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一 20世纪70年代中国农村的一般特征

人们常将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改革前后的中国农村加以对比观察，因为两个时期的组织制度、生活方式、社会发展等存在巨大差异。两个时期的特点极为鲜明，农村改革之前，中国农村的体制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农村改革之后，中国农村的体制为“包干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两个时期被安徽一个贫穷的小村庄——小岗村给分开了。两个时期的成效也很明显，农村改革之前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村改革初期农业生产效率较高，随后放缓，然后波动前行，农村改革之后无论是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农民住房条件，还是农民的自我认知等都体现出农村改革的成功，相反农村改革前的农业低效就更加凸显。如此差异便激发了学界更多的讨论。

1．平均分配

提起农村人民公社，普遍观点是收入平均主义。“大锅饭”“人民公社大食堂，吃饭不要钱”“大家生活都差不多，普遍贫穷”等是对那一时期的形容。仔细思考这些印象背后有三层含义。首先体现了人民公社的收入分配制度。在人民公社的多数年代里，社员分配同时依据人口数量和劳动投入，但二者的比例不同，通常人口因素占有较大比重，如人口与劳动的比例为八比二、七比三或六比四，这是平均主义分配制度的主要根源。其次，“大食堂”是人民公社时期的重要事件，在人民心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已经成为人民公社的标志，转化为一种符号，一种象征人民公社的符号，也许是该事件太过新鲜，也许是接下来的“饥荒”给人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也许是人们很向往这种生活，总之这一事件在人们心中的印象极为深刻。最后可以总结为对生活水平的描述。普遍贫穷是这一时期的史实，这与农村改革之后形成鲜明对比。总体而言，普遍贫穷的平均主义是人们对这一时期的主要看法。

2．劳动生产率低下

劳动生产率低下是学者对人民公社的另一种主要看法。对于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劳动，一般形容为“出工一窝蜂、劳动磨洋工、下工一阵风”。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和农业劳动的复杂性而带来的监督困难，导致社员劳动积极性不高，进而导致了劳动生产率低下。此时无论是管理者（生产队干部）还是劳动者（社员）均缺乏有效激励：一方面，生产队干部对劳动生产的全过程都实施有效监督是困难的，而且生产队干部也缺乏实施有效监督的激励，因为同一个生产队属于“熟人社会”，生产队干部不可能不考虑情面；另一方面，社员的劳动策略是多挣工分，以保证自家不致沦落为“超支户”，因此所有可能增加其工分数量的工作都是他们努力的方向，社员并不顾及劳动质量和对农业生产的作用，以致产生很多无效劳动。

总之，在缺乏足够激励的工分制下，中国农村将越来越多的劳动投入有限的土地上，结果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与此相对，农村改革之后农户家庭的收入所得为其自家所有，自己是自己的监督者和成果获得者，因此劳动生产率得到快速提高。

3．农业发展缓慢

学者的另一个普遍看法是农业发展缓慢。过度平均的分配制度，以及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在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同时也阻碍了农业的发展，致使人民公社农业发展缓慢。国家通过农业税收和粮食征购价格差从农业中提取了大量“剩余”，这些剩余的提取影响了农业自身的再生产投入，影响了农业的发展。据测算1952-1978年中国农业年均增长率仅为2.9%，远低于改革时期1978-1984年的农业年均增长率7.7%。人民生活水平徘徊不前，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指出：“从1957年到1978年……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都有了增长，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1/4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不到1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

4．一些突出的优点

中国农村改革前，农业发展虽然缓慢，但也为新中国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第一，农业支持了国家工业化发展。没有农业的支持不可能有新中国成立初期如此快速的工业化发展。农业是当时“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工业积累的唯一道路。第二，农业提高了农村社会福利。生产队内部的社会福利基本靠集体自身解决，这些福利的费用来自农业产出。农村人民公社较高的福利水平和较平均的分配制度，使农村社会的老弱病残群体得到较好的帮扶，也使人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第三，农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时期更加注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农田水利建设。有些水利设施至今仍在发挥作用，为农村改革后的农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为当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大幅提升做出了贡献。广大妇女通过参加劳动，使妇女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农村义务教育储备了人力资本。农村是国家劳动力的储备池，当城市需要劳动力时便从农村招入，不需要时便用很少的代价裁减回农村，从而为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

5．研究内容

在对人民公社一般看法基础之上，本书重点关注20世纪70年代的农户收入，具体而言包括三个主要问题。首先，利用统计资料和笔者收集的生产队账本资料，研究20世纪70年代农户间的真实收入差异。尽管人们一般认为这时的收入差异较小，但这种看法极其笼统，本书将利用案例仔细度量这一时期生产队内部农户间的收入差别。这一考察将使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那段历史。其次，研究农户收入差异背后的原因。这部分将包括农户收入流动性考察，即从长时段研究农户的收入差异、人口因素对收入的影响，即家庭周期的影响、家庭劳动力性别结构的影响，特别是女性的贡献、生产队差异的影响等。同时在这部分也会考察农民理性与劳动激励等问题。最后，研究农户收入与农业发展及农民生活。在这样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差异情况下，中国农村、农业得到怎样的发展，农民生活有何变化等。

本书为人们理解20世纪70年代中国“三农”问题打开一个很好的窗口，收入是农民的核心活动，收入中可以体现农户的劳动配置、农户的心理活动等，这是理解农民行为逻辑的较好方式。通过收入影响因素的分析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洞察集体内部的组织结构和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互动关系。能够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家庭人口结构、劳动力性别结构等对收入活动的影响。中国农村人民公社是今天中国农村发展不可回避的历史阶段，当今的一些现象总能在历史中找到影子，中国传统农村的强大延续性或多或少会在现代发生作用，因此很好地理解历史的发展规律将有利于今日我国之农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