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自杀“秩序”的价值基础

在上述村庄社会基础上，自杀才会成为“秩序”。用村民的话来说，自杀是“觉悟高”的体现。而不选择自杀，拖累子女不能打工挣钱，则是没有“觉悟”的体现。这里的“觉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当“自杀”成为秩序，老年人面临困境时，自己选择自杀还能保持相对的体面，否则被子女“赐死”是更难堪的选择；另一方面，确实有很多老人愿意接受对自己相当不利的秩序安排，陷入困境时绝望而不抗争，他们还在为子女考虑。尤其是在当前代际关系几乎失衡的情况下，自愿型自杀的数量还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觉悟”是其中较为重要的因素。这种“觉悟”就是老年人一心为了年轻一代的利益考虑。

京山农村老年人的这种“觉悟”要从农民价值观入手进行研究才能获得理解。在传统中国农民心中，生活的意义曾被寄托在“祖先崇拜—传宗接代”的链条当中，有限的人生在无限的链条中获得意义。因此，自己当代的生活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祖先—子孙”的链条要得到完整的延续和良好的维护。因此，在传统中国人心中，自己过得好不好并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子孙能够过得好。如果牺牲自己能够让子孙过上良好的生活，这种牺牲是有价值的，也是人生意义的体现。在传统时代，这种观念非常牢固，人们不仅仅关注子孙，当然也关注祖先，而父母正是即将成为祖先的人，因此在这种观念下，孝道可以得到自然的强化。

而当前，农村中这种传统的价值观正在松动，年轻一代已经没有多少这种观念，而更多地关注自己现世的生活，对老年人的重视程度取决于其对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有用。孝道由此衰落。不过，价值观从松动到完全消失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尤其对于老一代农民来说，在他们心中，过去的价值观念仍然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尽管他们看到年轻一代越来越缺乏孝道，但他们却不会放弃为子孙着想而只顾自己。一旦这样，他们将找不到生活的意义。因此，当遭遇代际关系冲突以及代际交换非常不平衡时，他们往往不会积极抗争。因此，京山农村的自杀秩序便得以维系。

这种自杀秩序的维系是以老年人主体性的丧失为前提的。老人在访谈时说得最多的是“老人动不得，就巴不得快点死”。因为“老人不能动了，还经常生病，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儿女”，因此“老了就该死”已经成为他们的普遍共识。问及老年人自己动不得的打算时，老人们的回答都比较干脆利落，回答无非是“喝老酒”“走一步是一步，到时再做安排”“总不是可以把自己搞死”。村里多数人也认为，今后的老人，无非都要走这条路（喝药自杀）。喝药自杀似乎是老人们命定的归宿。甚至如今才50多岁的村支书也不敢断定自己将来不会自杀。真正让我们震惊的是，老人们不但不排斥自杀，甚至那些受到虐待有自杀计划的老人，也并不严厉责怪子女不孝。

他们总是说儿子们的生活压力也很大，说自己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东西。与同代人中那些富裕的父母相比，他们觉得自己没有给子女留下特别的财产，因此内疚多于对不孝的指责。他们还会与那些同样过得不好的父母横向对比，“老人过得不好的，又不是我一个，个个老人都不行”。但关键是，在传统时代，代际关系并非如此，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并不是以父母给了子女多少财产来衡量的。对于父母来说，生养大于一切，是一切的来源。生养本身就意味着子女必须孝敬父母。如果父母不生养子女，子女就不存在，还谈什么其他的呢！只要父母生养了子女，子女就应该孝敬。而今天，老年人以给予子女财产的多少来衡量子女是否应当孝敬自己，这本身反映了老年人自身主体性的丧失。正是这种主体性的丧失，使得他们自杀时不是在激愤中死去的，而是在对子女的愧疚中死去的，愧疚自己没有能力给子女更多的遗产。

正是有了这种财产性的衡量，老人生活不能自理后，喝药自杀似乎是非常合理的了。也正是这样，老年人患疾病后的自杀常常被村民当作无法忍受苦痛的自杀，而不是与代际关系相关。访谈中，有村干部不解地说：“病了磨不过喝药，也算自杀？”这让我们惊愕万分。在他们看来，疾病导致死亡再正常不过，而自杀不过是结束苦痛的一个方法，因此与病死没有什么区别。在“老人就该死”的氛围下，一个老人患重病后喝药自杀，没有人会刻意去区分属于病死还是自杀。因为得重病之后“治也是死，不治也是死，迟死不如早死，早死早解脱，既解脱自己又解脱子女”，自己少受罪，又减轻了年轻人的负担，去掉了他们的“累赘”。一旦老年人的主体性丧失，他们活到一定岁数，就会埋怨自己为什么还不老死。正因如此，人们将老人喝药自杀、减轻子女负担的想法和行为，认定为“觉悟提高了”。有“觉悟”的老人会得到人们的赞赏，成为他人的榜样，而没有“觉悟”、贪生怕死的老人则经常受儿子媳妇谩骂。老年人“觉悟提高”的过程正是他们主体性丧失的过程。

当前京山农村的代际关系还在继续变动之中，自杀现象也在变动之中，老年人自杀更是变动不居的。但变化的背后也有些规律可循。由于老年人家庭和社会地位的持续降低，而且很难有再提高的制度性因素，因此绝望型自杀可能会继续增多。但这种增多不会是无限的，到一定的程度可能会出现逐步降低。因为农民的代际关系日益不平衡，代际交换也日益不平衡，身为父母的人就会逐渐发现，抚养子女成本太高，而收益回报太少，因此会越来越多地采取平衡措施，对儿女少投入，也较少期待。目前在京山农村，农民踊跃（大约1/3的农户）购买养老保险，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而且随着现代性因素的持续侵入，农民流动性的增加，村庄的传统伦理受到冲击，代际关系的价值基础日渐削弱，越来越多的人会在新的地方寻求生活的意义。

在传统价值从松弛到丧失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预测，自愿型自杀可能会逐渐减少甚至趋于无。因为，一方面人们的观念日趋理性化，自愿型自杀越来越缺乏价值基础；另一方面由于代际关系不断恶化，老年人往往在病重之前就已经绝望，自愿型自杀发生的基础日益削弱。到一定时候，京山农村不平衡的代际关系，会逐步演变成低度平衡的代际关系格局。这样，老年人既不会有很多绝望型自杀，也不会有很多激愤型自杀和自愿型自杀，而只会转变为孤独型自杀，就像今天的城市人一样。那时，农民的主要自杀人群可能不再是妇女，也不再是老人，而是中年男子，他们将因承受过重的生活压力而频繁自杀。这个转变的过程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目前，我们更加需要做的是，关心当下日益深陷困境中的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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