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阶层分化下的代际关系与焦虑释放

（一）高度竞争与代际关系逻辑的转变

高度竞争要求家庭中每个成员都参与进来，尽其所能贡献自己的力量。老年人被拉进这个阶层竞争体系原因有二：一是当前农村的养老模式还是家庭养老，老人需要子代养老送终；二是老年人对子代有较强的情感寄托和“恩往下流”的思想。比较而言，前者更根本。因此，老年人也切身感受到了子代家庭的竞争压力和地位焦虑，子代期待或“强迫”老年人为家庭的竞争服务，或者至少不添负担。

这样，老年人在子代的竞争中能不能发挥正面作用（“有没有用”），就成为子代考量代际关系的最基本标准。“有用”即能为子代在竞争中创造财富，或多或少减轻子代的负担，那么代际关系就相对平和，子代对老年人的态度相对较好，关照相对较多。“没用”即不能为子代创造财富，甚至要子代为他们付出，从而使子代在竞争中处于劣势，那么代际关系就会变得紧张，子代嫌弃老年人，对老年人态度恶劣甚至辱骂殴打，不给吃穿和医疗费，等等。代际关系由传统反馈模式向阶层剥削模式转变。

反馈式代际关系讲究的是抚养与赡养的均衡，赡养是子代对父代抚育的回馈，并认为子女赡养父母不仅包括经济方面，还包括生活照料和精神安慰等方面，子代在父代失去劳动能力时为其提供生活费用，当其生活不能自理时提供照料服务，使之安度晚年（王跃生，2010）。反馈模式更多地带有伦理色彩，其基础是尊卑孝悌的伦理秩序。剥削模式讲究的是父代对子代在竞争上的付出，而不是子代对父代在抚育上的回馈。在这里，父代对子代有着无限的责任，除了将子代养育成人、为其成家外，还要为子代的竞争耗尽毕生，否则就换不来子代的送终义务。如果说反馈模式是一种相对平衡的代际关系的话，那么剥削模式则是极度不平衡的代际关系，它以子代的较少付出与对老年人的剥削为基础。

在剥削模式下，老年人既可以是竞争的筹码，也可能成为竞争的负担。子代在如何对待老年人，诸如养老、分家、治病、看护、送终等事项上，总是嵌入一种赤裸裸的利益和物质的“算计”（郭于华，2001），看怎么做“划得来”，怎么做“划不来”，划得来的做，划不来的不做或少做。以下案例就是当地剥削式代际关系的典型：

我哥哥去年61岁，得了癌症，去治的话要花4万块钱。他的儿媳妇算着老人治好以后应该还可以活10年，每年种田赚的钱不止4000元，加起来要超过4万块钱。给他治病是划得来的事，后来儿媳妇就借钱去给他治了。要是我哥哥去年71岁，治好了也干不了几年活，即便干活也赚不了多少钱。那么，他儿媳妇肯定不会出一分钱给他治病，他就只有等死。（高某，60岁）

老年人在剥削式的代际关系下，没有任何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他们在子代的“有用”“没用”与“划得来”“划不来”的算计中，犹如木偶一般任其摆布。可以说，在缺少伦理关怀、丧失父权和经济缺乏独立的条件下，老年人成为子代参与阶层竞争中的一颗“棋子”，有用时用，没用时弃。当然，并非农村所有阶层存在剥削式代际关系。笔者对这些村庄81名其子代属于富裕阶层的老年人的安置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见表7），从中很难看出子代对父辈的算计。除富裕阶层之外，其余三个阶层的代际关系都有不同程度的算计和剥削，中下阶层最高，中等阶层和中上阶层次之。这说明，富裕阶层的代际关系反馈性较强，剥削性较弱，代际关系较为平衡，而其余阶层的代际关系更具有剥削性质，反馈性较弱，代际关系失衡较严重。

（二）焦虑的释放：代际分工与代际剥削

农村家庭内部通过代际分工与代际剥削，使老年人服务于子代的社会性竞争，以此释放子代某种程度的地位焦虑。下层农户的竞争压力越大、地位焦虑越甚，代际分工就越明显，代际剥削越严重。

代际分工是指家庭内部分工中，拥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留守农村从事农业及相关生产，年轻人外出务工或做生意。通过代际分工，一个家庭就拥有了两笔收入，一笔是农业及相关副业的收入，一笔是外出务工的收入。一对夫妇外出务工，除去生活开支，一年下来可净赚1.5万～2万元。老年人在家耕种土地，一亩一年可净赚1200元左右（见表8）。如果一个家庭有15亩左右的土地，那么其纯收入超过1.5万元，这笔收入并不比外出务工收入低。这样下来一个家庭的总收入可在3万元左右，达到中等阶层的收入水平。老年人在农村除了耕种外，还要给子代照顾小孩、走人情、看家护院以及自我养老，这都为子代家庭节省了很大一笔支出。

一年难得回来一两次，回来都是吃公家的（指由父母承担生活费用），谁会愿意分家？分家了孩子留给父母养，钱就蛮难算，不分家好多地方能够马虎一点就马虎一点过去了。我们反正尽量每个月寄点钱回来，有时候有点什么困难的话，他们（指父母）那边还能够承受一下。（李某，29岁，现在外务工）

我两个儿子，每个儿子又给我生了一个孙子，这两个孙子都是我养大的。大孙子现在已经上大学了，跟我们可亲热。小孙子在念高中，刚才还在向我要钱去买衣服，他奶奶给了100块钱他还翘着嘴巴不太愿意，给了300块才走。他父母都在广州打工，平时说要寄钱给我，我说不要他们的。我现在还干得动，每年能搞个万把块钱，能够让他们享点福就享点福吧，我也不想他们回报什么。（王某，68岁，儿子属中下阶层）

可见，老年人在家的收入对子代家庭晋升上一阶层至关重要。排除这笔收入，子代家庭则可能只在其所属阶层徘徊。因此，这里的老年人一直要干到不能劳动为止，8个村庄尚有近90岁的老人通过劳动自食其力。

代际剥削是通过剥削老年人的劳动果实并放弃对老年人的赡养义务，以增加子代在社会性竞争中的筹码或者减轻竞争的负担。上述代际分工的形式，本质上是代际剥削。代际剥削最极端的表现与结果是老年人自杀。

总结相关调查资料，当前农村代际剥削有以下典型形式。

1．老年人有劳动能力时，直接剥削老年人的劳动成果。

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子代倾向于推迟分家，老年人单过的诉求就得不到应允。“会做人的老人不能单过图舒服”，他们得与子代一起生活，这样就能更好地为子代干活，并且赚的钱及积蓄应全数交给子代。但是，一旦“身体”被榨干、丧失劳动能力，老年人就成为子代竞争的包袱，子媳就开始埋怨老人，于是家庭矛盾顿起或升级，最后逼得老人主动提出分家。调查发现，现在单过的基本是缺乏足够劳动能力、只能自己糊口的那一部分老年人。跟子代生活在一起，很容易产生家庭矛盾、代际纠纷，这是老年人激愤、绝望自杀的诱因之一。另外，要劳作到没有劳动能力为止，让很多老年人因看不到生活的尽头而自杀。

案例1 王某，男，86岁，有劳动能力，身体很好，有一个儿子。虽然86岁了，儿子媳妇仍将他当“壮劳力”使用。老人自己种田的收入除了自己吃外，剩下的全给了儿子。老人有一个爱好，喜欢喝点小酒，儿子媳妇因此感到很不满，认为应该将喝酒的钱也给他们，因此经常骂他。2008年农历正月初一，老人喝酒遭儿子媳妇痛骂后，无奈之下喝药自杀。

案例2 张某，男，75岁。自杀之前他与老伴种了几亩口粮田，放几千只鸭子，一年能够收入几千块钱。老人有三个儿子，老大是原来老婆生的，老二、老三是现在的老婆生的。老大的家庭条件比较好，他就把钱全部给了其他两个儿子。2006年时，老人原来住的房子坍塌了，于是老人就跟老三住，老伴跟了老二。与儿子、儿媳妇同住后经常磨嘴吵架。老人觉得，我所有的钱都给了你们，你们还不孝顺，还跟我扯皮，心里想不开，就喝药自杀了。

案例3 俞某某，60多岁，在调查者进村之前刚刚自杀。该老人有三个儿子，老三两口子在外地打工，把小孩留给老人抚养，老二在镇里打工。老人住在大儿子家，每日除了要接送在镇里上学的孙子外，还要帮大儿子做农活和家务事，生活不堪重负。自杀前，老人放牛时和另一位老人说“活得太累，看不到头，不如死了算了”。当晚老人就上吊了。

2．老年人丧失劳动能力或得了大病后，子代不予养老、医治，间接剥削老年人。“老人能劳动就是个人，不能劳动就不是个人”，这是当地高度竞争下的普遍共识。老年人丧失劳动力就成为子代纯粹的“负担”，丧失了实质性的剥削价值，代际关系就会变得十分紧张，家庭氛围对老年人十分不利，老年人觉得生活得很憋屈。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连基本口粮都要自己向儿子要，要看儿子、媳妇的脸色，有时还拿不到口粮。如果有几个儿子，则很可能因子代的相互比较、推诿，谁也不养老。有的子代甚至公开辱骂、虐待老年人，巴不得老年人早点死。很多老年人受不了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而绝望地自杀。

案例1 李某某的二叔和二妈，2007年先后喝农药自杀，死时皆已70多岁。他们只有一个儿子，儿子的家庭情况在村庄中处于中上水平，老两口一直是单独生活。老太太得了腰椎间盘突出，不能走路，坐在椅子上腰也不能直起来，一直由老伴照顾。自杀前这样生活了5年，媳妇从来不登门。老太太没病时，两人尚可以自食其力，而老太婆病倒之后，老伴也不能劳动了，生活每况愈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儿子、媳妇也没有照顾他们。最后发展到老人吃饭都成问题。老人便商量着一起喝农药自杀。因为老太太生活不便，老爷子要看着老太太死在自己前面，便喝得比较少，没有立即死亡。老太太死后，儿子忙着给老太太办理丧事，知道老爷子也是决心要死，就没有采取治疗措施。第二天，老太太出殡时，老爷子也死了。受访者李某某说，这个兄弟盼望着自己的父母赶快死，死了之后埋了就算了。

案例2 贺某和张某也是一对夫妻，妻子张某2002年自杀，丈夫贺某则在3年后自杀，自杀时都是60多岁。他们有两个儿子、两个姑娘。两个儿子在养老上闹意见，分配不过来，最后抓阄，老太太归大儿子养老送终，老头归小儿子管。但两个儿子都不养老人，还破口骂老人，老人气不过。小儿子性格更加古怪，不仅不管老人，还经常辱骂和动手打老人，村里人都晓得这些事。受访人分析说，老人千辛万苦将儿子养大，操心得很，媳妇也娶了，屋也做了，老人还给儿子带孩子、做事，儿们还骂还打，老人就生气，气不过就自杀。

老年人生病，若是伤风感冒等小病还好说，挨挨就过去了，或老年人自己花点钱医治，关键是大病，即治疗费用超过3000元的病。医疗费用在3000元以内，由诸子分摊，如果超过3000元，子代就不会花钱给老年人治病。一位媳妇谈起此事时，坦诚地对调查人员说：“要三四千的话，我们也拿不出，反正人总是要死的，年纪到了，治也没这个必要，治得好也增加了子女的负担，治不好子女们也难服侍。”这便是说，为老年人治大病，一来是增加子女的经济负担，二来是增加子女服侍的时间与精力。前者是显性成本，一旦支出，就减缩了子代家庭参与竞争的资本，压缩了显示身份、地位的符号消费；后者造成的是机会成本，子代可以用这些时间与精力去创造足以增加竞争砝码的财富。许多老年人得病之后，怕子代不医治、没人照顾，就提前自杀了。因丧失劳动能力、大病后得不到医治而绝望自杀的老年人数，占老年人自杀总数的23.4%，近年有激增趋势。

案例3 李某某的大妈在2002年上吊自杀，死时不到70岁。老人的丈夫去世多年，她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没有结婚就死了，二儿子的老婆已经死了30多年，现在没有老婆，家庭经济状况非常差。三儿子经济条件较好，属于中上水平。老伴死后，老太太一直单过。二儿子的生活自顾不暇，一直在外面飘荡，照顾不到老太太。小儿子虽然家庭条件较好，对她却不冷不热，晚年的生活非常凄凉。自杀之前（老太太）得了小病，但远没有到生活不能自理的程度。受访者李某某认为，老太太之所以自杀是恐怕自己将来没有人照顾，活受罪，与其没有什么意思地活着，还不如早早死了好。

3．老年人空虚无助，子代未予照料，间接剥削老年人。在当地农村，丧失劳动能力但尚能自理的老年人一般单过，即便与子代名义上没分家，但因子代长年举家外出务工，老年人实质上还是单过。如果老年人的老伴在世，则可以相互照料，相互排除寂寞，一旦有一方去世，单过的老人便会遭遇精神空虚、生活无助等问题。在选择是留在家里照顾老年人，还是将时间、精力花在竞争大业上，前者机会成本太大，很可能受拖累而失去赚钱的机会，所以一般情况下子代会选择后者。如果老年人得病丧失自理能力，需要子代切实地照顾，那么子代会十分愤懑，期待老年人早点死去。D村受访者告诉笔者，这样的老人“基本上没有正常死亡的”。

案例1 F村原村主任、现年50岁的王某身体还很强壮，完全可以出去打工，但他没法出去，因为他家里还有个80岁偏瘫老母亲。他对笔者说，“（老母亲）说不定哪天就死了，不守着怎么办呢？”他毫不忌讳地说，希望自己的母亲早点死，这样他可以趁着还能干活，早点出去打工挣点钱，再拖几年出去也没人要了。

案例2 2010年，F村一位60多岁女性老人自杀。这年老人在家生病，打电话给在广州打工的三个儿子。三个儿子都请假回来了，其中一个说，“我们只请了7天假，假期一满，就要回去上班。这7天内，你死也得死，不死也得死。”后来，老人便很快自杀了，儿子果然在7天之内办理完老人的丧事，然后大家又回去上班。

更有甚者，有一中年男子为了能出去打工，在重病母亲的床边放一瓶农药，说：“你还是喝药死了吧，你不死我怎么出去打工？”这一句话在当地广为流传。事实上，很多被认为是自杀的老年人，其死亡存在一些疑点，如老年人卧床动弹不得，何来农药？受访者分析是子代故意放在老年人床边的。老年人死后，子代就可以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地外出打工。

被子代撇在家里的“老年未亡人”，则很可能因受不了空虚寂寞，以及生活上的无助与不便，最终选择自杀。当然，若是能像富裕阶层那样安置老年人，也就不会有老年人的这种自杀，但这对于其他阶层农户来讲是巨大负担，因而没有人这么做。这类自杀占23.4%，近10年有迅速增多的趋势。

案例3 X1村天山组一女性老人，60多岁，独居，2007年上吊自杀。她有三个儿子，大儿子40多岁，有一子一女，一家人都在外打工；二儿子有一子一女，都在上大学，他在农村杀猪；小儿子的男孩上高中，夫妻二人在外打工。老太太患有偏风（瘫），久治不愈，躺在床上没人照顾。上吊时由于房梁太高搭不上绳子，老人就把绳子系在了窗框上，但窗户高度不够，老人就将双腿弯起来，可见其必死之决心。老太太上吊后数天才被邻居发现。

案例4 X1村天山组另一女性老人，70多岁，2008年喝农药自杀。老太太有一个儿子，她一直跟儿子住在一起，腿有残疾，生活不能自理。2008年儿子一家决定出去打工，老太太不大愿意，说“你们要走的话，我先走”。儿子一家外出打工后，老太太果然就喝药自杀了。数天后因尸体发臭才被人发现。

4．老年人不给子代添负担的心理加重，以自杀来为子代减负，子代间接剥削老年人。身处高度竞争的阶层结构中，老年人切身感受到子代的“不容易”。随着社会性竞争愈发激烈，老年人不愿给子代添负担的心理也越来越明显。当老年人重病在身，或者丧失劳动能力时，老年人就越来越感觉自己是子代的负担。子代对老年人越好，老年人这块心病就越重。此时，他们为子代减负的唯一方法就是自杀。此类自杀占15.9%，近年有快速增多的趋势。

案例1 李某某，60多岁，2006年撞车自杀。李的自杀一度成为D村热议的话题。李只有一个儿子，家庭经济状况属于中等，子女在上中学，负担较重。李的老伴去世早，一直是一个人生活。自杀之前一直患有冠心病，儿子还算孝顺，多次为父亲治病。为了看病，花掉了儿子不少钱，但仍久治不愈。老人为此十分心疼，于是产生了自杀念头。自杀前，他曾跟儿子说过，如果他死在外面某个地方，不要去找他。老人本来想上吊或喝药自杀，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本村民组的人，有人开玩笑地给他建议，与其这样，还不如在村子旁的公路上撞车自杀，那样还可以给儿子赚一笔赔偿金。没想到，李真的这样做了，他撞的是一辆跑长途客运的大巴车。事后，该大巴所属公司赔了李的儿子4万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