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农村老年人自杀与底层的去道德化建构

（一）阶层分化与底层的去道德化建构

从上述对老年人自杀的分析来看，代际剥削是老年人自杀的直接原因。因代际剥削导致的老年人自杀数量仍在增加，说明这一现象背后必然存在一种对老年人自杀进行合理化、去问题化处理的机制。通过这种处理，一方面对代际剥削及老年人自杀进行去道德的包装，使其成为日常生活中再正常不过的事；另一方面，反过来又强化这种行为，使这种行为不断地被制造出来。这种机制便是底层的去道德化机制。

调查时受访者称，在2000年前，老年人自杀还是一个忌讳的问题，对子代的声誉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当时农村流传这样的说法，老年人自杀让“儿们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但是，2000年以后，随着农村阶层进一步分化、社会性竞争日趋激烈，代际剥削越来越成为人们释放竞争压力和地位焦虑的手段，老年人自杀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子代在老年人自杀“当天就抬起头来了”，甚或“从来就没有低下过头”。老年人自杀对子代的负面影响逐渐消失，人们对老年人自杀的评价已发生转变。在农村各阶层中，至少中上阶层、中等阶层和中下阶层参与了这一去道德化的过程。富裕阶层较少介入村庄社会生活，同时又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妥当地安置老年人，因而没有参与这个过程。事实上，他们“最怕老年人照顾不好，毁了他们的名誉，到外头不好做人”，因此他们会尽量将老年人照顾好。下面的案例在富裕阶层中比较有代表性。

案例1 X1村的明老汉现年92岁，老伴去世多年。老汉有四个儿子，大儿子已死，其他三个儿子都在上海经商，共同成立了废品收购公司，都在上海居住。老人身板还硬朗，生活能自理，不愿意跟儿子到城里生活，便在家单过。前几年邻居张某问他，“你儿子、媳妇都不在家，不能动了怎么办？”老头回答说，“你别管我，我会准备好，不能动了就死”。明老汉的意思是准备农药，到时自我了断。后来老汉的儿子回家，张某就讲了这个事。儿子便骂父亲说，“你要这样子（自杀），我们就没法做人了。不能这样搞，要不你把我们送到当铺里去？你要钱给你钱，不能动了，我们回来服侍你！”老汉的儿子回上海之前，把手机号码给张某，嘱托他，“老头子没开门，就给我们看下，有事情及时打电话通知我们”。之后，老头跟张某说，“不买农药了，儿子不让，怕毁他们的名声”。

底层的去道德化是处于较低阶层的中上阶层、中等阶层和中下阶层彼此同情性理解的产物，也是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默不作声，即共同制造的“合谋的沉默”（Scott, 1990）。去道德化之所以能成立，一是参与共谋的各阶层的资源占有量都相对有限，在激烈的社会性竞争中，如何获得更多资源，以及如何减少在其他方面的消耗，是它们的当务之急。二是一切以有利于子代的社会性竞争为主的评判标准。三是子代拥有对老年人的“专断权力”。去道德化以子代群体的单方面认可为准，老年人无法在村庄层面发声，他们的所有行为是匿名的（郭于华，2008），包括自杀。

（二）底层去道德化的策略

基于上述前提，各阶层使用了以下去道德化策略：

1．强调子代的难处

子代处在高度的社会性竞争中，必然有其难处，底层一般将这个客观因素放大，以冲淡传统“只要老年人自杀，不问青红皂白，就是儿们不孝”的道德判断，从而建立子代在事件中的“无辜”形象，给子代解套。针对子代不给钱粮、不照顾老年人的行为，新的论证不外乎是，“年轻人也负担重，一家四五口人吃饭，不容易；现在消费又高，什么地方都得花钱，人家有的你不能没有吧，都是一个湾的，看不过去；几个孩子不是上中学，就是上大学，都是正要花钱的时候；不是不给钱不给东西，他们也有苦衷，各方面都谅解他们”。类似的话不仅在中、青年人口中说出，老年人也常这么说。

对于子代外出务工而造成老年人因空虚无助自杀，人们则更有话头，“老年人不能动了，对下代不利，对自己也不利。得病一两个月，你不能一下死掉，后代总不能整天在你身边，天天给你吃、给你喝，也不能怪后代。他们请不起人来服侍，不出去打工，家里更贫困”。

2．强调老年人“恶”的方面

这主要是针对家庭矛盾导致的老年人自杀，将过错归咎于老年人，给老年人上套。受访的中年人一再强调，家庭矛盾“也不只是儿们的问题，老年人也有过错，老人不会做老人，搞得兄弟、妯娌都不和气”。甚至老年人的性格也是死罪，“老年人个性太强，不好，邻里都不喜欢，都巴不得他早点死去，对自己，对子女，都是好事。”这样一来，老年人就“必死”，而且应该死。

3．强调年轻人“善”的方面

在强调老年人“恶”的同时，阶层间还从侧面给子代解脱。受访者在评价自杀老人的子代时，总是要额外地强调，“他人很好，与邻里的关系都处得好，人并不坏，他也不想出这个事”。

4．强调老年人自杀的国家责任

调查中，无论自杀者家属，还是其他村民，都宣称老年人自杀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认为国家不管，以后老年人自杀会越来越多，从而建构了老年人自杀的国家责任。某位自杀老人的儿媳妇就直白地对笔者说，“现在做儿女的家庭经济压力都比较大，照顾老年人力不从心，希望国家能够给老年人一些补助”。受访者埋怨乡村干部对老年人自杀不闻不问：“后面二三十年，国家对这个老年人，要想办法，不想办法不行。老了，靠儿子靠不住。国家要把老年人聚集在一起，娱乐娱乐，就和谐了，不然家庭和睦都出现问题。国家政策不改，老了，都要走自杀这条路。”这种责任外挂的叙事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卸了子代的责任。

5．强调老年人的道德境界

老年人在老死、病死之前自杀了，对子代来说，无疑是减轻阶层竞争负担的有益之举。因此，底层最终建构了一套不追究自杀原因的话语体系，只要是老年人自杀，都是“老年人觉悟提高”的表现，即能够意识到自己老了、病了，成为子代的负担了，自杀既是对自己的解脱，更是为了给子代减轻负担，为子代着想。“能够认识到这一层，说明老年人在道德上提升了境界。”有“觉悟”的老人会得到人们的赞赏，成为他人的榜样。没有“觉悟”、贪生怕死的老人则忍受子代的气，被子代瞧不起。常有媳妇这样谩骂这些“苟活”的老人，“你怎么还不去死啊，人家都喝药了，你不去喝？”也有他人背后指责这样的老人，说他们只知道自己“享清福”，一点都不为子女考虑。这样的老人在子代们建构的“新道德”面前抬不起头。至此，对于老年人而言，自杀本身成为最高的道德。

综上所述，通过给子代解套、责任外挂，给老年人上套、戴上光环等策略，农村底层在彼此同情性理解中完成了让老年人合情合理、心甘情愿地走向自杀，让子代没有心理包袱地去道德化建构。这种“自杀秩序”在各阶层共谋的“符号暴力”中得以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