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的命运与人的命运

最近拜读周启锐先生编辑的《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版）。该书收录了周一良先生为自己所藏一万多册书写的题记。编者说，他们抄录所有这些内容的“总体想法是，反映他（周一良先生）从私塾到进洋学堂再到‘留洋’的过程，学术有成的读书进程和涉猎范围。同时，从侧面反映出在时代的大变迁中书生大起大落的曲折经历和思想动态”。

小小的题记，而有如此大功用，确实令人意外惊喜。细读该书，不就等于间接造访一代学术大家的书房，“现场聆听”他对自己所读书的最精要介绍吗？真是难得的“从学”机会。有些书，如果碰巧自己也读过，或许还能验证一下自己的品位、眼界和胸次与周先生的差距。倘若能够偶尔有“英雄所见略同”的时候，岂不立刻要在空白处写上一句“不亦快哉”！

说起来真有几分荣幸，在翻读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周绍良友朋书札》的次日，我竟然在《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那则题记中看到周一良先生写着下面这段话：“平生最喜阅读手札墨迹。今日会后归来，看一下午翻阅完毕，文史界资料不少，如向先生诸札，尤感亲切”。周氏兄弟先后“莅临指教”，这是多么有意义的巧合！不学如我，虽不敢谬托周夫子的同好，但看到“平生最喜”这四个字，确实难掩心有戚戚焉的激动。

而这小小的巧合，也让我更留意到，周先生对所读之书所做的区分。比如，《李义山诗集》的题记仅写着“一良读过”；而《观堂集林》的扉页则写着“一良爱读之书”；与之可以对照，《通雅》一书上则写着这样一段话：“方以智特立独行，自沉于惶恐滩以殉末明。此书实开乾嘉朴学之河；夙喜读之”。而那本《世界历史大年表》，周先生虽然没有对之下任何断语，却是在上面留下文字最多的一本书。这当然是先生历史学家的身份所决定的，但也足见先生对该书的看重和阅读次数之多：甚至出国旅行时，他带的也是这本书。而细看其中的文字，则在大历史的缝隙中，既有个人感念也有对苍生社稷的情思。既写着“三十八年五月廿七日以人民券一百二十元买于东安市场”，又写着“真理是时间的儿子”；既写着“此书于一九六七年抄家时抄走，十年来读史时手头无年表供翻检，极感不便”，又抄录了顾亭林的话“必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临山水；必有济世安民之识，而后可以考古论今”。

当然，直接标明“爱读”或“夙喜读之”，无疑是带着周先生个人的学术旨趣乃至偏好的，但善于选书，不就是读书人的必要条件吗？请看《世说新语》一书的题记：“一良藏书。朱笔为三十年代读时所写，墨笔为四十年代手迹，铅笔则七十年代重读时所记也。七八年一月二日题”。这应该是说，选准了一本真正值得读的书，是要一读、再读，甚至读上一辈子吧。

而更可贵的是，周先生选择所读之书，还不单纯是出于学问自身的考虑。《郑天挺学记》上写着：“毅生先生道德文章我所景仰，九三年三月在大饭厅地见此书，亟以九折收之。”而《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上则特别提到了邓之诚先生的字——因为“文如先生极赞此书”，周先生才专门托人购得。可见，在这里对师长辈为人与为文的钦敬，甚至他们对某部作品的赞誉，都成了周先生择书的原因。

细心的读者甚至会看到，周先生给老师陈寅恪先生《寒柳堂集》一书的题记是简单而虔诚的四个字：“一良敬读”。

周先生的这本书，还让我想到自己一直非常喜爱的孙犁先生，想起他那些简短的芸斋“题记”——“书衣文录”。

孙芸斋先生爱惜书，有包书皮的习惯；书包好之后，他还要在不少宝爱的书上面写上一些短短长长的文字。这就是他的“书衣文录”。这些“文录”与他的《耕堂读书记》以及《耕堂读书随笔》《耕堂题跋》等是我多年来的枕边读物。

记得《植物名实图考》的书衣上写着：“余先得长编，后于旧书肆，补购此本，书甚新而价少减，今并装之。”读这样简淡的文字，虽只是一则购书记录，却可以遥想先生摩挲书封书页而又沉吟不语的形象。书，在他的手中仿佛植物一样有生命，需细加爱护。而《史记》上的那则，则以读“史家之绝唱”寄托了孙先生的沧桑之感和家国之思：“余在中学，初读《史记》，购商务《史记菁华录》一部，亦未通读，于抗日战争中，遭敌抢劫，遗失。以后阅读，亦多为选文。进城后，于天祥商场得此本，线装共十四册，毛边纸，字尚清晰。今年入夏以来，国家多事，久已无心读书。近思应有以自勉，以防光阴之继续浪费。今晨找出此书，拟认真通读一遍，不知结果如何也。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七日记”。

同样令人难忘的，是芸斋先生在《我的书目书》一文中的回忆。这段回忆同样既是读书买书的经验之谈，又寄托了作者对大历史的感怀：“要购买一些古籍旧书，书目是不可缺少的，虽然不能说是指路明灯，总可以增加一点学识，助长一些兴趣。但真正实用的书目，也并不很多。解放初期，我是按照鲁迅先生开给许世英的书目，先买了一部木版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是在天津鬼市上以廉价买的，两函，共十二册。后来又买了四库全书总目，是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本，共四十册，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在动乱中，我丢失了不少书目书，其中包括印得非常豪华的西谛书目，以及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这种很切实用的书。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有人喜欢这种近于无用之物呢？”这其中，书的命运，与人的命运，几乎不可分离。

而更有意思的是，《如云集》中的《买〈世说新语〉记》一文还与上面这段话有所呼应。文中这样说：“我们知道，鲁迅先生不好给青年人开列必读书目，但他给许寿裳的儿子许世英开的那张书目，对我们这一代青年，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我记得在进城以后，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收集那几本书。《世说新语》就是其中的一种”。

对比上面抄录的两段读书记，至少透露了下列信息。其一，鲁迅夫子的不开必读书，其实并非如他1925年《京报副刊》公开信中所说的那样“从来没想过，所以现在说不出”，或许他只是不希望有适合一切人的万能书目——给许世英开书单不就是因为他对朋友之子的熟悉和爱吗？其二，孙先生对着鲁迅先生的书目买书，与周先生读敬爱的师长之书兼读师长所喜欢的书，恰好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乃是精神上的同气相求。

过去人们都认为“从夫子游”，是中国读书人所悠然神往的求学从师之道，颜回对孔子“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孔门师弟暮春雅集之后“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情形，都能引发无限思古之幽情。但每个生命只能处于有限的空间和时间之中，“从夫子游”的际遇和机缘，事实上大多可遇而不可求。而幸运的是，周、孙二位先生的读书记却在字里行间提示我们：完全可以将“从夫子游”与“从夫子读”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从读”，或许是更特别也更具读书人本色的“从游”。先生们所开列的书目、所写的书话与读书笔记，与他们的大作品、大学问比起来虽不过是“雕虫小技”，但是通过这些小品，我们将不仅可以了解他们所读过的书、他们问学的门径，而且会在他们的引领下走进更广大的世界、更宏阔的天地，与他们一道体味人生、体味思想大师的风范，也体会历史的全息图景。

小题记中，有大意趣存焉。谁曰不然？

2014年11月3日小病初愈改于京西学思堂

（2014年12月18日《文汇报》笔会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