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宾夺主——秦国的客卿与公族

随着社会各阶层流动的加剧，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人才流动也愈加频繁。东方六国朝廷中，虽然有如苏秦、乐毅这样配六国（五国）相印的显赫客卿，但真正执掌一国政权，对该国政策走向以及国家兴衰产生巨大影响的外来政治家却十分罕见。与之相反，战国以来，秦国所委政的客卿却往往拥有实权，为秦国霸业乃至统一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纵观秦国历史，春秋中期秦成公之前，公族势力一直主导着秦国政治，乃至国君废立都在公族掌握之中。因为秦国地处偏远，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因此秦公族没有发展到中原各国公族那样的水平，来形成几个长期执政的世家大族。公族的这种强势但不均势的政治生态，反而激发了国君每每试图借助外人遏制公族势力的企图。秦穆公崛起后，大量任用外来人才，卿相如百里奚、由余、蹇叔，大将如孟明视、西乞术等皆非秦人。穆公借此外拓疆土、内抑权贵，君权稳固、奠定霸业。穆公死后传位八世，至厉共公时，秦国又恢复到亲贵执政的局面。怀公、灵公、简公皆为亲贵所立，出子被亲贵所杀。献公虽为公族亲贵所立，但他致力于削弱公族势力。

孝公即位，下诏求贤。卫人公孙鞅（商鞅）来秦，孝公委以专权、封以显爵，厉行变法，秦国大治。商鞅变法，使得秦国在两代人之间，东向能与当时最为强大的魏国相颉颃，南向一举而包巴蜀，拓地千里，奠定霸业。孝公死后，虽然即位者惠王联合亲贵诛灭商鞅，但惠王仅仅暂时利用亲贵以报私仇，而非改变既定政策。商鞅被诛后，惠王大用客卿，如张仪、陈轸、魏章、甘茂、司马错、公孙衍等，皆以客卿身份执掌秦国权柄。张仪相秦，破六国合纵、诓楚怀王，为秦国取得外交战略优势；司马错伐蜀，使秦得天府之地；甘茂伐韩、伐魏，军事上取得形胜。惠王一代，秦国东出函谷，以一国之力与天下争雄，客卿专任功莫大焉。

昭襄王少年得国，而且是以质子身份回国即位，不得不受制于亲贵公族。昭襄王初期，惠王所遗的客卿大多出奔他国。秦国转而进入亲贵执政阶段。惠王之弟樗里子、宗室公孙奭、太后外孙向寿等亲贵相继执掌权柄。穰侯魏冉，作为宣太后异父弟，执政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他挟定乱之功、借太后之威，数登相位，内则“威震秦国”，外则“擅权诸侯”，其权势远在秦王之上。余者还有昭襄王同母弟高陵君悝、泾阳君市等，各据要津。日益成熟的昭襄王对亲贵执政、大权旁落的局面久蓄不满，当遇到自魏而来的范雎，便定计发难，发动政变从亲贵手中夺取政权。范雎执政后，继承并发扬了魏冉的“远交近攻”策略，秦国成功蚕食六国土地，形成独霸局面。

昭襄王死后，武王在位不久即薨。庄襄王借阳翟商人吕不韦之力登上秦王宝座，吕不韦登台拜相，成为客卿丞相。秦王政早年，吕不韦、嫪毐等客卿集团相继被诛除，秦王政从情感上排斥客卿群体，遂下“逐客令”。上蔡人李斯上书力陈客卿对秦国发展的作用，终于打动秦王，继续任用客卿的政策。最终，天下混一，便不再有客卿问题。

在对待客卿的问题上，秦国君主似乎更加信任外来者，只要一得机会便不失时机地铲除亲贵公族集团。而六国君主似乎并不信任客卿，这可以从吴起在楚、申不害在韩、苏秦在齐的遭遇看出。根据史学家严耕望先生的研究，六国大多是春秋晚期的篡权者，本身亲贵势力较小，君主任用客卿也仅仅用以制衡亲贵，并非以取代亲贵为目的。更深一层原因在于，客卿实际上代表了君权，而亲贵公族则是封建势力，是对日益集权化的君权的制衡。因此在亲贵势力强大的秦国，君主为了巩固发展君权，必然要与亲贵之外的力量联合。而当彼时秦国文化落后之局面，底层人才稀少，只有联合客卿集团才能达到驱逐亲贵的目的。而亲贵集团为了自身政治利益，也在寻找机会取得权柄，因此每当君主年幼或者不甚注意君权的时机，亲贵集团便有效反扑。这就是围绕着秦国数百年来中央政权政争的根源。