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上的西方学者论人和自然的关系

远古时期，人类的物质生产力和对自然的认识水平极端低下，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也十分有限。在对自然的极度依赖中，人们逐渐萌生了对自然的极度崇拜——意识到周围环境中的某些事物对于自己来说，有着与其他事物不同的，甚至是关乎自己生命的特殊意义。例如，在食物断绝、濒临死亡之际发现一棵可供填饱肚子的果树，在路遇野兽走投无路之时发现一个可供藏身的洞穴……于是，这棵果树和这个洞穴便在人们心中脱离冥冥万物而凸显出来，从而具有了一种神秘的力量。推而广之，人们逐渐习惯性地认为自然现象的背后定有神灵支配，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河流、动物植物等一切自然物也定拥有和人一样的七情六欲、婚丧嫁娶，且法力巨大，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然而，假神力以补人力之匮乏，毕竟只是人类起初“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当人类在逐步扩大的生产和交往活动中加强了对自然的探索，对人和自然关系的认识也被推进了。

一 古希腊人和自然关系的整体主义观

早期古希腊学者思考的“自然”，并非我们如今在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作为自然事物总和的自然界，正如亚里士多德给自然下的定义所指出的，“所谓自然，就是一种由于自身而不是由于偶性地存在于事物之中的运动和静止的最初本原和原因”，自然的最初含义是事物的本原和原因。古希腊学者在表述时，有时也用“神”替代“自然”，同样的，“神”并非神话里与人同形同性的“神”，而依旧指代的是统摄世界的最高抽象原则，即本原。而我们今人所说的自然界，则相当于他们所说的“宇宙”、“世界”，它们受“本原”支配，是其分化演变的产物。因此，当早期古希腊学者提出“什么是本原”这一问题时，实际也就提出了什么是自然的问题，而其关于水、火、气、数、原子等的回答，便是对自然本原的具体规定。

我们可以将古希腊学者对本原的思考概括为两条线索——一和多、变和不变，内含以下四种立场：一是视水、火、气为本原的伊奥尼亚派，认为本原是变化的一；二是提倡数本原说的毕达哥拉斯派，认为本原是不变的多；三是爱利亚派，认为本原为是者，是者是不变的一；四是元素论者，把根、种子和原子认作本原，强调其是变化的多。但不论是哪一种立场，本原都被当作是一个统一的物质载体，学者们的目的是借此从整体上把握自然。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人们的认识水平十分有限，远未达至专注于对事物作本质区别、细心地分解自然界万事万物的程度，因此人们理所应当地认为，天人一体，人与自然通灵，人与万物同出一宗，共同构成大自然。从这个意义上说，早期古希腊学者对自然本原的探讨实际也是对人的本质的追问。如果说“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人和自然关系整体观的最高体现，那么古希腊则可以相应概括为“人-世界”合一。当然，受认识的局限，这样的整体观体现的仅仅是对人和自然关系的直接的、直观的感受，十分笼统，且忽略了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这种状况在古希腊后期有所改变，如普罗泰戈拉提出著名的命题：“人是世间万物的尺度，是一切存在的事物所以存在，一切非存在的事物所以非存在的尺度”，苏格拉底提出了“认识你自己”这句镌刻在德尔菲神庙上的箴言。无论是将这里的“人”和“你自己”理解为与世间万物相区别的人类，还是理解为与其他人相区别的个人，毋庸置疑，人在自然界中的中心地位和人的主观能动性都被凸显了出来。这是古希腊学者认识人和自然关系的一大进步，也为后来者奠定了基础。

二 中世纪人和自然关系的宗教神学观

在欧洲的中世纪，基督教统治一切，人类直面人和自然的思考能力大为削弱。即使论及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全能、至上和仁慈。“我们不必如希腊人所说的物理学家那样考问事物的本性；我们也无需唯恐基督徒不知道自然界各种原素的力量和数目——诸天体的进行，秩序及其亏蚀；天空的形状；动、植、山、川、泉、石的种类与本性……宇宙间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任何存在者不是由上帝那里得到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上帝和自然，以及上帝与人和自然的关系替代了一般意义上的人和自然的关系。具体表现在，首先，人的地位极其卑微。由于人被认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灵魂由上帝掌管着，因此相对上帝而言，人显得十分渺小。正如《圣经》诗篇第八篇所言：“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其次，人和自然被区分开来。这既得益于古希腊后期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凸显，又是基督教神学有意高抬人的地位所致。在中世纪的由目的论制约的自然等级体系中，上帝处于“上帝—天使—人—动物—植物—山川河流”这一体系的最高级，是世界的终极原因和目标，其他每一等级都以趋向上一等级作为自身存在的目的。人于是因为具有灵魂和理智而被与自然相区分开来，被放置于自然之上。再次，人是上帝的工具、手段，分享着上帝对所造之物的统治，代替上帝行使监管自然的权力。《圣经》说：“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蔬菜一样”，“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总之，在中世纪，人和自然关系的总体趋势是人疏远自然而去追寻上帝，即使在与自然打交道时，也是采取一种鉴赏上帝作品的态度，而并不是以独立个体的姿态去探寻自然、认识自然。

但中世纪的人们对劳动和技术的看法却是大大进步了。古希腊人将劳动视为奴隶和非自由人的命运，是将人降低到和动物同等地位的事情。在他们看来，既然大自然是理性的产物，那么，人类的技术当然是蹩脚的，只是对大自然的模仿，无法与之比拟，更无法超越。相反，中世纪基督教神学认为，世界是上帝通过劳动创造的，上帝尚且劳动，人类岂有不劳动之理？《新约》中甚至指明，如果有人不劳动，就不可以吃饭。劳动和技术同是人控制自然的手段，炼丹术、巫术等带有所谓神性的技艺，在中世纪大规模兴起。应该说，虽然无论是劳动还是技术，此时都带着浓重的追寻上帝的痕迹，但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劳动是人和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形式，是人和自然沟通的桥梁，而技术则是关于人和自然进行沟通的具体领域的有效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着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也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

三 近代人和自然关系的机械形而上学观

文艺复兴把人的注意力从天国转向尘世，从上帝转向人自身，人重新发现了自己。加上近代自然科学研究的节节胜利，改造和控制自然的观念被推广到各个领域，人们越来越坚信，自然就像机械一样可以被操作、参与、实验甚至制作，人类是自然的主人，不仅可以认识自然，还可以驾驭自然。这就是近代西方人和自然关系思想的最主要特征。至此，原始思维被彻底摒弃，人和自然相分离的哲学认识得以建立。

物我分离、主客对立的二元观最早可以追溯到伽利略和笛卡尔，他们根据自己在数学和力学上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区分两个世界的观点：第一性质的世界是绝对的、客观的、不变的、数学的世界，是自然世界；第二性质的世界是相对的、主观的、变化的、感觉的世界，是人的心灵世界。两个世界，心灵不占有空间，物质不能思想。他强调两种实体彼此对立，谁也决定不了谁。“心与物之间的区别——这在哲学上、科学上和一般人的思想里已经成为常识了。”笛卡尔这位不肯轻信所谓公理、常识的哲学家，怀疑一切存在的真实性，而独以观察、思考为基石确认思考者的存在，进而承认认识对象的存在。实际上这位批判型的哲学家正是以西方思维常识来批判常识的，他坚信有认识活动必有认识主体，有主体必有相对应的认识客体，充当认识主体的必是有认识能力的人。主客对立的逻辑前提导致西方人建立起无数对立的范畴：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神，灵与肉，有限与无限；主体与客体，实体与属性，质料与形式；现象与本质，原因与结果，理性与经验，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等。其中，人和自然的对立关系是近代西方文化的突出特征。后来，牛顿进一步指出，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用自己提出的力学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来解释。沿着这一认识方向，学者们或是把自然界的一切运动都归结为机械运动，或是提出“刺激—反应”式的机械反映论，或者干脆提出人也是机器。这种世界观的最终形成，一方面，使得把人驱逐出去后的自然缺乏生命活力，被对象化、机械化，人们习惯将之分解为最基本的零部件来认识，“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自然在力的作用下做着范围无限而形式单一的机械运动。另一方面，使世界以人类为中心：与自然割裂开来的人类以一种旁观者的地位反观被对象化的自然，忘却了自己的自然属性，“人是自然界的臣相和解释者”。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人的自由意志的存在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开辟了道路，使人们崇尚于用逻辑和实验认识事物的本质，追求精密分析与严谨逻辑，为人类认知能力的拓展找到出路，为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开辟了广泛空间，但也为人类主体意识的膨胀制造了借口。当人类中心主义大行其道，假科学技术之器具，利用自我创造的优势，不惜向人类生存的唯一家园开战时，人和自然的对立、对抗在不知不觉间加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