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2002年，费立鹏（Michael Philips）在《柳叶刀》上发表了《中国自杀率：1995—1999》一文，文章指出中国的自杀率已达23人/10万人，已是世界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Philips Michae, Xianyun Li, Yanping Zhang, 2002）。自此，中国的自杀问题成为世界关注的又一重要内容并引起学界广泛的研究。2005年，我们在湖北荆门农村调查时，听人介绍说他们那里没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于是，老年人的自杀成为我们研究团队开始关注的重要课题。

自杀学研究主要有两大学理传统。一是从公共卫生学的角度，运用医学的手段来研究并干预自杀，这一学理传统是当前国内对自杀进行研究的主流解释路径。在这种学理传统里，自杀不是一个社会问题，而更多的是个人生理健康的医学问题。这种研究路径对于解释个体的自杀问题有其长处，但对于解释众多的自杀现象则明显不足。米尔斯说，当一个问题仅仅是少数人的问题时，我们可以将之视为仅关涉个人的私人问题（private issue），而当一个问题变成众多人的问题时，说明这一问题的出现不仅仅是私人问题，而是关涉整个社会的公共问题或者说社会问题（public issue）。对于社会问题的解释如果从个体主义进路切入，则难以把握问题发生的社会机理与外在结构的作用，因此，我们需要运用社会学的视角来解释自杀问题。正是意识到公共卫生学或精神病学的个体主义阐释路径对于解释自杀问题的缺陷，迪尔凯姆（又译涂尔干）开创了自杀学研究的社会学传统。他认为自杀作为一个社会事实，应运用其他社会事实来加以解释；自杀主要不是取决于个人的内在本性，而是取决于支配着个人行为的外在原因（迪尔凯姆，1996）。这种社会学的解释路径构成了西方自杀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学理传统。然而，这一学理传统在国内的自杀研究中明显不足，笔者搜索国内近30年来关于自杀研究的文献发现，从这一路径切入研究自杀问题的学者寥寥无几。

具体到中国的自杀问题，有学者认为西方自杀学传统中研究的自杀现象主要集中于男性，特别是城市里的中年人，这可以从迪尔凯姆的经典自杀理论中找到依据，因为这些人更容易遭受社会失范的冲击，更容易面临现代性所带来的异化、孤独、疏离群体等问题。而我国现代社会中则是年轻的农村妇女和老年人自杀现象很普遍，因而需要我们从中国的本土经验出发，研究中国的自杀问题（吴飞，2007）。吴飞进而用“过日子”与“做人”两个中国特色词汇来解释中国的自杀问题，认为自杀好还是不好，关键在于是否符合过日子和做人的道理。因此，他认为当前大多数人不懂得如何过好日子以及如何做好人，是很多自杀的原因所在（吴飞，2007）。吴飞的研究能给我们很多启发，但他的研究将自杀问题剥离出了其所赖以产生的时空场域和社会基础。而且，实证调查经验也告诉我们，会过日子和会做人，也许恰恰是利他型自杀的原因所在，而不会过日子和不会做人，又恰恰可能是利己型自杀的原因所在，因此，吴飞的研究并未能真正在中国语境下解释中国的自杀问题。另有些学者则运用“丧失理论”模型解释老年人自杀现象，认为随着老年人年龄增大，其机体健康、社会地位、理想与价值观、养老支撑等会逐渐丧失，从而导致其自杀行为（穆光宗，2002；颜廷健，2003）。这种解释框架缺乏效度，因为理论上丧失模型对于所有人适用，但并不是所有人会自杀。

正是意识到上述研究的不足，我们研究团队开始了自己对中国农村自杀问题的思考。其中，陈柏峰（2007、2008）将自杀现象放置于整个村庄生活中，采取一种整体主义视角来检视中国农村的自杀问题。从研究的基本进路上，笔者认同陈的做法。笔者认为农村的自杀问题不能脱离村庄进行研究，自杀是嵌入村庄诸多生活事件中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研究自杀问题时仍需将自杀现象还原于村庄生活之中，而不是从村庄中将自杀现象抽离出来。但陈柏峰（2008）的经验研究仅从价值观的变迁来探讨农民的自杀则有其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推进。笔者认为，导致农村价值观变迁和道德伦理体系坍塌的背后因素是整个农村的结构变动，特别是中国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动，而家庭结构的变动与整个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型又是息息相关的。结构变动后，也许才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化，价值观的变化又反过来再生产出结构的变动。国内已有著名学者研究中国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动，其中对代际关系变迁的考察尤其突出（费孝通，1986；王跃生，2002、2006；阎云翔，2006；贺雪峰，2008）。然而，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研究家庭结构变动与自杀的关系。事实上，笔者认为家庭结构变动中代际关系与夫妻关系的双重失衡是老年人自杀秩序形成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本文中，笔者以自己在湖北省京山县E村的调研经验为基础。京山县位于湖北省中部，地处大洪山南麓，江汉平原北端，位于鄂中丘陵至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截至2004年底，京山县人口635780人。京山县辖14个镇，25个居委会，406个村委会。E村为京山县东南部某镇的中心村，现有人口1757人，现有耕地计税面积3762亩，实际耕地面积5000多亩，以水田为主，人均耕地2.5～3亩。该村地形主要属于丘陵，有14个村民小组，村组干部共9人。

本文资料收集方法为无结构访谈法，资料收集时间为2008年9月26日至10月12日。本文以农村老年人自杀为具体分析对象，以家庭结构的变动为切入口来分析和研究农村老年人的自杀问题。本文属于个案研究，虽然未必能够展示问题的普遍性，但村庄作为社会的缩影，对个案进行剖析无疑有助于我们了解整体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