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女性文学研究要处理好自身知识生产的问题，关键需要有文化自觉意识。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就是要对本民族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从而“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对女性文学研究而言，这种“自知之明”至少包含了两个层面。

首先，需要以“历史化”的姿态对女性文学发展的历程有充分了解。如果注意到，尽管“现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概念是20年代80年代的舶来品，但“女性文学”创作至少在晚清以降就已经伴随着新式女学生群体的诞生而浮出历史地表，那么，在尊重“女性文学”创作实践的基础上，重新缕析“女性文学”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概念内涵、叙事特点及流变规律，显然，就成为夯实“女性文学”学科领域的必要前提。许慧琦注意到，在欧洲语境中耳熟能详的“娜拉”形象，在20世纪初期进入中国文学书写体系之后，从年龄、身份到价值指向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嬗变，从而承载起了中国社会文化转型期特有的性别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偏离甚至改写了其母题——从翻译政治乃至文化迁徙的角度上看，这种偏离甚至改写，因为指向了文化译入国特殊的文化基因而更值得关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尽管“娜拉”形象构成了现代中国女性书写的重要资源，但实际书写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一形象本身。郭圣莉等人的研究则表明，即使是像“女性味”等看似具有普泛性的美学概念范畴，其实也仍然是特定时期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女人味’‘贤惠’‘时尚’等既是对长期‘铁姑娘’‘女英雄’的反动和对女性性别特征的承认，也是破除了‘男女都一样’的意识形态束缚的男性在‘传统东方女性美德’的幌子下大男子意识的体现，同时还包含着市场经济刺激起来的社会欲望表达。而这都是以中上层女性形象为表达载体的，使这一阶层的女性形象及其生活方式再次成为全体女性的标准与榜样。”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概念转换背后的隐含着的更多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美学范畴仍然是由政治决定的。只有语境化地进入“女性文学”创作领域，将其所承载的地域性、时代性逼现，才能发掘出鲜活可感的在地经验，而获得对其的真正了解和认识。

其次，需要以“历史化”的方式对女性文学/文化研究资源进行全面梳理。要想走出近30多年以来的女性文学研究在理论资源上过于依赖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女性主义的误区，显然，仅仅反思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仍需要立足自身，去梳理、挖掘具有正面建构价值的本土女性研究资源。对于中国这样有着悠久的父权制/夫权制文化传统的国度来说，这种面向理论建构的梳理和挖掘显然具有极大的挑战性。然而，在改造传统文化、激活民间资源的意义上，仍可以说存在可以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例如，是否可以在重新诠释“和而不同”思想的基础上来讨论性别差异问题？事实上，如果摆脱简单地以独立自主的西方妇女运动为标准来看待晚清以来由男性知识精英所倡导的妇女运动，那么后者就不能仅仅被看作一种缺陷，而是蕴含了两性和解的新路径，从而提供了不同于西方式两性对抗的具有“东方智慧”的性别问题解决方案。再如，是否可以征用并改造民间源远流长的“和睦家庭”理念来处理家庭父权制/夫权制问题？如果仅仅立足于妇女个体来进入家庭中的妇女受压迫问题，那么仍然需要处理“少数人”和“多数人”的彼此冲突的权利正当性问题，只有超越与西方式的“公民社会”相匹配的个体概念，建构出更多人可以共享的结构性视野，性别问题的解决才能获得更多人的支持，这方面，延安时期已经摸索出了成功的经验。

可以说，只有有了文化自觉意识，那些以往总是被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女性主义所排斥、所遮蔽的本土女性文学创作经验和研究资源，才能呈现其合理性，才能有底气进一步探索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女性主义对话的空间；有了文化自觉意识，女性文学研究才能在更开阔的历史与现实框架中，重新找回自己的血脉和根基，进而与本土语境发生更切身的关联，从而成为后者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再是异质性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