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慢性病的三种分析视角

在医学理性主义逻辑盛行的今日，疾病作为生物医学意义上对身体或行为功能受阻的规定性这一看法是占有重要的话语地位的。由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ICD）是国际统一的疾病分类方法，在全球范围具有其权威性。然而，通过理性思维对疾病的近乎完整性与系统性的分类勾勒，依然无法回避大量未确定的疾病发生、诊断演绎及归属，而更多带有时代性、社会性的疾病，如天花、疟疾等，依然在ICD中或被保留或被更换说法使用。

以我国的疾病演绎图谱为例，新中国成立初期，传染病（作为典型高发疾病与高死亡性疾病）的发病率伴随卫生条件的改善，有了极大的下降趋势，但在预防接种的普及和抗生素的广泛应用方面，又随之出现新的状况。20世纪后半叶的研究发现，我国疾病谱又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慢性病逐步取代传染病，占据我国疾病榜的前列。在慢性病的疾病谱变化中，据统计资料表明，20世纪70到90年代我国恶性肿瘤的病死率上升了11.56%, 2015年调查显示，恶性肿瘤已成为我国城市居民第一死亡原因，农村居民第二死亡原因。随着社会经济、健康行为、生活方式等个体危险因素的增加，心血管疾病发病率逐年增长，我国近期统计资料也表明，心血管疾病已成为慢性病死亡的首要病因。近20年以来，糖尿病患病率升高了10倍左右。对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对患者造成的身心伤害进行救济，是增加国家疾病经济负担的主要原因（申珂等，2017）。以2014年为例，我国全死因死亡人数为984万，其中857万人死于非传染病，占全部死因的87.1%，其中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分别占全死因死亡人数的45.0%、23.0%、11.0%和2.0%（朱成华等，2016）。

显然，生病这件事，看似身体的病理性显现，实际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环境、人口资源结构、教育、饮食等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在拉丁语中，patient与passion一词一样，词根为拉丁语中的pati-，意为“遭受、忍受折磨”。在美国医学人类学家Hahn（2010: 6）那里，“患病”从本质上说，是人的身心或自我——意识、身体、灵魂或与世界的关系正在经历一种他/她并不想经历的状态。因此，患病的判定取决于它的承受者，也就是病人的看法或感受。如果是以病人的看法或感受为依据，伴随而来的则是更多差异性与多样性的呈现，这其中充满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意涵，分析的视角亦在于人与其环境间的密切关联与互动。

通过对国内外慢性病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文献的梳理，我们尝试通过“病况、影响、行动”的过程性思路，初步归纳梳理出三种不同的观点、研究趋势。第一，“破坏说”的慢性病社会学研究认同慢性病是一个破坏性的事件。大批欧美社会学家围绕“人生进程的破坏”，系统关注和思考慢性病凸显的社会结构问题。第二，“解释说”的身体社会学以及医学人类学研究文献表明，与其关注慢性病所直接引发的个人或社会结构的破坏，不如系统反思导致慢性病的种种社会、文化及诸多压力源。第三，“抗逆力说”的研究表明，经历或正经历严重压力或逆境的个体，其身心未受到不利处境影响并愈挫弥坚，慢性病作为一种挫折或逆境状态，并不一定引发个体种种消极结果，反过来，可能会成为他们挑战生命存在的一个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