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前·慢
  • 胡迟
  • 3373字
  • 2021-03-28 10:20:21

先锋/边缘/角色

先锋

先锋,这个词看起来有一种尖锐的光芒,它比“前卫”这个词更具有杀伤力。“前卫”是一个孤芳自赏的摩登女郎,而“先锋”常常是赫然举着一面旗帜,去冲锋陷阵的战士。


先锋作家、先锋艺术家、先锋思想者……“先锋”作为一个时髦词,在光怪陆离的文坛、艺坛上频频登场,用来形容一些善于惊世骇俗,或者意欲争夺话语霸权,以笔为矛的人物。

“先锋”更迭速度可用“各领风骚三五年”来形容,洪峰、马原、格非这些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先锋作家”已远赶不上后来的卫慧、九丹、韩寒、郭敬明、木子美的知名度了;1988年曾引起轰动的京城现代艺术展上,那声枪响犹然在耳,那些艺术家却大多已音讯全无。今天花招迭出的美术界再难出现让人耳目一新的姿态了,许多号称“先锋”的艺术家不过延续着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的噱头,但美术评论界倒也方便,一切与美术无关又被称为艺术的作品统统冠之以“先锋”,于是,一切便见怪不怪了,并且,一切的诠释也都显得多余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朱发东1994年在北京实施的“此人出售、价格面议”的行为与卫慧的榕城“曝光”便有了异曲同工之妙。


“先锋”是个鱼龙混杂的群体。有的是天才、有的是小丑。天才是“一支射向未来的箭”,今日种种不见容于社会的行为与观念或许会成为未来社会的游戏规则。而小丑与未来无关,他们只是当下的一种调剂品,有他,我们便多看了一项把戏;无他,我们也不缺少什么。“先锋”类的天才与小丑有一条在我看来最为简单的划分原则,即那所有看似怪异荒诞,惊世骇俗的姿态后面有无确定价值取向。他们是为了哗众取宠而颠覆反叛,还是为了重建新的价值体系在进行骁勇地突围?


作为一个真正的先锋者,他的境遇有时是悲凉的:也许碰得头破血流而孤立无援,也许一直处于喧嚣的包围中却一直被误解,也许奋斗一生仍看不到他倾心的价值观念有一点点被种植的希望……这样的先锋,我们顺嘴就可以说出几位:鲁迅、胡适、陈独秀、顾准……先锋者还可能有另一种命运,那就是在前赴后继的奋斗之后,他们的价值观念终于变成了主流话语。音乐家陈其钢曾这样介绍西方先锋派目前的情状:“在西方先锋派已经是学院派了,都是70岁左右的人了,当然不愿放弃他们当年的荣耀,希望继续推广他们的在今天已经落伍的东西。”昨日的先锋,也许就是今日的落伍者。但先锋人士从来不愿正视自己的脚步迟滞。于是,曾是旧世界的突围者的他们便常常以比前辈更顽固的姿态捍卫自己的城池,将新的突围者看作敌人,而并不从类似的锐气中得到安慰。


“先锋”这顶帽子下面不断更迭着面孔。作为一位“先锋”人士必须面对这样的命运:既被现世排斥,又将被未来淘汰。而若是懂得“先锋”精髓的人,我想他会坦然受之。

边缘

贾平凹写出《废都》后,就失去了许多热衷于读他商州系列的读者,现在,据说他更热衷于“卖字为生”;余秋雨在媒体上频频露面并应邀写了一些应景文章后,读者就开始向他发难,而他,则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做起各类电视大赛的评委;而李国文、梁晓声,这些惯于为大众呐喊的作家,也有人指出,他们的文章愈来愈隔靴搔痒了;更有许多知名作家开始将才情倾泻在为大腕扬名立传的作品上,或为各类电视节目撰写花样文章,在一片花红柳绿中充当所谓的“策划人”……

读者们也许失望透了。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发现一个,就失去一个?为什么那些在边缘显得晶莹透亮的,到了中心后却反而出不了彩呢?


多年前曾看过一部电影。一个叫洛斯的小镇歌手常在黄昏的时候为镇民们唱他的即兴曲,一把吉他,一副好歌喉,还有他即兴创作的天才使他衣食不愁,自得其乐。有一个经纪人来到这里,见到洛斯后欣喜若狂,因为纽约歌坛上太多华丽造作的人物,正缺乏这样质朴的乡村歌手。于是,洛斯被经纪人带到了纽约,他一夜成名。鲜花、掌声、各色人物纷涌而来,洛斯顿时被纽约的上流社会包围了。结果呢?结果他很快蜕变成华丽造作的一员。经纪人黯然离开,临走时,拍着洛斯的肩说:“我造就了一个上流社会的宠儿,却毁了一个天才的歌手。”


经纪人那沉痛的声音至今还回响在我的耳边。一个边缘人,寂寞的同时也是自由的,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静静地成长,那份独特是与生俱来的。当你冷眼看舞台中心的人时,常常会讶异或鄙夷那些夸张、无聊的行为。但当你成了“主角”,当你自身的光被舞台的追光所笼罩时,就成了光的囚徒,就也会身不由己地重复那些可笑的“作秀”,于是你即使是一个独特的天才,也会变为一个在追光中与名利周旋的庸人。

看客的眼睛从来都是喜新厌旧的,当你从一个“山野之虎”蜕变成要人饲养的“笼中之虎”时,关注你的目光就会由热烈转为淡漠,由溺爱转为苛求。但习惯被饲养的你大概已无法一振雄风了,你也许只能安之若素地在冷落中成为一个混饭吃的“肉虫”。那部电影中,洛斯后来只能靠昔日的声名到处招摇,人见人厌。他最后死在情妇的家里,他的临终之言是:“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人们用他们疯狂的崇拜将一个边缘人推至前台,又因为在前台的他失了“边缘味”而断然抛弃他。这就是功利世界的逻辑。能在中心长久被人喝彩的,少之又少。那些适于在边缘发光的人只有两条路可以选:一条是顺其自然,随波沉浮,使自身渐渐消亡于舞台的追光。另一条是不受引诱,不做“戏子”,坚守边缘。


可是注目这纷纭的世间,热情的看客已将每一个边缘都开辟成一个新的剧场。坚守边缘的如张承志,末了不也做了个扛叛逆大旗的戏子,领导了一批“反抗文学”么?木心说:“我是黑暗中的大雪纷飞。”可陈丹青的高调推崇顷刻间让他的世界亮如白昼。过去戏子行中有一句话,“人观伶来伶观人”,大千世界,谁都免不了做戏的命运。但对于棱角未必分明的人来说,还是尽量挑一个小角色。少一点戏份,就多一点空间和时间面对真实的自己。

再热闹的戏,终有散场的时候。而若你有光,不论你站在哪个方位,真正的知音总会循光而来……

角色

果戈理的《肖像》近来常被人提起,在我的印象里,主人公是一个叫作恰尔特科夫的人物。他曾是个穷画家,在艺术的梦想与生存中挣扎。后来,他觉得这种挣扎过于疲惫了,索性豁出去在俗世的功利圈中打滚。几经努力,他成了可以四处招摇的“艺术权威”。某天,恰尔特科夫作为高级评委去看一个画展。在众人的簇拥下,他踌躇满志地迈着步子,指点着那些平庸之作,这里的许多作品都在模仿他的那种被社会“认可”的肤浅的画风……突然,恰尔特科夫在一幅画的面前停住了。这幅画的作者是个无名小卒,恰尔特科夫在圈内从未听过他的名字。但无可否认,这是一幅摄人心魄的艺术杰作!恰尔特科夫像被“击”中了一样,他呆呆地站在这幅画前,痛苦扭曲着他的脸。终于,他尖厉地嚎叫了一声,疯子般拨开惊讶的人群,冲出门去……

我记得,读到此处时我流了泪。从此,恰尔特科夫疯子般的背影便挥之不去,时时向我展示着不死的梦想给予人的无奈与痛楚。恰尔特科夫头上炫目的光环骗得了别人,却逾越不了内心的尺度。在真正的艺术杰作前,他角色的优越感不堪一击。


去年年底,在上海鲁迅纪念馆,我买了一本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收录书中的《多余的话》是一篇争议很大的文献。我曾在不同的地方见过不同的摘录和不同的解释。这一次,认真地看了全文后,有一段文字深深打动了我。瞿秋白这样说:“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重的辎重车,走上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再要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

这段话道出了一个中国文人的尴尬:徒以一股子书生意气纠缠于错综复杂的政治,最终却是举止无措,进退无由。他在文中认为自己扮演的角色“甚滑稽”,但最终他是以这个角色收场的。这就是命。就像鲁迅,生前死后的角色有两个:呐喊者与“旗手”,对此,“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鲁迅是不是也会觉得“甚滑稽”呢?


在台湾,胡适精致的墓碑上有蒋介石书写的四个大字“智德兼隆”。以平常眼光看来,少年得志,“我的朋友”胡适之这一生可谓是功德圆满。但他自己的感觉呢?最近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则资料:1960年底,胡适逝世的前一年,他在给美国老师的信中沮丧地说:“我的生日快到了,当我回顾过去四五十年的工作,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可抗拒的力量把什么东西都完全破坏了,完全毁灭了。”


少年时壮志凌云,总觉得自己能够把握命运的航向,让它行驶在梦想之途上。活到后来,才知道人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自己的选择度是十分有限的,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接受角色与梦想的相悖。好在角色是扮给人看的,内心深处,我们知道自己的梦想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