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越界:都市女观众与弥漫的公共文化

越剧在20世纪中期的兴起,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并且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因新的社会群体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崛起而发生的。越剧的成长是一个不断扩展观众群的过程,即在保持原有下层观众的同时,吸引越来越多的城市中产阶级,特别是中产阶级女性;这一由中上层阶级女性构成的核心观众和赞助人群体提升了越剧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越剧的这些中上层主顾和捧客大多来自浙东,来自越剧发源地嵊县的富邻——宁波、绍兴一带。

越剧的兴起于是便与三种互有重叠的社会群体在民国上海的涌动兴起密切相关:即包括了从白领、蓝领、服务产业从业者到自由职业者在内的颇为广泛的都市中产阶级,宁绍移民群和女观众。我同意有关学者关于中产阶层的描述。例如,叶文心用小市民“petty urbanites”的概念来探讨民国时期的中产和中下阶层,而卢汉超认为石库门居民就是中产阶层见Wenhsin Yeh, 1992; Hanchao Lu, 1999。事实上,大多数的越剧观众就是居住在这种民居里面的不同职业和性别的“小市民”。有关越剧观众的调查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上海大众文化的分层,也为我们提供了考察上海都市人口的社会、经济构成的切入口,因为正是这一都市人口滋养了越剧这一女性文化的崛起。

这一由宁绍中上层女性为核心的观众群以极大的情感、财富和行动力支持、捧红并参与塑造了女子越剧。作为衣食父母的消费者,她们的口味决定着越剧的风格和内容;作为热情的戏迷粉丝,她们看戏、捧角、组织戏迷票社等活动构成都市空间里一道独特的风景。她们与女演员一起,创造出女子越剧这一弥漫的公共文化现象,其中有许多对传统父权文化界限的种种挑战和逾越,极大地增加了女性在这座城市公共文化中的能见度,并通过现代传媒向周边和内地扩散。

戏班、戏院与观众

民国时期的上海,商业演出场所的等级反映了观众、剧种、戏班和演员复杂的社会分层。茶楼、戏园、游乐场、新式剧院等不同的演出场所吸引着不同性别和阶层的观众,营造着迥异的文化氛围。

中国近现代戏剧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剧场的西化。1908年,由富有改革精神的京剧演员潘月樵、夏月珊、夏月润兴建的上海的新舞台也许是中国第一个西式剧场。 《中国戏曲曲艺辞典》, 1981: 65。1911年辛亥革命后,新式剧院在上海逐渐普及,并扩散到全国各地。在1930~1940年代殖民控制下的上海市中心,少数一流的现代化话剧剧场主要吸引着男性知识分子观众;同时,有20多个演京戏和越剧的新型剧院,各自拥有着有钱有势的男性京戏迷和有闲有钱的中上阶层女性越剧迷。

南市、虹口和闸北这些市中心周边地区的设备简陋的中小剧院则是当地中下层观众光顾的地方,上演着五花八门的地方戏。在这里常年演出的是二三流水平的京、越戏班以及其他剧种的一些班子,而邻省和外地来的跑码头的戏班则在正规戏班歇夏和冬季封箱休息休息之时填补空缺。另外,这些社区的茶楼是下层劳动人民聚集的场所,常有本地随生随灭的小戏班和说书、唱书之类的演出。韩义访谈,2002。

除了新式剧院外,游乐场代表了民国上海娱乐场所的另一种新发展。民国早期的游乐场是上流绅士们体验摩登生活的时髦去处,他们在那里喝茶休闲,观赏窗外高楼林立的天际线。其中最著名的有大世界和新世界游乐场,占据着市中心商业区的高层建筑,是上海娱乐业颇为齐全的缩影。当闪烁的霓虹灯勾勒出这些建筑的诱人外观时,里面各种各样的娱乐演出粉墨登场,从木偶戏、滑稽戏、说书,到各种地方戏,应有尽有。到了1930年代,游乐场在普通市民中日渐流行,上流社会的绅士们便转移到了新型的剧院、咖啡馆和西式饭店的大堂,把游乐场留给了普通百姓。根据上海市政府1930年代早期的一个调查,上海每个工人家庭平均每月有一个人去逛一次大世界。转引自罗苏文,1993。一本1939年的日文游记这样来描述大世界的红火:“法租界的大世界是店员、劳工和外地游客等平民的娱乐天堂。这里的门票只要2角2分。”陈逢源,1939: 39。抗战胜利后,游乐场的生意急剧下滑。大世界成了硕果仅存的独立游乐场,其余的都因难以为继而变成了百货商店的附属。 《上海春秋》, 1948,第2卷,第58页。

对于戏班来说,在什么剧场演出,演给谁看,决定了它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由于演出场所标识了戏班及其所代表的剧种的地位,戏班可以通过在比较好的场所演出来提高自己的档次。戏班和观众群在不同等级的娱乐场所之间不断地流动,展示了娱乐市场活跃的动态结构,这种结构既是等级分明的,又是流通和变化的。比如,京戏是市中心新型大剧院的常规性节目,却同时活跃在城市平民集中的集市上的露天场子和游乐场。在新型大剧院中为上流人士演出的戏班固然提高了京戏的地位,而那些在集市上演出的不上档次的戏班也不可避免地给京戏烙上了下层社会的印记。所以京剧既可以是阳春白雪,也可以是下里巴人,取决于什么样的观众在什么场合观赏它。

女子越剧的兴起很好地说明了演出场所、观众和剧种地位之间的相关性,显示了越剧是如何通过进入比较好的剧院而得以构建一个中产阶级的核心观众群,从而将自己从一个低层次的娱乐品种提升为一种中产阶级的消遣文化。在1930年代中期以前,比较成熟的全男班的嵊县戏通常占据了市区的游乐场和中型剧场,而一些流动班子和年轻女孩组成的女班则通常在南市码头的小茶楼或简陋的小剧场中,演戏给那些从宁波、绍兴过来的劳工和小商人看。到了1930年代后期,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女班开始成熟,并迅速走红,离开了茶楼,进入了剧院。《上海越剧志》的一个统计显示,在1936年前后,女班多在中小型新式剧场演出,男班或男女混演则多在游乐场演出。1937年底淞沪抗战后的上海进入了孤岛时期,女班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型的新式剧院,男班和男女混演的班子则从衰落到消失,越剧成了女班的一统天下。参见《上海越剧志》1995,第4卷,第6~19页。

女班之进入正规戏院是女子越剧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女班走向成熟,更重要的则是为女子越剧在中产阶级中开拓观众群找到了合适的场所。进入中型剧场之后,行当齐全、演员水平整齐的女班吸引了一大批中产阶级观众,特别是女性,茶楼里的下层看客则留给了流动的小班子去照顾。现住嵊县(现为嵊州)崇仁的张荣标和张艳秋这对老演员夫妇1930年代曾在上海演戏,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才逃回嵊县。在1995年的访谈中,问及当时的越剧观众的问题,两人都说,男班或男女混演的嵊县戏,男女观众数量大致相当。老年人是常客,中年男人喜欢的也不少。在男演员为主的男女混演剧团和女班都唱过的张艳秋补充说,男人比女人更喜欢看女班的演出。为什么?男人们想吃年轻女演员的豆腐。“我是结婚了的,所以没有这个问题。否则男人们肯定会来缠我的。”张荣标和张艳秋访谈,1995年11月。其他受访者对戏班的性别结构与观众的性别结构之间的相关性也有大致相同的描述。女演员小白玉梅,1930年代曾1在新世界游乐场代替其父与男班一起演出她记忆中也是一个不同年龄和性别都有的观众结构。小白玉梅访谈,1995~1996。这种情况在1930年代后期,随着全女班的兴起而开始改变。女班的演出场所与中产阶级女性观众的壮大之间的关系,在《绍兴戏报》的一篇时事评论中有详细的描述:


女班风靡绍兴,男班遂无人问津。此时男班已盛行上海,于是女班也追踪而至。居然后来居上,青出于蓝,一鸣惊人。法租界、南市、小南门一带小茶馆里都有女班,座价很便宜,只一角二角,妇女们趋之若鹜,后来到处风行,如过江之鲫。闻名最早要算王杏花……女班大盛,可惜都在小茶馆里演出,极少高尚看客。于是渐改良,到较大的旅馆中,比较好些。泥城桥通商旅馆开演最早,四马路大中华次之。改革座位,对号入座,果然营业顿增,上等看客也源源而来,座价骤抬高到四角,而邀名角,编排新戏,添办行头,改革之后生气勃勃,上海人的脑筋里已映入的笃班三字。除绍兴人外,各地方人都要看。 《绍兴戏报》, 1941年3月14日。


上述评论所描绘的上海新型剧院与不断增加的中产阶级女观众之间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1940年代初就加入越剧团,兼编剧、导演、舞美于一身的韩义先生指出,民国时期的上海,女子可去的社交场所非常有限。舞厅和主打流行音乐的歌厅和咖啡厅是男人的娱乐场所,舞女歌女出入之地,普通人家和上层社会的女子是不会去的。电影院被年轻人看作谈情说爱的场所,而茶楼传统上也是男人去的地方。因此,戏院便成了中产阶层女性能去的为数不多的地方之一,为迅速增加的女观众群体提供了一个既可观戏又颇合乎身份和礼仪的社交场所。

在1940年代戏剧改革的过程中,越剧的观众群和红火程度进一步扩大,越剧的演出场所也进一步升级,从只有400个座席的大来剧场这样的小中型戏院进入一流大剧院,常年在有900多个座席的九星和1000多个座席的明星等大戏院中演出。据韩义和成容这两位曾参与1940年代袁雪芬“新越剧”改革的编导回忆,“新越剧”吸引了很多年轻的、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的观众。成容说:“核心观众是40岁左右的年轻的家庭妇女,受过教育、有钱有闲。她们经常带了女儿、朋友和母亲去戏院。很多男人都是跟着女伴去戏院看戏的。”成容访谈,2002。根据韩义的回忆:


在上海沦陷时期,由于剧院层次的限制(像大来剧院),观众的层次不那么高。但是越剧已经培养了一批稳定的女性观众,女中学生开始成为戏迷的重要组成部分——小知识分子观众开始发展。在抗战胜利后不久至四十年代后期,雪声剧团进入九星、明星和大上海这样的一流剧院,观众的层次进一步提高,包括了很多大学生。韩义访谈,2002。


韩义和成容的回忆可以与其他证据互相印证,充分地表明剧场、观众和女子越剧兴起的相关性。女子越剧在民国上海的兴起,主要依托于两个略有交叉的新社会群体的兴起,其观众群的主要来源一是上海新兴的中产阶级,包括店员、伙计等中下层男性及有产阶级的太太、姨太太;二是妇女,包括各个阶层、各种职业、不同文化水平和年龄的城市女性居民。而新型剧场的出现为越剧的中产阶级核心女观众群提供了舒适的娱乐场所。如果把越剧放在民国上海演艺界的大脉络中来定位的话,那么无论是从剧种的观众群、社会和经济地位,还是其舞台产品的品位来看,越剧都主要是中产阶级的和女性的。就观众群来看,与沪剧、淮剧等其他地方戏剧种相比较,越剧来自上层家庭的众多女戏迷、女捧客带给了越剧较高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然而,与京戏、话剧比较,当有权有势的上流社会男人及男性知识精英的眷顾给京戏、话剧带来政治和文化特权时,越剧的上层阶级太太们的支持并不能赋予越剧这些特权。越剧因此而处于话剧所代表的高等文化与沪、淮剧所代表的低俗文化这两个极端的中间位置。从文化水平来说,1940~1950年代的越剧导演和编剧大多是高中毕业的小知识分子,观众的平均水平差不多是初中。如果说大学生更多地喜爱话剧,那么,小学文化程度或更低的民众则是沪剧和淮剧的主要观众。各个不同地方戏剧种观众的分层体现的是乡土社会学,这一点将在本章下一节论及。因此,越剧观众的主流可以被描绘为处于雅俗之间的、上海众多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中产阶级男女;同时,简陋而粗糙的越剧小戏班子则多在市中心的周边地带为下层戏迷演出。戴行煌访谈,2001。从性别角度来看,京戏、话剧的主要从业者、观众、捧客多为男性,沪、淮等剧种男女兼有,越剧则有着鲜明的女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