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经济法总论方面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经济法总论研究方面，总论的各个主要部分都有较多人涉足，特别是本体论、价值论、发生论、规范论、运行论、范畴论、方法论的研究成果难以计数。尽管上述各部分的研究并不平衡，但其中的主要问题都已被关注。在中国经济法理论发展的新阶段，有必要更多地探讨贯穿整个经济法理论和制度的一些综合性、交叉性问题，如分配问题、发展问题、风险问题、信息问题，并提炼相应的分配理论、发展理论、风险理论、信息理论，等等。这对于中国推进新时代的现代化，可谓极为重要。

在探讨上述问题的过程中，在国家全面推进法治的背景下，尤其需要关注和提炼中国经济法的“法治理论”。整体的“法治理论”包罗甚广，与经济法各个领域的研究都存在交叉和紧密关联。例如，法治理论与发展理论的交融，会生成具体的“法治与发展理论”，该理论要探讨在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在多种复杂因素的“循环累积因果影响”之下，经济法对“法治与发展”究竟起何种作用，如何起作用，以及相应的利弊得失，其中蕴含大量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与此同时，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正在推进新时代的现代化，需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些“发展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法治框架下的经济法规制。因此，在经济法的法治理论中，“法治与发展”或者更为具体的“经济法的良法善治对发展的促进问题”就非常值得研究。

依循经济法的“法治理论”，要推进经济法领域的法治建设，就需要落实调制法定原则。因此，在经济法的许多领域，未来若干年将持续推出大量立法；与此同时，经过多年努力业已制定的大量法律，也需要在不断的有效的解释中实施。据此，经济法研究既会涉及立法论的探讨，也会涉及解释论的思考，并非如某些传统法学者所主张的一定要“从立法论转向解释论”，而恰恰应结合不同情况做出具体分析。同时，无论是立法论抑或解释论的研究，都离不开“法治理论”的考量。

基于上述法治理论的框架，各类经济法主体对经济法的遵从问题，也非常值得研究。经济法的主体非常复杂，其对经济法的遵从度会直接影响经济法的实效。而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二元结构中，政府对经济法的遵从度，是影响经济法运行的关键因素。由于学界对“政府”可能有不同理解（仅是一般公众理解的政府部门，就既包括融入新型调制职能的传统行政部门，又包括不同于传统行政部门的新型独立规制机构），而且作为调制主体的样态又非常多样，因而对于政府或调制主体一方应在多大程度上严格执法，如何保留或体现其适当的调制空间，也会有不同认识，但学界对此还缺少系统研究。与此相关联，法治政府建设并不仅是行政法的任务，还需要经济法维度的思考和规制。目前政府的经济调制和各类主体遵从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恰恰缘于经济法调整的缺失。

同样，依循上述的法治理论框架，还有必要研究中国经济法的“司法理论”。其中，“经济法视角下的中国司法体系的合理构建问题”就非常值得探讨。目前，中国的司法体系正在发生较大变化，特别是法院体系的构建，已从过去主要基于三个传统部门法或三大诉讼法，开始转向重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强调案件的专业性和规模、影响等。现实的各类纷争的综合性，使新型法院或法庭的受案具有很大的交叉性，客观上对解决经济法纷争产生了积极影响。例如，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不仅有助于解决知识产权纠纷，对于解决竞争法领域的纷争也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国家若能设立金融法院或者税务法院，则无疑有助于解决金融法、财税法领域的纷争，从而有助于加强经济法实施的司法保障。在中国特殊的体制之下，整体的法院体系乃至司法体系如何构建，司法权与相关政府部门的准司法权如何衔接，特别是法院与调制机构（或独立规制机构）如何分权，其中都蕴含中国问题，都需要从经济法的“法治理论”的维度展开研究。

以上仅以经济法的“法治理论”为例，简要探讨了在经济法总论中值得研究的问题，其中包含一些可能被忽略的中国问题。这些问题都非常复杂，需要从“经济法哲学”的高度展开研究，但目前系统的“中国经济法哲学”的理论构建基本仍处于被忽略的状态。在中国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已有较大发展的今天，如何推进中国经济法哲学的研究，已成为学界同人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上述各类问题的深入探讨，都需要运用有效的方法。尽管在方法论方面，学界已有诸多探索，但仍有不少可能被忽略的问题。例如，如何理解经济法领域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实证主义？如何提炼经济法研究的结构方法、功能方法、实证方法？等等。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在探讨上述问题的过程中，还需要思考经济法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法定性与政策性等问题，关注所谓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对经济法研究的影响等。在探讨上述问题的过程中，既可发现各国经济法的共性问题，也可观察中国本土的特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