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学术史回顾

对人民公社的研究就如同人民公社本身一样跌宕起伏，研究至今可以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实际上早在人民公社正在运行时就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从制度层面着手，国外学者面对人民公社这一新鲜事物仅做些简单的描述，少有深入研究，此时可以称为第一阶段。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对人民公社的研究达到了高潮，此为第二阶段。该阶段的特点是以反思为主，国内学者对人民公社制度做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学者（或主要在国外的中国学者）对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效率、合作方式、取得成效等方面做了很多高质量研究，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反响。但不久随着国外学者关注热度的下降，对人民公社的研究逐渐跌入低谷。进入21世纪以后，特别是第2个10年，随着对农村人民公社档案资料的发掘整理，人民公社研究又重新焕发生机，如在经济史、社会史、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都出现蓬勃向上趋势。

（一）人民公社制度研究

1983年10月《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颁布，标志着人民公社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并且是作为不太成功的形象退出的。因此对人民公社制度层面的研究是首先展开的。目前对人民公社制度的研究较多，包含多个方面，如人民公社政治组织制度、经济劳动组织制度、作为副业存在的自留地制度、妇女组织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粮食等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教育制度、农民流动管理制度等。这方面的研究以国内学者为主。

张乐天（2005）对人民公社制度做了较全面系统的研究，提出“外部冲击，村落传统回应”模型来解释人民公社的各种制度形式。他根据时间将人民公社制度分为四个时段，公社制度导入、“四清”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村落政治、70年代（20世纪，笔者注）中叶的公社制度模式和人民公社的终结。关于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辛逸（2005）在《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研究》中做了较清晰的阐述，并将分配制度分为公共食堂、工分制和家庭副业，分别进行论述。陈吉元、陈家骥、杨勋（1993）主编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和罗平汉（2003）《农村人民公社史》对人民公社的历史发展过程有较细致的描述。卢晖临（2015）在《通向集体之路：一项关于文化观念和制度形成的个案研究》中，利用人类文化学方法集中考察了人民公社制度形成的原因，他认为既有国家强制推动也有农民被裹挟然后用自己的方式推波助澜。黄宗智（2000）利用大量调查资料论证了人民公社时期农业“过密化”的制度基础。黄英伟（2011）研究了工分制度下的农户劳动行为。

其他较有影响的研究，如林蕴晖、顾训中（1995）著《人民公社狂想曲》，安贞元（2003）著《人民公社化运动研究》，薄一波（2008）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刘庆乐（2010）著《权力、利益与信念——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人民公社研究》，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等（1998）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等。

以上研究对人民公社制度做了较全面的论述，突出了发展脉络和制度建设，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人民公社效率研究

所谓“人民公社失效”主要指的是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效率低下。据测算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均低于人民公社成立前的合作化时期和家庭责任制采用时期，农业生产率比前后两个时期低20% -30%（Tang, 1984; Wen, 1993; Fan and Zhang, 2002）。于是解释“人民公社效率损失之谜”曾成为学界主要研究方向，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以国外学者（或在国外学习研究的中国学者）为主，时间为20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也是对人民公社研究的第一个高潮期。

对人民公社效率低下所做的解释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即分配制度导致的激励不足、农业生产特点决定的监督困难、国家战略决策失误导致的资源错配和生产队制度带来的大量无效劳动。

1．激励不足

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是近乎按需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以及劳动工分制多年徘徊不前导致劳动者缺乏劳动的积极性。一些学者从平均主义分配制度与劳动积极性关系展开了讨论（Conn, 1982; Nolan and Gordon, 1981; Putterman, 1987, 1988a, 1988b, 1990, 1993; Hsiung and Putterman, 1989; Bonin and Putterman, 1993; Kung, 1994; Huang etc. , 2016；等等）。分配的平均主义原则一方面是人民公社的制度要求，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国家的资源分配，Kung（1994）指出，“由于国家对农业提取过多，为了保证农户的基本口粮，才实行平均主义分配政策”。

2．监督困难

监督困难是人民公社失效的另一个主要原因。由于农业生产过程漫长、农业劳动十分复杂，对农业劳动者实施有效监督非常困难，不能实施有效监督就不能使劳动和分配有效结合，因此社员劳动积极性低下（Nolan, 1988）。Lin（1988）指出，“由于在农业生产中监督十分困难，因此，监督的准确程度越低，生产队中社员的积极性也就越低”。Lin（1990）用博弈论给出的解释是：在监督困难的合作社里只有社员拥有“退出权”，合作社的性质才是“重复博弈”，社员间“自我实施”的协议才有效，而1958年之后的合作化恰巧剥夺了社员的“退出权”，因而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下降，并最终导致了“大饥荒”。而Kung（1993）、Dong and Dow（1993）指出了“退出成本太高”。

监督困难的另外一面是监督者（生产队干部）缺乏监督的激励，周其仁（1995）、黄少安等（2005）认为源于制度性的产权残缺是监督者激励不足的原因。

3．资源错配

这部分主要从宏观的国家制度方面考虑集体效率下降的原因。国家通过农业税和粮食征购过度提取了农业剩余，是人民公社农业劳动生产率停滞的主要原因（李怀印，2010；冯海发、李徵，1993；武力，2001；姚洋、郑东雅，2008）。黄宗智（2000）提出，人民公社失效的主因是农业内“过剩”的劳动力没有出路，相反农村改革的胜利恰好是将“过剩”的劳动力转移出去，从而更好地配置了资源。孙圣民、刘晓鸥（2014）的计量结果力证了“人民公社制度的生产效率损失主要来源于劳动力的非优化配置”。孙圣民（2009）指出，“国家在工农业关系上调度的失误，导致农业产值和农民收入各损失了1/3的潜在收益”。劳动力性别和阶级成分间配置存在效率损失（黄英伟，2011）。国家的高度控制，使生产队的种植结构不尽合理，由此带来效率损失（张乐天，2005；谢淑娟，2006）。

4．无效劳动

这种观点的持有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生产队是一个熟人社会，生产队的干部对农业生产过程十分熟悉，且在集体劳动中存在同伴监督的压力，所以不存在监督困难和劳动积极性差的问题，而集体效率不高主要源于“无效劳动”太多（张江华，2007；钟霞，2007；柯鲁克，2007）。导致无效劳动的还有农民的“反行为”（高王凌，2006）。

（三）人民公社农户收入研究

除了对人民公社收入分配制度方面的研究外，对人民公社农户收入的微观研究多见于国外学者。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国外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收集人民公社的微观数据，利用西方成熟的方法研究人民公社农户收入问题。如Griffin and Saith（1981）、Selden（1988）、Putterman（1993, 1990, 1989, 1987）、Li（2005a, 2005b）、Hsiung and Putterman（1989）、张江华（2004）。

Griffin和Saith（1981）对人民公社的农户层面收入有较全面的描述。在人民公社农户收入差异方面，已有研究表明到人民公社末期（1979年），中国农村占人口10%的最富裕户拥有28%的总收入，相反最贫困的40%农户仅能拥有总收入的16%（Selden, 1988）。就生产队而言也证明了同样的现象，生产队中最富裕的1/4农户与最贫穷的1/4农户相比，其收入差距有2-3倍之多（Hsiung and Putterman, 1989; Selden, 1988）。人民公社家庭间集体收入基尼系数最高可达0.27，队间集体收入最高可达0.28（Putterman, 1993）。Li（2005a）通过江苏的案例研究了女性与男性的收入差异。总之，人民公社时期农户间存在一定的收入差异。

（四）小结

综上所述，对人民公社制度层面的研究较为充分，但对人民公社社员的收入研究较为欠缺。西方学者最早注意人民公社微观档案资料的价值，并展开了一定的研究，从而带来人民公社研究的高潮。这一时期国外学者之所以关注中国，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人民公社解体，对世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另一方面，西方合作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而人民公社恰好是检验或创新理论的较好案例，所以很多学者选择这一研究。但随着西方经济学发展方向的转变，学者对中国农村人民公社的关注度减弱，从而导致人民公社研究热度下降。近些年随着人民公社微观资料的整理利用，对人民公社的研究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

以往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都关注了人民公社农户的收入情况，但并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对人民公社制度较稳定的20世纪70年代，本书正是在此基础上，利用已经收集的大量档案资料展开农户的收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