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绪论

岭南位于中国最南部，北依五岭，南濒大海，山川秀美，物产富饶，历史悠久，文化多样，是中国极富特色的地域，在这里孕育繁衍出来的文学、绘画、音乐等各种艺术形式无不受到岭南文化精神的熏染，打上了岭南文化的烙印。岭南小说亦是如此，它是在岭南文化的熏染下发展成长起来的，充分吸收了岭南文化精神，从而具有了浓郁鲜明的岭南特色，成为中国小说史上极富地域特色的分支。

但岭南小说走入研究者视野的，仅是戊戌变法之后以吴趼人为代表的改良小说和以黄小配为代表的革命小说。的确，岭南小说在戊戌变法之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中国小说产生过至关重要的影响，然而，岭南小说的成就远不止这些。任何一个地域的文学都有产生、发展的过程，岭南小说在戊戌变法之后的兴盛，一方面是受当时社会变革和文学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更得益于岭南悠久的小说创作积累。岭南小说自汉魏六朝始开其端，唐宋明清皆有所作，但它们一直湮没无闻，给研究者的印象是，戊戌变法之前的岭南小说相当贫乏，这种认识使岭南小说的发展进程、规律和鲜明个性无法全面展现，岭南小说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也无法被正确认识和评价。

一

本书以岭南古代小说为研究对象，探讨从汉魏至清代戊戌变法之前的岭南小说的发展状况，这对中国小说史研究和中国文化史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岭南古代小说文献散佚十分严重，尤其是清之前的小说文献，几乎十不存一二，但经过笔者细致地爬梳，一部分小说文献被发掘出来。汉唐间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轶事小说作为岭南小说的最初形态，出现在汉唐间岭南地理博物类著作中，由于汉唐间岭南文献几乎散佚殆尽，使这两类小说被长期湮没，笔者在后人辑佚的地理博物文献中，将其中的岭南小说筛选出来。宋代岭南小说散见于客居岭南的中原作家的笔记中，如《夷坚志》《萍州可谈》《铁围山丛谈》等。明清两代岭南小说文献保存略好，但有些稀见本从未被整理过，《霭楼逸志》《邝斋杂记》《粤屑》等笔记小说以及《谏果回甘》《宣讲博闻录》《圣谕十六条宣讲集粹》《宣讲余言》等圣谕宣讲小说被封尘在图书馆之中，笔者将它们重新整理出来。这些文献虽无法还原岭南古代小说的全貌，但可以大致反映岭南各时期小说创作的基本情况。

中国各地域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状况有所不同，因此，各地域的小说发展状况也各有特点。中国古代小说史著作一般重在阐述古代小说发展的普遍历程、规律以及共性，无法具体阐述各个地域小说独特的发展历程、规律和个性特征。岭南古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中被忽略，即使有所提及，也是从中国小说史整体的角度，而不是从岭南地域的角度加以考察，致使岭南古代小说自身的发展历程、规律及独特个性无法充分展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国小说史的丰富性。本书深入系统地研究岭南古代小说，不仅可以展现岭南古代小说的全貌，还可以丰富中国小说史的研究。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当时时代的反映。岭南古代小说亦是如此，从产002生之初它就深深地根植于岭南，反映岭南的社会、时代、民族和文化精神，其后历代岭南小说创作都继承了这一传统。汉唐两宋的志怪小说反映了岭南的原始文化、社会习俗；明代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萌生并发展，反映了明代岭南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风貌；清代小说更为充分和鲜明地反映了清代岭南多样化的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精神风貌、生活习俗等。本书深入系统地研究岭南古代小说，可以为中国文化史研究提供丰富生动的文化材料。

二

相比于其他地域的古代小说研究，岭南古代小说研究起步较晚，且不充分，研究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岭南古代小说目录的搜集与整理。20世纪前期的小说目录著录了一部分岭南小说，20年代郑振铎的《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著录了《蜃楼志》；30年代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了《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俗话倾谈》《谏果回甘》。这一阶段的小说目录注重版本与作者考证，较少对作品进行分析和评价。

80年代以来，小说目录之作渐多，被著录的岭南小说大量增加。1980年戴不凡的《小说见闻录》著录了《岭南逸史》《蜃楼志》；1982年柳存仁的《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著录了《绣像正德游江南全传》《蜃楼志》《桃花女阴阳斗传》《俗话倾谈》《绣鞋记警贵新书》；1990年江苏省社科院编写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著录了部分岭南文言和白话小说；此后，1996年朱一玄、宁稼雨、陈桂声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1996年宁稼雨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2004年石昌渝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都著录了大量岭南小说。这些目录为后人进行岭南古代小说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线索。

80年代的目录著作较之前有较大进步，不仅著录版本、考证作者，还对作品进行简要分析和评价，柳存仁评价《绣像正德游江南全传》为“历史小说中最陋的著作”[1]，戴不凡认为《蜃楼志》“就我所看过的小说来说，自乾隆后期历嘉、道、咸、同以至于光绪中叶这一百多年间，的确没有一部能超过它的。如以‘九品’评之，在小说中这该是一部‘中上’甚或‘上下’之作”。[2]虽然这些分析评价比较简略，却较为中肯并富有启发性。

第二，中国古代小说史的整体研究中包含了岭南古代小说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研究较为成熟，著作甚多，较有代表性的有1997年齐裕焜的《明代小说史》、1997年张俊的《清代小说史》、1997年萧欣桥的《话本小说史》、2005年吴志达的《中国文言小说史》、2007年陈文新的《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等。这些著作对一些重要的岭南小说进行了探讨，包括《双槐岁钞》《钟情丽集》《蜃楼志》《岭南逸史》《警富新书》《绣鞋记警贵新书》《西湖小史》，研究者们把它们纳入整个中国小说史的框架中，较少论及其独特的个性特征。但也有少数研究者注意到了它们的地域色彩，如张俊认为《蜃楼志》“带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鲜明的地方色彩”[3]，《岭南逸史》“有意使用了一些岭南方言土语，富有地方气息”。[4]

第三，岭南文学史的整体研究中包含了岭南古代小说研究。目前，岭南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近代部分，如管林、陈永标、汪松涛、谢飘云、左鹏军、闵定庆的《岭南晚清文学研究》和钟贤培、汪松涛的《广东近代文学史》。涉及岭南古代小说的仅有1996年叶春生的《岭南俗文学简史》和2000年罗可群的《广东客家文学史》，但《岭南俗文学简史》仅从俗文学的角度探讨晚清小说家邵彬儒的作品，《广东客家文学史》仅对清中期的《岭南逸史》作了重点研究，探讨了作者黄岩的生平，以及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研究范围均较为狭窄。

第四，岭南古代小说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个案研究主要集中在《岭南逸史》和《蜃楼志》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这两部小说颇为关注，至21世纪初，已有单篇论文近20篇。关于《岭南逸史》的研究，较早的是1996年刘佐泉的《〈岭南逸史〉中的客家史迹》，此文详细考证了《岭南逸史》的作者生平和使用的客家方言、客家民歌。此后，《嘉应学院学报》先后发表了几篇关于《岭南逸史》的论文，2004年苏建新、陈水云的《〈岭南逸史〉：一部〈三国演义〉化的才子佳人小说》，认为《岭南逸史》是一部模仿《三国演义》的才子佳人小说；2007年汤克勤的《论〈岭南逸史〉的小说类属和文史意义》，认为《岭南逸史》应为英雄儿女小说；2008年汪平秀的《〈岭南逸史〉中女性群体刍议》，探讨了《岭南逸史》的4位女主人公形象。这几篇论文皆提出了较有新意的观点，对后来的研究者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关于《岭南逸史》的思想内容、艺术特征、历史贡献等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蜃楼志》的研究要比《岭南逸史》起步早，且全面而深入。早在80年代初就有蔡国梁的《谴责小说的先声——〈蜃楼志〉》，此文认为《蜃楼志》以深邃的眼光、独特的构思、峭拔的风格、辛辣的笔调反映了清代中期的生活，标志着乾嘉时期中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成熟，是后世谴责小说的先声，这一观点为后来研究者广泛接受。90年代以来，先后有10余篇相关论文，1991年朱学群的《论苏吉士的“长大成人”：对于〈蜃楼志〉的一个“主题学”研究》，深入分析了主人公苏吉士形象的内涵，认为苏吉士集士人与商人于一身，具有“言情而不伤雅”“好色而不淫”的特点；1992年雷勇的《〈蜃楼志〉的因袭和创新》探讨了《蜃楼志》在内容、情节、人物形象等方面对《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的因袭；1996年陈浮的《〈蜃楼志〉的写作背景及其新探》、丁国祥的《春江水暖鸭先知：〈蜃楼志〉中的封建盛世与口岸信息》以及1998年胡金望、吴启明的《乾嘉“太平盛世”的形象画卷：读〈蜃楼志全传〉》等论文全面探讨了《蜃楼志》创作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2007年黄梅的硕士论文《〈蜃楼志〉研究》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蜃楼志》的作者、版本、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历史贡献，此论文虽有可商榷之处，却是对《蜃楼志》较为全面的研究。

岭南古代小说研究在取得上述成就的同时，仍存在相当大的不足，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其一，由于岭南古代小说文献散佚严重，因此作家与作品的搜集与整理不全面；其二，研究范围较为狭窄，主要集中在清中期通俗小说《岭南逸史》和《蜃楼志》上，其他时期的小说较少被研究；其三，以微观的个案研究为主，宏观的、系统的研究甚少，对岭南古代小说的发生发展过程、基本特征、时代意蕴、历史贡献等缺乏总体考察。

三

研究者对中国文学史的划分，较为通行的观点是，从上古时期到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为古代文学时期。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早在20世纪30年代，陈子展就主张中国古代文学的下限应为1898年的戊戌变法，他认为从戊戌变法起中国文学才进入近代文学时期，朱自清、钱基博、吴文祺等人都持此观点。确实，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思想文化出现了新变，但传统的文化势力依然强劲地维持着主导地位，直到戊戌变法后，新的思想文化才逐渐传播开来。

鸦片战争至戊戌变法期间，中国小说仍延续着传统小说的创作传统，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表现上，都缺少新的因素，与清中期相比，甚至出现了较大的退步，正如张俊所评价的“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总体而言，已完全进入低洼的山谷，成为我国古典小说的终结时期。戊戌变法以后，它便步履蹒跚地踏上近代化的历程”。[5]

此时期的岭南小说也体现了这一点。鸦片战争后，岭南最先受到外族殖民者的入侵，民族危亡之际，岭南小说放弃了清中叶的批判和反思，试图以传统文化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因此，小说中充斥着大量的因果报应和劝惩说教内容。通俗小说《阴阳显报鬼神全传》《昙花偶见传》大力宣扬因果报应思想，《扫荡粤逆演义》将太平军视为混乱社会秩序的盗匪、叛逆予以批判，思想意识极为落后。更突出的是，出现了大量专门宣讲最高统治者政治教化思想的圣谕宣讲小说，这类小说不遗余力地进行劝惩，虽然圣谕宣讲小说在全国各地都有出现，但没有一个地区像岭南这样兴盛。

戊戌变法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变革才真正开始，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救国运动迅速兴起。思想文化的变革影响到了文学创作，岭南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梁启超先后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的口号，文学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革新运动，引领中国文学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时期。岭南小说亦随之发生变革，进入到近代期，梁启超在小说革新方面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6]的理论，并首先对这一理论进行实践，创作了具有开拓意义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岭南作家吴趼人呼应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创作了大量的改良主义小说，黄小配创作了大量的革命主义小说，这些小说传播新思想、新文化，颠覆了此前岭南小说陈腐落后的内容，在艺术上大胆引进西方小说的创作技巧，岭南小说真正进入了近代期。

因此，岭南古代小说的下限应是戊戌变法，这样断限是比较符合小说史的发展实际的。基于以上认识，本书《岭南古代小说史》上溯汉魏，下迄1898年戊戌变法。

岭南是指五岭以南的地区，大致包括今天的两广地区和海南岛地区，本书探讨的岭南小说就是指在这个地域产生的小说。岭南小说作家包括两大类：一是岭南本土小说作家，二是客居岭南的中原作家。岭南本土小说作家的作品毫无疑问属于岭南小说，客居岭南的中原作家的创作情况较为复杂，有的属于岭南小说，有的不属于岭南小说，那么如何来界定呢？

小说是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的反映，岭南小说应是对岭南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的反映，因此，界定岭南小说必须看它是否反映了岭南的社会生活，是否表现了岭南人的思想文化。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客居岭南的中原作家所作的反映岭南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的作品，就属于岭南小说，反映其他地区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的作品，则不属于岭南小说。

自汉至清，历代皆有中原作家或因为官，或因被贬，或因避乱，或因谋生，进入岭南。三国时吴国万震客居番禺，晋代嵇含官广州刺史，南朝沈怀远坐事徙广州，唐代刘恂官广州司马，唐代裴铏和宋代洪迈寓居岭南，清代钮琇官广东高明知县。他们受到岭南独特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思想文化的熏染，创作出了反映岭南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的小说，这些小说无疑属于岭南小说，自然属于本书研究范围。

明清时期岭南本土作家有香山黄瑜、南海黄衷、顺德罗天尺、东莞欧苏、番禺陈昙、阳春刘世馨、香山黄芝、潮州黄岩、庾岭劳人、安和先生、上谷氏蓉江等，这些本土作家创作的小说反映了岭南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是典型的岭南小说，也是本书重点研究对象。

也有少数岭南本土作家，如陈飞霞、陈少海、何梦梅，创作了反映其他地域社会生活的小说，由于这些作家生长于岭南，其思想、个性和气质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岭南烙印，这会对他们的小说作品产生影响，因此这些小说仍属岭南小说，对这些小说本书会论及，但不进行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