格:
就是的笃戏的嗓子方面,也绝对不如平剧下那样界限很严格地规定着,那里嗓子都是一律的那些演员都是自己本来的嗓子,因此,没有一点夸张,做作,虚构的流弊,那里,只有他们[本]性的流露,自我的表现,当然他们已不受那种程式所桎梏的了。
1949年随国民政府到台湾的浙江人张玲蕙在回忆中亦指出:
中国戏剧因为不是将现实生活搬上舞台,所以在许多地方难免偷工。例如在哭的时候,只拿袖子一遮眼,就表示哭过。这一点,所有的地方戏无不如此。然而我在乡下看越剧的时候,发觉这些女角色都能把感情灌注到剧情里面去,每逢到演悲剧的时候,往往假戏真做,能使眼泪连串而下。这种认真的表演,常常把乡村妇女的感情吸引到台上去,也陪着流眼泪。
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初,上海的大部分越剧女班都来自浙江,她们在上海安顿下来之后,经常回浙江演出。鉴于浙沪两地越剧戏班之间的频繁交流和相互影响,张玲蕙对浙江乡下女子越剧表演的品评同样适用于上海的女子越剧。
更有意思的是,在男女关系剧烈转型中的民国上海的舞台上演绎爱情剧,女子越剧有着意想不到的优势。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即使是在上海这个开风气之先的城市,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思想仍然束缚着人们的举止,男女之间自由表达亲密感情还只是一种时髦,颇令人向往,但尚未成为普遍的行为方式。与摄影机前的表演不同,男女演员在舞台上面对观众现场演绎男女之间的柔情蜜意,未免尴尬。人们对男女之间自由表达亲密感情的向往与行为上的滞后之间的矛盾给了女子越剧巨大的市场空间。与男女授受不亲相并行,中国向有结拜弟兄、结拜姐妹的传统,兄弟义气和姐妹情深是传统情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以后女子走向社会,小姐妹在公开场合的亲密举动也成了都市社交的一道风景。在由清一色女子组成的越剧舞台上,女演员们得以以自然主义风格大胆表现浪漫而亲密的男女之情,给追寻浪漫爱情的都市观众以极大的满足(见图2-3)。当时的越剧评论家蔡萸英说:
舞台上男女合演,本无足怪,弟乡间社交尚未公开,尤其是绍兴乡下之姑娘们,一遇生客,尚且羞人答答,欲其与男伶合作与氍毹上,是诚势所不能。即能矣,亦不过敷演[衍]塞责,安望其有精采[彩]演出哉?
夫戏剧之所以为戏剧,必也扮演人与剧中人打成一片,假戏真做,方见精彩,故男伶与男伶,坤角与坤角,其表情的较认真而切实,否则男和女杂,剧情未有不驰(弛)松者也。在坤角,固然要避嫌而远离男伶,而男伶亦受种种束缚,不能畅所欲为。设是剧而为粉剧也,则男女之私,若调情,若私奔,甚而至于形容床笫间暧昧之事,非痛快演出,淋漓尽致,不足以增强高潮。试观男女合演者,马马虎虎,敷衍了事,没精打采[彩],不值一观。故余对于戏剧,始终不主张男女合演,非脑筋之陈旧,事实有所不许也。
当时活跃于舞台上的几位越剧老演员都和蔡萸英有相同的看法。当问及女子越剧为什么比男女合演更受欢迎时,当年的红角小白玉梅、傅全香、徐玉兰都给出了相似的答案。她们认为,在全女班的舞台上,演员可以充分地投入感情来表现男女之间的亲密和情爱。如果与男演员同台,就会感到很尴尬,不可能放开来演。
为迎合精英阶层提出的清除传统小戏中“淫秽”成分的要求,同时也为了满足主要由中上层妇女组成的都市新观众群的需要,女子越剧在通俗文学和好莱坞影片的影响下发展出一种新的自然主义表演模式,以对爱与欲的细致入微的情感表达取代了先前老套、粗俗的性表演。
图2-3 徐玉兰(左)与傅全香在《黄金与美人》(1944)中。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女子越剧演绎的男女之间的亲密和情爱足以令民国上海的观众着迷,但如果出现在男女合演的舞台上,就会成为绯闻,引起非议。
资料来源:《上海越剧志》,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