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破坏说

持“破坏说”观点的慢性病社会学研究者认同慢性病是一个破坏性的事件，疾病直接导致患者正常社会生活的破坏或是中断。大批欧美社会学家围绕“人生进程的破坏”，系统关注和思考慢性病突显的社会结构问题（Blaxter, 1976; Bury, 1982; Locker, 1983; Corbin & Strauss, 1985, 1988; Charmaz, 1991; Anderson, 1992; Becker & Kaufman, 1995），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Michael Bury的经典作品《作为人生进程破坏的慢性病》（1982），在该文中，作者详细勾勒了慢性病作为一种破坏性事件，对病人日常生活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的认知方式的破坏，预示着某种程度上的痛苦与社会参与感上的无力境地（Bury, 1982: 168-170）。此外，在另一篇文章中，Bury详细研究了慢性病带来的实际后果和象征意义，认为慢性病破坏了一个人的人生进程，意味着病人要接受痛苦和苦难，甚至死亡（Bury, 1988），这就为考察疾病对人生进程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Sanders et al., 2002），从而也把慢性病研究从泛泛的疾病描述转向了社会结构与文化形式（Lawton, 2003: 25）。

与解释社会学过分关注意义而不太关注更广阔的结构性因素不同，在Bury等人看来，关注人们采取的积极行动，并不意味着忽视个体的社会地位和资源对慢性病的影响。如果能够在急剧变迁的社会背景下研究个体经历和社会地位之间的互动，我们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调和解释社会学和结构社会学这两种貌似对立的思路（Bury, 1991: 464）

正是该文的“破坏”性发问与详细阐释，让其所在的《健康与疾病社会学》杂志达到创刊以来（1979～2003年）被引用次数的高峰（Armstrong, 2003）。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乃至今日，“破坏说”式的话语表述掀起了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护理学等领域对慢性病的广泛反思。如Nocon（1991: 459）的研究表明，哮喘病对儿童自信感乃至社会融入态度的形成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Bytheway和Furth（1996）发现学校教师对哮喘病患儿的怀疑态度常常会让患儿对自己是否能参加体育活动感到不自信；Becker（1997）在其《被破坏的生活》一书中详细探讨了病人如何在混乱的世界中活出人生意义等。

如何准确理解所谓的“破坏”? Bury（1997: 118）借用了世界卫生组织（WHO, 1980）对“破坏、伤残和障碍”的分类性界定，认为“破坏”（impairments）指的是任何心理、生理及躯体结构与功能意义上的缺失或是异常；“伤残”（disabilities）指的是因为各种躯体性破坏所导致的人的正常活动的限制及缺少；“障碍”（handicaps）指的是因为破坏与伤残所导致的既定个体的处境不利境地，进而限制或妨碍了其作为正常人的社会功能的实现。显然，对上述三个概念的区分，直接告诉我们慢性病的发生不仅攻击了患病者的身体，还破坏了其社会生活；疾病事件不仅源于疾病本身，还来自重要他人的反应，这对于成长中的儿童及青少年而言，影响力来得更为直接且作用深远。

基于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Bury着重阐述了作为一种长期甚至是终身性疾病的慢性病带给病人的依赖性、反复性特征。当然，尽管详细阐述了慢性病带给病人很多生命进程的破坏，Bury在另一篇文章中进行了某种调和，承认很多病人还是采取了很多积极举措，调动各种资源去改变现状，这里有必要清晰区分应对（coping）、策略（strategy）和风格（style）三个关键术语，用以更好区分疾病应对的三个维度，其中“应对”指个体尝试接纳疾病带来的种种后果与认识上的改变，“策略”关注人们采取的行动或是调集各种资源所进行的既定文化选择背景下的社会行动，“风格”指人们的反应方式，或是应对疾病的办法，这背后直接体现了不同阶层关于身体与自我的话语（Bury, 1991: 460-463）。

当然，在关注上述三个积极层面的分析维度的同时，Bury（1991: 464）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忽略个体的社会地位和资源对疾病的影响。如果人们能在快速变迁的社会背景下研究个人经历与社会地位间的互动，从某种程度上说，就可以调和结构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研究思路。由此可见，Bury的研究重心依然在于探索社会结构对于个体生命进程的影响，而不是其他。此外，与解释社会学过分关注意义而不太关注更广阔的结构性因素不同，在Bury等人看来，关注人们采取的积极行动，并不意味着忽视个体的社会地位和资源对慢性病的影响。这就让“破坏说”直到今日，依然凭借对社会结构与功能的着重考察，而有别于其他两种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